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随南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外围各县也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各地政权无形解体，敌伪据点遍地林立，日寇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横行无忌；汉奸、兵匪趁火打劫，恶霸、劣绅变本加厉。鄂中地区一时间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共湖北临时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于1939年11月在随县长岗店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利用这一合法机构，派遣干部，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发展民间武装，组织抗日队伍，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农救会”“妇救会”“商救会”等群众团体，一时间，抗日的烽火在随南敌后熊熊燃烧起来。1939年10月，中共随西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年刚27岁的张时超临危受命为该委员会书记，他带领同志们秘密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增强和扩大革命的有生力量，积极组织农民自卫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工作队，并在他的老家——随南（现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此后各地基层党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随西南各乡、保。 （1939年底，张时超在他的老家何店柏树湾建立的随南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张明坤任支部书记。这是柏树湾旧址。）1941年5月张时超被组织任命为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委政权部长。1942年3月，张时超又改任随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和他的战友们共组织动员一万余人参军，走上抗日救国第一线。1942年7月，国民党顽军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撤离随南白兆山根据地，中共随南县委、县政府奉命转移到应山平林，并分别改称为“随南前线委员会”和“随南行政委员会”。高定一、曹冰清先后任“中共随南前线委员会”书记，席利民、曹冰清先后任“随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张时超调中共安（陆）应（山）县委工作。不久，调任鄂中行政公署财政委员会秘书。1943年9月，改调鄂中中学任校长兼训育主任，在校期间，他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 那么，张时超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候，出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而在之后的抗战一直处在胶着状态下，不惜散尽家资，置自己生死于不顾，支持新四军抗击日寇？抗战胜利后，他又是怎样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壮士一去不复返”英雄气慨，从他的故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他的革命人生？！张时超，原名明厚，字载岳，号时超，1912年3月出生在原随南何店铜管山学屋塆。 （张时超出生地，现曾都区何店镇三叉河村——学屋湾）据《张氏宗谱》载：随南张氏一世祖“爵公”，字宅安，原籍江西，明朝时由进士授信阳知州，致仕迁随，隐居州南君山里十甲金鹤冲（今曾都区洛阳一带），结庐山间，躬耕而食 ，弃寇盖就簔笠，怡然自得，娶妻荫子。历经“万用、世贵（明经考授儒学正堂）、有明（清思进士考授儒学正堂）、士俊（捐加太学生）、昱公（清太学生）、之纯（清太学生）、道铭（清廪膳生）、大本（清太学生）、联让（捐清太学生）”。特别是在张时超九世祖（曾祖父）大本公之时，先住洛阳店北仙山下蔡家洼，后迁府君里十甲铜管山钟灵塆，经营置产业300余石，育得联詠、联永、联试、联让、联诏和两个女儿。五子各分得稞田60石，其张时超祖父“联让”公即分得稞田60石。“联让”公育有啟远、炽远、均远（出继联试）、镇远、济远、炳远等六子，这六子即各分得稞田10石。六子炳远便是张时超的父亲，分居在铜管山下学屋塆。炳远公育有明厚（张时超）、明宽（早夭）、明久、明铎及明凤、绍芳等四子二女。一家人就靠着这10石稞田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张时超的同门族孙讲述当年的故事，左三为张安成。）据现年93岁的张安成（系张时超同门族孙）老人讲述：张时超幼年天资聪颖，学有所成。然而，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少年的张时超自小在随县求学就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这为他后来弃笔从戎、献身革命打下了理想的基础。1935年，张时超23岁，学有所成的他顺理成章地考入武汉大学攻读英语，在校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大量的革命家及进步人士，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抗日战争问题研究会”。1937年底，他有幸聆听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在武大所作的抗日演讲，又目睹过日军肆无忌惮轰炸武汉。由此，张时超心里便埋下了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弃学，全身心投入了抗日救国活动。 