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与结构性改革

财富 2025-01-25 22:26 北京

作者：刘世锦

来源：微信公众号「辛庄课堂」

编者按

2024年12月28日下午，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十三期成功举办（点击蓝字阅读文章）。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与结构性改革》做主题分享。辛庄课堂学员及众多怀揣企业家梦想的青年才俊们来到现场，与导师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与学习，共同探索企业发展新视野。以下为演讲内容文稿整理，经刘世锦老师审阅定稿。

尊敬的黄怒波老师、张维迎教授，各位学员、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来到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与大家一同学习交流。细想起来，这次聚会颇富寓意。辛庄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故乡，一个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村庄，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中关村创业大街，则是我国工业化、信息化乃至当前数字化时代的前沿阵地与典型场景。从辛庄到中关村，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些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辛庄课堂的积极作用下，现在的辛庄村，点击图片了解更多

人依旧是那些人，本质上都是从各个乡村走出的人，不论你是来自维迎教授故乡的辛庄，还是中国其他地方的某个村庄，我们实际上都源自农村。我时常听到一些言论，流露出对农村人的轻视，认为某某是农村出身的便如何如何。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总有些不悦。我想说，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农村出身的呢？你不是来自农村，你的父亲，或者你的爷爷，他们的根同样在农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农业社会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如今又正步入数字化的时代。这一变迁之大，有目共睹。然而，推动这一变迁的，依旧是那些人。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这一变迁的发生呢？答案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头脑中的认知与想法发生了转变。

在我看来，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维迎教授所一直倡导的企业家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鼓励创新求变、对未来充满好奇、敢担风险、用于和善于探索的精神。在辛庄课堂上，我们共同探讨问题，这样的背景为大家的交流提供了契机。今天，我想就“中国现阶段扩大消费的重点与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结合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做一些探讨。

关于当前的经济大势，大家都有所了解。中国经济复苏阶段，已历经两年时间。尽管复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波折，但总体而言，经济仍在稳步回升，呈现向好的态势。

去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2%，而今年预计也将基本实现既定的目标，约为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这样的表现应当被视为相当不错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总需求下滑压力。

有一个指数叫做GDP平减指数，指的就是总的价格水平，已经连续七个季度处于负增长的状态，这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是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今年三季度以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这一情况随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了会议，尤其是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提振消费摆在工作重点任务之首。

前段时间，政府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增量政策。尽管10月份之后部分数据有所回暖，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明年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不仅影响了消费领域，还波及就业、财政等多个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近期社会上议论较多的“远洋捕捞”现象。

然而，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需求不足所引发的问题，更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深层次的根源所在。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需求不足的原因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议题，需要明确区分。当前，我们很容易将这两者混淆，因此，必须厘清思路，准确识别问题的成因，这是寻找解决问题线索的重要前提。

首先，我想谈谈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大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东亚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也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增长阶段。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堪称一个奇迹。但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的变化。

2009年，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的高速增长阶段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将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当时，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随后这个变化还是出现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自2010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峰后开始放缓，由从高速增长转向到中速增长。

我们通过以上的图表，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高点，这大致出现在2010年第一季度，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3%以上。自此之后，增长速度便一路下行。再看图表的右侧部分，疫情期间的数据波动较为明显。但当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后，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增长速度依然是在下降的。

这一变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增长阶段的转变。最近，关于日本的讨论颇多，我认为日本与中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原因在于，日本拥有上亿人口，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体，与中国进行比较，能够揭示出一些有意义的规律和特点。

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约为9%-10%。然而，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从高速转向中速。在随后的70年代至80年代，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维持在4%-5%之间。进入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速再次下滑，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从90年代开始，直至新世纪的前十年，甚至前二十年，这段时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这期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先降至2%左右，随后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波动幅度相当大。这一情况近期受到了广泛的讨论，相信大家都已有所了解。

