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义结合是任意的吗？---重读雅可布森评索绪尔之一*

文摘 2024-12-29 15:15 天津

本文原载《大江东去---王士元教授80岁贺寿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

提要：本文在学习雅可布森对于索绪尔的评论的基础上，考察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出索绪尔在论证任意性问题中的四个矛盾之处并逐一进行了讨论：1、论述任意性意义的倒退；2、对约定俗成的错位认识；3、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回避；4、对不同语言作用的差异。作者主张任意性和理据性都是普遍存在的。任意性不可论证，无需论证。理据性则是需要语言学者下大力气去探寻的语言研究的目标。当代语言学正经历着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更新。

关键词：任意性理据性约定俗成语言起源语音象似性

1．索绪尔和雅可布森

索绪尔和雅可布森是20世纪语言学的两座高峰。从1916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到1951年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代表了现代语言学历史上的两个里程碑。中国语言学界对索绪尔很熟悉，对雅可布森较陌生。这其中有着历史的、社会的和学术的原因。我们首先简短介绍两位语言学大师的成就，随后将展开相关的讨论。

德·索绪尔(1857-1913)在1878年写出专论《论印欧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从语音系统出发，推论出早期喉辅音的存在，开启了内部构拟的方法。他在巴黎建立了法兰西学派。

索绪尔1906年开始在日内瓦大学讲学。他去世之后，学生们把他的授课内容整理成书，《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索绪尔强调纯语言学的主体：“我们的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见43页）书所讲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共时与历时的划分；组合跟聚合的关系；抽象性与自主性等观点，在现代语言学史上影响深远，引领了后来各个不同的语言学流派。

罗曼·雅可布森（1886-1982）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欧美语言学之间的重要桥梁（钱军2000）。他首先提出结构主义术语。著名的《音位学原理》一书在作者特鲁别兹柯伊(Trubetzkoy)去世后，由雅克布森继续完成定稿并付印。1941年出版《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开辟了语言习得、语言病理的研究领域并建立了二者与语言共性之间的密切联系。

1951年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完成《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在声学分析基础上提出12对区别性特征，就像在原子中发现了粒子。成为当代语言学各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合作者还有瑞典声学语音学家方特（G. Fant）和雅克布森的博士生哈勒(M. Halle)，即后来生成音系学的奠基人。从中可以看到雅可布森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语言的思想和视野。王力（1981）曾亲自执笔全文翻译，足见此文意义不凡。

雅克布森仰慕索绪尔。然而他们对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看法，却几乎是完全对立的（王士元2006）。从上述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大师不同的语言学理念：一个是只研究共时、同质、静态、封闭的小语言；一个是研究共时与历时结合、异质、动态、开放的大语言（王洪君2010）。一个是独门独户单一学科的语言学；一个是跨学科多领域的语言学。

2．雅可布森评索绪尔

雅可布森从语言学史的立场来评价索绪尔的《教程》：这部著作处于两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处于观察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边界上。这样一部著作，尽管在本质上是概论性的，但绝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雅可布森1942，见2001：65）

雅可布森高度称赞索绪尔《教程》开创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功绩，同时也不掩盖其中的错误和矛盾。他明确指出：索绪尔的《教程》是天才的著作，甚至《教程》的错误和矛盾也能给人启示。20世纪没有哪一本著作对世界各国的语言学产生过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教程》的思想、定义和术语直接或间接渗透到极不相同的著作当中。《教程》纲领性的论点成为各语言学诸多讨论的出发点。正是通过发展和修正这些论点，新的语言学流派才涌现出来，并得以成型。（雅可布森1942，见2001：66）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曾一直被奉为语言学的经典。其实这个原则提出以后，就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包括他自己的学生。这说明西方语言学界并没有认同任意性原则。雅可布森对于任意性的评论最多也最直接。下面节选三处为例：

“在索绪尔所说的《教程》的两个基本原则当中，人们今天可以把第一个基本命题，即符号的任意性看作是一条任意原则。……从共时观点看语言社团使用语言符号，绝不可以赋予语言符号任意的性质。在法语里说fromage表示‘奶酪’，在英语里说cheese，这根本不是任意的事情，而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我认为从有关‘任意性’和‘无动机’符号的所有讨论当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术语‘任意’是极不恰当的选择。

“索绪尔把能指（语音）与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武断地说成是任意的关系，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习惯性的、后天学到的相邻性关系。这种相邻性关系对于一个语言社团的所有成员具有强制性。但是，伴随相邻性的还有相似性的原则表现出来。

“相似性原则在派生领域和词族领域作用重大。在这些领域，同根词之间的相似性至关重要，不可能谈论任意性。”（雅可布森 1959，见2001：135-136）

雅可布森认为音义关系表现为相邻性和相似性的原则。人们常说的隐喻就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换喻则是重在关联的相邻性。这些极有意义的论述对于揭开音义结合之谜很有启发，已经成为当代认知语言学讨论的重要内容。

