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锋 | 实验语言学十题

第一个问题回顾语言学的历史。实际上最早是从“语文学”到“语言学”。我多年前曾经给《不列颠语言学大百科全书》写过一个词条，是“扬雄”，介绍世界非常有名的语言学家。为什么扬雄这么重要呢？因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用类似现代的方法调查语言了。扬雄是西汉末年的人，他当时在首都长安，那里有士兵、商人还有读书人。他白天拿着素帛——就是蚕丝做的没有染色的帛，在街上去问南来北往的人，头怎么说啊，天怎么说啊，房子怎么说啊。把他们的说法都记下来，再把他们的家乡，是关东还是秦晋，是北方还是南方，也都记录下来。每天回到家里就把这些记录的内容写在木简上。那个时候的书都是用竹简或是木简，写上字之后，用绳子编起来。他用好多年才做成了一本书《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语言调查的方法做出来的语言记录。罗常培先生在《方言校笺及通检·序》里面讲到：“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是“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可是这好像是夜空当中的闪电。以后就黑暗了，没有人再继续他的事业。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明代有一位学者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发现实际的语言都是变化的。

这个语文学其实就是语言学的初级阶段，在外国也一样，都是为了读古代的经典文献。一直到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此之前还有很多词源学的考释，为历史比较打下基础。历史比较语言学到十九世纪走向顶峰，最后有“新语法学派”。然后就有索绪尔，有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又有乔姆斯基。有人学语言学只从乔姆斯基开始，不知道他的老师就是结构主义的代表学者，他是脱胎于结构主义的，一脉相承，并且把抽象的形式分析推向极致，也就是极端。索绪尔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言语而是语言。说出来的话就是言语。在脑子里面的就是语言。没说出来你们怎么研究，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的内省式研究。

关于语言研究的对象，我想到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语言学家王维贤先生，原来杭州大学的教授，他把逻辑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很有创新意识。王维贤先生对于语言研究的对象在三个年代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值得我们深思。

他在1962年讲：“言语是语言学所要分析的具体事物，是语言学研究的素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语言学不能以‘言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王维贤：言语三论，1962）他说言语是“素材”，是“要分析的具体事物”，明明就是研究对象，但他不敢说是“研究对象”。为什么啊？因为索绪尔说了，言语不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不敢违背。这是禁区，不能碰的。

三十年后，他又说：“索绪尔规定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如果这个‘语言’是言语交际中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又不仅仅指从言语活动中抽离出来的、纯粹静止的、脱离实际交际的系统，那么这句话是正确的。”（王维贤：语言的三个平面与句法的三个平面，1993）他加了好多“如果”做限制条件之后，索绪尔才是正确的。实际上索绪尔根本就没讲什么条件。这时王先生已经鼓起勇气给索绪尔提附加条件，但是还不敢公开唱反调，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又过了十几年，终于勇敢地讲出来：“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同语言不同，并认为语言才是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实际上言语才是语言学研究的真实的客观对象。只能解释抽象的语言的语言学是不完整的。”（王维贤：认知、交际与句法，2005）这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08年我到浙江大学讲学，还去他家看望。王先生09年去世的。将近生命的尽头，经过五十年，才勇敢说出自己的话：“实际上言语才是语言学研究的真实的客观对象”。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这就是我们老一代语言学家的经历！他们的思想就像戴着无形的枷锁。我们要开放学术，百花齐放，决不能再给现在的青年戴上枷锁。

近几十年来，情况有了变化，功能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又有演化语言学兴起。有很多人开始接受实验语言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实验语言学有新的理念和方法。过去你可以足不出户写出文章。实验语言学需要你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到田野中去，到实验室去，把语言事实描写出来，否则就一事无成。

我们所做的实验语言学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最早是声学实验，研究声调格局，后来是元音格局、辅音格局、语调格局，一路下来，到今天有三十年了。我们还在做语调分析。实验语言学不仅是声学实验，还有听觉实验，声调的听觉、元音的听觉、辅音的听觉、语调的听觉，我们刚刚开始做了一些。实验语言学还要有生理分析，怎样发音，如何说话，这个方面我们做的很少，听觉接着要做生理。物理、心理、生理，语音的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这也是语言的三个方面。总体上它们应该是彼此对应的，又因为各自的特性而有所不同。从几个方面的实验研究应该得到同一幅图画。在这个过程中会使我们更加认清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机制，探索语言的奥秘。