若我们与日本进行类比，当前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中速增长的后期阶段。自2010年起，中国已步入中速增长轨道，至今已有约13至14年的时间。倘若中国的增长轨迹与日本相似，或者我们表现略胜一筹，那么未来5至10年内，中国可能仍将持续中速增长，预期增速维持在4%-5%之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有两个概念至关重要。其中之一便是我研究时提出的“历史需求峰值”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历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项需求增长最为迅速或需求量达到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一旦达到这个点或区间，该需求的增长速度便开始放缓。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需求结构，需求背后反映的是收入结构。我们通常谈论较多的一个概念是关于中高收入阶层，其中高收入阶层人数相对较少，可能仅有几百万，至多千万级别。而占据主导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与低收入群体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主要部分。当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超过50%甚至60%时，我们通常称之为“橄榄型”结构，这种结构相对较为理想。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种结构，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小，而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

这里涉及的两个关键概念——历史需求峰值和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那么，它们与我们之前讨论的转型有何关联呢？历史需求峰值标志着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折点。换言之，当历史需求峰值出现时，就意味着经济已经转向了中速增长阶段。接下来，中速增长期能够持续多久，则直接取决于需求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之后中速增长期的时长。

我讲这些的意思在于指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状况。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期，至今已有大约十三四年。如前所述，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5至10年内能继续维持中速增长。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与需求结构或收入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供给不足。因为在那个阶段，整体的供给能力正处于成长之中。这一时期，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然而，转折点之后，主要制约因素转变为需求不足。

实际上，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背景，正是需求开始下降。这种需求的减少正是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随着供给能力的形成，相对于供给而言，需求在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因此，当前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是通胀压力的变化。在转折点出现之前，我们面临的是通胀压力；而现在，这种压力正逐渐转变为通缩压力。更准确地说，价格上升的压力正在转变为价格低迷的压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能够长时间保持中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基尼系数较低，保持在0.4以下，意味着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以东亚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为例，如日本和韩国，它们都是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原因在于它们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使得增长潜力的释放时间得以延长，从而能够支撑相对较长的中速增长期。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那么增长潜力的释放时间就会相对较短。因此，在潜力释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经济体就容易出现明显的增长减速，甚至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不前的困境。

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4亿人左右，而低收入群体则超过9亿，占据了总人口的2/3。根据前些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及一些研究结果，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普遍认为是在0.45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需求状况是需求不足，而这实际上与需求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2023.ppp）及OECD国家

相近发展阶段消费占比

注：部分国家对应发展阶段较早数据缺失，本图使用最早可获取的数据进行填补。最终消费（瑞士1970、丹麦1966、卢森堡1970、拉脱维亚1995、荷兰1969、挪威1970、新西兰1970、美国1970，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中国为2022按增速折算）；服务消费（奥地利1995、比利时1995、加拿大1981、智利2013、瑞士1995、捷克（捷克共和国）1995、德国1991、丹麦1966、芬兰1975、英国1995、希腊1995、爱尔兰1995、冰岛1995、以色列1995、意大利1995、日本1994、卢森堡1995、拉脱维亚1995、荷兰1995、挪威1970、新西兰1987、葡萄牙1995、斯洛文尼亚1995、瑞典1993、土耳其2009、美国1970、西班牙1995、斯洛伐克1995，数据来自oecd官网与我国统计局）

需求不足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投资不足吗？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年我们的投资实际上已经有些过度，甚至可以说是透支了，因此问题更多在于消费不足。那么消费的状况究竟如何呢？上面这个表格直接给出了结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与OECD国家（之前提到的那些比较对象主要是OECD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具体来说，我们关注消费占GDP的比重，家庭消费方面，中国大约相当于OECD国家的68.3%；最终消费则相当于OECD国家的74.6%；服务消费相当于70.6%。

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与OECD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平均值相比，存在高达1/4甚至1/3的偏差。这种消费不足并非仅仅是平均水平上的微小差异，比如一两个、三四个百分点的差距，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

前两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普查数据。在这份数据中，中国的住房消费通过虚拟租金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统计，结果导致最终数据增加了3万多亿元，这相当于GDP总量的2.7%。若将这部分增加额换算成消费，我们的消费占比将有所提升，但以后影响上面提出的基本结论。

