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实际时间是10月14日（周一），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美籍土耳其人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英籍美国人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
评审团解释说，这三名研究人员均在美国工作，“因其对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奖。
刚好昨天编写了一文，试图说明大清朝的中国人并不愚钝，对于制度之观察早有先见之明……
于是，便放在今儿散记，以作鞭策。
至于“制度”的话题以及阿根廷的制度之痒，我会在未来的百日时间里用更多的笔墨予以学习，求知、求真。】
郭嵩焘（1818年4月11日—1891年7月18日），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任驻英国、法国公使。他与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儿女亲家 。
光绪元年（1875年），在云南发生了一起命案，英国驻华公使馆特派书记翻译官马嘉里被杀。
这一年，光绪帝年仅4岁，刚刚登基。
第二年，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了一份《中英烟台条约》，主要有三项：一曰昭雪滇案，二曰优待往来，三曰通商事务。
《条约》附加了一条，就是大清朝要派出钦差前往英国道歉，结果，这一“道歉”之举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派出驻外长期使节的开始。
刚被委任为兵部侍郎的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钦差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而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随任副使。
1877年，总理衙门公开出版了郭嵩焘撰写的使者实录《使西纪程》，初衷是希望借此改善欧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外交官对他们国家的高度评价。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对 《使西纪程》的欣赏者，评价该部日记 “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
然而，其时的大多数官员们的反应是愤慨和怀疑。
因为，郭嵩焘对西方的溢美之词，与他对中国人恶习偏颇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博学的湖南士绅王运认为他 “殆已中洋毒”，而浙籍士人李慈铭则表示，郭嵩焘将英国描述为 “仁爱兼至”的国家，且能够使得 “寰海归心”，那么 “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使西纪程》引发的轩然大波导致该日记被大清朝毁版，但非官方版一直在流传。
与郭嵩焘一直意见不合的副使刘锡鸿一直将副使视为通往厚禄高官的阶梯，见此情形，立即撰写同样日记形式的《英轺私记》，与郭嵩焘针锋相对。
刘锡鸿在言行上都维护了清政府的权威，并表现出一种他认为符合帝国使节身份的高傲态度。
事实上，刘锡鸿对欧洲许多积极正面的观察与郭嵩焘的看法颇为相似，但两者间存在两个重要区别，就是同样的事实用不同的立场来表述：
首先，虽然他承认英国的制度和政策行之有效，但他却以中、西国情不同为由，拒不承认这些制度和政策对中国同样适当。其次，与从前的使者一样，刘锡鸿坚决维护中国的文化优越感，并将自己在欧洲的存在视为清帝国对西方进行文治教化的象征。
那么，当时的大清朝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二人后来的个人遭遇又是怎样的呢？
光绪四年（1878年）8月，清政府将郭嵩焘召回，改派李鸿章的四子曾纪泽接任；次年5月5日，郭嵩焘乘船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可其时湘阴正在发生守旧排外风潮，他被污蔑为“勾通洋人”，遭到百姓和乡绅帖大字报侮辱。
再后来，郭嵩焘一直赋闲，期间他曾在湖南主讲城南书院，开设禁烟会，宣传禁止鸦片。他生前还曾计划筹备成立船厂，但未能实现。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逝，李鸿章奏请朝廷将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但大清朝以其“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为由，不准其奏。
而刘锡鸿在光绪三年（1977年），如愿由副转正，由英国转赴德国担任公使，但仅一年，即于1878年与郭嵩焘同年被召回国。
刘锡鸿在驻外时也曾私下多次感慨英国因为贪污少，百姓愿意交税；而中国贪污严重，百姓千方百计逃税。但他回国后却绝口不提，仍为反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
巧的是，刘锡鸿也是1891年病逝，与郭嵩焘同年走了。
就二人的影响而言，郭嵩焘的 《使西纪程》到了后来尤其是20世纪，已经被主流学者广泛接受，但相比之下，刘锡鸿的《英轺私记》虽然以其四平八稳的观点深受同时代人的好评，但如今它早已沦落为一部体现守旧派官员顽固无知的典型作品。