实验语言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首先是实验语音学，对语音进行实验，就是用实验的办法来研究语音。语音比较好办，一发出来就有声波。我们有录音，立刻复制，进行实验分析。所以拉波夫讲：录音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语言学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录音技术，很多语言的资料我们都保存不下来。文字的记录只是它的一部分信息，只有用语音保留下来的，这样的资料才是完整的。罗常培讲：“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举凡声韵现象，皆可据生理物理讲明。从兹致力，庶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吴宗济先生的书房就是：补听缺斋。把耳听变为眼见，信而有征，这是语音实验的基本意义。

第二阶段就是实验音系学。欧哈拉（Ohala 1991）讲：语音学和音系学本来是一家，后来分道扬镳了。语音学越来越具体，音系学越来越抽象。现在要让它们复婚，成为总合音系学。拉得福吉德叫语言学的语音学，美国还有实验室音系学，都是同样的思路。实验音系学明确提出，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语音系统。一般做音系学的人是不搞实验的，那一个个规则是脑子里想出来的，很聪明的。我们是笨办法，用实验的方法，把语音系统用实验数据和统计图形表现出来。把看不见摸不到的语音系统变成可以观察的格局图形，便于更全面更深入地发现其中的特征和规律。实验语音学使我们看到一个个语音；实验音系学使我们看到一个个语音系统。看就是观察，观察是科学发现的基本途径。

最后到达实验语言学。语言学可以用实验来做吗？不单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必须做。我们研究声调、元音、辅音，这还是语音的问题，但是研究语调已经超出语音问题了。语音系统具有两重性，一个是有多少元音，多少辅音，几个声调。这种是聚合的系统性。还有组合的系统性。这里说的组合不仅是音段组合为音节，在语素、单词、短语、句子，句群等各个层级都有语音组合的系统性。不仅要研究音段的共时发音，还要研究韵律的分布模式，也就是韵律格局，音高（调域比）、时长（时长比）、音量（音量比），三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解决聚合的系统性只是序幕，真正的内容在后面。语音要跟语义、语法、语用结合起来。

实际上语调已经属于语义问题、语法问题。一个句子的音高怎样、时长多少、音量如何，跟它的句法形式、语义表达、焦点位置都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只是从语音方面来研究语调，很难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们在研究语调的时候就认识到，语音、语义、语法相互联系，不能分割。用实验来研究陈述句、否定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焦点句，已经初见成效。

我们还用眼动追踪分析测试人们对于歧义句的理解；测量脑电位的变化来研究人们对于名词动词的分类认知机制。还有儿童语言的实验，二语习得的实验，语言变异的实验。实验的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将来会越来越多。

一百多年以前，索绪尔说到：直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他当时已经意识到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最初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他没有说。就让我们来说吧。

我非常幸运——我的硕士导师胡明扬先生和博士导师邢公畹先生都是非常有思想、有创新精神、有独立见解的学者。我跟他们也学会了不去人云亦云，不去随大流。胡先生搞了一辈子语言理论，也是在晚年的一篇文章讲到：“长期以来，各种语法理论、语法体系和语法分析方法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的验证。”这句话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有语言学到现在都是这样。所有的这些理论、这些体系都是主观评价，缺少客观验证。所以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语言学不是玄学。语言学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 、实验科学。这是个常识问题。

鉴于索绪尔一百年前所讲的话和前些年胡明扬先生所讲的重要论断，我认为我们的语言学，不仅是国内的语言学，包括国外的语言学，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回归常识。这不是我的创见，108岁的周有光先生早就说了回归常识。现在各式各样的专家常常缺乏对科学原理、客观事实的最起码的敬畏。他们写的东西，讲的东西，往往背离普通的常识。就像皇帝的新衣，小孩子都能看穿，成年人反倒迷信盲从。对正在成长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建立起对于自然规律、对于客观事实、对于科学原理的敬畏，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唯书唯上唯名家，就是没有你自己。要保留自己的辨别力和常识感。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要问：它是原生性的还是后设性的？它是始发的还是继发的？这是最初始的问题。像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课，最起码的分辨。很多误解、很多弯路都是从这第一步就走偏了，以后就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如果对任何事情都问这个问题，把原生性和后设性认清了，至少保证你关键的第一步不会走错。

