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和西南内陆，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腹地，对于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四川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697.0亿元。
我国行省制度起源于元朝，并在元明清三朝的数百年不断调整与完善，最终形成了内陆各省的基本格局。在明朝统治时期，贵州省的版图相对较小。
通过对比明清两朝的贵州省区划，可以发现贵州省的辖区范围明显缩小。同样，云南省的情况也类似，其东北部的区划格局与现今截然不同。当时，这些地区均归四川省管辖。
17世纪中期，清朝逐步击败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势力，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清朝统治初期，多数省份的区划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框架。在西南地区，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的区划便延续了这一格局。
在康熙帝统治的61年间，他成功应对了一系列外部挑战。此时，清朝在外部问题上已基本得到解决。尽管西北的准噶尔部仍与清朝对抗，但其力量微弱，无法与清朝展开大规模决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雍正帝开始腾出手来，治理各方面的内部问题。雍正帝对鄂尔泰的工作能力十分赞赏，他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随后又提拔他为云、贵、桂三省总督。
鄂尔泰全面负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内的事务，权柄极大。鄂尔泰发现，四川某些地区的土司与云贵两省的土司相互勾结。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云贵等地的土司常常逃入四川境内土司的控制区域，使得官军难以施展。
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鄂尔泰向雍正帝上奏，提议将四川省的遵义府、乌撒府及其下辖的6个州县划归贵州省管理。
由于川滇交界地区州府情况复杂，鄂尔泰进一步建议将四川省南部的镇雄府、乌蒙府、东川府等3个府划入云南省。鄂尔泰此举涉及四川省5个府共计13个县和散厅。
面对鄂尔泰的雄心壮志，四川各级官员纷纷提出反对。但鄂尔泰是帝的忠实支持者，雍正帝对鄂尔泰在西南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
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四川省南部的镇雄府、乌蒙府、东川府等3个府，共计7个县级区划，被划归云南省管理，具体包括：巧家县、会泽县、恩安县、永善县、镇雄州、大关厅、鲁甸厅。
这些区划划归云南省后，鄂尔泰认为乌蒙府的名称不够雅观，所以把乌蒙府更名为昭通府，即昭通地级市的前身。
云南省北部的部分区域，正是当年从四川省划入，并进一步形成了云南省的近现代区划格局。
四川省的遵义府与乌撒府，共计六个州县，被纳入贵州省的管辖范围。据《遵义府志》记载，雍正五年，这片土地被割让给黔北藩，从而扩大了疆域，达到两千里的广袤，田赋和关税几乎覆盖了整个黔疆。
而《贵州通志》亦提及，此次割让使得北藩的形势得以壮大，其疆域南至贵阳，东接思南，西大定北至重庆。
雍正十年，朝廷对鄂尔泰予以褒奖，称其自节制、贵、广三省以来，对苗疆的经营用心良苦，调度得当，使得疆域得以拓展，边境安宁，特赐予一等伯爵。
鄂尔泰在西南任职期间，将四川省的十三县划入贵州省和云南省，从而形成了云贵川三省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