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应该叫醒她们？
为什么不应该让她们看到人生最好的样子是什么？
即使这辈子你也够不着月亮，但是你看到了那个月亮高悬在天空上和你永远没有看见过这个月亮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生。
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老师为原型改编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2024年教师节当天于网台同步开播，至七天长假结束前收官，其间豆瓣评分从开分时的9.0分一路攀升至9.4分——这一过程只用了两周的时间。
随之而来的，是源自观众与业内人士围绕着剧展开的讨论之热度的层层燃起。
宏观至改编母题的确立、影像与表演风格、叙事逻辑与叙事主体的选择、宏大叙事下的鲜活人性之饱满呈现、女性角色关系的全新塑造……微观至数组人物与剧情之间的对照、镜头的平视化处理、选角的精准、金句与“口号式”独白的自然不突兀、边角“小人物”角色们的精彩动人……观众们天然的发现、评论与观后感言所包涵的内容之辽阔细致，让《山花烂漫时》的蔓延效应得以有了朝向正向与光明的更多可能。
种种现实可见可触皆指向——这是一次显然做对了一些事情的创作。
这些“正确”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继而锚定在此的？背后与之牵连紧密的坚定念头又有哪些？什么是《山花烂漫时》的创作者们绝对不要也不会去做的事情？在所有的「正确」之上，又是否还有可以继续讨论和反思的空间？
在与《山花烂漫时》的制片人李行，导演费振翔，编剧袁子弹、丁涵和黄诗洋几番深聊之后，我们从所获得的信息中找到了以下这些如磐如火的答案与信念。
费振翔：“她永远在行动中，别人还在苦大仇深地琢磨呢，她已经去做另外一件事了”
袁子弹：“人的认知，有时候是帮助你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但有时候有一些‘坏’的认知其实是会限制你的”
丁涵：“她们觉得我可以做得到”
编剧工作进行到中期，袁子弹的采风、采访、剧本大纲和分集大纲都陆续完成之际，丁涵被她带入团队开始一起撰写剧本，没过多久丁涵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第一次预备当妈妈，又逢疫情，精力与现实多重挑战，有几次，她想放弃退出了，“担心因为个人原因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是袁子弹和李行“像挽留爱情一样地挽留了”她。“她们一直跟我说，作为创作者能遇到这样一个题材真的很不容易，你一定要坚持下来，而且她们觉得我可以做得到。”
袁子弹有两个孩子，她以自身经历缓解了丁涵的担忧：“我跟她说你不要担心，前期‘孕反’可能会比较大，我们一起扛过去，到了后期，只要身体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兼顾肚子里的宝宝和剧本的。”
果不其然，那段开剧本会、下楼做核酸然后回到书桌前心无旁骛写剧本的日子，后来在回忆里成了丁涵孕期的某种“最宝贵的庇佑”。虽然那段日子常常因为写剧本到比较晚，去做产检时难免因为紧张出现“白大褂高血压”——“一看到医生血压就高了”，不得不安全起见选择剖腹产，但丁涵始终坚信，如果孕期不是在写《山花烂漫时》，没有从中得到那么多正能量的话，“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在孕期和产后有抑郁倾向的妈妈”。
袁子弹一直在谈及张桂梅老师时说到的一句“热爱成就伟业”，丁涵深以为然。
姚小山和魏庭云的感情戏、第一届高三学生备战高考的戏，都是丁涵在孕晚期即将临产时写的。那时候她肚子已经很大，在书桌前坐着不动都会感到肋骨的挤压带来的不间断的疼痛。与此同时，剧本里的女孩子们也正在备考人生之战的巨大压力和煎熬中苦苦撑着。
我们如今在剧集中看到的女孩子们的眼泪和痛苦和坚定和义无反顾背后，实则还有一份这个现实中的“准妈妈”将自己与她们并置于严峻考验中的同仇敌忾，她亦在迎接着生命中的一场人生大考，除了咬牙坚持，再没有其他办法。
丁涵的孩子今年两岁了。《山花烂漫时》播出期间，有一天，一家人坐在一起追剧，孩子就在身边，忽而一刻，孩子对着电视里面的张老师喊了一声：“老师好”。
丁涵每次看到谷雨大学毕业回来再见到张老师，张口喊的那一声“妈妈”，总会一次又一次“心动”，大年夜两个人的交心恳谈她也是看一次哭一次。
“张老师讲她的过往、讲她的爱情、讲她如何被华坪的女性挽救，谷雨也讲她这些年外出的经历。两个人在这个瞬间的情感是很亲密地碰撞和交融的。张老师说是华坪的女性给了她希望，谷雨又说，张老师你是我的希望。我觉得这就是女性之间的一种力量的传递，这种爱是很珍贵的。”
这场夜谈，是由黄诗洋执笔完成的——写得她“肝肠寸断”。
她还没有做妈妈，自知无法从母亲的角度表达什么感悟，但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女儿。”
黄诗洋将母亲长久以来给予她的爱代入了这一场重要的张桂梅老师与谷雨的对话中。
“我相对比较幸运，没有落入所谓‘东亚母女’的关系藩篱中。从小到大，我跟妈妈关系都特别好，对于我的决定，她都是理解我、支持我。所以我的信念感来自于——在妈妈的心里，不可能不喜欢孩子。