那么，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日记中描述的主要观察和观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他是否给大清朝开出了一剂药方？
郭嵩焘描述英国议会制的解释框架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清初，当时的学者将明朝的衰落归咎于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隔阂。
黄宗羲曾以直言不讳的文笔而受清代学者推崇，他不但全盘否定了皇权体系的合法性，还认为中国自公元前221年专制的秦朝建立后，已是一潭死水。
太平天国战争后，湖湘士绅普遍对权力过度集中的现状颇感不满。为了增强作为湘军精神支柱的地方士气，这些湖湘士绅整理并出版了湖南人王夫之及其同代人黄宗羲的著作。
同黄宗羲一样，王夫之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出中国的衰落始于秦朝专制的建立，文治不修与秦汉以来错误的礼学风气。
郭嵩焘顺着这一思路出发，他也将中国的社会动荡、国力渐弱归因于王公大臣垄断权力，导致向皇帝沟通的渠道缺失。他将这一现象与要求统治阶级公正听取民意的英国议会进行了比较。
这一比较，读之会有很强的时代性，也很有画面感。
在中央层面，议会的双方，即会绅或议绅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制约与平衡。当双方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宰相可以要求重选议会，但如果新议会仍然不赞成他的政策，则宰相必须下台让位。在地方一级，设置 “买阿尔”，即市长制，允许人民选举当地官员。这一地方治理体系与中央议会交相维系，形成了一个 “二者相持”的统一体。正是这种强大而灵活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得人才能够追求学问，并为国家做出贡献。
在使馆成员间的一次闲谈中，一位叫做李凤苞的官员与郭嵩焘交流，觉得英国的两党制使他颇感困惑：
“平居周旋，往来耦善也，一与议国政，两党各树旗鼓，相持不能下。而以人数多者为胜党，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亦不知其何以能然也？”
郭嵩焘回答说，设置执政党和反对党是有其制度方面的考量。设置对立两党之目的，是为了竭尽人们的意志，以定是非对错。在反复再三的质询和答复中，各党都直抒胸臆，没有半分隐瞒。
最关键的是，这一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就会逐渐影响了民众的习惯，以至于连平民也会坦诚正直，用 “一从其实”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
另外，与早期的使臣不同，郭嵩焘从未过多注重欧洲国家元首的道德品质和能力才干。他写道：“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他认为西方政府的主要优势在于制度结构。
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官员严禁将人民的公共利益视为自己的鱼肉，王朝的利益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每项政策都由政府公布，并邀请公民对此提出批评和建议。通过允许公众对政策制定者进行质询和审问，议会制度能够充分表达民意，并建立起诚实守信的民风习俗。
这一制度体系完美地体现了儒家上之政善、下之俗醇，上下交相影响的政治理想。“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关于民众的力量，郭嵩焘前后有不同的见解。
就民众力量一说，19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家如魏源，他将 “民众”看作一股能推动国家经济的 “民气”，但同时也意识到这种社会势力不能过盛，需要以教化来驯服，使其安分守己，以防止其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郭嵩焘与魏源有同样的看法。他虽然赞同英国政治模式为民意提供了上达渠道，但同时他也忧虑议会可能会纵容人民，并助长他们的 “民气”。在这种情况下，民心可能会演变成难以驾驭的颠覆秩序的威胁。
在他出使期间，西方劳工暴动和刺杀君主的消息频频传来，使得郭嵩焘颇感不安。1878年5月，曼彻斯特纺织工人为抗议减薪，摧毁了工厂的机器，烧毁了工厂主的房屋。
郭嵩焘听到这些消息，立即联想到去年美国铁路业也发生了同样的罢工动乱。
虽然郭嵩焘对英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称赞不绝，但他也看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激增的政党数量与政局动荡。
在他看来，这些政党通过完全放任 “人心之浮动”来鼓吹意识形态差异，也挫伤了群众士气。特别是法国民主主义政党宣称的 “统贫富无分”以及实现 “金帛皆公用之”的承诺，使郭嵩焘尤感震惊与反感。他认为，这些承诺远比中国对 “富贵利达”的单纯追求更加危险。