要理解中国消费不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把握现阶段中国消费所展现出的一些新特点。首先，我们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简单来说，生存性消费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解决温饱问题，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近年来，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这些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人们不再为基本的生活需求所困扰。而且，生存型消费主要以商品消费为主，这一层面的问题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然而，消费是需要升级的，升级的关键在于看新增的部分，即新的消费领域。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这些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要明确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当前，消费增长主要依赖于发展型消费的拉动，这一结构特点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消费增长。

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消费类型在实现方式上的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生存型消费主要以个体消费为主，这类消费是个人能够自行解决的，比如吃饱穿暖。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某位领导很亲民，亲自去食堂吃饭，但实际上，如果他不亲自去吃，他的肚子能饱的了吗？这就是生存型消费的自理性质。然而，发展型消费则更多地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医保和社保，它们采用的是互助共济的方式，即一群人互相帮助。学校教育则通常采用集体学习的方式，虽然也存在一对一的教学，但这并不是常态。因此，发展型消费实际上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紧密相连。

因此，对于发展型消费而言，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需要扮演搭台子、建机制、出资金的角色，既要提供资金支持，又要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实际上，从统计数据来看，世界各国皆是如此。这种发展型消费往往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居民个人再把钱拿出来，形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模式。

尽管多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仍然滞后，这直接制约了发展型消费的增长。近年来，城市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和白领阶层生活上仍然面临着压力，主要担忧的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也被视为“三座大山”。不过，相较于城市居民，近3亿农民工，特别是近2亿外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欠账”问题更为突出。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像中关村这样的地方，无论是今天在这里为我们服务的人员，如端茶倒水的服务员、门口的保安、中午做饭的厨师、帮忙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是为我们送快递的快递员，甚至是建筑工地上在高空作业的工人，据我所知，其中很少有北京户口的人，大多数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那么，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状况如何呢？比如，他们晚上住在哪里？他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当他们生病时，他们会去哪里看病？特别是当他们年老时，他们的养老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我与这些人中的一些有过接触，他们来到北京，有的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有的甚至已经十几年、二十多年了。他们的子女，已不再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而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那么，政府是否需要为他们解决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呢？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地方创造财富，他们领取工资，同时也实际上在交税。与税收相对应，政府理应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人认为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是政府需要拿钱出来的一种施舍，这种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实际上，政府已经收取了农民工的税收，相对应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却未能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政府欠农民工的账。

经济事务支出占GDP的比重

另外，我们当前拥有4亿高收入群体以及9亿中低收入群体。在常规统计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可支配收入。但若将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程度或分配情况纳入考量，并将这一数值累加，你可能会发现收入差距实际上会进一步扩大。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的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并未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稍后，我将通过一些数据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注意这些数据，它们反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在经济事务上的支出占比，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一比例高达8%以上，接近10%，而相比之下，几个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则相对较低。

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

养老支出中第一支柱占GDP的比重

在医疗支出方面，中国大陆位于图表左侧第一排，其支出水平相对较低，可以说在图中“个子”较矮。接下来看养老支出，特别是作为养老体系基础的第一支柱，中国大陆在这一领域的“个子”之低，几乎难以察觉。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投入仍然不足。

我再列举几个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2022年人社部发布的统计公报。2021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大约为6000元左右，而城市中企业退休职工的月养老金则大约为3000元左右。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中95%的参保者为农村居民，他们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仅为190.09元，即不到200元。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并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就社会保障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是水平偏低，二是内部差距过大，这实际上加剧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具体来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与城乡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相差约31.7倍，与城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也相差了15.6倍。

另外，从国际视角来看，2021年中国养老金整体规模约为10.8万亿元（折合1.8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0.4%。相比之下，英国养老金资产规模达3.56万亿美元，养老金总资产占GDP比重为124.1%，而日本，尽管其养老金制度建立得稍晚一些，但1.56万亿美元也占到了GDP的74%。从人均规模来看，中国的人均养老金资产规模仍然相当低。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二点。