张老师虽然和这些女孩子没有血缘上的羁绊，但是她是亲自一个一个把这些女孩从大山里面像挖土豆一样挖出来的，所以感情上又有救赎，又有希望和信仰的力量的支撑，很朴素，又很有力量。”
黄诗洋：“都是淋过雨的女孩，所以她们是懂得为对方撑起那一把伞的”
“不想让张桂梅老师表现出过多的权力感”、“不过分强调她的强势”是主创团队在创作伊始就确定的原则。只因为，袁子弹亲身接触到的张老师“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人”，“她无论是作为领导也好、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孩子们的妈妈也好，她都是一个平视的视角。”
“这种不卑不亢，辐射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她跟官员的交往风格。很多人会说，一个老师她能跟教育局长、县长这样去打交道吗？但是事实上张老师就是这样一关一关去攻克的，她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实现了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袁子弹认为，这种行事作风的本源，在于张老师内心深处没有“等级性的观念”，“她眼里只有她要办成的事和她的这群学生。”
“第一，不让张老师变得苦情；第二，不让张老师变得强势；第三，不把张老师写成一个完美的人。”亦是这次写作剧本的几条底线。我们今时今日在剧集中也确实可见，在对待老师、教育学生等诸多具体事件中，都有展现出张老师“不断去和老师、学生磨合，补足自己，矫正自己”的过程。
“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跟当时张老师经历的感受一样——她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做成，但她相信自己的坚持是对的，她就一腔孤勇去做了。这一点可能也是观众们觉得这个张桂梅‘不套路’的根本原因。”
因为在整整23集的剧集里，无一处女性角色之间的互相争斗倾轧“扯头花”情节，《山花烂漫时》被诸多观众评价为“感受极其良好”“国产剧女性角色关系新塑造”“女编剧笔下的‘雌竞’果然是next level”云云。
李行对我们在采访中提到的“雌竞”二字的第一反应是并不认同，但她还是循着最大的尊重给出了相关的解释：“不书写‘雌竞’，这是一个认知跟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压根没有认为过这个故事的冲突是集中在这一点上的，所以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有这种关系。
这个故事的冲突是一群人去对抗外界阻力，所以我们从没想过内部有任何冲突。即使是像蔡虹等几位中途离开的老师，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同理心去代入也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走，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费振翔对此的回应更加简单直接：“这个戏的立意就不在所谓的勾心斗角，我拍它干啥？‘（华坪）女高’的孩子们只有拼命学习才能走出大山，她们学的时间都不够用、睡觉时间都没有了，勾啥心斗啥角？这戏不就跑偏了吗？这事的逻辑就是一个——只有学习才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你加那么多佐料干嘛？”
黄诗洋在这个话题里自我反观，“我们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可能条件相对优渥，有的时候我们会臆想着去写一些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扎实地深入到一线去调研，有过一个真实的体察过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臆想是站不住脚的。”
她说曾经，也有过让女孩们因为一些事情发生矛盾和竞争的念头划过她的意识，但是，“我们真实看到的现实则是——她们太难了，她们拥有的时间让她们根本就不会想这些东西。能获得这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她们之间就是一个精神的守望相助。”
这份对现实的尊重，也正应和了让费振翔在这次创作里无数次绷紧神经的四个字：“还原现实！”
黄诗洋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场戏，是谷雨和蔡桂芝这对彼此激励的“华坪双子星”，在高考考场上开始答题前的那一个对望，她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当下时空的全红婵跟陈芋汐，她们都是天才，她们是背靠背的战友，同时也是激发良性竞争的一个对手，她们是‘赢在一起’的。”有观众在解读另一对“双子星”辛欣跟罗一一时的形容也让黄诗洋感动：这一对女孩的关系是“我看见你”。
她说：“女性群体从基因还是后天由社会环境的塑造来说，有时共情能力和敏锐感确实要相对强一些。都是淋过雨的女孩，所以她们是懂得为对方撑起那一把伞的。”