尽管雅可布森的许多努力都是反对索绪尔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反对索绪尔推到语言身上的那些矛盾（比如在共时与历时之间、能力与表现之间、形式与意义之间、语言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之间他所宣称的鸿沟），但是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赞扬索绪尔在克服19世纪语言学的孤立、片面的历史主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斯坦科维茨2000见2001：40）。这是讨论索绪尔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历史客观的学术态度。

3. 《教程》书中任意论的四个矛盾之处

索绪尔《教程》书中对于同一个事物或概念的说明论述有时会在词句、语义上互不一致，前后矛盾。这给质疑者和辩护者都造成很大困难，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各自设法诠释来理解。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索绪尔。我们需要还原真实的索绪尔。

按照雅可布森所讲的：《教程》的错误和矛盾也能给人启示。在《教程》中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论述过程中有四个矛盾之处。下面依次将原文照录，并加以说明和讨论，希望能从中得到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启示。

1、关于总体评价的步步后退

任意性作为《教程》最重要的原则，书中对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总体评价方面，前后内容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下文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教程》的页数。）

“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 （102）

“在这一方面，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而且里面有相对的道理”。（111）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论证性也永远不是绝对的。”（183）

“事实上，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荒谬原则）为基础的。”（184）

以上有关任意性的论述带有互不衔接的特点。非常像是在讨论中步步后退：从开宗明义式的宣讲“头等重要”到“不是完全任意”，开始有所松动；讲“论证性不是绝对的”，已经退到最后；再到“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可以看作是自我否定。很可能当初讲课进程中索绪尔自身思路在不断调整，尚未最后定型。

任意性不可论证，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任意性就是不可论证性；另一种是任意性本身是不可论证的，不需要论证的。任意性又可以跟偶然性相通。现象学称为随机性。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无可论证的，无须论证的。正如人类也不过是在宇宙发展中的一个小概率随机事件。有谁能写出一篇论文讲自然界为什么是任意的，人类社会为什么是偶然的，人类本身为什么是随机出现的？雅可布森把任意性原则称为任意原则，也就是无原则。任何一个事物我们都可以说它是任意的，偶然的，随机的。也即是不可论证的，毫无理据的。所以凡是论证任意性、偶然性、随机性的，无不出错，因为它无须论证。偏要去论证，就会发生矛盾。

本来一般的学术研究都是：说有易，说无难。可是在任意性原则下就成为：说无易，说有难。说无理据随口而出，很省力，不用去论证，不用动脑筋，别人打不倒。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事都可以说。世上任何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说成是任意的，无理据的。然而说有理据则要花费气力，去探索寻找。有人能找到，有人一时找不到；有的事能找到，有的事一时找不到。

哲学上讲“世上万事皆事出有因”。任何一个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都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只讲偶然，而不去寻求必然的因素，则毫无意义。黑格尔讲“存在即合理”[注1]。这个理就是理性，也即理据。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有它产生发展的原因。因此理据性跟任意性一样是打不倒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

小到蚂蚁的搬家，婴儿的啼哭，大到战争的爆发，地震海啸，哪一样没有原因呢？原因就是理据。理据的本质其实就是事实。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都是事实。认识了事实就掌握了理据。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第一位的。发现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要花功夫，费力气。

这里还要弄清楚“可论证”并不等于“能论证”。“可论证”指有没有理据；“能论证”讲有没有能力。可论证是指客观是否存在理据；能论证是指主观是否知道理据。一个是客体的内在规则；一个是主体的认识水平。哲学上有“无意识”观念，即客观事物的规律不因人们主观是否意识到而发生变化。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见《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早已通晓这种自然之道。

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知道不知道理据，而不是存在不存在理据。不能论证并非不可论证。目前还不能讲出理据的并不说明没有理据，只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发现。同时每个人的论证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发现的事实越多，掌握的理据就会越充分，论证的能力也会越高。实际上我们正在不断地发现更多事实，掌握更多的理据，也就是论证能力在不断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可论证是绝对的，能论证是相对的。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有无数相对真理去接近。这正是语言学家的职责所在：发现语言的事实，探索语言的奥秘。

2、有关约定俗成的错位联系

约定俗成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重要原则。中国的荀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对此早有论述。《教程》中关于约定俗成的说明也有前文跟后文在语义上的错位：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104）

“在整个现象中相互抵触的因素之间有一种联系：一个是使选择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另一个是使选择成为固定的时间。”（111）