1938年1月，张时超回到了随县老家，他积极组织“随县抗日救亡剧团”，先后到随北、随中地区进行广泛的抗日文艺宣传。为我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摇旗呐喊，由于他的表现突出，同年11月，经中共环潭工委书记陈秀山和地下党员张宜府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张时超被组织派到随县均川镇小学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建立了随南地区中共特别小组。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均川支部委员会，领导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商民抗日救国会和随县人民自卫团，动员青年到中共鄂中区委创办的长岗店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往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挥部，任随南工作队队长。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张时超先后担任均川小学校长、中共随县均川区委书记。 1939年2月，鄂中特委以“抗日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合法名义，派出以张时超、柏守静为正副队长和队员杨纯干、杨希臣、杜旭东、邹京都、张远长等11人组成的工作队来到随南的贯庄、浪河、汪圣畈、谢店一带的乡保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帮助贫苦农民减租减息，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张时超率先在自己的家乡铜管山组建成立何店第一个地下党支部，计有11人，成员有张厚生、傅克强、孙正明、张亚卿、赵玉林、孙敬元、孙云久、夏治旺、夏治升、郭秀清、郭华亭等。张厚生任支部书记，孙卫民任组织委员，张亚卿任宣传委员，赵玉林任情报委员。1939年5月，随西县委辖区内党的组织已发展到环潭、均川、古城3个区委、1个特支，33个党支部，有党员370余人。当时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所收粮食不够交租，工作队便出面与大地主汪梦益、资本家王玉东等人谈判，在减免部分租粮的同时，对有困难的农户实行缓交，解决群众的暂时困难。工作队在浪河一带活动一月有余，取得初步经验，便由副队长柏守静带领一部分队员，转移到柳林桥一带开辟新的工作，另一部分队员由张时超带领，继续在浪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42年3月张时超因政绩突出，被组织任命为随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当年夏天，随南发生严重旱灾，日伪军对根据地又实行物资封锁。张时超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烧石灰、烧木炭，采收农副产品，并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帮助群众度过灾年。秋季，农业生产获得丰收，还上交救国公粮五百石，受到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的通令嘉奖，并获“模范县”的光荣称号，当时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进行了宣传报道。1945年4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五师主力，击溃盘踞在随南洛阳店、柳林店、环潭店、三里岗一带的国民党别动军和保安军九团，收复随南白兆山革命根据地，“中共随南县委”和“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洛阳戴家河、万家河恢复重建，张时超又重回随南任“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和“中共随南县委”政权部长，并迅速组织恢复区、乡、保政权，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辛劳奔波，只用了20天时间便筹措军粮25万斤，并组织民工1200人支援前线抗战。 1945年8月，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随南县爱国民主政府”，张时超改任“随南县爱国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委政权部长。（当时的随南县委、抗日民主政府就设立在万家河，这是县政府旧址）万家河，一个自然小村落，位于何店镇西南边陲的谢店村二组古迹岭北山脚下。前临潺潺万家河流，后依密林高山古迹岭（海拔484米），村落总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万家河具有特殊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昔为京、安、随三县交界交通要塞。东去洛阳30余里，北上何家店30余里，西南至均川、柳林、古圣畈均在30华里左右，亦为何店、洛阳、均川、柳林、古圣畈（古城畈）、三里岗、大洪山多地互通的必由之地。东侧一华里之地的谢店街，早在大明洪武年间就已形成，为随南边境历来商贾经贸之重镇。军事地理位置也十分突出，东北地势平坦开阔，西南崇山峻岭可扼制咽喉，胜可穷追败寇，败可退隐坚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三国时期徐理败兵率部隐居古迹岭洞儿城。元末明初，朱元璋曾率明军与柳林青、白林寨绿林军在此地有过一场激战，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殆，但山寨断垣残砖尚存。就是这个战略要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中共随南县委、县政府和新四军五师的重要活动区域。