李行：“反派是现实，是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思想意识，这些就足够是一个巨大的‘反派’了”
“这个故事里没有反派”——是李行和整个主创团队“很早就意识到的事情。”
说完这一句，她很快追上了后面的话：“但其实，有‘反派’，反派是现实，是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思想意识，这些就足够是一个巨大的‘反派’了。”
袁子弹的态度与她极为一致：“这个剧里面最大的反派就是贫穷和落后的观念。你想撼动一个具体的坏人，可能有千百种方法，但是你要撼动一个成形已久的制度，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或几个普通的坏人根本都不够级别。”
费振翔将“没有反派”的表达视作自己“理想主义”的一种体现，“我的日常生活也觉得世界上有些情况下所谓的‘坏人’，只是大家再看一件事情的时候角度不同而已。”
张桂梅老师拿着锦旗去大老板的公司筹集捐款时遇到的那个前台，费振翔没有称其为绝对的“坏人”。
费振翔还记得，饰演中途离开的老师蔡虹的演员在拍摄现场问他，“我用这么不好听的话说张老师合适吗？”他反问：“你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我相信张老师这一路比你说得狠的人多的是，如果她连这些话都听不了那她怎么可能成这些事？张老师不是脆弱的！张老师甚至觉得你还在激励她。所以我说你要把这些词儿大声地说出来，反而是帮助张老师继续前行。”
剧中另外一个讨论度颇高的细节，是王策饰演的大老板在酒局上给张桂梅老师倒酒，慢慢一杯分酒器，滴滴哩哩倒满的整个过程，镜头就在低位牢牢盯着，尽显其人其貌。这个镜头是费振翔刻意的设计。
“我就是碰见过这样的人，我亲眼看见过一个男人去为难一个女性，那位女性那天确实是想跟大家寻求帮助。那个镜头的视角就是当时我所在的视角，我看到这一幕我就受不了，我心里很愤怒，我觉得这叫欺负人。就是到那一场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记忆里的场景复原出来了。
那一整场张桂梅老师去酒局上筹款的戏，开头结尾两个镜头是呼应的。“一开始从主位的姜大宝拉出来，拉出一桌子人，最后收尾的镜头是张老师一口气喝了那大杯酒，一个人坐在那，镜头往后拉，又拉出这些人。”
最后那个众人觥筹交错中张老师独坐不言的镜头，费振翔的意图很简单：“张老师虽然一言不发，但她很有尊严，可怜的都是旁边那些人，只有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坐在那里。”
袁子弹：“为什么一个故事里，女生是‘恋爱脑’就很正常，男生是恋爱脑就要合理化呢？”
丁涵记得，就在《山花烂漫时》项目官宣发布海报之后，她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不少“真人警告”，“说编剧们做个人吧，（我们）不要看腻腻歪歪的东西。”这其实与编剧们的想法颇有不谋而合。“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感情戏在这个剧集里势必不可以写得很重，但是正是因为少，我们就希望它精简，我们希望它有一两个瞬间是真的能够触动人的。”
最终剧集中一共展开了三段爱情戏：包括张桂梅老师回忆她与爱人的故事、老师姚小山和魏庭云以及学生中的袁帅和柳细莺，且三组关系平行出现在同一集里，可见其紧凑利落。
当我们问及在写姚小山和魏庭云这对关系时，设置的是男方“恋爱脑”，表白现场又是女方主动这样的“反常规”操作要怎么写才能显得合理时，袁子弹当即回应：“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挺奇怪的。
为什么一个故事里，女生是‘恋爱脑’就很正常，男生是恋爱脑就要合理化呢？‘恋爱脑’首先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情，能怀抱着一种信念而去为了什么东西去努力，这样的人是很值得钦佩的。其次恋爱脑不分男女，认为女性才应该是恋爱脑，本身就是一种刻板思维。”
陈四海的“赘婿”设定，是费振翔后期要求加入在人物中的色彩，李行说，“最初我们对陈四海的设定也只写到了他身上的矛盾点在于如何平衡家庭跟事业。后期读剧本的时候，导演觉得这种矛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太具有普遍性，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物都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是相对更独特的。”
于是他们找到了生活在云南地区的傣族尚有一部分这样的宗族观念在，即男方如果要“倒插门”到女方家里后，要有“三年考察期”，看你表现的好，才能结这个婚。
面对这样其实有诸多讨论和文章可以继续深挖的人物特质，主创团队也只是做到了“呈现出来，马上收手”，“对，它看来确实可以做很多关于性别意识的讨论或者延展，但我们不再继续了，很简单，因为这不是叙事的重心。”
在对“观念差异”的表达中，李行和主创们严守着一个尺度，“在办‘女高’的升级打怪过程里，每个老师的处境都有不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陈四海这只是其中的一本‘经’而已。”更多的解读与思考，他们愿意留给观众自己去发掘与延伸。
