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悟：
在我看来，《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著作。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史料堆砌，也没有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然而，这本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直到今天，仍能引发广泛的思考与讨论。这部经典之作不仅体现在全书中精辟的论断和华丽的词句，更在于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独特解读。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认为这场革命本身只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阶段。新建立的制度只是旧有体系的延续，而这些新生的制度却显得脆弱不堪。
尽管对于革命的意义保持谨慎态度，托克维尔并非简单地呼吁“告别革命”。相反，他通过冷静的民情观察，敏锐地意识到平等理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并在法国大革命中广泛传播。
虽然我们可能对托克维尔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但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命题却是不可忽视的。思想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成为深刻的洞见，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工具或情感的奴隶。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种改革使得旧有体制的保护机制和服务机构完全丧失，为平等和自由的口号下建立的脆弱政治制度提供了中央集权制度恢复的空间。
托克维尔在书中传达了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认为“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为有效”。他反对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主张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行使权力，更好地维护权威。
读后感悟：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本书旨在揭示日本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鲁思的著作虽然已经问世50年，但对于这个在行为上能够“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书中提及的日本人特质仍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表面上的变化可能巨大，但书中提及的一些特点依然具有深远影响。对于美国人来说，某些日本人行为中鲁思所描述的规则可能令人震惊，但在中国人眼中却显得司空见惯，比如“面子”文化。然而，书中明确指出中日道德观念存在根本区别，这一点颇具震撼性，值得一读。
在鲁思看来，这一根本区别在于“仁”这一概念。虽然中日文化都强调“忠”和“孝”，但不同之处在于，“忠”和“孝”在日本被视为无条件的，而在中国则有条件，即“仁”。具体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统治者若缺乏“仁”，人民可以起义；父母若无“仁”，子女可以反抗，甚至割袍断义。然而在日本，这些反抗行为是绝对不被接受的。
由于信奉无条件的“忠”和“孝”，日本从未经历过政权更迭，就像在日本跳槽一样不被看好；同时，日本的家庭关系至今仍保持传统。从“忠”和“孝”这一角度解读日本人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或许能带来新的启示。对于日本人而言，军人山本五十六一生忠职，理所当然值得尊敬。至于他是否行仁义之事，则与其受尊敬与否无关。
美国人通常将战后日本政策视作巨大成功，并以此为傲。然而，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成功远远落后于其经济上的成就。相比之下，德国在欧洲已扮演中流砥柱角色，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或许，美国当年的政策并非完全成功。麦克阿瑟或许只是成功的战术家，而非战略家，其对朝鲜战争的短视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主导的战后日本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被日本人所左右。日本人擅长韬光养晦（当然，这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长处）。美国人或许未充分重视鲁思书中所提及的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这一关键概念。
读后感悟：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自由”的含义因人而异。1775年春，当莱克星顿爆发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称他们正在反抗暴政，争取他们认为是被赋予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英国一系列的惩罚性法令侵犯了他们的自由。然而，当时的美国建国者大多拥有奴隶，他们声称追求自由，却不愿意将自由赋予其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拥有奴隶也是一种“权利”；这对于他们的黑人奴隶来说，显得虚伪不堪。
在那场战争中，并非所有人都确信他们能在新成立的美国获得自由和幸福。一个例子是，在战争之后，有75,000人（占当时美国人口的2.5%）选择跟随英国人流亡，因为他们认为对自由构成威胁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在这些多元的“效忠派”中，有多达五分之一是先前的黑人奴隶。这些“黑人先锋连”在战争中承担了最危险、最肮脏、最辛苦的工作，以换取英国帝国承诺给予他们的自由和土地。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风雨横渡》一书中描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经历了从纽约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的艰难迁徙，再到西非塞拉利昂的重建家园，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难题。有人感到无比痛苦，抱怨他们的所谓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只是名称不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解放非洲人奴隶的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而不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制国家美国。
这种信念的根源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些黑人虽然了解英国人也是白人，也在奴隶制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但相比之下，北美殖民地的奴隶主是更直接的压迫者。在英美交战的背景下，英国式自由成为他们唯一现实的希望。英军承诺，参战的黑奴将获得自由，最终有2万黑奴抓住了这个机会。虽然有一部分黑人错失了这次机会，他们直到近一百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才看到了解脱的曙光。
如何判断英国人只是利用这些黑人反对自己的奴隶主，还是真心想解放他们呢？北美殖民地的爱国者指责英国人阴谋煽动黑人起义，认为那些黑皮肤的奴隶被当作棋子和炮灰，却不自知。然而，历史揭示了一个事实：黑人清楚自己的行动目的。即使当时的白人也意识到，奴隶主口口声声宣扬人人生而自由，却不愿意给黑人以自由，这种双重标准可能被敌人利用。尽管事后看来，这些黑人可能在错误的一方战斗，但当时英国确实更有可能赋予黑人自由。早在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1767年，英国人格兰维尔·夏普就开始呼吁废除奴隶制，因为他相信基督教的价值观和英国普通法不支持将人类视为财产。他的呼声不仅仅是为了黑人的权利，更是为了捍卫“英国精神”，因为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奴役都违背了英国式自由的原则，也是对英国自身的侮辱。这样的声音在将来的历史事件中也将再次出现，例如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源自于一种宗教道德感，而不仅仅是出于同情，他们相信因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是不道德的，会让英国蒙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