任意性和理据性吵了好长时间，好像是个禁区，基本上是任意性一统天下。我在外出讲学期间，听说有一位本科生因为对任意性表示了一点怀疑，考试竟得了零分。有很多大学是这样。有的老师只许讲任意性，不准讲理据性。索绪尔可不是这样的。只准讲任意性的人其实并不懂索绪尔。

我们既讲任意性又讲理据性。理据性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我摆的什么事实？我拿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书里面的原话，四句话。在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102页：“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他开始说任意性是头等重要的。到111页：“在这一方面，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而且里面有相对的道理。”刚刚翻过9页，他的口气就变了。再翻70多页，到183页又变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论证性也永远不是绝对的。”他又承认论证性。到184页，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我怀疑印错了，又找到另外译本，干脆就是“符号任意性的荒谬原则”。这是说，你要研究语言系统，必须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为不合理的、荒谬的，你才能建立语言系统。这四句话是白纸黑字，谁都可以在书上查到的。

我这里不讲这四句话内容如何，而是讲怎样看待这四句话。这本书不是索绪尔自己写的，是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学生，巴伊和薛施蔼，把听课笔记和他的讲课提纲收集起来，梳理整合成为这本书。他的这两位学生也是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像我这样普通的老师都看出书里面有矛盾，他的学生看不出来吗？既然看出来，为什么不为尊者讳，还原封不动印出来？我曾经在香港报告时讲到，这说明了索绪尔教育出来的学生真正具有科学精神，对事实的敬畏。他们要给世人一个真实的索绪尔，而不是一个人造的索绪尔。我由此对索绪尔怀有由衷的深深敬意。

让我们再回归常识。如果一本书开头和结尾的内容相互矛盾，那么，是开头代表作者的意思还是结尾代表作者的意思？（学生答：结尾。）应该是结尾最重要。开始他可能有些想法，后来经过思索、经过论证、经过反复，最后的结论才是他的定案。索绪尔定案的想法是什么？这本书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荒谬）原则为基础的。”这是他的最终结论，还有什么怀疑吗？

从刚才列举的这四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索绪尔是矛盾的。一切先驱者的思想都是矛盾的。先驱者都是探索的，反复的，经过上下求索，才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索绪尔的矛盾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矛盾的，头脑里有两个自己在打仗，一个好的自己，一个坏的自己；一个勤劳的自己，一个懒惰的自己。一个说：“快好好学习吧！”另一个说：“再玩儿一会儿吧。”哪个是你呢？最后赢的那个就是真的你。

最后我们要问一句，世上这么多的语言学家，又教出这么多的学生，他们每天读书思考、调查研究，讲的课程，写的论著，都是什么内容？是语言的任意性还是语言的理据性？其实都是语言的理据性，因为语言的任意性无须研究。

语言的特征，书上写了很多，八条、十条，根本上就是两条。语言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性和系统性。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社会性和系统性哪个是第一位的？哪个是第二位的？毫无疑问，社会性是原生的特征，系统性是后设的特征。很多人把关系弄颠倒，把社会性作为附属的性质，实际上没有人、没有社会就不可能有语言，就好像没有母亲就不会有小孩。有人对语言社会性不以为然，觉得谁要是讲语言社会性就是档次低，不入流，没水平。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语言社会性的丰富内涵正是涉及语言的本质。