保证各种观念之间的平等性，是整个《山花烂漫时》主创团队共同持有的心念。除此之外，能够在剧写中打破一些既有认知和刻板印象，也确实是他们的另一个目标。
丁涵说，让魏庭云主动表白这个设定，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她这样一个大家心目中的“乖乖女”“胸有大志”“沉稳斯文”的女孩，也是有主动争取幸福的勇气的。“传统的女孩在情感的冲击下，也会爆发很有力量感的东西。”
袁子弹一言以概之，“我们确实不希望一些常规的偏见依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剧里，包括那种非常隐形的、若有若无的歧视。”
丁涵：“时刻保持一种自我的主体性，……永远不要跌落，要不攀附地，依靠自己努力地、认真地去生活”
《山花烂漫时》确实做到了主创们所言的“打破刻板偏见”“纠正固有观念”的志向，但更为可贵的是，她们在对女性角色给予平视与维护的同时，也将这种态度无差别地投诸给了剧中每一个角色，无论身份、阶级、性别，等等一切。
袁子弹态度明晰：“性别对立从始至终不是我们这次创作的主旨，我们要对抗的，张老师和女性要对抗的，是千百年来落后的宗法观念，而不是要对抗某一个男人，她们的伤害也绝不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坏男人而带来的。”
曾经她们也有过讨论，是否要把当中的男性角色写得更“坏”一点，后来大家还是一直决定，就让这些角色呈现他们该呈现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们绝不用踩‘另一性’来达到‘这一性’的优秀。女性的优秀不需要靠男性才能衬托。”
丁涵补充说，在塑造周局长、马县长、姚小山、陈四海等男性角色时，她们一直抱着“保护他们”和不时“自纠自查”的态度，“会不会在某一些方面冒犯到了男性，或者为了衬托女性的形象，让这些角色变得不可爱。”
她认为完整的女性意识“不是把自己当作弱势群体，而是摆在和男性平等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时刻保持一种自我的主体性，提醒自己永远去拒绝诱惑，去抵抗重力，永远不要跌落，要不攀附地，依靠自己努力地、认真地去生活。”
在李行看来，《山花烂漫时》因着原型故事的巨大成就与天然因素，势必是一个以“女性叙事”为主体故事，“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性别对立的叙事，我们只是把女性放在她的位置上面去让她享受她本身有，然而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失去的资源、失去的权利、失去的选择。”
她同时认为，“华坪女高”之所以会建立，根源的因由和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究其根本也绝不只是性别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到根上，《山花烂漫时》是一部扶贫剧，只有从经济上才能更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费振翔：“不想拍女孩子们的脆弱，因为那样不好看！”
剧中几场张桂梅老师没有台词，单独一个人的戏——包括筹款遇挫到极致时一个人窗边的背影、第一届高考结束学生离开前她在教室躲起来、从医院出来后清晨在房间桌前给手上贴胶布，都是导演费振翔强烈希望保留的。
第一届学生高考之后她一个人躲起来的事情，是真事儿。李行说，“早期的纪录片里有，孩子们等着她，跟她喊‘张老师我爱你’，她还吼了一嗓子说‘爱什么爱赶紧走’。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她讲的时候，那个笑意和情感你是能从她脸上看到的。”
后来拍那段戏的时候，设计了一段她从教室走出来，孩子们在操场集体给她唱歌。李行记得当时费振翔“特别惶恐”，一直问她，“煽情吗？是不是有点过？”他们都害怕刻意，“不想要这种想要故意惹观众哭和感动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张老师就不是这样的人。她做这件事从来不是为了想让谁感动。”李行说，“所以我们也一直严格规避把观众强行沉溺在一种情绪里。高考后的这场戏，也不是要表达张老师的不舍得，而是她为这些女孩高兴——你们终于走到这个起跑线上了，我终于把你们带到这了，赶紧跑吧，赶紧飞！”
还有一场她得知自己可能不能当上校长之后在天台的戏，是一个留白。导演没有拍她自己在天台上在做什么，而是直接拍了好朋友方琼去寻她，结果发现她一个人在天台。
为什么不拍张桂梅老师一个人在天台上难过呢？“因为那样不好看。她一个人难受有什么好看的？我特别想看到别人来了以后她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
费振翔就是打从心眼儿里不想拍女孩子们的脆弱，又是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事情结束以后，这人依然能站起来，这个力量更大。每个看的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苦难和脆弱透射进这种留白，你看着这个人能站起来，自己也会被激励到吧。”