第三点，服务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这与城市化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我想阐述一个经济学原理，以往我们谈论规模经济时，通常指的是生产领域，比如建设工厂，通过聚集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点，即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同样需要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需要大量人口的聚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如果你在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那么仅仅为了铺设上下水管道，成本就会非常高昂。相比之下，在城市中，由于聚集度高，整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相对较低。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领域，这些领域实际上都涉及到规模经济的问题。

以农村为例，以前我们建立了许多希望小学，但现在这些学校大多已经看不到了。现在，孩子们上学往往需要到县城去，因为那里能聚集到一定的学生规模。再来看医疗领域，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医院总是人满为患？这是因为高水平的医生大多集中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里，这些城市能够吸引并留住医疗人才，形成医疗资源的集聚效应。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聚集效应，使得服务消费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从而降低成本。

在文化娱乐方面，以最近的演唱会为例，歌手刀郎最近要开演唱会，他选择的开演唱会的地点是成都、合肥、澳门、厦门等城市，听说最近即将在北京也举办。这些城市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人群，演出馆内座无虚席。相比之下，如果在县城举办音乐会，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以北京为例，拥有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高端文化设施，只有身处北京的市民才能享受到这些高质量的文化娱乐服务。

简而言之，如果你现在身处农村或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城，你会发现很多服务消费，包括医疗、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即便你有钱也花不出去，难以享受到高水平的服务。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规模和经济集聚程度不足，难以支撑起高质量服务的供给。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中国城市化率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率相对偏低，与处于大致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来看，日本的城市化率为0.76，英国为0.77，澳大利亚高达0.83，德国虽为最低，但也达到了0.72。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0.7以上，部分接近或超过0.8。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为66%。若以户籍人口为准，则城市化率更低，仅为48.3%，还不到50%。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不到50%的户籍城市化率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未达到应有的标准。

进一步审视，我们发现制度层面仍存在一些制约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的因素。我将其概括为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

首先是户籍制度与身份、居住及迁徙权利的不平等。尽管从法律层面讲，每位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鸿沟显而易见，这种差异导致了社会上的偏见与歧视，比如瞧不起农村人。

其次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的不平等。我之前已经提及，这方面的差距相当显著。城市与农村居民在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均衡。

最后是财产与不动产权利的不平等。这个问题虽然讨论得相对较少，但我认为它同样值得深入探讨。以房产为例，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可以相对自由地买卖自己的房产，而农村居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则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流转，这种限制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财产权利。简单来说，农民的房产只能在本村甚至更小的居民组范围内进行交易。你流转的对象是谁呢？可能是你对门的某某大爷、大伯等，他们是否有需求呢？或许偶尔会有，但需求通常很小。真正有需求的人在哪里呢？他们大多集中在县城、省城、北京，甚至国外。然而，这些需求能否通过流转来满足呢？目前政策上还是不许可的。

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基本原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财产与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不可担保的财产，其市场估值和价值是否相同？显然，两者差距巨大。以几年前我国进行的国有股股权分置改革为例，可流通的国有股与不可流通的国有股，股价差异至少达到十几倍，有些甚至相差几十倍。因此，大家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较低。尽管农民拥有一块土地，但由于这块土地不能交易、不能流转，它的价值被大大低估，至少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价格。这也是当前农民消费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扩大消费成为热议话题，但关键在于找准重点和痛点。我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应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重点发展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其次，应关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最后，应坚持以人为中心，推动权利平等的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当然，谈到中国的消费需求，正如我刚才所阐述的，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于重投资而轻消费；其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相对滞后；再次，城市化的比重和质量偏低；此外，中国收入基尼系数偏高，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因素，政府部门财富占社会财富比重较高可能是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

上表引自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从中可以观察到政府部门财富占社会财富比重的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比重逐步下降，但到了2002年之后，趋势趋于平稳。与此同时，居民部门的占比开始时呈上升趋势，但在相同的时间段内也逐渐趋于平稳。然而，当我们进行国际比较时，发现到2022年，中国政府部门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重为37.6%。

