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思勉精神 共筑卓越之路
校友系列访谈
黄锐杰：跨越学科的冒险
编者按
值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跨越了十六个年头。自2009年招收研究生以来，学院坚持跨学科、精英化、国际化、个性化培养，一批毕业研究生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优秀学者、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等，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中坚作用，已然成为思勉高研院的靓丽名片。
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吕思勉先生的风范与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高研院实现更好发展，思勉高研院发起“践行思勉精神共筑卓越之路”校友系列访谈活动。现刊发系列访谈第六篇：跨越学科的冒险——黄锐杰校友访谈。
/ 黄锐杰 /
2009级思勉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思想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与人合译出版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一书。
/ 思勉印象 /
（一）您是从何种渠道了解到思勉高研院的？能否谈谈您选择进入思勉高研院求学的原因？
我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不过哲学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但分数差一点，就掉到第二志愿，去了哲学系。虽然后面也很喜欢哲学专业，但心里始终有对文学的执念，最后保研的时候还是选了中文系。
保研的时候想换个城市读书，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试试华师大。当时读了我们中文系罗岗老师的研究，很喜欢，就联系了罗岗老师。他热情地回复了我的邮件，看了我的资料，觉得我可能更适合报考思勉高研院。因为那时候思勉高研院刚刚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就他跟倪文尖老师在那边招生。他说如果我要来读他的研究生的话，建议我报考思勉。我查了思勉的资料，发现确实比较适合我，因为我是哲学系的本科，又想读中文系，本身就有跨学科的背景。
毕业合影（后排右二为黄锐杰）
（二）您曾辗转中大哲学系、华师思勉高研院、北大中文系等国内顶尖院系求学，还曾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现在又回到母校，在国汉院工作。请问您认为咱们思勉高研院和您接触过的其他院系机构相比有何什么特色或者是不足之处？
我们思勉高研院是具有跨学科特色的高等研究院，这进一步开阔了我的视野。我最初主要是在哲学跟文学之间徘徊，进来之后，还要接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但是话说回来，不管你是多么跨学科，最后仍然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出发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那个起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个起点在我这里主要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哲学与文学，它们对于我来说是根基性的学科。后面我进一步从哲学转向了文学，所以在博士的时候就选择去北大认真地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
（三）在硕士论文致谢中，您谈到您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过“我”与“我们”的关系，并逐渐生成一种问题意识：在“这里”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这种本真而灵敏的地方感、共同体意识和思勉有关吗？
我主要受到了导师罗岗老师的影响。因为我在中大哲学系时，主要受到甘阳、刘小枫引入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讲法，就是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转向，苏格拉底原本看着天上，现在终于回到城邦之中来了，这就是政治哲学转向。这源自施特劳斯，后来被甘阳、刘小枫他们引入进来。入学后，我的这种意识很快就与罗岗老师关心的革命的问题勾连起来，因此最终将目光转向了对“革命中国”的研究。你讲到我硕士论文后记中所强调的“‘这里’的‘我们’”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由古典政治哲学而来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按认识论转向之后的哲学的讲法，我原先更关心主体问题，现在开始关心主体跟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最终这个“我们”一定是跟“这里”，也就是跟中国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当时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现代中国其实是从古代中国慢慢转化过来的，在转化的过程之中，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现在这种“现代”的品质？这种“现代”的品质跟西方对照，有什么自身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革命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当时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从“我”到“我们”的转化。这个问题意识一直贯穿到我博士求学的阶段，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革命与土地问题，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革命与家庭问题，关怀都是一致的，就是想理解在中国古今转变的过程中，革命发挥了什么作用，这种革命如何造成了现代中国。