拉波夫把语言社会性研究到极致。每种语言都是在社会中产生，在社会中发展，在社会中演化，在社会中消亡。每个人在社会中习得语言，在社会中使用语言，在社会中失去语言。语言的出现伴随人的出现，语言的演化伴随人的演化，语言的接触伴随人的接触。研究活的语言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脱离人，脱离社会的语言没有生命，是死的语言。语言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社会交际中才能表现出来。语言社会性的重要程度，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语言的系统性是后设特征，是不是系统性就不重要呢？当然重要。系统性伴随社会性。可这个系统不是通常所想到的静态的、简单的系统。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这种复杂适应系统“兼具简单性与复杂性、规律性与随机性、有序与无序的混合性”。任何活的语言都是“异质有序”的，语言中的变化以扩散方式实现。语言变化规则就是以概率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向。因此，语言的系统性就是这种复杂适应系统的特性。这正是目前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将对现有科学理论，甚至哲学思想形成重要冲击。我们的精力关注到什么地方？当然要放在前沿问题上。

第二个问题，社会性和系统性是否相互矛盾？二者是不是可以统一起来？前面的说明实际上已经预示了答案。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而不是静态的单纯的系统，那么，不仅语言是复杂适应系统，社会同样是复杂适应系统。这样的社会性和系统性不会相互矛盾，而且是会统一起来的。

在语言研究当中，常有“×本位”的说法。有句本位、有短语本位、有词本位，还有字本位。这几种说法都有具体代表的学者。句本位，最早是黎锦熙先生。后来的短语本位是朱德熙先生。词本位，《马氏文通》里的虚字实字就是虚词实词。后来很多人都是词本位。字本位是徐通锵先生。还有一种小句本位，是邢福义先生。那么它们之间可不可以统一起来啊？实际上我以前讲过，所有的这些本位都是学者个人的本位，不是语言学整体的本位。

什么叫个人的本位？因为语言的系统很大，一个人精力有限，每个人的切入点不同，所以各人的收获也不同。张三的兴趣是句子，他的句子研究得好。李四关注的是单字，他的字研究就很好。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于一尊的本位。本位说只是个人的想法，显示个人的专长。这样就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本位统一起来。就好像瞎子摸象，有的摸到象鼻子，有的摸到象耳朵，有的摸到象尾巴，有的摸到象腿。把他们摸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大象，要是分开就不是象了。每一种本位对应一个层级，把所有的本位合在一起就是语言的系统。但是如果一定要大家都去搞字本位，或者都去搞句本位，那语言就不成系统了。语言系统中的层级都很重要，一个都不能少。语言是多层级的，语言研究应该是多本位的，百花齐放。

下面再看本体说。现在一般都喜欢说“本体研究”，不太喜欢说“非本体研究”。好像正规军和杂牌军，非本体就是非主流，低人一头。“本体”到底多大范围也不一定：文字学经常被排除在语言学之外，语音学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我曾经花费好多年的努力在语言学中留住语音学的位置。哪个是本体，哪个是非本体，由谁来宣判呢？谁都可以是法官。把自己做的内容称为本体，把别人做的内容称为非本体。于是，社会语言学是非本体，实验语言学是非本体，演化语言学是非本体，计算语言学是非本体……非我族类者都是非本体。难怪拉波夫不喜欢人们称他为社会语言学家。他觉得如果把自己做的研究叫做社会语言学，就好像还可以存在一种脱离社会的语言学。在他看来，社会是语言产生的母体，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研究语言，不存在离开社会的语言学。如果拉波夫来评判，一定把社会语言学归为本体，脱离社会的语言学都会成为非本体。

本体说其实跟本位说一样，也是人们自己的想法。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想让客观世界符合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自己去认识客观世界。五彩缤纷的学术世界需要百家争鸣，只有一种声音是不正常的，也是危险的。我们应该适应在不同声音中工作，在各种意见的交锋辩难中进行研究，能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打开新的交流互补的合作渠道，可以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科学分类的各种学科都是人为划分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代科学趋势就是多学科的整合创新。王士元先生有个很恰当的比喻：“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自序，2001年）语言学是多学科交融的领域，语言学者应该把眼界放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本体的说法反映一种封闭的观念。因此，把本位作为个人研究的关注点，把本体看做个人视角所及的范围为宜。我们建议按照一般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说法，把本体研究改为基础研究。这样就更为适合。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坛上曾有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很多理论家早就讲过。可是经过十年文革浩劫以后，当时很多人早把这句话忘在脑后。所以胡耀邦再次提出这个“真理标准”问题，人们好像重新发现了真理，简直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中得到启蒙一样。现在的语言学有着相同的情况。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伯林格说过：“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象语言学那样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谬误，不仅存在着，而且还继续被当作真理传授着。”(Dwight Bolinger语言要略1999)这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经过多年亲身体验讲出的真知灼见。

