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波夫 | 一个语言学家的旅程: 我是怎样进入语言学领域的，我从中得到了什么

深切悼念拉波夫教授！

拉波夫教授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给我们留下三卷巨著《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外部因素·认知和文化因素》 ，是国际语言学的宝贵财富。“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拉波夫对于深化我们的语言学基本理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王士元 2017）

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威廉 拉波夫曾与大家分享了这段个人的感悟。我们征得拉波夫教授的同意，把它译为中文刊出，以飨读者。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刊出注明语言学家的学术感悟。感谢读者支持并关注。

以下是一篇我1987年应出版社之邀最初写给大学生的文章，里面有对“你是怎样进入你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这一问题的多种回答。我最近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以回答世界各地的大学生通过邮件方式向我出的这同一问题。

 ------ 威廉 拉波夫，1997年10月

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那是1944年，二次大战还未结束），曾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自己要去做什么，并且花了更多的时间设想自己是否可以把它做好。有人说我做研究是快手，但是我却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才寻找到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是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解决要去做什么的选择，那我就要鼓励你想一下，对重要问题的回答不见得是越快越好。坐在书桌旁两手空空的孩子们，常常是完全不懂这个问题的意义。

“什么是成功？”这是我在第一次语言学访谈中曾经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之一。一个人告诉我，成功就是找到了你想要做什么，之后又有人支持你去做这件事。另一个人说，成功就是充分利用你现有的一切。这两种定义的方式我都喜欢，但我通常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你快到70岁，你能够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丝毫没有曾经荒废时光的感觉，那你就已经成功了。回想我是怎样进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以及自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做的这些事情，我好像一直在同时遵循着三个想法，所以它们最终可以说是一个同样的想法。

我毫无意识地把所有词尾的r都发音……

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卢瑟福，纽约市外边很远的一个小镇，所以我根本不是纽约人。这与我研究英语语言的路径有很大关系。我毫无意识地把所有词尾的r都发音，而且对自己在如mad和more单词中元音结尾的方式很自得。12岁那年，我搬到了利堡，跨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就是这个大都市。那里正是在纽约市方言区里，人们不是每个词尾的r都发音，除非他们意识到要这样发音。我不喜欢他们发mad和more的方式。他们也不喜欢来自新泽西卢瑟福的孩子说话张着的大嘴。所以我中学时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打架我常打输；争论我常能赢）。很多学生非常粗野，我当时一直认为当地大多数家庭比与黑手党有关系好不了多少。但是与你冲突最厉害的人往往又是对你最重要的人------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是你的参照人群 -------我们多年后再见面的时候都成为好朋友。

此时，我一定是像电影《卖花女》中的亨利-希金斯一样地看到了莱斯利-霍华德。我记得他背靠一个石柱，记录下伊莱莎-杜立德嘴里发出的每一个音。我觉得这很惊奇：他是怎样做到的？现在我明白，他只是记下其中他所感兴趣的一些发音。20年以后我在伦敦巴特西公园和切尔西做田野调查时，这对我来说要容易得多了，因为当时我身边有一台录音机，而不只是手里的一支笔。亨利-希金斯只不过是形象地模仿了我至今仍无比崇敬的伟大的英语语音学家亨利-斯威特：我对语言变化普遍原理的一些发现就是斯威特早在1888年提出的理论的现代版本。

我在哈佛的四年中从来没想过会当语言学家，在那里我的专业是英语和哲学，用大多时间学习讲话。但是，我记得一次与我的大一新生导师，也是一位对中世纪颇有研究的哲学家约翰-瓦尔德的讨论。当他发现我正在选修一门化学课程（无机化学），他嘬了一口烟斗，平整了一下灯芯绒裤子，说道：“你从哪儿来的这种科学崇拜？”

从那以后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瓦尔德讲的完全正确，我当时真是对科学有了崇拜，并且至今一直没有改变信念。但是，在我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到这种崇拜时，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大学毕业后，像许多其他不知道想干什么的那些人一样，我萌生了一个从事写作的念头。我很快就接连丢掉了几份工作：为Alfred Knopf出版社写新书的内容简介；为《药物销售新闻》写特稿，记录人们在市场调察中所说的内容。但是几年以后，我终于干起了更为实际的工作，利用我那一点点化学知识，在一个小公司的实验室。我从事了油墨制造。我专门调制油墨用于丝网印刷：印在硬纸板上、T恤衫上、瓶子上、印刷电路板上。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是个优秀的颜色调配师；我有了一个知道怎么做研究的感觉；我喜欢制作油墨的工人。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争论从纽约到迈阿密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以及所有身边的事情。整天与印刷工、染坊工和卡车司机一起工作，我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销售商从中挣了更多的钱。

我从工业实践中建立起现实世界存在的坚实信念。

我同时还从工业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到现实世界的存在。这种信念常常出现这类工作中：你把瓷釉涂在金属板上并把它放在朝南向阳的地方，如果六个月后你回来发现涂层破裂或脱落，你就知道你在六个月前就做错了。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但你可以确信现实世界的某一部分击败了你保护金属表层的真实努力。它也可能这样出现：你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四色印刷机的滚筒之间，旁边一位副总裁告诉你如果15分钟之内油墨印不出来，他会损失2百万美元的帐单，而你会失去一个客户。这时如果你能够使印刷机转动，你就是对的，如果你不能，你就是错的。

在1961年，我告别了印刷油墨的世界，重返大学校园。我发现小企业很有趣很快活，但也很苦恼很受约束。存在经济的限制，不能全面发挥你的知识和能力，做出最好的油墨；如果你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你不能很好地增长你的知识并发表出来。