在回国航程中，郭嵩焘还曾与一名法国人对谈，他对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表达了关切与担忧。他认为，这些政党充分显示了 “民气太嚣”是如何对西方政治稳定 “为弊甚大”的。对方表示认同，说民主的初衷是好的，却只适用于一个没有战争、刑罚和自私的世界。
这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嵩焘在日记中对此作出专门解释：
“民主立国，无分贵贱上下，强天下之不齐以使之齐，则将截中指以补小指，使体骨皆先其用，而虚为一体同视之名，其势恐万难持久。”
在郭嵩焘看来，个人的能力生来就各不相同，因此正确的政治结构应该尊重这些差异，而不是强行消除它们。民主对于瑞士这种人口相对单一的小国而言或许是可行的，但对于一个人口众多，且财富、地位、教育水平差距甚大的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阅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同样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好官，他对于民主制度的观察以及不照搬，与今人诸多学者的见识相似。但却同样是一个看似无解的观察和困惑。
有学者认为，郭嵩焘思想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比保守的同代人更愿意接受西方政治模式，而在于他在判断、比较本国与西方政治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探究方式紧密沿袭着晚明思想家的模式。
晚明思想家的模式就是将明朝的衰落归咎于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隔阂，同时全盘否定了皇权体系的合法性，认为中国自公元前221年专制的秦朝建立后，已是一潭死水。
郭嵩焘是革命者吗？不是，他的政治理想是对君主立宪制的认可，可他并不支持1895年后的立宪改革派。
不过，在赢得胜利的20世纪宪政改革者的眼中，郭嵩焘是一位预见了西方治理与教育模式在日后盛行的先知。
郭嵩焘坚信中国已经如堕烟雾、不得方向，采用了晚明学者一整套话语和情节将西方的治理模式看作是新的天命。
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愿意接受西方的原因不仅来自他积极的观察，还来自他希望通过 “道”这一隐喻的方式来诠释秩序的倾向。
郭嵩焘在许多文章中多次提出“本末论” 的看法。
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又末中之一节也。”
他所称的“本”，指的正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末” 指的是商业、科技、工业、军事等。
不过，150年过去，西方的治理模式也在经受着时间和地域的不断考验，比如百年折腾动荡的阿根廷，还有令人一直信奉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和枫叶之国的加拿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大清朝的专制治理模式没有成功的范式，而西方民主治理模式虽然方兴未艾，却也不自觉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政治正确”的民气利用，受到未来世界的挑战。
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米莱慷慨陈词：
“世界历史表明，保证繁荣的唯一途径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捍卫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由于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影响其他国家，我们相信所有人民都必须生活在没有暴政和压迫的环境中，无论是政治压迫、经济奴役还是宗教狂热”。
“这一基本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它必须在外交、经济和物质上得到实际行动的支持。”
米莱批评的可不是针对东方大国，而是包括阿根廷、西方国家以及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直指联合国。
不过，有记者发现，他的这些话与1999-2006年美国热播电视剧《白宫风云》中“美国总统巴特利特”一角的经典独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却觉得，可以将电视剧中的预见以现实的口吻说出来，就是一种西方民主治理制度的现实自省，也正因为此，米莱的新政不仅值得阿根廷期待，也值得热爱文明进步的全世界期待。
郭嵩焘死后四年，即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全面赞同的声音才再次浮现。
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民国1912年成立，大清朝落幕。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之后，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中国后来了。
——张家卫阿根廷百日散记（2024.10.10，第39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