前面先是否定任意性跟说话者自由选择的联系，到后面又把任意性跟约定俗成相联系，认为约定俗成是选择的自由。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书中对于任意性跟约定俗成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前后不一致，表现出一种错位；二是认为约定俗成就是选择的自由，其实约定俗成并非选择的自由，反而恰恰是选择的不自由。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从古至今一直在进行中。约定俗成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语言初始期原发性音义结合，即原发性约定俗成；第二个是语言出现以后继发性音义结合，即继发性约定俗成。到如今网络时代还在约定俗成，不断有新词新语，新的结构和新的用法出现，被热炒流行。从网上的虚拟空间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都是如此。

原发性约定俗成的过程因时代久远，已经很难找到直接证据。可是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莫测、难以琢磨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继发性的约定俗成的过程。从中得到启示，去考虑原发性约定俗成的情况。这正如我们可以从语言的个体发生（儿童语言习得）得到语言群体发生（人类语言产生）的线索和启示。幼儿常常称汽车为嘀嘀，称狗为汪汪。模仿这一事物的声音来命名。这应该是反映了人类语言初始期的情景。同样，我们可以从现在能看到的文字的象形去类比语音的拟声；从句法结构的临摹性去推测音响形象的象征性；从各种手语的构建规律去解析口语构建演化的情形。以此为基础，再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学的概率统计和建模仿真的实验。如今已经初露端倪，深入的研究定会揭开这一语言的奥秘。

起初不同的人各自用不同的声音代表同一个事物，最初的理据可能会很简单：容易发音；自己喜欢听；容易引起注意……等等。世界的本源是简单的。“就像数学的开始也只不过是发明数字来数东西而已”。（王士元2001）

约定俗成是什么？不是自由任意；而是择优选取，是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可以比作是海选超女，直选总统。不用举手，不是用脚，是用嘴投票。最后得出的优胜者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都是可论证的。理论上人人有份，自由任意，实际上都是条件占优者胜出。条件就是理据。约定俗成就是理据的竞争。语言跟社会不能分离。语言是在社会中产生，在社会中生存的。约要有人群，俗要有社会。在人群中、在社会中，无理寸步难行。

生物进化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语言演化是词竞人择，优者存留。自然界中能生存下来的都是有适应能力的生物；在语言中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有理据优势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音义结合、词义结合、块义结合、句义结合，都是历经了如此理据竞争之后的优胜者。

人们常常惊叹于语言中各种语法规则的精妙，以为是神来之笔。其实从人群中随机的用法到形成语法的规则，同样是经历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不是上帝，而是人们自己成就了史上世上无可比拟的灿烂辉煌的创造发明--语言。有多少诺贝尔奖才能配得上这项伟大的发明呢？

我们已经知道：任意性和理据性并存。那么哪一方面更有意义呢？索绪尔讲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114）正如在理论上世间任一男子和任一女子都有结合为夫妻的自由。这种理论上的任意性是毫无意义的。世上根本没有这种绝对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讲任意是在意念中，讲理据是在现实中。任意性打不倒，正如理据性推不翻。如果只讲任意性，不讲理据性，就是片面的观点。空谈任意性会引向毫无意义的论争，不会给科学研究带来任何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收获和进步。相反，找出语言现象的条件和理据，这才是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意义的事情。

索绪尔全书就是论述语言的理据。每个语言学者的工作就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语言理据。语言学就是找理据。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探索发现理据。没有哪个学者是要以证明事物的非理据为己任的。然而却常常有这样矛盾的现象：人们手里整日做的都是寻找理据性，口中却时时不忘信仰任意性。

3、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回避方式

语言符号音义结合问题就直接联系到语言起源。索绪尔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曾提及语言起源问题：“曾几何时，人们把名称分派给事物，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108）但是他随即讲到：“语言起源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108）这其实是一种不恰当的回避方式。语言起源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不因为当时不能证实而消失。

由于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历史局限，十九世纪欧洲很多语言学家因缺少实证而拒绝讨论语言起源问题。在那种学术背景下回避语言起源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跟语言起源密切相关。讨论语言符号的性质而缺失语言起源问题。这就使得索绪尔关于任意性的认识和理解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

索绪尔以后近百年来的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都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计算机问世和神经科学的新发现，使语言学插上科技翅膀，使我们可以在多学科的新理念和新成果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探索语言起源的难解之谜。如利用概率论的计算推测语言的多起源和单起源的可能性（Freedman & Wang 1996）；利用计算机建模仿真实验模拟语言产生的原发性约定俗成的具体过程（王士元2001）。这里分别简单介绍这两项在语言学史上极有意义的创新成果。