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它们的这一比重大致在正5%到-5%之间。有些国家政府部门的财富甚至是负值。而在正值的情况下，这一比重也基本不超过5%，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凸显了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这一特点与我国消费率较低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有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政府部门的财富占比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国有股股权，而国有股权的收益往往直接转化为积累和投资。如果这些股权属于一般居民，他们在获得财产性收益后，可能会将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积累。长此以往，在宏观层面上，就可能出现全社会的积累和投资比重相当高、而消费比例较低的现象。这是一种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最近，我们致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这其中的方法和逻辑至关重要。我借鉴了治理污染的思路，将扩大消费的策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末端治理，简单来说，就是像直升机撒钱一样，直接发放消费券或现金以刺激消费。对于这种观点，我们需要思考它是否真的有助于扩大消费。确实，短期内，如果一个城市在某个月发放消费券或现金，鼓励大家购物，那么这个月的消费占比无疑会上升。然而，到了下个月或明年，如果消费水平本身较低，那么这种提升很可能是暂时的，消费水平最终还是会回落。

此外，还存在消费倾向的问题。如果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亿万富翁也可能获得这笔钱，但对他们来说，这笔钱并无实际意义。即使将钱发放到低收入群体手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多买几个面包而感到高兴。然而，他们真正担忧的是什么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发放消费券或现金，无疑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种方式，我称之为中端治理。以当前典型的减轻债务负担为例，我们的债务负担多是欠银行的债务。假设我们实施一项刺激政策，将资金提供给经济主体，他们很可能会用这笔钱来偿还债务，而大部分钱最终又回到了银行。那么，银行拿到这些钱后能否顺利贷出呢？目前，银行面临的问题也是需求不足，有一种说法是借款人不足，他们不愿意借款。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某些主体之前欠企业的钱，现在通过清理账款来偿还。偿还后，拿到钱的企业可能会发放一部分工资，从而间接扩大消费，但这部分消费的具体规模仍不确定。此外，这些经济主体在减轻债务负担后，为了稳增长，他们可能仍然会选择扩大投资或上马大项目，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扩大供给，而当前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供需矛盾。

第三种方式是源头治理，即将资金用于扩大消费，特别是针对服务消费需求效应最强的人群和环节。这不仅仅是一次性救助，更重要的是“花钱建新制度”，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机制，从而有效纠正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偏差。

下一步，我们必须推动改革。关于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大家应该都已经学习过。其中一些内容与我接下来要谈到的改革直接相关。具体来说，关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升农村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有不少改革的要求和部署，现在需要的是切实落实这些改革措施。

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当前正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现在需要实施一些刺激政策，特别是在2024年8月份之后，当时的经济形势显示可能面临价格和产量的负向螺旋下滑风险。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刺激政策，并且这些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力度。

然而，刺激政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因为任何刺激都是有代价的。以欧美国家为例，近年来他们在实施刺激政策时，也制定了中期平衡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我注意到，当前社会上对刺激政策讨论较多，而对改革的关注相对不足。有人认为改革难度大、耗时长，但实际上，有些改革措施一旦宣布，短期内就能见效，许多具有短期效应的改革是存在的。如果不深入推行改革，从根本上扩大消费将非常困难。我理解那些支持刺激政策的人，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大家喜欢刺激政策，因为它能增加流动性。然而，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实质性改善，仅靠流动性推动的股市能否持续上涨？最终是否会回落？我想这些关系大家应该是清楚的。这里我想提出三项结构性改革：

首先，以扩大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权为突破口，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在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事权划分方面进行合理调整与优化。养老医疗保障的基础部分，如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即基础部分），以及义务教育范围的拓展（如当前正在探讨的是否将其扩大至高中教育阶段）等事项，应当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而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比如，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培训等则可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而言，应当大力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群体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水平。例如，继续推进政府收购滞销住房并将其转化为保障性住房，然后以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提供给新市民。农民要由进城打工者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与此同时，适当降低个人和企业缴费水平，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投入、个人扩大消费。相应减少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权，缩小其事权财权不平衡缺口。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充实社保基金。可以考虑从当前的刺激计划资金中拨出一部分，专项用于低收入阶层养老金的发放。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口总数接近5.5亿人，其中95%为农村居民。实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约为1.7亿人，人均每月养老金仅约为200多元。如果从当前的刺激计划中拿出1万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提高这5.5亿人的养老金待遇，那么按一年的周期计算，这部分人群的人均养老金领取水平可从目前的200元左右大幅提升至600元左右。