（四）致谢中还提及“谢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度过了短暂的三年，一起入学，一起读书，在最艰难的一年相扶相持走到现在”，那“最艰难的一年”是怎样的遭遇呢？
这个你们也很快会经历的。硕士最后一年有点兵荒马乱，各种压力加在一块，要写论文，要升学，要找工作。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很早就确定到北大深造，但是写论文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写作的人，记得是寒假才开始动笔，动笔慢，但写得还蛮快，寒假写了一个多月，回校之后又花了大概半个月把剩下的写完。
2012年毕业季留影（二排右二为黄锐杰）
（五）可以分享一下您跟同学们之间比较深刻的回忆吗？比如您在论文致谢里面提到的卢梭读书会。
卢梭读书会是罗岗老师和倪文尖老师组织的读书会，当时我跟思勉的同学张小菲和李静师姐每周从闵行辗转到中北参加。这个读书会第一年由高我一级的中文系的王钦导读，第二年由我导读。虽然路上很辛苦，但三年坚持下来，我们收获都特别大。这个读书会磨炼了我们的细读技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读书会形成了一个能够彼此交流观点的友爱的学术共同体，这点在大家只会各自闷头卷学术指标的今天显得特别重要。
除了读书会，我当时还在思勉创办了“大师影音馆”。一般是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放一部比较经典的电影，看完后一起讨论。此外还玩桌游，我们那一级的桌游基本上都是我教会的。快毕业了，我们一起去了浙江的嵊泗岛，那也是兵荒马乱的一年里少有的美好记忆。
嵊泗岛毕业旅行留影（后排右二为黄锐杰）
（六）距离您从思勉毕业已经过去十二年之久，您现在以华东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再来看待思勉高研院这个机构，您对思勉的未来发展有没有什么建议？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研院这么一种比较具有跨学科氛围的发展模式，我觉得仍然是未来的趋势。不过高研院要搞好，我觉得不能光在研究生教育上下功夫，还需要密切地跟本科通识教育勾连起来。因为如果本科并未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不打好跨学科的基础的话，硕士阶段再进入高研院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有困难。其次或许也可以借鉴北大文研院的模式，通过驻院学者机制和学术活动提升学院的学术影响力，否则容易沦为专业学院的编外机构。
/ 学术历程 /
（一）您先前提到，自己本科原本想读中文系，最终却就读于哲学系，然后研究生阶段又回到“文学”的领域，长期游历于文史哲社不同学科。可以谈谈您的心路历程吗？从哲学研究到文学研究，在思勉的三年里，您是如何完成包括学科思维、研究方法、叙述模式等方面的转变的呢？
其实我中学是个文学青年，后面读哲学系的时候逐渐变成了一个哲学青年。来到华师大，本来想做回文学青年，但受罗岗老师影响，最后变成了一个政治青年。就像之前讲的，罗岗老师将我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趣引导到了革命中国这边。
到北大读博士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重新回到文学的过程，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仍然保持着对其他领域的兴趣。我在北大听中文系的课，也听哲学系、法学系、社会学系的课。当时我参加三个读书会，一个是我导师吴晓东老师组织的四十年代读书会，一个是社会学系渠敬东老师组织的孟德斯鸠读书会，一个是法学系章永乐老师组织的星期五读书会。
这些求学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研究。我现在主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的问题意识不会受这一专业限制。中国现当代文学如果试图重返以前的辉煌，离不开这种跨学科视野。不过反过来说，一切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以某学科为基础，否则做出来的研究只能是四不像。
（二）跨学科的视野在您的论文中似乎普遍存在。比如您先前关于《祝福》的研究（《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重释祥林嫂之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就是一个典型，从祭祀、立嗣权讲到礼教的危机，为祥林嫂之死提供了一个更为坐实的社会分析。可以展开讲讲这种写作的心路历程吗？
我写那篇《祝福》研究主要是受到了清华法学系赵晓力老师的影响，他当时开了一门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其中一次课程专门解读《祝福》，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研究论文。我的研究试图在他的基础上推进。
赵晓力老师非常关心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的问题，他的《祝福》研究部分纠正了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成见，即礼教是需要一棍子打倒的。他认为礼教长期以来一直起着保育地方社会的作用，这点在《祝福》中有体现。祥林嫂本来可以通过传统礼教下的“立嗣权”在乡土社会站稳脚跟，但她的不幸在于鲁四老爷因为受道教影响，扭曲了礼教的这一精神。
我受赵晓力老师研究的启发，但并不同意他的判断。我那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立嗣权”由宋至清持续衰弱，这与明清之际的人口危机密切相关。儒学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文化领导权”，而在于儒学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面对这一现实危机。即使鲁四老爷想保障祥林嫂们的立嗣权，他也已经做不到了，祥林嫂总归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一个宗法社会的行为逻辑已经与礼教的设计相背离的时刻，儒学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三）您在思勉求学期间（2009-2012）内，思勉人文讲座盛兴（陈国球、黄克武、傅葆石、王斑、桑兵、李伯重、赵汀阳、慕唯仁等老师都曾是座上客），资源的集约、跨学科的视野，这对您的学术起步有无影响呢？可以谈谈您对那时思勉人文讲座的看法吗？