语言起源是在单一地点还是在多个地点，即单源还是多源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单源的，有的现代学者可能以概率的乘积为依据也支持单源说：如果语言起源于一个地点的概率p很小，那么源于两个地点的概率p×p会更小，以此类推，地点越多概率越小。这样的结果就是单源的可能性最大。Freedman和王士元指出了其中的谬误：这种计算涉及的地点是指定的而不是任选的。如果考虑在所有地点中的任意组合，计算结果就会完全相反。假设总共有n个地点，每个地点产生语言的概率为p，其中产生语言的地点数目λ可用二项式（n, p）求出，即λ=np。统计学上用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模型来描述罕有事件的出现次数。采用近似泊松模型计算的结果如下表（摘录）：

所求地点数目	单源概率	多源概率	语言出现总概率	语言出现情况下的多源概率
0.1	0.09	0.005	0.095	0.05
1.0	0.37	0.26	0.63	0.42
5.0	0.03	0.96	0.99	0.97

表中第一行是所求地点个数很小的情况，语言出现的概率很小，单源大于多源；第二行是地点数目居中的情况，语言出现的概率大于50%，其中单源概率稍大于多源；最后是地点数较大的情况，语言出现概率为99%，这时多源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单源，为97%。考虑到语言已经实际发生，那么最后一行是跟事实最为接近的数据。（Freedman & Wang 1996）考古学发现远古人类的地点分布广泛，有许多证据支持语言产生的多源说。数学模型的概率计算使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研究复杂系统的产生时，仿真是个重要的方法。任何复杂的系统都是从简单的现象开始的。“我们假设一开始时个人可能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同一个事物，各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后来经过彼此交流，互相模仿，最后在人群里形成一个统一的信号系统，这就是约定俗成，语言的开始。” （王士元2001）

王士元根据动物学研究的模仿的本能，采用计算机仿真建模解决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设计模拟在原始人群中语言产生的最初始的情景。假设五种不同策略分别进行仿真实验：1、随机模仿；2、模仿多数；3、避免同音；4、模仿多数同时避免同音；5、模仿多数或者避免同音。

利用有限的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作为计算这一随机过程的数学模型，证明了人群形成统一信号系统的必然性：在人数少，声音数目也少的时候，人群很容易形成统一的信号系统。这也就是达到约定俗成的结局。计算结果同时表明，如果信号数足够多（大于概念数的2倍），则策略3和5为最优；如果信号数不够多，则策略5为最优方法，即，模仿多数和避免同音二者择一的策略为最优方案。（王士元2001）当然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因素，如强者对弱者的影响，模仿时的偏差出错等等。我们可以把语言的各种重要因素作为参数逐步加入模型，进行分析。如果要了解语言的本质，重构语言产生的过程，建立模型进行模拟实验是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方法。

语言起源的研究对于认识语言符号性质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上两个研究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启示：一是多源产生的语言不可能是同一种语言。但是虽然初始条件各有不同，它们的规律和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相同地质条件下产生的石头，尽管形状各不一样，构造都是相同的。二是语言符号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是有理据的：最优方案就是最优理据。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前文所论的观念：约定俗成并不是任意的选择。约定俗成就是理据的竞争。

“索绪尔是一个不断革新的人。”如果索绪尔能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一定会为当代语言学在语言起源方面以及语言各个方面的精彩纷呈的新拓展而欣喜若狂。或许他会亲自动笔，写出一部全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们也确实需要也应该有一部全新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能够总结近百年来语言学在不同领域中开拓发展的全部成果。

4、对于不同语言差别的矛盾表现

世界上有丰富多彩的数千种语言，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学研究，探寻语言理据的巨大资源宝库。索绪尔却把这种语言的多样性作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理由，他在第一编第一章讲到，“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ö-f（bœuf法），另一边却是o-k-s (Ochs德)。” （103）

书中第六章接着又举出一个不同语言间的实例：“拉丁语的inimïcus‘敌人’还会使人想起in-‘非’和amïcus‘朋友’，并可以用它们来加以论证，而法语的ennemi ‘敌人’却无从论证”。（185）

这个例子原本是要进一步说明语言的任意性，可是我们经过逆向推理，恰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也即寻找语言理据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单一语言中无从论证的词项可以在不同语言间加以论证。索绪尔自己举例推翻了自己提出的理由。

我们知道法语是从拉丁语分化出来的亲属语言，它们之间有演化对应关系。法语的ennemi‘敌人’单从法语来看“无从论证”，可是如果联系它的近亲拉丁语来看就可以知道它的来历，“可以用它们来加以论证”了。索绪尔为法语的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找到了理据，这是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不同语言之间寻求理据。这正如雅可布森在另处所讲的：索绪尔不知不觉否定了自己。

至于索绪尔另一个著名的词例：“‘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s-ö-r（sœ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102）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明确了：音义结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约定俗成是理据的竞争，经过理据竞争的胜者不可能再用别的声音来任意改变。

