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T. D. 李森科

作   者：R. C.列万廷

译   者：罗文静  

来   源：三辉图书

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对科学存在很多误解，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认为科学其实是被称之为“科学的”（scientific）这样一种制度、一系列方法、一群人以及大量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它和那些支配我们日常生活以及管理社会组织的力量是分开的。我们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为我们带来了各种好处——粮食产量得到了极大增长，预期寿命从19世纪初的短短45岁提升到了70岁以上（比如在北美这样的富裕地区），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又让我们坐在家中就能知晓天下事。

与此同时，与其他生产活动、国家、家庭、体育类似，科学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完全融入了其他社会制度的结构当中，并且受各种制度的影响。源自社会的偏好深深地影响着那些科学所处理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观念，以及甚至从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成果”。毕竟，科学家也不是生来就是科学家，而是沉浸在国家、家庭与生产结构当中的社会人。他们对自然的看法，是受自身社会经验影响的。

除了受科学家个人理解影响，科学还被社会所塑造，因为它是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人类生产活动。因此，科学受世界上能支配金钱和时间的力量的引领和领导。科学使用商品，也是生产商品的一个环节；科学耗费金钱，它也可以是人们谋生的方式。因此，占据社会与经济主导地位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要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开展。不仅如此，这些力量又有权力汲取科学思想，这些思想特别适合于前者所组成的社会结构的维系和持续繁荣。因此，其他社会制度影响了科学做了什么和如何思考。它们从科学中选取了那些能够支持自身制度的概念和理念，并使其看起来合理又自然。一方面，社会影响并决定着科学家们的所做所言；另一方面，科学家们的所做所言又进一步支持了其他社会制度。当我们将科学作为意识形态谈论时，就是谈论这两个进程。

打麻雀运动宣传海报

科学有两个作用。首先，通过一系列技术、实践和发明，它为我们提供了掌控物质世界的新方式。这些技术、实践和发明产生新事物，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为了挣钱，科学家们用科学的这些用处向政府申请科研经费，或是以公关为目的登上报纸的头版。我们总是不断地阅读到“科学家发现”某样事物，但通常这些发现的公布会带着限定修饰词。譬如“生物学家们找到了‘有朝一日’‘有可能’治愈癌症的‘基因证据’”。虽然他们过度乐观的报告引起了某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但科学家们的确改变了我们面对物质世界的方式。

科学的第二个作用是解释作用，这种作用有时独立存在，有时又与第一个作用紧密连接。尽管科学家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存在的物质模式，但他们不断地在解释事物为何以这种方式存在。人们经常认为，为了最终通过实践改变世界，就必须产生出这些关于世界的理论。毕竟如果我们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癌症，我们又如何治愈癌症呢？除非我们了解遗传定律和动植物营养学，不然我们又怎样提高粮食产量呢？

然而，特别多重要的应用科学与理论毫无关系。在第三讲中，我将阐述科学的农业改变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杂交玉米在全世界的引进。杂交玉米被认为是现代遗传学在实践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它在为人类提供粮食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起到了帮助。但是，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动植物的培育，包括杂交玉米这一种类，在真正培育开始之时都是以一种完全独立于任何科学理论的方式来开展的。事实上，今天，很多动植物育种方法和遗传学诞生之前数世纪的方法是无差别的。

同理，当我们尝试去对付癌症或者心脏病这样的致命性疾病时，大多数癌症的治疗方式是手术移除快速生长的肿瘤或是用化疗、放疗杀死癌细胞。几乎所有癌症治疗的进展都不是源于对细胞生长发育的基本过程的深入理解，尽管几乎所有的癌症研究，在纯粹的临床研究之上，都是致力于理解细胞生物学最本质的细节。除去那些对科学医学的探讨，医学从根本上还是一个需要人去实践的类别。

此外，在第三讲中我还会探讨科学生物与人类预期寿命改变的关系。我们还不清楚，正确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是成功掌控世界的基础。但了解世界是如何真正运作其实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而服务，这个目的带来过显著的成效，它与科学论断的实践性真理无关，这个目的就是合法化（legitimation）。