更重要的是应抓紧探索较大规模的国有权益资本划拨低收入阶层的社保基金。理论上，国有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全国人民的社保基金。2023年国有资本权益总额为102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为30.6万亿元，两项合计为132.6万亿。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减少居民缴费，提高居民养老金收入，在短期内尽可能明显缩小与城镇其他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比如，划拨10万亿国有金融资本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照全国社保基金7.66%的年均收益率，将可以增加近2倍的养老金收入。城乡居民低收入阶层预防性储蓄高，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高，把国有资本划拨低收入人群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从国际经验看，典型发达经济体都曾经历过这一转变。这是超越“罗斯福新政”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体现。争取用五到十年时间，逐步缩小并基本消除城乡之间、城市内新老市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适宜水平上均等化的目标。

其次，以城乡结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

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利用的改革试点，在符合土地用途和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宅基地在集体组织之外流转，允许小产权房以合理的方式进入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入市交易。形成可行做法和经验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同时，试点开征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为提升农村居民社保水平筹措资金。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

以这一改革为牵引，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进而形成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的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这一区域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基建和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通过提高城镇化的比例（达到75%以上）和质量（缩小以至消除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调整经济活动中所有制属性界定范围为突破口，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创新完善，创造更多的较高收入就业机会。

适应现代企业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经济活动中所有制属性的界定范围，从企业层面退出，回归投资者层面。具体地说，投资者（企业出资人）可以划分为中央国有投资者、地方国有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企业不再按照所有制分类，而是按照规模（大、中、小等）、行业（工业、服务业等）、技术特点（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等）等分类。

这一调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演化规律，符合现阶段我国企业和市场发展的实际状况。在真实的市场经济中，要找到纯粹的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不同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常态。

在现代企业中，出资人提供的资金，只是企业投入的多种要素（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中的一种，把多种要素组合起来形成竞争力的则是企业家。按所有制划分企业，把出资人摆到企业的首位，低估了企业家的功能，不利于认同、尊重、保护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和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

这一调整应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重要突破口，带动促进各种所有制投资者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平等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和行为规范调整，有利于形成创新的长期预期，并带动创新驱动的能力建设。同时也有助于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促进技术进步，提高附加价值，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全面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为稳定持续扩大消费打牢基础。

接下来，我再谈谈供给侧的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解决需求侧的问题，即如何扩大消费。从供给侧或更大的增长格局来看，中国的追赶潜力和新技术革命仍可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5到10年保持中速增长。那么，什么是追赶潜能呢？

简单来说，追赶潜能指的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而我们尚未完成但具备条件和潜力去做的事情。这样说可能还是有些抽象。具体来讲，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约在1.3万到1.4万美元之间（由于汇率波动和统计数据的变化，这一数字可能有所调整）。尽管我们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3.5万到4万美元。从目前的1.4万美元增长到3.5万或4万美元，我们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力。这一潜力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同时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巩固与升级。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现在常常感到增长潜能充满不确定性，但实际上，追赶潜能是相对确定性较高的。如果我们去做这件事，许多先行者已经走过这条路，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不错，可能有些同志觉得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不需要学习了，现在学习的话题也讲得不多，但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毕竟，从1.4万美元到3.5万或4万美元，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要做的事情确定性很强，而且做这些事情的学习成本低。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仍然需要重视追赶，追赶的概念依然重要。

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新技术革命，即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在这方面，中国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时期有所不同：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虽然存在，但差距并不大。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因此，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传统的追赶潜能加上新兴的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如果我们做得好，这些因素仍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5到10年保持中速增长。