常常看到有这样的模糊观念：把人类不同语言的差别说成是任意性的表现。他们会问到：如果语言产生是有理据的，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正如在相同的规律下，地球上形成的石头形状、大小各不相同。在不同地点的不同人群中产生的语言，规律相同，但因为初始条件不同，会产生差异。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理据性，都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共性本质，这显然不能作为任意性的理由。从逻辑学上说，如果人类不同语言各自都没有理据，讲不出道理，可以总括说成是任意的；如果各自都是有理据的，还能总括说成是任意的吗？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无理据+无理据+无理据=无理据（符合逻辑可以接受）

有理据+有理据+有理据=有理据（符合逻辑可以接受）

有理据+有理据+有理据=无理据（不合逻辑不可接受）

一般人们以为理据性只是存在于单一语言内部。实际上，探寻不同语言间的分合与接触，考察对比世界语言的类型和共性，为我们探索发现语言理据，拓展提高论证能力，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广阔的空间。

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曾经汇聚了几十位语言学家研究世界上数千种语言，得到了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跨语言的共性特征，编成三卷本巨著《语言的共性》（1963）。开拓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充分显示出不同语言之间表面上的差别背后存在着本质上的共性。格林伯格亲自撰写的语序共性的不同类型的分析成为语言结构分类的重要标准。中国学者近年来以汉语诸方言和汉藏系诸语言为基础，在语言共性和类型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建树。中国第一部语言类型学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2004）参考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理论及研究成果，对汉语的介词和语序做了全面梳理和分析，重新定位汉语中的介词，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明确指出：必须有一种跨语言跨方言的视角才能成为类型学研究。这些都使我们从单一语言的个性理据走向人类语言的共性理据。

语言接触产生借词，发生双语现象或语言转用，在特定条件下会形成混合语。阿错（2003, 2004）研究的倒话就是一种汉、藏混合语。汉语和藏语交错重组构建倒话的系统，在语音、词汇、句法三方面的各自有不同规律性的表现。如下表：

	语法结构	语音结构	词汇要素	语音要素
源自汉语	-	+	+	-
源自藏语	+	-	-	+

即：基本词汇多源自汉语，文化词多源自藏语；语音结构与汉语严格对应，语音要素与藏语有共同沿流；语法结构和功能与藏语高度同构。这是两种语言经过深度接触产生系统整合的结果,只有经过汉、藏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到的内部规律。

Thomason（2007）认为：“我们……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据谷峰译文2011:167）

曾晓渝（2012）在充分进行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把中国境内多种混合语及其相关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列为下表：

源语言

语言质变结果

母语者民族

语言系统构成特点

始发语与目标语的

类型关系

甲

类

始发语

目标语

藏语

汉语

倒话

藏族

100核心词以汉语为主，语法以藏语为主。藏语语音要素。

SOV与SVO语言相接触，语法形态差异很大。

藏/蒙语

汉语

五屯话

藏族

100核心词以汉语为主，语法以藏/蒙语为主。藏语语音要素。

东乡语

汉语

唐汪话

回族

东乡族

100核心词以汉语为主，语法以东乡语为主。东乡语语音要素。

乙

类

壮语/

仫佬语

汉语

诶话

（五色话）

壮族

100核心词以壮语为主，语法以汉语为主（中心语在后）。侗台语语音要素

都是SVO语，形态较缺乏，但修饰成分前后相异。

水语

布依语

莫语

布依族

100核心词倾向于水语，语法细微处倾向于布依语。水语语音要素。

同语族SVO语，语法基本一致。

达让/

格曼语

藏语

扎话

藏族

核心词以达让、格曼语为主，语法体现藏语的主要特点。达让、格曼语语音要素。

同语族语言，都是SOV语，均有丰富的形态。

从中提炼归纳出：

类别

语言结构模式

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差距

语言案例

核心词

语法特点

语音要素

一般常用词

甲类

目标语为主

始发语为主

目标语为主

差距大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

乙类

始发语为主

目标语为主

始发语为主

目标语为主

差距小

诶话、莫语、扎话

可见，“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同时，“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托马森‘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可预测性源于对理据的认识。

如果说阿错的研究是“混合语理论的重大突破”（胡明扬2006），那么曾晓渝的研究则是语言接触理论的全面提升。Thomason的“无法预测”跟索绪尔的“不可论证”如出一辙，说明所了解的语言事实还不够充分，过早关闭了通向语言理据的大门。说“无法预测”是很容易的，得到可预测性却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在这里又遇到“说无易，说有难”的一个生动实例。

人类语言发展史就是一部语言接触演化史。我们今天的语言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不同方式的借用与混合，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大量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照比较，才有可能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发现语言当中的理据。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正是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语言理据的广阔天地，而绝不可简单地用来作为语言任意性的借口。权威性宣称“不可论证”，实际上是堵塞探索语言奥秘之路。