前面讲到，“长期以来，各种语法理论、语法体系和语法分析方法只有主观评价，而缺乏客观的验证。”（胡明扬）这里既有问题的原因，又有解决的途径。没有经过客观验证的不是理论，只是假说。那么多的语言“理论”都应改叫语言“假说”。经过客观验证，证实的叫理论，证伪的叫谬论。怎样进行客观验证呢？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只有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才能发现语言的规律和奥秘，才能检验、修正和发展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是检验语言学理论的唯一标准。科学实验包括物理、心理、生理的实验，大脑和神经的实验，以及各种计算机仿真建模的实验。

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中，首要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对于语言事实的敬畏和尊重。胡明扬先生文章中采用的北京话例句全部都亲自跟北京本地人逐条核对过的。这就是充分尊重母语者的语感。有的人却是用自己生造出来的例句，却是人们日常从来不说的；有的人判定为不合语法的例子，可人们平常都是那样说。这第一步就有如此的差别，可想而知，后面的分析、结论会有怎样的偏离。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从实践和实验中得到的结论具有量化的基础，是可重复的。我们为普通话审音工作专门在北京做了500人调查，看看一个字不同的读音各占多少百分比。我的学生们又在天津照猫画虎做了类似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一致。有的字音的百分比到个位都是一样的。可重复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性，就像物理学和化学实验中的实验可多次重复一样。可重复就是可检验。不能检验的结论不是科学结论。只靠凭空想象，那是玄学，不是科学。这样看来，语言学还是一门很初步的很不成熟的学科，积存着大量假说，有待于实践和实验来检验。我们应该为促进语言学的科学化多做努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在本世纪开始时请70位一流科学家研究，预测哪些学科是新世纪中的带头学科。题为《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的480页研究报告认为：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将是21世纪最前沿的领域，蕴藏着巨大潜力。“可能会再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意义可以媲美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可能成为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其中跟语言有关的是信息和认知。信息是电脑，认知就是人脑。可见脑科学的重要性。欧美日本都大量投入，促进对大脑的研究进展。我们也是同样。王士元先生在北大讲课的内容已经出版为一本书：《语言演化与大脑》，网上还有他当时以及后来讲课的视频。希望大家好好关注。

我在南开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都给研究生讲了多次“语言与大脑”课程，在美国明德大学也开课讲过两次，学生们热情还很高。我们要更新知识系统，跟学生一起学习新的领域和前沿信息。大脑的研究是最前沿的，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大脑两半球的构造，左大脑的语言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脑成像（fMRI）。其实学生比我们敏感好学，他们常常比我看得多，讲得好。我只是比他们想得多一点儿。我跟大脑的研究有偶然的联系：二十年前，我的第一位博士生就是研究失语症病人语言的韵律表现，前两年我有一位博士生毕业论文是用脑电ERP研究汉语动词和名词的认知特征。

我们提出实验语言学的研究，有人问我：语音可以实验，那词汇、语义和语法，怎么实验呢？前面已经讲过语调研究、韵律格局就是语法语义问题。我们要把语音跟语义、语法、语用结合起来，通过实验使语言学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近年来，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不仅在欧美，还有香港、台湾和内地都有做音系和语法的学者开始重视采用实验的方法。随着文理结合新人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语义、语法和语用，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描写语言的研究成果。

现在的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很快。清华大学一位朋友讲：把一个人网上发的微博放在一起，统计其中词语的频率，就可以得到他的知识体系、感情取向、兴趣所在，分析得很清楚。阿尔法狗为什么能打败围棋冠军，阿尔法零又为什么能打败阿尔法狗？现在又有阿尔法星打败“星际争霸”职业选手。这就是数据的用处。我曾多次讲过：传统语言学是卡片之学，现代语言学是数据之学。