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小村庄，张时超在这里拉开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早在1940年春，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二团民运工作队到随南开辟工作，筹建地方政权，先后建立了洛阳店、閣家河、紫石、和平、三里店、永兴店（即谢店）六个乡，并组织召开各乡社会贤达、进步人土协商会议，并按“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建制原则，即各级政权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在中共随南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万家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支前活动。 当时的随南县委、县政府还成立“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又称六乡联合办事处），行使抗日民主政府权力。办事处下设五个股（政权股、财政股、军事股、教育股、秘书股）和六个乡人民政府（洛阳乡、水兴乡、和平乡、闇家河乡、三里乡、紫石乡）。各乡一般由旧政权或进步人士任乡长，新四军民运干部任指导员。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初成立于蔡家嘴，6月后机关迁设万家河，先后直属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和军政联合办事处。永兴乡政府设谢店街后王氏祠。1941年1月下旬，豫鄂边区党委派彭仲远到随南组建成立中共随南工作委员会（党委组织，简称随南工委），辖洛阳、古城两个区委。3月，“随南军政联合办事处”改设为“随南行政委员会”，下辖洛阳、古城两个区和10个乡政府，先后直属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和行政公署。同年5月，“随南工委”改称“随南县委”，辖洛阳、古城、閤家河、贯庄四个区委。同时，“随南行政委员会”改称“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简称随南县），辖洛阳、古城、閣家河、贯庄4个区28个乡政府。党政机关仍设在万家河。 1942年5月，国民党顽军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五师退出白兆山，随南县委，县政府自万家河转移应山平林，并分别改称为“随南前线委员会”和“随南行政委员会”，下辖京、安、应、随边区11个党支部和安应随11个乡抗日民主政府。1945年4月中旬，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主力，收复随南白兆山革命根据地。中共随南县委和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洛阳戴家河重建，机关仍设在万家河。中共随南县委下辖古城、洛阳、柳林、何店、閣家河、铁山6个区委，24个支部，500余名党员；随南县政府下设古城、洛阳、柳林、贯庄店、圈家河、铁山6个区政府，24个乡政府，分别隶属鄂中地委和鄂中专署。1945年8月，鄂中地委派鲁明健到随南县工作，对抗战时期保持下来的中共随南县委进行调整，辖6个区委，28个支部，310余名党员，隶属鄂中地委。同时，“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改称为“随南县爱国民主政府”，下辖6个区政府，28个乡政府，隶属鄂中专署。县委县政府机关仍设万家河。 张时超作为随南县的主要领导干部，长期驻扎在这里，他的足迹踏遍了随南县管辖区的每一寸土地。1946年4、5月间，由于我军中原主力在撤往鄂东后，受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困，近6万敌伪顽兵力围剿随南白兆山革命根据地，随南县委、县政府和新四军第五师官兵积极组织突围北上，随南县县长张时超和副县长孙志盖，奉命化名北上东北，到安东（今丹东）解放区工作。8月，张时超被组织分配到中共辽东省委，之后在桓仁县参加土改和开展游击活动。1946年冬任虎山县县长，辽东解放后任中共宽甸地委干部科长，不久任秘书主任。宽甸地委撤销后，任中共安东省委秘书科长。1949年5月，张时超随解放军南下江西，先后担任中共赣州地委秘书主任、赣西、南区委秘书处长、江西宁都地委委员和秘书长等职。1952年，张时超调任武汉，任中南第一航空工业学校副校长，同时任航空工业局局长。不久学校迁至南昌，改为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张时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55年3月，张时超被选为中共南昌市委委员。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什么地方，张时超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1957年在开展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活动中，张时超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1959年3月，张时超被抽调到沈阳，负责将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扩为学院。一年后，返回江西省筹建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任中共江西工学院委员会书记兼管南昌航空工业学校工作。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张时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66年，张时超因患鼻癌到上海医院治疗，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时超多次在病中写信劝告师生不要形成对立两派。1967年他回校引导群众正确开展运动，使学院在“文革”期间未出现大的波动，保护了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未遭揪斗。1970年张时超病情加重，于8月8日在上海逝世。 张氏家族可谓是“书香门第 富甲一方”的家族了，至张时超父亲炳远公手里有10石稞田，年可收得稞租约1400斤粮食，加上山场、堰塘，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家族。