4．语音象似性

语音象似性( phonetic iconicity) , 又称为语音象征 ( sound symbolism )或者音义联觉( phonaestheme) , 指语言形式与意义相关联的现象。索绪尔曾讲到对于任意性的可能的两种反对意见：“拟声词和感叹词都是次要的，认为它们源出于象征，有一部分是可以争论的。”（102 -103）雅可布森却认为语音象征意义的问题“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而迷人的问题。”（1959，见2001：136）

语言起源除了神授论（divine origin theory）之外有手势说、摹声说(bow-wow theory)、感叹说（pooh-pooh theory）、吭唷说（yo-he-ho theory）等（维柯1725；卢梭1775；赫尔德1769）。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早提出摹声说，他认为语言由拟声开始。语言起源的各种假说都能在现代语言中找到程度不等的蛛丝马迹，因而可以认为是以模仿为基础的多种方式共同构建的结果。其中手势不是摹声而是模态，对于有声语言起着辅助和补充的作用。摹声说就是模仿自然界的客观事物的声音，人本身其实也是源自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叹说是模仿人类个体无意识的声音；吭唷说是模仿人类群体有意识的声音。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就是拟声词；模仿人类自己的声音就是感叹词。总之是模仿声音或用声音模仿。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拟声词的界限还算清楚，从外界的声音到人类模仿的声音就成为语言中的词。感叹词因为都是人自己发出的声音，就要深入分析它是如何从自然的声音到语言的声音的过程。现在各种语言中都有丰富的感叹词，考察感叹词中音义结合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揭示语言的形成机制。由感叹词分化出来的生理要素、物理要素、辨义要素存在渗透、转化、演化、复合等一系列简单的系统活动，在发生学上，为语言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马清华2011）。

感叹词其实是广义的拟声词的一类。拟声词还应该包括鸭、鹅、布谷鸟这样的名词，撕、踢、拍这样的动词以及大量拟声拟态的形容词。拟声是模仿声音，拟态是用声音去模仿。这种模仿是多方面、多层级的：从生物到物理，从表情到表态，从形似到神似，从音近到义近。也可以多种方式叠合交错。拟声词进入语言之后，经过词义的分化并合、扩大缩小，引申派生，转移借代等嬗变,加之语音的历时演化，原有的拟声拟态的印迹不断淡化模糊，时过境迁，留下来的就是一个个的音义结合体，有很多已经难以考证理据了。

象似性在语言符号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极为重要，处于中心的和基础的位置。这里讲的语言符号包括语音、文字、手语三种形式。美国手语的历时变化就显示出从具体的图像式到抽象的记号式的发展过程（Frishberg 1975）。文字的演化也是同样的过程。虽然现代文字中象形的痕迹已经不多，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象形原则对文字产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们都是源自人类和动物共有的最基础的本能：模仿。人是高级动物，模仿能力更强。人类可以把模仿的本能发挥到极致的地步。

达尔文（Darwin 1874）就曾经讲到，形体小者发出高调表示驯顺亲密；形体大者发出低调表示强悍威严。动物如此，人类亦然（Morto 1977；Ohala 1980，1984；朱晓农2004；许毅2008）。声音象征有着生理和物理的自然基础。

当代神经科学的最重要发现---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能够像镜子一样通过内部模仿作出相关反应：看到别人吃东西，你就会流口水；看到别人打球，你就浑身是劲。这种直观的、直觉的顿悟形式是人类更为远古、更为基本的思维形式，使人们学会从简单模仿到更复杂的模仿，由此逐渐发展了语言、音乐、艺术及制造工具等等。尤其是发现人脑中产生语言的布洛卡区就是镜像神经系统的协调中心。这对于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有重要意义（Rizzolatti et al 2006)。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它将使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发生全新的变革。[注2]

语言的产生跟人类的进化是同步的。我们要有历史的观念，原始人类的思维还是基于感性形象的原始思维。正如任何复杂事物都是源自简单的开头一样，现代的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语言，在起初时应该是以很简单的模仿本能开始的。从生理、物理到心理的模仿，从无意识、下意识到有意识的模仿。

由于人们对于象似性的理解和认识过于片面和肤浅（张敏1998），象似性的作用和意义曾经被大大低估，只是看做语言的边缘现象。这是从现代视角出发产生的误解。象似性在语言符号中是普遍存在的（王寅1999）。象似性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特性，贯穿于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到处可以看到象似性如影随形。

Haiman（1980）认为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句法象似性分为成分象似和关系象似。关系象似又分为距离象似、顺序象似和数量象似等原则（见沈家煊1993）。类推是语言变化中的基本方式。类推也即是模仿。隐喻和换喻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喻就是比喻，二者相似才可比喻。语用学有模因论的分析，就是词汇和句法中的仿造。

