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虎（原创）| “往思”并不如烟：我早年的一些哲学主张

“往思”并不如烟

——我早年的一些哲学主张     

  王文虎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讲几个我早年所经历的一些哲学思考，想说明一个问题是：人早年思想经历是很重要的，它并不会随时间而消失，往事并非如烟。早年形成的观点往往会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的一生，对人此后的观念主张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思维经济原则

我在很早就主张将思维与经济合一，强调思维过程也是经济过程，主张思维过程要以最小的思维成本取得最大诠释效能。我至今还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原则。

我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正在读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知道了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主义。后来我读到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对他的一个词很感兴趣，就是“思维经济原则”。马赫对科学研究和思维过程有这样一个看法，即强调应该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思维消耗、简单的方法和短的时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完善的陈述，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思维成果，要以最小的思维成本获得最大的思维效益。阿芬那留斯的代表作之一便是《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它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因果性的实体都被废弃了。从西方哲学史看，马赫、阿芬那留斯所说的思维经济原则并非新东西，它渊源于中世纪“奥卡姆剃刀原理”，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再往上溯的话，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自然界选择最短的道路。后来的艾萨克·牛顿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则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

但列宁对此原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个思维经济原则是唯心主义。可是 我当年却本能地认为，用最省力的思维劳动取得最有效益的思维成果，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我当年之所以有此本能，是时代精神使然。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以经济建没为中心的时代，效率优先是此时代深入骨髓的思想。

从这个“最小最大”的思想出发，将思维过程理解为经济活动过程是自然的。概念、范畴是思维的“成本”，一个有效率的思想过程，就在于用很少的概念尽可能多地将复杂经验整理成知识来。围绕这个想法，我进一步认识到了，用概念整理经验的逻辑外延包括：

“去形容化”。在陈述一个事物时，堆积大量的形容词就是增加思维成本的思维浪费。思维过程是素朴的，用最少的概念表达最多的经验是基本的要求。

“去独立化”。在体系构建中，互相独立的概念越少越好，最好的体系是从一个基本范畴出发，引出能解释一切经验的体系来。

“去实体化”。在解释经验时切忌增加实体，如解释桌子增加一个桌子之所以为桌子是因为它有桌性。像桌性这类假设纯属于没有意义的实体增设。

我当时为自已获得这样的思维经济学思想而庆幸，可是当我将这个思想整理出结业论文时交给指导老师时，却没有得到老师的支持，指导老师的评价是“还可以”，其实是“不可以”，他可能认为思维经济原则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应该将概念视为客观规律的反映，而不能视为整理经验的工具。但是我至今没有放弃这个“一思三去化”的思维经济原则。不过，我至今认为我作一个思维经济学论者并不是唯心主义者，在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用费力最小的思维整理杂多的感觉材料是可行的。

  我们今天需要思维经济原则吗？我认为需要，你看各种会议文件大话满天飞，形容词用得一篇比一篇好，但是所反映的实际信息并没有多少，这难道不是思维的浪费吗？

二、 “矛盾的连续性”

我们年轻时学哲学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自然辩证法”，主张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过程最一般的规律。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我曾经对事物的发展究竟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有一桩向《光明日报》投稿被退回的事儿值得说道说道。

大约在1983年左右，我一个在北京落户的本家叔叔（我父亲幼时好友）从北京回随州，给我带回一件礼品一一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当时在随州是很难从书店里买到的，得到这本书，我爱不释手，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从中学习列宁《谈谈辩证法》的论述，其中“发展是渐进过程的中断”一语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不解。不解之处在于列宁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一个事物发展到另一个事物是断裂式的，那么很多事情就不好理解了，比如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是发展，二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不在于“我“的断裂，只是人生阶段的不同而己。一个老年人虽然承认自己老了，但他并不会说他的少年时代并不是他的，而是将少年当作他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这不是中断，而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当时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产生了“矛盾发展是连续”的想法。围绕这个想法，写了一篇名曰《论矛盾的连续性》的文章，主张矛盾的发展不是断裂式的，而具有连续性的过程。我举列说，将一个长方钢片制作成钢钜，这是发展。但是钢钜之钢并没有发生变化，从一者到另者之间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我当时认为，我这个文章是很有说服力的，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发展不可能是断裂的。断裂犹如抽刀断水，水反而更流。所以将它写成文章，向我心目中的哲学圣地之一一一光明日报理论版投去。没想到投稿虽然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是编辑的退稿通知却是“不予采用”。

随着年龄和知识面的増长，我对发展究竟是断裂式的还是连续式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不认为《论矛盾的连续性》是唯一的答案。因为我了解到在量子力学中，量子就是不连续的。其物理量的变化是以最小的单位跳跃式进行的，而不是连续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叫做量子。例如，光的能量传播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每一份就是一个光子，光子就是光的量子。再如，原子中电子的能量也是离散的，只能取特定的几个值，而不能处于这些值之间的任意状态。可是在遗传学里，从父代到子代之间的遗传具有明显的遗传性。遗传的连续性不容忽视。

有些现象看起来是连续的，但实际上是一份一份的，类似于量子化。从瓦沟里落下来的水呈一条直线，但是当雨停后剩水下落时，就是一点一点的。它之下落之所以呈一条直线，完全是因为雨点下落很快，以至于超过了我们视觉反应的速度。所以连续是假象，实质上是一份一份的。

所以断裂与连续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光学发展史上既有粒子说，又有波动说，二者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既不能独断主义地论断发展是断裂式的，也不能独断主义地论断发展是连续性的。对发展最好的理解，或许要借助玻尔的互补原理，因此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心事。