人有七种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数学逻辑能力；音乐能力；空间关系能力；身体运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省思能力。其中语言能力是核心能力。言为心声，言如其人。语言是思想的外化。

现在有语言器官、语言基因的模糊说法。要注意这应该都是复数的，写英语要加s。语言不是一个器官的事情，是多器官参与的。说话不是光用嘴，包括口、鼻、咽、肺提供气流，耳进行反馈和接收。加上大脑指挥。感觉、运动、循环，需要调动全身的多种器官一起参与。跟多器官相对应的是有多种涉及语言的基因。前些年有报道说英国有个K家族的FoxP2基因缺陷，所以三代人都不会讲话。实际上，这个基因负责舌头的快速运动。人们每一秒钟可以讲7-10个音节，舌头动作要非常快。舌头动作慢了当然就不能说话了。以上是从个人角度讲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人的认知能力的核心。语言改变人类，语言决定人生，语言对命运有巨大影响。中外成功人士都是语言能力强。语言成功伴随人生成功。

李宇明教授讲国家的语言能力，确实更为重要。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亟待提高。我的一位日本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国际语言中心，为将要到世界各国的派出人员提供120多种语言的教学培训，还准备增加到150种。美国更是把语言学习列为国家安全战略。我每年到美国明德大学讲学，有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沉浸式强化教学。那里的学生就有安全部、外交部的人员，学完立刻派出国的。曼德拉讲：“如果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交谈，触动的是他的思维；如果用一个人的母语和他交谈，触动的则是他的心灵。”语言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我们应该有一个中国的明德。这是中国语言学人为国出力的机会。

有人看不起应用语言学，看不起病理语言学。这是忘记根本。语言研究从应用中产生，为应用服务。其实理论研究，科学发现，大多是源于应用。发现大脑中负责说话的布洛卡区的，就是法国医生布洛卡；发现大脑中负责语言理解的威尔尼克区的，就是德国的医生威尔尼克。雅可布森就是到幼儿园去调查儿童语言，到医院去调查失语症病人的表现，写出了“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坐在屋子里什么也发现不了。

据网上统计，世界上最有影响的40家语言学刊物。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只有2-3家，其余都是应用语言学研究，占90%以上。我们这里应用语言学刊物很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汇集全国几十位学者研讨语言学理念与方法，认为现在语言学研究有两大趋势：一、语言学向社会实践、科学实验靠拢，不断的和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结合在一起，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二、语言学越来越成为多学科、多领域、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不是文科理科划分那么清楚。

微信上有一篇文章讲：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有三个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最终可能是学校形态的改变。学校和老师都有危机感了。有人已经在盘点过去已经消失的职业，预测未来将要消失的职业。很无情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要想到几十年之后，人类怎样生活、学习和工作？几十年以后语言研究会是怎样的面貌？无论如何，实验研究应该是具有生命力的基本方法。

其实这就联系到语言学基本问题：理论和实际、思维和存在，到底谁决定谁。一百年前，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解决。现在我们仍然要说：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迫切地需要很好的解决。这将决定语言学的学科命运，也会决定每一个语言学者、教师和学生的个人命运。不可等闲视之。

当大学生老师、研究生老师要有一个重要的底线：不要误人子弟，不要误人父兄。学生正当青春年华来跟你学习，是要奠定人生的基础，你不能教他们落后的无用的东西徒费时光。这是当老师对学生应负的最起码的责任，很沉重的，很严肃的。我们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为什么有人说学语言学的难找工作？那些远离社会的人，社会也会远离他。我们实验语言学则大不相同。因为实验语言学从事的是朝阳的事业。勇敢冲出束缚自己头脑的旧观念的枷锁，做实验入门并不难，比打电子游戏还容易。艺多不压身。总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马克思说过：“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实验语言学就是这样的新的学术生活，我们从1986年以来，年复一年地举办实验语言学研修班，近两年来开始组织网上直播的实验语言学报告，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来从事实验语言学，跟我们一起投入新的学术生活，满怀信心，迎接未来。

石锋

2019年2月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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