大缸第911期
编辑/孙宇凡、子晨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这句话是我们最爱听的见面问候语。
无论我们体重多少，其实内心深处都有的一种恐惧：害怕被人说“胖”。对肥胖的恐惧，蔓延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女性，尤其如此。甚至，我们可能会因为感觉自己“不够瘦”，所以找借口推掉同学聚会或者合影。更不用提，我们要么害怕在朋友圈发自拍，要么小心地选择让自己“最显瘦”的那张照片。
这还不够。对肥胖的恐惧，迫使我们只敢买各种号称“低卡路里”但却很难吃的食品。当我们遇到心仪的食物，想要多吃了几口的时候，却老是陷入负罪感，害怕体重又上升。
其实，不光我们会有这种感受。即便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女性主义学者凯特·曼恩（Kate Manne）也一样。在出版了《不只是厌女》等著作，在探讨了厌女症的逻辑和根源后，也依然会因为自己的身材问题而对外界的眼光躲躲闪闪。
所以，她写了本新书《惧胖社会》：结合了个人经历和学术研究，系统分析了肥胖歧视如何在各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压迫——这种歧视，尤其对女性更甚。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也有反思，所以分享给你。
* 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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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厌女”还是“惧胖”，都是很好的研究选题——把个人的烦恼和公共议题结合起来，既有普世意义，又展现出不同地方情境的差异性。所以，我们不一定总要从宏大选题切入才能做好研究。从生活出发，从日常焦虑出发，就能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
文章内容转载自原书，对部分内容有所删改。
战斗体重
我应该要觉得兴奋才对。我的第一本书《不只是厌女》，原先以为只是本很小众的学术著作，没想到后来竟能获得一间英国大出版社的青睐。那是一本研究厌女情结的专书，主要探讨社会中对女性的各种扼杀、性骚扰、性侵害、强暴文化。我本来想要大张旗鼓，让更多人能一起讨论这些对我来说再重要不过的议题，但当编辑提议要全额资助我去伦敦推广新书，参与书店座谈、上电视打书时，我畏缩地拒绝了。
我觉得自己太胖，不适合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公开露面。我觉得自己体型魁梧，不适合谈论那些要求女性要娇弱、温顺、安静的“厌女”之举。尽管我够敏感，知道这个想法多讽刺，但当时这股自觉并不足以改变我的想法。
* 《不只是厌女》书籍封面
澳洲作家海伦·加纳曾说，她也会感觉自己有必要减到自己的“战斗体重”，才能开始打书。我很懊恼自己没减肥，甚至还让自己胖到人生巅峰──2019年初时，我的医生眉头深锁地表示，根据身体质量指数（BMI），我的体重已经来到了“严重肥胖”的程度。
《不只是厌女》出版之际，恰逢#MeToo运动引发关注。因此，我几乎每日都在与媒体交锋，但我坚持只通过Skype视频受访，用几张我较瘦时的照片。除非对方同意使用我指定的照片，否则我就拒绝接受采访，简直是在作战。我从不允许他们亲临拍摄，只为一件事：控制自我在大众视野中的展现角度，避免我的身体曝光。我在演讲时都会要求听众不要拍照，如果偶尔有人还是拍了并发到网络上，我还会去拜托他们把照片撤掉。我的理由是，我是许多厌女网民会人肉搜索、骚扰的对象，只要有我的新照片流出，就会引来许多尖酸刻薄的嘲笑。这个理由并非空穴来风，我被骂过贱人、婊子跟许多其他更不堪入目的话，例如，我为《纽约时报》写的第一篇文发出后，前几则推文就写道：“蠢贱人写蠢话”。我也收到不少反犹太主义的攻击（在川普当选那天晚上，就有人私讯我：“你们犹太人现在全都要被送进烤箱里烧死了。”）在我小小的网络世界中，性侵威胁并非罕事。
但让我真心害怕的事情是：被说是个胖子。我确实是。我是胖没错，但一旦听到别人这样说，甚至是听到我自己这么说──我都只想要消失。要让我沉默，说我胖就足矣。