三、“鸡生蛋蛋生鸡”问题               

我常常被人问及“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意思是说，某些哲学问题要溯及先与后的问题，这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同型。我过去对此问题并没有认真思考，当然也就没有认真的回答。但是在研究实践逻辑问题时，我碰到了能动活动与文明事物孰先孰后问题。因为在生活现象中，你会看到，所有的文明事物都是由能动活动创造出来的，而任何能动活动又都由文明事物转化而来。这里的情形，就是一个鸡生鸡蛋生鸡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我在后来出版的《新实学》《实践逻辑问题研究》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的思考结果是，鸡与蛋不是既先又后的无限循环，而是先后关系十分眀晰的演化结构，在其中先有蛋后有鸡。

我的论证思路如下。第一步看生命发展序列。非生命之物在生命之物的前面。地球上先有无生物而后才有生命，这是谁也不会否定的科学事实。第二步看鸡与蛋的生命特征。鸡属于生命体，而鸡蛋呢，有受过精的鸡蛋与未受过精的鸡蛋之分。前者可能具有生命特征，后者则不具备完生命特征，虽然它可以孕育伟大的生命。我们在讨论鸡蛋时，应该将重点放在未受精的鸡蛋上。这样看的话，鸡蛋并不是生命体。当我们的思路发展到第三步时，自然就是结论了：非生命的蛋先于作为生命体的鸡。这是一个符合进化论的结论。第一个蛋可能不叫“鸡蛋”，但它是可以生鸡的蛋。令我吃惊的是，中国神话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主张宇宙之初是蛋。

可是这个结论必然遭到追问：最初的鸡蛋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大自然的进化而来。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人们要问：为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能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形成蛋？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操手，它是谁？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操手”一定是有的，对此人们作了很多猜测，比如称它为盘古，称它为上帝，称它为逻辑，或者天道等等。名字随你定吧，这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它肯定不是“鸡”。“鸡”只能从由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按比例组合而成的“蛋”中产生。

四、 “人的本质相对论”

1988年至1989年是我人生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我的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住枫园。室友来自不同专业，但思想都很活跃，对问题的讨论很是激烈。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讨论中形成了思维经济原则、类本质的自觉和个体的无意识、人的本质相对论等概念。

这里介绍一下“人的本质相对论”这个概念。它的形成有其文化背景。1988年至1989年，中国思想界的主题可以说实现了由“物的关照”向“人的思考”的转向，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人的主体性、价值论等人的问题成为思想界关注的重点。我自然也被卷入其中了。这个时侯，我接触到了《爱因斯坦文集》《玻尔文集》（我记得是一册一册的小本子）等，对“参                                                               系而言的，不同参照系的选择自然就会有不一样的本质认识”的观点。 在与室友的论讨时，我把这个观点称为“人的本质相对论”，我的室友，尤其是一个被我称为祥哥的人对此很感兴趣。我当时的具体主张如下：现有的人的本质论都是相对的。主要有三::一是相对于低于人的物而言的，也就是说，它选择的是低于人的参照系，因此而产生了人乃万物之灵的看法。二是相对于今人而言的，就是说，它以古人为参照系，用古人的落后和野蛮来突出今人的先进与文明。三是选择高于人的参照系。这是宗教通常的作法，例如基督教将天堂作为参考，天堂在现实是没有的，基督教宣称有，但要经过救赎，它才会降临。

我发现，在第一类参照系中，人的“主人意识”强烈，都要建立人对他者的统治地位，要奴役比他更为低级的存在，这是人性的铁律。在第二类参照系中，人都要追求美好，追求文朋与高雅，这是人生的铜律。在第三类参照系中，人都想拥有他目前所没有的东西，追求尚未存在的本体，这种未央的状态，就是希望。这是人才的金律。      

在1988年至1989年以前，我对人性都的看法是一片春光，但是有了参照系概念以后，我听人谈人性时，一定要问一问，你之所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从参照系中，我知道了我所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五、类本质的自觉和个体的无意识

我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早期思考，还体现在另一个概念中，它就是“类本质的自觉和个体的无意识”。这个概念是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对人性的思考实际而提出来的。

研究中国历史上殷周之际，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时期，古人称之为“革命”。大学者王国维采信了“革命说”，并从制度转型的角度赋予“革命”以内涵。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我总感觉王氏的概括少了一点什么。少什么呢？我反复思考，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次革命其实是人性的革命。王氏的论述，没有达到了人性革命的高度。

查阅甲骨文，你便会发现，直至商代，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还是神学的视角。殷商之人也谈性，他们的性与生是合一的。而性则不是人所固有的，它是由上天赋予的，对于殷人来说，人之性乃天之命。人有性，就是“授生”。可见殷商之人并没有意识到“人”。他们把人关进了神的笼子里面，这种见神不见人的现象，我称之为“类本质的无意识”。但是周人比殷人进步多了。他们敬天，同时\强调保民。他们认识到人的内在本质，这就是“德”。提出以德配天，甚至将民放在天之上，提出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周人已经有了人的自觉意识。周之代商，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人的觉醒，这是人的本质的一次伟大的壮丽日出。

然而周人对人性的认识只限于人的类本质，他们对人类个体还没有自觉。从西周初期到晚期，周人都将个体纳入祖先范畴内，形成了他们的宗法制度。他们将个体关进了宗法制度的笼子里。这种个体的无意识，直到战国初期诸子的出现才有好转，此时的中国人已经能将“我们”与“我”区别开来，他们谈“我们”，同时也谈“我”。他们尊称“我”中有成就者为“子”，是有“诸子”。对“子“的尊称，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人的觉醒。

有了“类本质的自觉和个体的无意识”这个概念后，我获得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饯索。这也算是我的早期收获吧！

作者，王文虎，笔名问何。1964年4月21日，湖北随州人，哲学学者，武汉工商学院国学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