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教授指出，18世纪也是东西方交流加强的时期，启蒙时期西方情感话语和情感文学与全球文化流动紧密相连，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爱欲”观念便是东西方思想交融和杂糅的结果。早期现代欧洲的东方学源于16世纪，从近东的伊斯兰和波斯语言文化开始，逐渐引入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南亚等地的知识和典籍。值得注意的是，东方知识并未被统治阶级封锁，也渗透在普及类读物和文学创作中，在各阶层人群之中传播，文学因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通的重要见证。随后，金雯教授便通过斯特恩《写给伊莉莎的日记》及《项狄传》、约翰逊博士的《拉塞拉斯王子》和伏尔泰《查第格》等作品，展示了18世纪欧洲作家如何以东方为故事背景，讨论在世俗化逐渐加强的世界中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同时，爱欲问题的另一重要文学呈现是该时期的“浪荡子小说”，后者以其对身体的反思，成为身体和感官在西方文化中崛起的记录，代表有狄德罗《不检点的珠宝》、海伍德《鸥外公主》等。与近东不同，中国的儒家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导向了道德体面（decorum）层面，例如《好逑传》便是作为浪荡子小说的对立面进行译介的，以宣扬得体爱情观、遏制纵欲风气。到了18世纪晚期，印度成为远东文化中更有影响力的代表，英国开始系统翻译印度教文献和古代文学典籍，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的贡献尤其突出，这股翻译热潮给欧洲带来了《奥义书》和《吠陀经》等文化典籍，对推动情感和身心关联的重新思考有着重要影响，为爱情赋予了“内在超越”的动能，对狂飙突进的德国浪漫派影响尤甚，德国浪漫派的“巨头”福斯特、赫尔德、施勒格尔便推动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的传播，诺瓦利斯则创作了印度文化指向明显的诗化小说《奥夫特尔丁根》(1802)，歌德也深受《沙恭达罗》的影响，金雯教授认为，其重要作品《亲和力》中，爱通向了巨大的悲痛，但也实现了自然的升华，与诺瓦利斯的“内在超越”观有一定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