抛开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不谈，所有人必须赞同的观点是，我们活在一个精神与物质财富分配极为不均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富人和穷人；有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有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自己的时间的人（比如被邀请到电台做讲座并且把讲稿结集成册的教授们），也有被指派任务、被监视、在生活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几乎没有掌控权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有的种族会统治另一些种族；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和物质力量上也都有着极大的不平等。

Photo: World Bank / Sambrian Mbaabu,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2.0

财富、健康和权利的某种不平等，一直是每个已知社会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已知的社会，有资源的人与没资源的人之间，有社会权力的人与被褫夺了权力的人之间就会出现斗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种群的抗争（这之中出现了大量的财产破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品再分配），以及加拿大的莫霍克人（Mohawks）为了防止商业性力量和国家力量侵蚀他们的土地而进行的武力斗争，只不过是拥有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人与缺乏这些的人之间进行的漫长武力对抗中最近涌现的例子。在16、17世纪的欧洲，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导致农作物和建筑物被完全破坏，也导致了成百上千人的死亡。类似普加乔夫（Pugachev）和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这样的农民反叛者，他们的事迹被写入歌曲和故事中得以流传。在美国从英国独立之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民在丹尼尔·谢伊斯（Daniel Shays）的领导下，拿着步枪占领了州议会，目的是阻止银行家获取农民抵押出去的房产的判决书。波士顿的银行家们得到联邦军队的帮助后就成功地镇压了这起叛乱，代价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动乱。很明显，防止暴动和破坏性的冲突是为了保护占有社会地位的利益方。有了国家的警力，他们是一定会取胜的。

因此，当这样的冲突发生时，相应制度就会应运而生，其目的就是预先阻止暴力的斗争。它们的方式就是通过使平民百姓相信社会是公正而平等的，如果出现了不公或者不平等，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诉诸暴力毫无用处。这样的制度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合法化”。这些制度与19世纪在英国发生的斯温上尉暴乱（Captain Swing riots）一样，都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与斯温上尉暴乱烧干草堆、捣毁机器十分不同的是，这些制度使用的武器是意识形态。战争发生在人们的大脑当中，如果在大脑层面的战争打赢了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宁静就得到了保障。

对于欧洲社会的几乎全部历史而言，自查理曼帝国以来，保障社会合法化的首要制度就是基督教会。教会宣扬正是依靠上帝的恩赐，人们才在社会上被指派了各自的位置。国王们凭上帝的恩典进行统治，神的这种恩宠偶尔也会降临到平民身上，即当他被赋予贵族头衔的时候。但是这种恩宠也是可以随时被去除的。克伦威尔就声称，查理一世所受的恩宠已经被上帝带走，证据就是查理被割下的头颅。哪怕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宗教领袖，为了秩序，也会不断强调他们是合法且正统的论调。马丁·路德（Matin Luther）就命令他的追随者服从他们的主人，并且他在那场著名的关于婚姻的布道上主张公正是为了和平，而非和平是为了公正。和平是根本的社会之善，只有当公正能够促进和平的时候，公正才是重要的。

一个为了让世界合法化从而对世界做出诠释的制度，一定具备一些特征。第一，整个制度必须像是来自普通人类社会斗争之外的来源。它不能被看作政治、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创造，而是从一个超人类的来源降入社会。第二，制度活动的想法、声明、规则和结果必须有着正确而超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中不会出现任何的人类妥协或错误。它给出的解释和宣言必须以一种绝对正确的姿态出现并且具有绝对的来源。无论何时何地，这些解释和宣言都必须是对的。最后，这个制度还必须具备一丝神秘而不公开的品质，所以它内部最核心的运作就不会为所有人完全理解。它必须用艰深的语言来表述，这种语言必须由具有专门的知识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理解和知识的神秘来源之间自如切换的人来进行诠释。

基督教会或者实际上任何已知的宗教都完美地符合以上要求。所以宗教就成了建立合法化社会的理想制度。不管是神父、牧师还是普通民众，一旦他们被赋予特殊的恩典，通过启示，他们就与上帝产生了直接的接触。那么我们就必须完全依靠他们来理解上帝的神谕。

但其实以上的描述同样适用于科学，而且它使得科学取代宗教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合法化力量。科学声称某种方法是客观且非政治的，是永恒真理。科学家们真心相信除了偶尔会干涉某些无知的政客外，它一直是处于社会争论之上的。一位叫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著名科学家，他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流亡者，但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布尔什维克党。