象似性在具体的语言材料中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出来的。许多表面看不出理据的语言现象实际上是不同理据相互作用的结果（陆丙甫、郭中2005）。Haiman（1985）也曾经从象似性以及经济性与象似性磨损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例如很多语言中的句法形态的不对称现象都是跟它们的使用频率相联系的：使用频率较多的形式会更为简单，因为可预测性更大。说话人语言使用中的经济性模式扩散开来就会造成语言的变化（Haspelmath 2008）。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句法现象中，而且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是如此。象似性不仅是形式模仿意义和形式模仿形式，还可以是意义模仿意义和意义模仿形式（Elleström 2010；卢卫中2011）。

5．汉语的理据性

《教程》认为重语法的语言理据性强，重词汇的语言则相反。还特别指出“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184）意即汉语是理据性最差的典型。这是对于汉语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各种语言本来都是有理据性的。汉语由于方言丰富和文献悠久，可能从中发现更多的理据性的实例。

中国古代的“声训”[注3]就是通过语音之间的联系来探求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汉末刘熙《释名》全书的名物语词都是用声训解释。尽管其中不免有牵强之处，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能把那么多音义联系理出线索，确是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清儒按照“因声求义，音近义通”的原则研究训诂，有义类说或右文说。王力的《同源字典》依据汉语上古音系，把音义皆近，音近义同，义近音同的字作为同源字，全面梳理和考证，得到一千余组，共三千余字。汉语经过千百年的岁月风雨，沧桑变迁，还能有这么多音义相联的实例，令人称奇。

从文字的象形可以启示语音的拟声。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追溯到文字初始时期的现代文字。对于许慎《说文解字》中汉字的“六书”做初步解析，就可以看到文字的象形所起到的重要核心作用。跟拟声是仿拟客观事物的声音一样，象形字是摹画客观事物的形状。如：山、水。指事是象形再加标示符，实际是意义的摹画，属于抽象的象形，或称象意。如：本、末。会意是两个象形字义的加合，既有象形又有象意。如：休、林。转注是象形字的形义发生的分化现象。如：老、考。商周时代曾大量出现假借字。假借把象形字的音义分离，解决虚词无法象形以及象形字数有限的困难。如：其、然。形声是后出的，形旁取其义，声旁取其音。如：婚、竿。其实形旁和声旁原都是象形字。形声最初是为解决假借带来的混淆，后来成为汉字的主要来源。战国时形声字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现代汉字更是占了十分之九。汉字不绝，功在形声。尽管变化方式各有不同，然而溯其源，都离不开象形的基础。

经过了数千年字形字义的孳乳繁衍，篆、隶、真、草的历史演替，现代汉字中需要认真考察才能得出象形字的缘起。语音的拟声应该就像文字的象形一样，在语言的初始期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经过各种方式的交替演化，存留到今天能够瞬间认定的拟声词已经不多了。

在汉语字音声母方面，前人有“戛音如剑戟相撞，透音如弹丸穿壁而过，轹音如轻车曳柴行于道，捺音如蜻蜓点水一即而仍离”（劳乃宣）的描绘。韵母方面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江永）的判断。一、二等多表大义之词，三、四等多表小义之词。在韵律方面有 “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陈澧）[注4] 的观察。这种语言规律性应该是以概率表现的分布趋势。

朱晓农（2004）根据高调多表亲密的原理分析汉语方言各种小称调﹑北京女国音等现象做出生物学解释。刘丹青（2008、2009）考察统计了汉语的晋语、赣语、西南官话、闽语、湘语、吴语、粤语等多种方言的指示词。发现汉语的指示系统跟很多语言的情况一样，基本符合象似性。具体表现为声调、元音、辅音都以响度原则体现距离象似性：近则响度小；远则响度大。以上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汉语象似性研究的很多成果，都为说明汉语的理据性做出了贡献。

6．理念和方法的思考：语言学的方向

我们要有历史观。索绪尔有局限性。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他。正如牛顿也有局限性，但是仍不失其辉煌。物理学的进展常常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学科共通的普遍意义。

经典物理学所遵循的经典逻辑有三个基本原则：1、识别原则如：A就是A；2、对立原则如：A不是非A；3、排中原则（excluded middle）如：不存在既是A又是非A的第三方。但是这不能与真实世界完美的结合起来，因为在量子水平上的粒子样态打破了上述逻辑规律。经典物理学认为粒子不是波，波也不是粒子。而在量子层面上，粒子同时也可以是波。从而为反对经典逻辑二分法的理论提供了微观世界的证据。量子逻辑把过去的排中原则修正成为含中原则（included middle）：存在一个T值，同时既是A也是非A，也就是具有三个真值A，非A与T。（Nicolescu 2002）这种三分法（主体、客体、主客体交互作用）与形而上学的二分法（主体、客体）是有着很大区别的。（Nicolescu 2008）