接下来，我谈一些展望性的话。中国下一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与我刚才提到的改革相适应。我们应该争取形成一种“三支柱”的国民经济运行新格局。

第一个支柱是，在需求侧，以发展型消费为重点的服务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有几个大的增长引擎，如基建，特别是房地产。这一轮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低迷。有些同志在等待房地产再次崛起，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然而，中国是否还有较大的增长机会呢？实际上还是有的。简单来说，就是消费需求，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发展。我们需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扩大发展型消费。同时，要适应各层次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以基础性消费为托底，允许并鼓励合理的中高层次消费需求。

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取消不合时宜的限制，以负面清单准入为标准，并逐步缩短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这方面，自贸区应先行一步。此外，在服务业领域，我们仍需善于学习相关领域的国际先进经验，因时因地主动开放，甚至单边开放。最近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举措，例如旅游签证的放宽，即使某些国家没有给予我们对等签证，我们也主动先行一步。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对我们是有利的。另外，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合理提升城市密度和聚集效应，从而降低服务消费的成本。

第二支柱是在要素侧，以城乡融合和权利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我们现在可能需要转变一个观念。例如，一提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服务消费，很多人会担心我们是否会养懒人，因为欧美国家的福利体系确实曾出现过类似问题。然而，这条路我们仍然要走，关键是要走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实际上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可以增强劳动者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此外，医疗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强人们的健康水平，而教育培训则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技术革命快速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培训可以增强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即物质资本投资。但现在，许多人认为投资就是物质资本投资，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似乎不被视为投资。实际上，这也是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我听到一些地方政府同志的反映，他们说搞一个项目，可以看得见成果，但搞基本公共服务，钱花出去了却看不见成效。然而，你真的看不见吗？你看到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们的体力、智力、社会流动性和创造力的增强，这些都是人力资本的体现。事实上，我们的物质资本最终也是为人服务的。因此，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加快城市化步伐，还有助于发展全国统一市场，避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并为低效和无效的过剩产能退出创造条件。

第三个支柱是在产业侧，各种所有制投资者和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企业能够自由进退，推动产业在价值链中高端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所谓产业升级，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提升。可比较的指标是行业的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首先，要依法长久可信地保护各种所有制的产权，促进各类企业平等发展和共同竞争。其次，要取消不合理的优惠政策洼地，推动全国统一尺度、效率导向的公平竞争。这次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包括税制方面。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不能通过随意减免税收来搞地方竞争，但这个问题似乎又有所回潮。竞争无疑是要鼓励的，但必须凭真本事，不能再依赖各种优惠政策。

最近几年，包括疫情期间，我们的重点是稳增长、保企业、保就业，因此一些落后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并未被淘汰。然而，当经济回归常态、进入常规增长后，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那些低效和无效的过剩产能需要逐步退出。我们必须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刚才提到的三个支柱中，第一个是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的目的是提升人力资本。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创新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后，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都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消费，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争取的高质量经济运行的新循环或新格局。

最后再讲一点，关于今天我提到的改革，我认为现在仍需特别重视“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同志可能会说，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怎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河流”，这些“河流”以前从未遇到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农村能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否设立特区？现在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今天提到的消费率如此之低，如何将其提升到正常水平？我们如何推动创新，如何让人们有信心、有预期，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因此，你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能找到答案吗？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两类人特别重要：一类是企业家，另一类是地方的主要领导者。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好的地方领导者——我说的“好”指的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实际上他也具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精神，并不仅限于企业家。一个好的地方领导者如果具备企业家精神，这个地方的面貌可以完全不同。因此，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少数”，或者说两台发动机。需要找到有效机制，让这两台发动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得以焕发，激励他们试错和探索，不能躺平，不能因为怕出事而不干事，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和要求，不能仅仅通过文件来落实文件。我们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指方向，朝那个方向走，不能搞错；第二是划底线，明确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不利局面要避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面临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问题，这就需要重视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既要做好规定动作，也要允许和鼓励自选动作，通过改革和创新的方法，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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