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晚，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经典影视名家导赏系列”活动首场报告在闵行校区图书馆报告厅顺利举行。首场报告的主题为“从小说到电影：解读《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法语系教授袁筱一主讲，中文系教授罗岗主持。“经典影视名家导赏系列”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主办，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共同承办。
活动伊始，罗老师介绍了袁老师的学术经历，并简要说明了袁老师即将向同学解读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与小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对80年代中国文化与思想场域产生的影响。
袁老师以昆德拉本人对其小说改编电影的态度为引子，向在场同学介绍了米兰·昆德拉的性格、创作经历及其创作实践所遭遇的历史语境。袁老师指出，尽管昆德拉的作品常常在西方国家被作为政治作品解读，但昆德拉本人实际上反对这种对他小说的简化，而他对《布拉格之恋》的厌恶，实际上是对简化与误读的厌恶。袁老师简述了昆德拉对文学与小说的看法以及他对欧洲小说传统的偏爱与维护。她指出，昆德拉之所以维护欧洲小说传统，是因为在其视野中，欧洲的小说具有无法被简述的特征。可是，美国导演考夫曼把《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改编为《布拉格之恋》恰恰是用电影简述昆德拉的文学创作。
接着，袁老师再次引用了昆德拉本人的说法，呈现了这位作家身上的矛盾性。尽管厌恶电影《布拉格之恋》，但昆德拉又明确表示自己喜欢电影里雅纳切克的音乐和着泳衣的比诺什（法国演员）。而他的矛盾性不只反应在对电影的态度上，这使得昆德拉在祖国捷克与西方国家，均不受欢迎。
袁老师用电影中的片段展示了昆德拉提到的两个要素，并且以昆德拉的遭遇以及她身上展现出的这种矛盾性为基点，向现场同学简述昆德拉小说的创作特点。袁老师指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是昆德拉小说创作中期的代表。很多读者在阅读昆德拉小说时常常遇到看不懂小说主题的问题，但这正是昆德拉小说的一大特点：主题的不可捉摸。在袁老师看来，尽管读者都试图从小说中寻找确切的主题与道德规范，但昆德拉的小说恰恰很少展现出明确的道德立场。袁老师认为，无论是昆德拉的矛盾态度，还是他小说中模糊的主题，都这与作家本人反对“媚俗（Kitsch）”的态度紧密相关，包括那些打着反媚俗旗号的媚俗。
袁老师指出，与电影中着重呈现“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背景不同，小说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并不多。昆德拉反对一切宏大价值，无论这些价值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通过对《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的主题作分析，袁老师详细解释了昆德拉的这一姿态。
历史和政治常常被视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的主题，但袁老师指出，在昆德拉的整个创作序列中，是反对大历史的。昆德拉本人有意区分了社会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反对那种陶醉在驾驭历史龙头之中、认为历史可以被引导着走向某个明确方向的目的论，反对让历史承担生存之意义基础的“重”的历史。但与此同时，袁老师指出，昆德拉也并不认为“轻”的历史就比“重”的历史更正确。
爱情也常常被解读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的主题。袁老师指出，小说中托马斯与萨比娜、特蕾莎的关系呈现了两种对爱情的态度追求灵肉统一因而严肃的爱情观，或灵肉分离因而不严肃的爱情观，而昆德拉本人并不站在其中任意一端。在袁老师看来，昆德拉小说对人物关系的呈现恰恰是对严肃爱情的消解与解构。昆德拉把人生存情境中的荒谬呈现了出来。
在分析了小说的主题之后，袁老师的报告开始对《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作形式分析。袁老师指出，昆德拉本人特别看重虚构的力量，其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不是为了转述他自己的人生，也不是为了承担情节去呈现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链条，而是为了创造生存的情景。而昆德拉在形式上采取的手法便是复调，或者说主题的变奏。袁老师指出，昆德拉的小说用想象与虚构擦除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不断在轻与重之间拉扯、滑移。
在讲座最后，袁老师再次回顾了昆德拉本人及其创作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接受史。袁老师指出，昆德拉本人反对“媚俗”的态度使得他在西方逐渐遇冷，但他的小说创作形式非常易于模仿因而对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袁老师看来，昆德拉本人的创作已经非常精准地预测了当下全球后现代社会的生活情境，在其中一切永恒都不再成为永恒。但这种预测是带有悖论性的，因为丧失永恒性的也包括昆德拉本人和他的创作。
“昆德拉这一代人同样不具有永恒的意味。”
报告结束后，罗老师为现场的同学总结了报告要点，同学们踊跃地走上讲台，与老师们交流阅读、观影后产生的看法与问题。“经典影视名家导赏系列”活动首场报告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