我读书的时候思勉请了很多知名学者过来，他们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学界最新的前沿动向，与我们的常规课程构成了良性互补关系。我至今保持着当时来给我们上课、讲座的王斑老师、慕唯仁老师的联系。我博士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跟的就是慕唯仁老师。今年暑期，我们远读批评中心还请了慕唯仁老师给我们学校开设选修课，讲黑格尔、马克思与亚洲研究。
（四）您的硕士、博士论文都聚焦“革命”，硕论钩沉农研会1933年至1935年的活动，以进入土地的政治性问题；博论则转换“家庭”视角，以解放区文学为腹地。在博士论文致谢中，您写到“第一次进北大”（思勉在读期间），那是研究兴趣由“文化”转向“政治”的节点；而“第二次走进北大”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由“政治”转向“文化”的“自律”。可以再请您展开谈谈在两者之间自我调适的过程，也就是重建自我主体性和反思性的过程（问题意识生成中遭遇的困惑与主动的克服；导师和共同体的作用）吗？
由“文化”转向“政治”，再由“政治”转向“文化”，是我个人求学经历带来的学术兴趣的转向，同时也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这点我在博士论文后记里面讲过，引一段吧：“2010年，整个中国学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焦虑：新中国的第二个三十年刚刚结束，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了每一位中国学人必须面对的事件，这一‘崛起’的中国接下来究竟该往何处去，又该如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自处？……不管是理解‘我们’处身其间的这一时代，还是理解传统中国的古今之变，不回到‘革命中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转向中国革命研究的初衷。面对‘诸神之争’的时代，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警示听众警惕各种各样的‘伪神’，回归到自律的学术工作中来，将政治的激情转化为负责任的行动，以此化解价值的冲突。时过境迁，在硝烟散尽的当下，更值得强调的或许已经不再是‘投身政治的责任感’，而是‘务实学’这一福柯说的‘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谱系学’工作。”
（五）“革命中国”在充满政治魅惑力和现实冲击感的当代，无疑是个颇具学术活力的问题域。但要进入这一问题域又是困难的，其中涉及知识谱系、政治习性等等因素，可以请您结合自身的学术实践，谈谈您对“革命中国”（包括关怀、进路与意义）的理解吗？您最近的学术旨趣是什么呢？
我觉得“革命中国”的意义在于最终实现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革命不是彻底的断裂，现代中国跟古代中国之间有隐秘的联系。近些年，我们更强调“第二个结合”（即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是试图进一步地把这种延续性揭示出来。因为只有在这一延续性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
我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革命中国”，一直试图打通“革命中国”与“文明中国”。工作之后，因为学院的要求，我承担了中国文化课程的授课任务，兴趣进一步转向“文明中国”。在继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外，也会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另外我也开一门文化研究的课程，会做些青年亚文化的研究。
（六）纵观您南人北游的求学历程：中山大学（广州）、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北京大学（北京），您觉得城市、学派、老师等等对您学术品性的塑造有影响吗？
岭南自古是中原的边缘区域，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中国学术版图的边缘区域。不过革命总是从边缘发起，我读书的时候，中大哲学系正是最鼎盛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古典政治哲学最初的两位引入者甘阳、刘小枫当时都在中大哲学系任教，他们对我们影响很深。在1990年代的去政治化历程之后，古典政治哲学的引入有纠偏作用，同时也引领着学界回到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关注中来。由广州来到上海和北京，算是进入主流学术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华师大和北大风格不大一样，华师大跟前沿跟得紧，主张跨学科，理论化色彩更强，北大则更厚重扎实，强调历史视野和文本细读。
中大和华师大给了我研究的视野，北大则引领我将这一视野落实在实处。我一直主张，进入研究的最初阶段，“先立乎其大”很重要，换言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脑子里形成一张学术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基本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一定要是切己的，否则不能行远。但光有问题意识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落实到具体对象上，这一对象就是登堂入室的门把手，最终通过这一对象去撬动心里的大的问题意识。
（七）您在教学之余还参与了很多文化活动（沙龙、对谈等等），加入“远读”共同体对您的学术历程有什么改变吗？（小朱：我注意到你们的任务量是非常大的，活动非常多，而且每一场活动就要写个稿子，要准备发言，这种短时间内的思想的活跃对您有没有影响？）