在《教程》中，任意性和必然性非此即彼，没有可选性这一中间状态。没有给理据性预留空间，这是典型的二分法原则。任意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如同黑和白的相对反义，约定俗成的理据性就是位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就是三分法原则。两端是确定的，中间是动态的不确定。这中间态才是需要关注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其实大小、黑白、生死、天地万物都有中间态，都是连续统。按照三分法并不否定任意性，只是限制它的范围。采用含中原则，就空出了广阔的中间地带，等待我们去大力开发探索。语言形式的语音理据性是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雅可布森曾指出对待《教程》的两种错误态度：“把《教程》视为一种纲要，一种合理的教条，这既错误也危险。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对《教程》有错误的理解，有人陷入了一场错误的斗争，试图掩盖《教程》所包含的矛盾。而另一些人则相反，紧紧抓住这些矛盾不放，误会了《教程》的根本价值，从整体上谴责《教程》。”（雅可布森1942，见2001：65）这都是源自二分法的排中原则：有些争论可能是无谓的各执一端。“束书不观，挥麈清谈”（俞敏1978），却把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放在一边。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经讲过：“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来培养的，每经过一定时期的增长，就会超出它的理论覆盖物，以新的面貌出现。好像在发育状态下的幼虫，经常要蜕下它的皮壳，换上另一暂时的皮壳。”（赫胥黎 1971）语言学正是处于这种新的蜕皮过程中，对于语言任意性的重新认识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无数历史事实已经从正面和反面告诉我们：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是危险的。在科学研究中没有禁区。只有百花齐放，学术竞争才会促进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各个流派各个分支好似瞎子摸象。其实瞎子摸象是好事，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角度才能得出完整全面的认识。

当代语言学肩负着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语言研究本质上就是发现语言理据。理据性是目标。目标要经常校正。有方向和没有方向大不一样。语言是经验科学，不是经院科学。要到社会中、田野中、实验室中，只有在研究实践中才能得到语言事实，发现内在规律，使认识有所进步。

正如索绪尔所说：“直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25）我们应该提倡虚实结合：搞理论的人做一点儿实际的研究；做具体研究的人要关心理论问题。理论与实践不应该分工，分工就可能割裂。只有虚实结合才能有所发现。这是语言学者的使命：多语种、多领域、多学科并进，去探索语言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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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士元先生的指教；并曾与刘丹青、施向东、曾晓渝、阿错、王红旗等诸同仁讨论；初稿曾在南开大学和兰州大学报告，得到张文轩、史淑琴等老师的评论；在收集文献讨论观点方面得到刘晓敏、王敏媛、郑晓杰同学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注1] 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1页）和《小逻辑》（43页）有“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谓的“存在即合理”，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合乎理性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因而一切现实的东西就都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理性即现实”。

[注2] 1996年意大利的里佐拉蒂和同事们发现，恒河猴脑中有神经元在看到别的猴子或人的动作跟自己做过的动作相似时会产生同样的兴奋。他们把这类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随后发现人脑也有镜像神经元，而且有一部分存在于布洛卡区（控制语言产生的区域）。2000年西谷信行和哈里的研究表明，布洛卡区是镜像神经系统的协调中心。2003年科勒发现当两个动作同时具有听觉和视觉信息时，镜像神经元对它们的分辨率达到97%。分别由真第卢奇和迈斯特进行的研究证实，镜像神经元系统是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交流的共同基础，揭示了它在语言进化中的作用。这一发现为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通过感觉而非思想，直接吸收了文明。不是通过概念推理，而是通过直接模仿、观察和分享，一代代传授下来。它触动了许多科学规则，改变了人们对哲学、语言、艺术、以及移情作用、孤独症和心理疗法的理解。

[注3] 声训是利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如《易经》：乾，健也。坤，顺也。《孟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汉代《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书中，也有很多声训用例。汉末刘熙著《释名》全部用声训来解释词义。可分为四种：（1）同音。例如,“景,竟也,所照处有竟限也。”（2）双声。例如，“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3）叠韵。例如，“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4）音近。例如,“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这样就从音义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个名称的来由。虽多出于推测,但是其中自有可取之处。

[注4] 戛音即不送气塞音与塞擦音；透音即送气塞音与塞擦音；轹音即擦音与边音；捺音即鼻音与半元音。语出自清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编》（页7）。江永语出《音学辨微》（页19）。陈澧语出《东塾读书记·小学》。古时汉语上声为短调。

END｜2024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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