你可能会以为，我本人──这一辈子都是个女性主义者，现在甚至还写了两本探讨厌女情结的书──应该是世界上最难被诱骗去管控或逼迫自己的身体、服膺父权体制对身形喜好的人了吧？悲哀的是，你错了。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尝试各式各样的节食方法，我几乎已经试遍了所有的减肥药。老实说，我上一次挨饿、节食，也不是太久以前。
*（图源：网络）
我甚至可以说出我十六岁之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里程碑当天的体重是多少。我可以精准地告诉你，我在结婚、博士论文发表、成为教授、生女儿当天的体重。（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太重、太重、太重、太重。）我甚至可以说出我离开澳洲墨尔本，飞到波士顿，准备展开哲学研究所生涯当天的体重。我带了两个过重的行李箱，里头塞满我的所有家当和体重计──我最先打包的就是我的体重计，仅次于我的牙刷。
在这个恐惧肥胖的社会中，随着我的年龄（跟体型）持续增长，我开始学会如何避开某些关键的机会、风险与享受。十六岁之后，我只游过一次泳（我都穿内搭裤和宽松T恤）。我在二十岁之后就没跳过舞；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除了丈夫和我的医生，没人看过我膝窝后方的肥胖纹。（我的衣柜里有八成都是内搭裤。）
也就是说，肥胖恐惧（fatphobia）让我错过了生命中的许多事物，它让我开始进行各种精密的社会计算，确认自己因为肥胖身体而遭到评判、蔑视、贬低的风险有多大──通常，让我自己暴露在外都会是弊大于利。因此，我对于外界的眼光总是闪闪躲躲。
*（图源：网络）
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随之而来的封城却成了某种解脱。我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为自己的体重保密。我终于可以安全地躲在家里，让我的思绪漫游、探索，而无须担心甚至得捍卫我的肉身。许多人也同作此想，特别是体型肥胖的人，都曾经向我承认：疫情真的让她/他们松了口气，因为她/他们不再需要亲自到学校教书、暴露身形，不再需要跟爱批评人的同事吃午餐，也不再被迫参加办公室里头各种仿佛设计来羞辱与欺负大体型员工的“健康挑战”。
接着，就在这段心思自由徜徉之际，我开始思考：会不会我根本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会不会我根本就不必有这种感觉？会不会肥胖倡议者的说法、“每种体型都健康”行动（HAES）的主张，以及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敬而远之的直觉饮食法──我总以为是对别人有效，对我可不行──实际上真的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如果我能接受我的肥胖体态，并开始仔细剖析肥胖恐惧，会发生什么事？
*（图源：网络）
真正展开思考后，我才逐渐发现，原来我内心中对肥胖的恐惧，只不过是在社会中横行、为我的身体让我成为被贬低、被嘲笑、被轻贱的脆弱者。但我知道，霸凌与欺侮的关键并不在被害者，而是在于加害的恶霸──唯有处理祸首，整个体制最终才可能改变。
我开始不再将“胖”这个词视为或用作一种侮辱，而单纯将其理解为对于特定体态的中性描述──我在后文与本书中的使用也将是如此。我开始意识到，只关心人们的体重（一种能被无限划分等级的特质）是个建构出一套有害社会阶级制度的完美手段，而我认为，这正是肥胖恐惧的根基。
我开始把肥胖恐惧视为一种严重且被低估的结构性压迫。我开始明白，不断尝试缩减自身体型的我，其实已经成为整个体制的共犯。我开始储备气力、张罗工具，准备进行一项多年以来难如登天的困难任务：不再节食、不再执着，要和我的身体和平共处。一言以蔽之，我发誓，我不再减肥，不再退让。
*（图源：Getty Images）