远读批评中心由毛尖老师创建，我是其中成员之一。在毛老师的策划下，我们自去年开始举办了大量活动。组织和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吧，一是围绕着这些活动，从老师到学生，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二是这些活动逼着我们去了解不同的领域，去思考，去发言，去写作；三是每场活动都要组织协调才能搞起来，这锻炼了我们的办事能力。搞活动之外，我们中心还有“远读”公众号，每天更新，发布学术研究论文和活动信息，欢迎大家关注。
/ 赠语后学 /
（一）您曾经荣膺国汉院优秀本科生导师，本科生课程优秀任课教师、进步卓越任课教师，可以说是深受学生爱戴。请问您能谈谈您授课的心得体会吗？您在和您的学生课堂互动、课下交流的过程中，您觉得这一代的青年学生身上有什么特质，和您那一代学生又有哪些不同？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上课。很多老师可能会觉得上课是种负担，但我觉得，上课对我自己的研究本身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也跟我上课的时候不喜欢照本宣科有关。我喜欢讲一些更前沿的、更具有挑战性的内容。
我给大一的同学上中国现代文学必修课。课程总体上是在“三十年”的框架下面讲，但尝试打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四分法文学史叙述，在辨析文学古今差异的基础上，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基本问题意识，重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立一种“大文学史”叙事。其次，课程还有条隐线，即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文学性质，呈现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学生上完课，评价最多的是“硬核”，其次觉得打开了跨学科的视野，不只是上了一门文学课。能跟上这门课的学生，一般都会比较早地萌发出学术兴趣，甚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兴趣。
要说他们这一代与我们的不同的话，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读书更多是兴趣导向，他们则更多是绩点导向。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倾向。我的课程一般都会通过增加过程性评价次数的方式提升高绩点比例，希望能部分缓解他们的绩点焦虑，引导他们回到兴趣之中。
（二）请问您能否给思勉高研院在读的学弟学妹们推荐一本书？
科学作为天职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作者: （德国）马克斯·韦伯；李猛编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本：2018年版
还是推荐之前提到的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吧，这也是今年我刚带着大一前导学生一起读过的书。里面一段话特别适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许多古老的神又从坟墓里爬了出来，不过，由于他们已经被除魔，所以化身为非人格性的力量。他们企图夺取支配我们生活的权力，并且重新开始了彼此之间的永恒斗争。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对于现代人困难的是，对于年青一代格外困难的是，怎样挺身面对这样的日常。所有对‘体验’的追求，都是出于软弱。这种软弱就是不能严肃地直面我们时代的命运。……今天有许多人等待着新的先知与救世主，可他们的处境无异于《以赛亚书》的预言中仍在流亡的以东人的守望者动人的歌声唱到的：‘有人声从西珥呼问以东：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者说，黎明将至，而黑夜仍在。你们若要问，可以回头再来。’听这话的那一族人已经追问并等待了两千多年，而我们知道他们令人战栗的命运。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单凭渴望与等待，将一无所获，应该做些别的。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项天职，达到‘日常的要求’。这其实朴实、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听从它。” 学术很多时候是一件冷板凳工作，希望大家能在韦伯的这段话中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
（三）现在的博士生普遍压力较大，您觉得一位硕士研究生，该怎样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读博？
这也是很多硕士生会问我的一个问题。要不要读博我觉得要考虑两点，第一是不是有兴趣有能力读博？如果没有兴趣或者能力不足，光写出博士论文这一点就会很痛苦；第二工作预期是什么？一般来说，想读博的同学最后都会想留在高校，但现实情况是，博士越来越多，要去好的高校越来越难。如果愿意接受学术之外的工作，或者愿意去一所差一点的大学，我觉得倒是可以继续读下去，否则一定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
（四）最近正逢毕业季，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您能否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中文学科毕业生们提供一些择业经验与建议？
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要追求升学，读完硕士读博士，走学术的独木桥，很多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们的学生，比如本科或者硕士毕业去中学、去企业的，收入不低，过得也很充实。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心态放平，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按部就班地争取。
采写：任其然、朱金城
图片：黄锐杰、网络
排版：朱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