但张时超没有为这个家族产业的壮大发展而努力，却总想着贫苦百姓的生活疾苦，并苦口婆心说服家父对自家佃户的田租要减免或少收。张时超弃学从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到家乡铜管山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秘密组织发展中共党组织。他一方面将自家的粮食、衣被等物资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另一方面还带领贫苦农民上山砍自家山上的柴，打自家堰塘里的鱼，让出自家多余的房子给无房贫农居住。当时家父反对，大骂张时超是“败家子”。后经他多次耐心劝说，最终做通了其父的思想工作，父亲终于理解儿子的做法，走的是正道，便倾其所有，除留给自家一定的生活之需外，其余全部捐交出来，解决当时无衣无被无粮的贫苦农民。张时超的亲四伯（名抚之），1903年留学日本习商科，民国时期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和随州财粮股股长，家有稞田百余石，随城还开有“时代商店”，经商并精通医术，在随城开有“大德生”西药房一处，经营西药，还经常回老家铜管山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病（也曾义务救治过新四军伤病员），算得上是一个开明人士。张时超也同样动员他对当地贫苦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分衣分被，寒冬腊月允许贫苦农民上山砍柴，下堰捕鱼，以过年关，还动员其每年向国家捐交救国公粮50石…… 当年，他有一个堂弟，听说堂兄张时超当上随南县长，便提着礼品到他家，请他帮忙将他弄到县政府捞个差事干干，张时超对他说：“我们那个县政府是共产党的县政府，是抗日的县政府，是穷人的县政府，不是国民党的县衙门，我们经常居无定所，食不裹腹，薪水微薄，风里来雨里去，成天提着脑壳玩，你愿意吗？”堂弟听罢只好打道回家了。张时超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很少回老家，其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他都未回过家。其长子张志正、次子张勇正跟随爷爷长大，次子张勇正因病早夭。1952年，张时超才回家将长子张志正带回南昌跟自己一起生活、读书，后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昌市某剧团作美工。张志正之妻陈洁，原是吉安市一山区民办教师，按政策可调入南昌市与他们一起生活。张时超拒绝了儿媳调往南昌市的要求，反而动员儿子到吉安县工作。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能不爱吗？我们共产党人要顾全大局，如果只考虑个人利益，总想比别人特殊，会失去群众信赖的，我不能这样做”。 张时超一身清廉，拒享特权。解放后土改时，老家地方政府因他家有稞田和长工，按照政策他的家族被划为地主成分，其父亲被戴上地主帽子实行管制，张时超也没有回老家找地方政府要求予以照顾，田产房产都被分了，年迈的父亲张炳远只身一人在老家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自食其力（注：张炳远膝下三儿二女全部参加革命工作）。而张时超在他担任中共江西工学院党委书记和兼任南昌航空工业学校校长期间，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张时超将国家每月照顾的10斤精粉、5斤黄豆、2斤麻油和白糖等营养食品全部交给学院的公共食堂。张时超共兄妹六人，四男二女，张时超为长子。在他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下，其兄妹五人包括夫婿全都参加了革命。其长弟张明久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参加了国民党军，后不满国民党背信弃义和围剿共产党的反动行为而投诚了新四军。张时超四弟张明铎亦参加了新四军，在随南圣场的一次对敌战斗中牺牲。张时超长妹张明凤与丈夫杨发光（三河人）结婚后，也同样参加了新四军，其妹夫杨发光还当上新四军五师某连指导员，其小妹张绍芳十四岁时就跟随哥哥张时超参加革命工作，主要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县团级干部身份转业…… 纵观张时超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也是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他抛家别亲，大义凛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堪为人中楷模。而他的家族在他的影响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更为世人景仰。 令人欣慰的是，随南当地群众没有忘记这位当年的县长，也没有忘记为穷人打天下的英雄。当地百姓在当年的随南县旧址——万家河矗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以纪念那段峥嵘岁月，恢复了随南县当年艰苦的办公场景，再现了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当地政府还原这段历史的目的，是在于警示后代、不忘初心。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后，以1941年11月，时任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张时超，在现光山（今属府河镇）亲自指挥的一场战斗。歼敌200余人后。张时超心潮澎湃，思如潮涌，提笔写下了一首诗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注：本文在采写过程中，曾得到张时超同门侄孙、曾孙张安成、张安升、张安发夫妇以及张道和、张玉和等提供历史资料，讲述当年故事，使得这段历史重新再现。在此一并致谢！ ![]()
作者：任儒举，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编钟》杂志编辑部主任。出版散文集《历史的屐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