根除肥胖恐惧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它带来了极大伤害，也因为相关数据显示，它正在持续加剧。2019年，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他们自2007年开始调查了针对种族、肤色、性倾向、年龄、残障、肥胖的内隐偏见变迁，结果发现在这六种偏见中，只有反肥胖的偏见恶化了。研究最后一次调查（2016年）时，绝大多数的人依然抱持着非常显性的反肥胖偏见。
这个结果破除了一个普遍迷思，也就是若人们与社会边缘族群的接触增加，将能降低他们所承受的社会歧视与偏见。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美国人某程度上都算是肥胖一族，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其BMI属于“过重”或“肥胖”──先不论BMI本身的问题有多大，这点我稍后再说明。
所以：我很胖。或许你也很胖。又或许，依照前述定义，你根本不胖。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也必须一起面对这个事实──共同困扰我们的，不是肥胖，而是肥胖恐惧。
肥胖恐惧的束身衣
三十八岁的珍·科兰去看了肾脏科医生，医生开了减肥药，并对她说：“你要不要开始节食、运动？试着减掉一些体重。”虽然充满疑虑，珍决定配合：“好吧，好。这我做得到。”珍有个五个月大的宝宝，医生于是继续建议：“带宝宝出去走走，少吃盐，不要吃零食，多吃点蔬菜。”
珍说，她根本就不需要医师建议──她早就“非常痛苦但非常精通”于减肥了。她早年曾经一次减掉五十二公斤左右──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好看。几年前，她决定放弃对体重的执着，拥抱自己的身体。尽管在怀孕期间，她的妇产科医生有点担心患有高血压的她尿蛋白含量很高，但她觉得自己很健壮强韧。她在第二孕期时应医师要求卧床休息，并在第三十七周时引产，顺利产下她的小女儿萝斯。但事情发展并未如妇产科医生所愿，在孕期结束后，珍的尿蛋白并未自行消失。所以医师才建议她赶紧去找肾脏科医师。
“如果我减肥，蛋白质就会消失吗？”珍在门诊时询问肾脏科医师，他回复：“对，只要你减肥，蛋白质就会消失。四个月后回诊。”
*（图源：网络）
问题根本不在于她的体重：她得了骨髓癌。如果珍没有怀疑这位医生的建议，并在一个月后去看另一位医生，癌症将继续蹂躏她的身体，尿蛋白水平也只会继续飙高。第二位肾脏科专家告诉她：“饮食或运动都无法让尿中蛋白质变这么高。”
所幸，珍的癌症（多发性骨髓瘤）及时发现，可以进行六个月的化疗和类固醇治疗。在我写作本书时，珍的预后都很良好。
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萝拉·费雪的妹妹简来探望她时，萝拉告诉五十九岁的妹妹，她看起来很棒。简瘦了二十七公斤，但她没有刻意减肥。过去几个月以来，她一直非常痛苦，没什么胃口。她在停经后出血，骨盆疼痛不已，几乎是哭着向妇产科医师求助，结果医师做完例行检查后，却只耸了耸肩。简觉得自己像被看成一名“肥胖、爱抱怨的老女人”。她试着透过饮食控制（不吃乳制品、不吃麸质）、服用非处方药物来解决自己的疼痛感。几个月后，一名诊所助理认定她可能对鸦片类药物成瘾。所幸，这次医师要求她先抽血检查。
*（图源：网络）
隔天一早，简就接到电话，要她立刻去急诊室报到。由于血钙含量过高，她被送入重症加护病房接受检查，最后核磁共振结果显示，她肚中长了一颗巨大肿瘤，她的外科医师甚至表示，过往从没看过这么大的子宫内膜肿瘤。她的骨盆满是癌细胞，膀胱也未能幸免；就连比较遥远的肺部也照出斑点。简只多活了六个月。接受化疗期间，她的身子逐渐消瘦──身边的人还不断称赞她减肥有方。
差强人意
掠夺的样态也可能更为复杂，当事人可能有所参与，甚至可能邀请对方展开一些根本不该展开的行为。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跟着一个叫做尼克的男人回家，他大我十四岁。现在想想，他可能大我更多岁──我当时十九岁，而他看起来大概三十三岁。回到他家时，尼克又称赞了一次我的脸。“那你也喜欢我的身体吗？”我问他，渴望获肯定。他迟疑了，接着说：“我喜欢你这么有自信。”我脆弱的信心瞬间蒸发殆尽。我想过是否要直接离开，但当时我感觉那个时机已经过了，我衣服都脱掉了，而在那一刻，他的年长与满满的自信令我恐惧。光是想到要先找借口、想办法自己回家，我就觉得不可能、累人，甚至可能无用──我知道他会想尽办法把我留下来，也许不管怎样我终究得留下来过夜。最后我做了我感觉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离开。