张桂梅老师独自贴胶布的那场戏，费振翔拍得“非常细致”，光影讲究，张老师贴完胶布，再戴上党徽，再走出来，拿着喇叭喊孩子们起床。
全无苦痛，尽是含蓄的美。“因为我觉得张老师从医院回来以后，她贴胶布戴党徽，就是把‘盔甲’穿好，拿起她的‘枪’或者是‘箭’，继续上路再出发。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事儿，英雄凯旋。为什么要把凯旋拍得那么疼？我当时我觉得她就是英雄。”
费振翔不想拍一部作品让大家“哭成一锅粥”，他坚持如果一定要归类，那自己是把《山花烂漫时》当成“偶像剧”来拍的。“张桂梅老师才是真正的偶像，教你如何强大，克服自己，战胜自己。让你看到之后就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黄诗洋：“娜拉出走之后有答案吗？她没有答案，但是她至少给女性指出了我是可以走的，我可以摔门，我有摔门的勇气”
对于种种“人生困境”或“性别困境”，张桂梅老师的作为无疑给出了一种打破牢笼和局限的解法，《山花烂漫时》也已尊重真实、相信信仰的真切将这种解法分条缕析，一关又一关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但袁子弹对于观者是否一定要用这种解法来自我要求抱持另外的态度：
“我不赞成用这种路径去要求所有女性——张老师的行动力可能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而每个人自己的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大有小，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张老师那样强，但我希望女性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尤其不拿性别做借口，能勇敢往外走，哪怕只有一步也是好的。这跟性别无关，只跟一个人强大与否有关。”
在袁子弹的观察里，很多人无法走出自己的困境，首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自知”，“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在困境里”。《山花烂漫时》如果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先唤起大家对于女性困境的一种关注”，就已经是一种存在的价值了。
“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像张老师这样——我能踹醒一个是一个，能做什么尽量去做，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近年来自己写了那么多女性题材的影视剧，越写我越发现，自己能够有自知和自觉，是因为我的幸运，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以自己的认知去要求和左右其他人的选择。
所以即使我们在《山花烂漫时》里呈现了诸多的女性困境，我们也始终在采用一种相对诙谐乐观以及更客观地角度去看待每个人，是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剧的时候，对这些女性更多涌起的是高高在上的同情或者审判——我希望唤起的是观众对这些人物的关注、是一种深深的理解、是一种力所能及的帮助。”
给出一种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想象，展开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能性的画卷，让自己内心的声音得以被自己听到继而得到自我觉醒的机会——《山花烂漫时》主创们都对这次创作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感到欣慰。
黄诗洋谈及剧作家易卜生写于一百多年前的剧作《玩偶之家》，“娜拉出走之后有答案吗？她没有答案，但是她至少给女性指出了我是可以走的，我可以摔门，我有摔门的勇气。”
“现在很多脱口秀也开始出现女性的声音，之前我看到一个观众对一位女性脱口秀演员感叹说‘你能开口说出这些太珍贵了’，她回：‘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我的珍贵能变成不珍贵，能变得普遍。’谈论困境之后就是争取更多的权益，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一个开始。”
李行：“我们不用写更多的口号了，那些口号会在这个女孩的嘶吼和沉默之后，从观众心里自己流淌出来”
女疯子。
这个全剧只出现了三场的人物，却被观众看到了她几乎所有的使命与意义。
这个角色是李行的坚持。灵感来源于二，一是剧集《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一个画面，事关一个小女孩的自我觉醒；二是李行幼年时期的经历，“我们的乡村生态里经常会有一个女疯子，你甚至不知道她从哪里来，所有人都对她的存在习以为常，会逗她，笑她，甚至有一天她忽然怀孕……”