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

这个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指出苏联在生物和遗传学上出现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的产生主要源自T. D. 李森科（T. D. Lysenko）的非正统的生物学说。他被告知，鉴于他自身的政治错误，他没有资格展开与李森科的竞争。毕竟，他相信美国与苏联迟早会站在对立面从而引起全球性的纷争，他还相信李森科错误的科学学说将极大地降低苏联的农业产量。那为什么他不对李森科的错误保持沉默，就让苏联被削弱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妥协呢？他的回答是，他的职责是说出科学的真相，这个使命高于一切，而且一个科学家永远不能让政治上的考虑成为阻止他说出他认为是真相的事物的因素。

1935年李森科在克里姆林宫讲话。后面从左到右是科西奥尔、米高扬、安德烈耶夫、斯大林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不仅科学的方法和制度在人们看来是高于普通人类关系的，而且科学的产物也一定具有普世真理。自然的秘密被科学解锁了，一旦自然的真相被揭露，人类就必须接受生活的事实。当科学开口的时候，就不可以有反驳。最后，科学是用一种神秘的语言说话的。除了专家，没人能够理解科学家的所言所行，所以我们需要特殊人群的调和，即科学记者们（又比如，在电台发言的教授们）来解释自然的神秘。否则除开一堆无法破译的公式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且，某一行当的科学家也不是总能够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公式。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索利·朱克曼（Solly Zuckerman）爵士曾被问到当他在阅读科学论文时遇到数学公式会怎么办。他说道：“我会把它们哼出来。”

尽管科学声称是处于社会之上的，它就像从前的教会一样，也不过是一种终极社会制度罢了。它反映并且强化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的主流价值和观点。有时候，科学理论中的社会经验的来源以及这个理论以社会经验进行着直接转化的方式，是很明显的，哪怕是在细节层面。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没有科学家会怀疑今天地球上的生物是由几十亿年前与自己十分不同的生物体进化而来，那些与自己不同的生物也早已灭绝。还有，我们知道前面所说的是一种自然过程，它是不同生物形式的差异化存活率的产物。就此而言，我们都承认达尔文主义是正确的。

但是达尔文对于进化论的解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声称曾经存在全球性的生存斗争，因为大量生物体的出现超出了能够维持生存和繁衍的量，因此在生存斗争中，这些更加高效、机能更优秀、更聪明、更适合斗争的生物体比起不及它们的生物体而言就会繁衍更多的后代。作为这场生存大战胜利的结果，进化的改变就发生了。

达尔文

然而，达尔文自身是清楚自己这“物竞天择”的理念来源的。他声称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是在读到18世纪晚期的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著名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后产生的。《人口论》是一篇反对英国旧济贫法的论证文章，马尔萨斯认为旧济贫法过于宽松，更赞同对穷人采取更为严苛的控制，这样他们就不会繁衍并造成社会动乱。事实上，达尔文的整个自然选择进化论都与早期的苏格兰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有着神秘的相似之处。达尔文对于经济学上的“适者生存”有一定理解，因为他就是靠着每日阅读报纸上的股票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的。达尔文当时做的其实就是采纳了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观点并将其扩散至整个自然经济领域。此外，他开创了进化论中的性别选择理论（这个理论我会在第四讲中进一步阐述）。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进化中的主要力量是雄性，它们会为了更加吸引雌性而彼此斗争。这个理论本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雄性动物总是呈现更为明亮的色彩或者复杂的求偶舞蹈。我们不清楚达尔文是否意识到他的性别选择理论与维多利亚时期关于中产阶级男女关系的标准十分相似。在读达尔文的理论时，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沙发上，而她的追求者跪在她面前，向她求婚。此前，后者已经告知她父亲自己的年收入有多少。

本文作者 R. C.列万廷（R.C. Lewontin， 1929—2021），世界知名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也是数学家、社会评论家，曾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克拉福德奖、美国自然学家学会塞沃尔·赖特奖等殊荣。他是发展群体遗传学和进化论数学基础的先驱，率先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遗传变异、生物进化等领域。他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和动物学硕士；毕业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另著有《三重螺旋：基因、有机体、环境》（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等，长期为《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供稿。

作者: [美] R. C. 列万廷 译者: 罗文静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