上述这种类型的糟糕性爱经验──道德上糟糕，欢愉面也糟糕──在我们的文化中随处见。女性不仅会在拒绝或缺乏积极同意的时候不获重视，就连我们自己真正想要说“不”的时候，都会基于社会与性的义务感而说“好”。而我们在这个极度羞辱、贬低我们身体的世界中，有时却还是会对于男性的关注感到极度的匮乏与渴望。
*（图源：网络）
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点跟以下这个历久不衰的迷思搞混：肥胖女性不可能被性侵，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关切陶醉得很。这个谎言会带来极其庞大且清晰可见的伤害。2017年，在一起加拿大的性侵案件中，法官就认定十七岁的被害人可能享受着四十九岁被告男性对她的性爱追求，因为他很英俊，而她“有点过重”（但法官承认，被害人确实“脸很漂亮”，赐予了她肥胖女人会得到的最讽刺称赞）。本案法官尚-保罗·布劳恩揣想，毕竟这是被害人首次被性诱的经历，她一定至少也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近年研究显示，当遭男性性胁迫的女性被描绘胖子，受试者对加害人的同情程度会较高，负面观感会较低，而且会为他的犯行设定更多减刑因子。
*（图源：BBC）
实际上，肥胖女性不仅会被性侵，有证据甚至显示，相较于苗条女性，这些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系统性地诋毁与贬损特定身体（肥胖者、跨性别者、非白人、肢体障碍者），只会让某些族群更容易受到额外伤害。我们可能会因为感觉自己没有权利拒绝，或以为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因而同意一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性爱或浪漫关系。如果你入不敷出，任何到手的支票你可能都会愿意兑现──无论它们有多来路不明，也不管其现金价值有多低。
在异性恋伴侣关系中，高达九成“肥胖”女性，曾因体重、身材遭到男性伴侣的霸凌或贬损；但性别对调过来的情况，至少就传闻轶事而言，似乎不那么常听到。“老爸身材”（dad bods）被视为性感，但“老妈身材”则不是如此。又或者，年轻人之间流行起“负重比赛”（hogging）或“烤猪比赛”（big roast）的恶毒游戏，比赛谁能和最胖或最重的女人上床──包括过去我教了十年书的康乃尔大学，也没能幸免于这种文化。
*（图源：网络）
人们普遍认为胖女人会“很好得手”──因为人们再次假设，胖女人会对于任何男性的关注都心存感激；这种“专挑胖妹”的负重比赛文化，实际上源于异性恋男性对胖女人所抱持的矛盾心态。他们可能真的希望和我们上床，同时又认为我们的性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价值，因此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遑论要公开承认我们作为真正的女友。正如作家汉娜·布兰克所言：“觉得你是否值得‘上’，跟觉得你地位是否够高，配着上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两回事。”我们胖女人是廉价又好吃的零食，但不是正餐，换言之：和我们的性爱，就是垃圾食物。在大快朵颐之后，他们会把包装丢掉、把碎屑拍掉，心满意足，却又莫名隐约感到厌恶──对自己，也对我们。
我至今依然羞耻于自己会被这样对待，而且还经常是被年长男性如此对待；我在高中之后，一直渴望获得年长男性的认可。当时的我发现，其实我不需要花钱购买性服务──正好相反。
但我在青春期最后的性关系很危险、很剥削，而且令人不满。我不觉得自己值得获得更好的，直到我在二十几岁时瘦了很多的时期，以及直到我幸运遇见无论如何都对我好的男人──即便在我彻底复胖的时期，还是小小复胖的现在，都是如此。这个男人叫做丹尼尔，现在是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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