小时候她曾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神志失常地在马路上打滚，她看到后第一反应是“害怕”，这个画面过了近三十年依旧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更让她感到可怖的是周围人对她的冷漠。
这样一个人物在剧中只消出场，那些她自言自语的嘶吼，在李行看来就已经比“我们长篇累牍地写出多少句号召的台词都要更有力”，“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女性表达，你就不需要用更多的篇章去书写女性困境——我甚至觉得‘困境’这个词对于那些女孩来讲都太轻飘飘了，这是城里人才讲的话。这不是困境，这是牢笼，这是一个地狱。”由此，张桂梅老师的坚持和所为的伟大，才更会凸显出来，“我们不用写更多的口号了，那些口号会在这个女孩的嘶吼和沉默之后，从观众心里自己流淌出来。”
袁子弹和编剧团队在执行对这个人物的写作时“自始至终希望她是淡的，但又是走得很深的。”所谓“淡”，“是她戏份不多，我们不直接描述她遭遇了什么，而是将她书写成被贫穷落后的观念深深伤害至崩溃，失去人生方向，不被人在意不被人关心的一类人的缩影。”不具象化她的遭遇，是因为“她的存在绝对不是孤本，受到各种各样不可想象的伤害的女性绝不是她一个人，她的被损害和被侮辱也不是某一个个体因素造成的。”
但她们又坚决地在内心深处没有将这个疯女人当成是一个弱者，“她是受害者，但不代表她弱，她甚至可能激烈地抗争过，但决定这一切的不是强弱，而是一个巨大的体系。这样的个体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张桂梅：“放弃和认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请记住，在任何一个你没有察觉的时刻，包括现在，通过行动去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直都存在。”
黄诗洋曾经读过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一句话：“在这片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她们无法另辟苍穹。”在参与《山花烂漫时》创作的整个过程里，她总会时不时想到这句话，“大山里的她们只能另辟苍穹。希望她们可以从‘无法’到‘只能’，再到‘能够’。”
“我们写女疯子、我们写谷雨、写蔡桂芝、写柳细莺、写宁华……又把那么多的社会议题融入到其中，虽然无法涵盖这个系统里所有的方方面面，但能够贡献一点点启蒙的力量，能够唤醒和撬动哪怕一点点刻板的印象，也是有意义的。”
丁涵在剧播期间看到过一个评论，说《山花烂漫时》是当下现实版的《觉醒年代》。她觉得能和《觉醒年代》这样的好作品被一起提及，无论是对于《山花烂漫时》还是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同时她也强烈诚实的感受到，“在这次创作中，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是慢慢在觉醒的。”
“写完《山花烂漫时》之后我有机会回顾我自己过往的经历，我觉得我这个人前半生都比较顺利的，我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我也没有经历过贫穷或者巨大的伤害，所以形成了我一种稳定理性的性格，但是我在写张老师、写这些华坪女高的女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人生需要一点草莽精神，需要一些不顾一切的冲动。”
“其实人生在很多的瞬间有无数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就看那个瞬间你能不能捕捉到，你能不能坚定地走向那个方向。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张老师没有在党代会上大声念出那么多辍学女孩的名字，她的愿景可能随着其他一波又一波的人的发言，就这样结束了，她吸引不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如果谷雨没有一盆冷水浇在她爹头上，拎包走出那个村子，如果蔡桂芝没有在她爸床前决心去拼一把高考，把张老师给她送来的摸底考卷子拿出来做了，她们可能就会走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
“她们真的都是在面对一个人生的选择和机遇的时候，勇敢冲上去把它抓住了，这是我在写这个故事当中，我得到的特别大的启发和启示。”
她接着又想起在翻阅资料时，她读到过去某一年张桂梅老师在新年第一天给青年朋友们的一封信，有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
“放弃和认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请记住，在任何一个你没有察觉的时刻，包括现在，通过行动去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直都存在。”
监制/葛海晨
编辑/Timmy
采访&撰文/吕彦妮
排版/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