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南山广施甘露千株翠；采菊东篱报得春风一寸丹。
这是挂在渊明小学大门上的一幅对联，每次去老二中或者到田家祖坟上去祭祖，我都会看到这幅对联。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陶渊明种豆却不咋的。
武汉大学网红教授戴建业讲陶渊明种豆：种豆南山下！诶？你以为他种的蛮好！他突然来了一句，草盛豆苗稀，种得个鬼田，要是我种地这个水平，我绝对不写诗。
陶渊明种豆，草比豆还要茂盛，完全可以理解，文人嘛，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种豆肯定不行。种豆得豆，他的几个儿子教育也不行，大儿子陶舒俨年方二十八岁，为人非常的懒散，好吃懒做，没有求学的上进心。
二儿子陶宣俟年将十五岁， 不喜欢写文章，不学无术；三四子陶雍份与陶端佚是双生子，到了十三岁还不认识十位数字；小儿子陶通佟已经九岁了， 整天只知道在外头玩耍， 一点学习的热情和心性都没有。
也难怪啊，东晋时期，中原氏族占据统治地位，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下顿，陶渊明一家自然没有好生活，养活这五个孩子都不容易，种不出好豆子，养不出好孩子。
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学校还在挨饿。渊明小学的伙食团长叫文志英，和我是同学，我们时常想起老二中伙食团的八师傅，讲话啰啰嗦嗦，打菜时手打哆嗦，我们好不容易攒几毛钱买一份肉，一勺子下去，看上去满满当当，经过他的手几抖几抖，到我们碗里的肉已经所剩不多。
盐水拌饭，酱油拌饭是常事；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自己也想了不少办法，自己买个简易煤油炉，清水炖白菜。下晚自习后，偷偷跑出去抓青蛙，第二天到校外的小卖部加工。没油怎么办，就怂恿胆大的同学到食堂去偷油。为此，有个同学还为此受到学校的严厉处分，提前退学。
一到周末，同学们必须赶回家里改善伙食，文志英的老家在龙虎，回家步行要经过我的家门口，我走十多里路，他要走二十多里路，但再远，我们也要回家暴吃两餐再回学校，学生生活，用一个字概括：苦！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没有吃饱吃好。后来搞半工半读，自己种白菜。我是二中的劳动部长，带领大家种了一大片白菜，一下课我们就去浇灌那片菜园，后来取得丰收，我当兵后，班长刘华云，也就是现在的刘老树还寄给我10元报酬，这10元钱，相当于那时我在部队的一个月津贴。
苦过来的人，最懂得苦。当伙食团长的文志英自然懂得把孩子们的伙食办好。不仅保证学习食堂零利润，洗碗机，消毒柜都是用学校经费解决，采购食材也非常用心，牛肉、猪肉保证百分之百新鲜，鸡蛋要保证是正宗土鸡蛋，别人采购的大米是二级米，他采购的是一级香米。
当前，食品安全是天大的问题，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干货类、奶制品、农副产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
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尽管陶渊明种的豆应该是原生态的放心的产品，但是这样的产品现如今太少了，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朝代。那时人口少，生产水平低下。据史学家考证：至东晋初，南方人口仅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也才有1746万人口。
那时候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农化混合物，现在要吃到放心食品那是真难。我们这代就算了，但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才有健康的身体，学校是最重要的一环。
前天，我点赞了“人民公社擂茶”的陈国锋保留老种子的做法，“不忘初心，传承优良品种，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往大里讲，是为了食品安全，保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
渊明小学，近1000个学生，是1000棵豆苗，种好陶渊明没有种好的“豆”，种豆南山广施甘露千株翠，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