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人，比如曹禺1910年出生。巴金，1904年出生。储安平1909年出生。曹禺20多岁写出话剧《雷雨》，1950年代后直到逝世，再没有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巴金亦然，他的《家》、《春》、《秋》写于1931-1940年，然后，就基本没有然后了。巴金晚年检讨自己的一生，教训是因为1949年后在政治上信神，因为要是不信神的话，自己会有大麻烦，“只要信神自己就平安了”。储安平，著名的新闻出版人和思想评论家，他37岁，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一个民国时期政经最前线的独立时评媒体，1957年不到50岁，不得不离开他最热爱的事业，再没有然后了。
不需要继续列举了，读者朋友，你们从以上读出点什么味道没有：1，同一个人，以前文采飞扬，为什么后半生就才思枯竭了？答案：不是写不出，是不让写。你硬写，是没地方发表的，在公开场合无处言说。万一漏网了，即你发表了言说了，后果很严重。因此，在某个方向思考是死路一条，这个方向的功能退化。
2，自动淘汰机制，这些知名作家、新闻人、学者，总之都是知识分子，不到50岁，就等于——停止创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属于旧人。
3，那么，需要新人。新人又分两类：第一类，新旧交替的，比如1950年，你17岁，中学生，生于乱世，得以被解放，几乎全部都接受了新时代的新思想。现在是2024年，这些新旧交替时代过来的人，大都90岁上下了，他们基本上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人的儿女，是曹禺、巴金、储安平这代人的儿女。他们成长时，正赶上他们的父辈被批判，他们如何选择？选择父辈曾经辉煌的30年代大上海的往昔，还是解放了的新时期？答案不言自明。这就会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心理冲突。我们今天2024年的国人，很难理解那时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几乎就是一个人的一切。家庭社会也是政治生活，那么，父母与儿女很难在思想上沟通。原本应该是感情带动思想，但现在是思想带动感情，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政治挂帅”。
换句话说，1930年代出生的国人是天然的“政治人”，而1910年代出生的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然人”。所谓政治人，是从小就人生目标已经既定了的人。所谓自然人，就是在社会上飘泊不定，选择有很多，约束少。
以上属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第一类新人，他们属于半新不旧的“新人”。我这一代才是名副其实的新人，即1950年代出生的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们基本上是“半新不旧”的“新人”的儿女，我们完全不知道1949年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从革命电影和小说《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三家巷》中，知道了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罪恶。
直接说结论：总体上说，1930年代国人知识分子的成就，不如1910年代的国人知识分子。举例说，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还有一些。我指北京大学1957年著名的“5.19（5月19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已经被拍摄成5集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想办法去看纪录片《北大5.19》），1957年20岁，应该是1937年出生。大学生，同志们，你们能猜到什么专业的学生，最容易被“阳谋”——诱捕？呵呵，物理系。没什么想不通的，因为物理学属于科学中的科学，最不懂政治。
钱理群教授研究鲁迅，他说自己和鲁迅根本没法比，我认为这是大实话，但对他而言，鲁迅应该属于祖父辈的，可比的应该是他的父辈，即1910年代的国人。这个我就不说了。还有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生于1921年，性格叛逆，年轻时思想激进，解放后是大学老师，1957年积极参与教学改革，被批判，导致精神崩溃，自尽。钱理群教授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其说这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新时期几代中国文化人的写照，而他年轻时，我认为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理解自己的父母这代人，是如何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的。那个时期，也就是1949到1977，都叫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由于都是革命工作，因此叫做“战线”，比如，从事教育工作，就叫做“教育战线”。现在还有一份学术杂志的名称，没有改名，就是当时的遗存，叫做《社会科学战线》。
既然是战线，前提是必须有敌人，这是我们时刻保持精神抖擞状态的前提条件。所以，原则上，我们都是战士，比如“理论战线上的战士”——这些老词，1970年代出生的国人，他们虽然知道，但不像我们50后是深入骨髓的。所以，我经常在心里。和自己开玩笑，我认为70后这帮人，即使想“左”，都不知道“左”怎么操作。虽然我现在比较“右”，但我肯定比70后这帮人知道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左”。有空我们交流一下，我会教你们几招的，因为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的耳闻目睹，你们70后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架势：就在沈阳市，当时中国第五大城市，中山公园，一个行人正常走路，突然遭遇三个陌生人拳打脚踢，专门往脑袋上踢，1967年，被打死了，就算白死了。开批斗会，下面开会的人，战战兢兢地，因为主持会议的突然一嗓子，你台下坐着就被坐你两边的人架起来到台上，因为你是“反革命”。
跑题了。我上课就和同学们说，你们看看，我现在能搞后现代，我容易吗？我时空穿越了呀！但是不谦虚地说，从综合知识结构考虑，我算是目前国内做后现代研究的“代表”之一了——但我本体标题说过了“这届文人是不太行的”。为什么？我先说怎么才可以很行，我前几天公众号说，孙悟空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对，要是当下的中国文人很行，就得不受时代和家庭的任何影响。比如，中国目前的“顶梁柱”80后，基本上都是50后生的，两代人有所“隔膜”，但还算好，我现在大学上课，听课的本科生是2004年出生的，我一个“历史出土文物”给他们讲“后现代思潮”，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讽刺，因为这些孩子自己就属于后现代人。但他们在学“思政”和“马哲”与“中哲”什么的，呜呼，误人子弟呀！我是说这些孩子睁大了眼睛听我讲什么是“后现代思潮”，我一个50后都懂，这些“00”后，楞是听不懂。所以，问题不在于生理年龄，而在于自我教育，人应该自己培养自己。
我好像一直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这届文人不太行”。直接说结论：因为独立自由的精神，没有遗传下来。为什么没有遗传下来，我以上已经说清楚了。
这就导致一个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现在逐渐——想明白了的一个问题：无论研究哲学中哪个具体领域的，无论中哲、西哲、马哲、伦理学、美学，甚至逻辑学，这几年最为明显的趋势，就是学问往回做。比如我研究德里达，然后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然后对胡塞尔感兴趣然后对黑格尔感兴趣然后对康德感兴趣然后对中世纪哲学感兴趣然后对儒家感兴趣然后对老庄道家感兴趣然后对算卦感兴趣——想到这里，我眼珠子瞪得都掉出来了。唉，啥也不说了，喝酒！
以上就是学问研究中的“返祖”现象，其中的缘由十分复杂，为什么不专研我们当下现实的学术问题呢？如果你活得不自在，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其中的制度、思想、道德根源呢？为什么一定要到古人那里找答案呢？
回答以上的“为什么”，径直说，一个是能力问题，它既是科学研究的使命感，又是独立自由的思考的能力、洞察力、直觉。第二，就是道德感情，这个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不如百年前的中国文人的情景，因为以上我们看到，曹禺、巴金、储安平……他们就写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且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动了，改变了。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还理睬我们这些文人写什么吗？不会正眼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