当我决定回到大学时，我已经对研究英语语言有了一些想法。以我对语言学这个小而新的领域的了解，它似乎是令人兴奋的，其中多数都是非常有见解的年轻人，用很多时间来互相争论。当我发现他们的多数资料都是出于他们头脑的想像，我就认为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可以充分利用我在工业上得到的很多资源的资本。我可以根据人们实际的讲话，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技术的测试，建立一种实验语言学。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我还为语言学带来大学里缺失的另外两种资源：工人阶级的语言大有可为的理念，确实存在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事物的理念。

语言学这个小而新的领域似乎是令人兴奋的，其中多数都是年轻人，用很多时间来互相争论……

我发现大学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令人振奋，很包容的环境。而我很幸运：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主任是与我的年龄相仿的尤里尔 文莱奇（Uriel Weinreich）。他属于不信教的犹太裔新一代，来自维尔纳Vilna（立陶宛的城市—译者）的依地语的母语说话人。他因为十三岁的生日礼物是到哥本哈根召开的的国际语言学会议的旅行而躲过了俄罗斯入侵立陶宛（Vilna高中真是个智慧超前的所在！）。所以文莱奇是位完美的学者：对别人的观点极为感兴趣，充满智慧的诚信、活力与创造力。他保护我不受任何学术上的伤害。当我作为一个研究生走访其他大学的时候，文莱奇的名字总是能够带来一种特别敬畏的眼神。他因患癌症，39岁就突然故去。后来的年代里再看他的论文时，我发现他已经写出了研究计划，预见到我所要做的大部分研究内容。所以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我带给语言学界的有多少是我自己的想法，又有多少是我从文莱奇那里得到的。我认为我的学生会像我当年一样幸运，但我相信将比我当年幸运得多。

语言学曾有（并且仍有）两个主要分支。一个描写现在人们正在使用的语言；另一个研究语言的历史，即语言是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如果语言学要涉及人们实际讲的语言，在两个研究方面我都发现有一些大问题需要解决。语言学家想要去描写如英语和法语那样的语言，但他们的方法只能使他们触及主要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个体。每当有人对数据提出质疑，他们就会回答“我是在讨论我的方言。”当今的理论认为每一个体都各有不同的系统，这些理论在对英语语言和说英语的言语社区的描写中不会有大的进展。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对语言变化的解释问题。如果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系统，它应该最好是保持不变。如果语言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不断发生着变化，那么人们还怎么能够彼此沟通呢？

我最初的研究是在科得角外 的玛莎葡萄园小岛上。我的朋友Murray Learner ，一位制片人，邀请我到那里。在那里我注意到在单词right, rice和sight 的发音中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其中的元音在口腔中部，并且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但是基于从事职业的不同、岛上居住地的不同、说话人的不同背景------美国北方人、葡萄牙裔，印地安裔，发音差异很大。我采访了葡萄园岛上所有人，发现其中有些人讲的英语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

我最终发现，玛莎葡萄园的语音变化被作为一种本地权力与权威的符号象征，一个人越要试图展示这种象征，他的发音变化就会越大。这个研究成为我的硕士论文，而后将它作为提交给美国语言学会的一篇论文。在那个时期语言学会开会只有一个会场。你走上讲坛时，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语言学界。我已经预想到对于我的观点会有一场漫长、激烈的争论。我希望渺茫地陈述我的社会条件制约语言的观点，当我的头上生出华发的时候，才最终获得了迟到的认可。但是我浪漫的想象已被切断，给他们吃掉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对纽约市方言社会分层的调查，里面介绍了一些访谈的新方法、测量音变的量化技术，以及锁定引起纽约人语言自卑的那些语音的田野调查实验。从那以后，这些技术在世界上几百个城市的研究中应用。我们已经引入声学语音学用于日常语言的研究中，语言学从一种定性的学科向着一种定量科学的方向开始了缓慢的转变。那些跨越不同个体、跨越不同时代的语言变异，看上去曾是如此纷繁无序令人迷惑不解，已经开始能够用数学方法进行描述，显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状态。

哈莱姆黑人孩子讲的方言是否与学校阅读教育的失败有关系？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我曾向教育部门提交了一个研究项目，要去研究哈莱姆黑人孩子讲的方言是否与学校阅读教育的失败有关系。这个计划成为我一生最令人兴奋与着迷的学术上和社会上的探索之一。尽管我们认为能听懂说这种方言的人讲的是什么，但我们对他们所讲的方言的系统却是一无所知。与保罗-科恩、克拉伦斯-罗宾斯 和约翰-路易斯等几位黑人和白人同事一起，我开始了一项对哈莱姆区中南部所有社会群体的深入研究，结合参与者的观察和数学分析，首次揭示了制约语言行为的内部变异。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黑人与白人的言语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但阅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我们社会惯有的种族歧视的一部分，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英语方言象征性的贬低，并且对于说这种方言的人预言教育的失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非标准英语的逻辑”，说明黑人社区的母语非常适合逻辑的思维和学习来为它辩护。这篇文章被翻印了数百次之多，我引用的黑人青年的语言被翻印的次数更多。然而尽管我们这个理论观点获得了足够的影响，令人难过的是，1960年代的眼镜蛇和喷气机（指越战的黑人士兵）并没有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在十年以后才得知，他们有很多人或受了伤，或进了监狱，或已经死去。我们还不知道该怎样把我们的知识带进阅读教学。少数族裔和主流社会学校学生在成绩上的巨大差异，继续在一年一年地扩大，而对这些曾在我们的路上给予我们帮助的青年，我们还没有还清我们的欠债。

在1970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主要是因为费城方言提供了一个研究语音变化的理想实验室：三分之二的费城元音都参与了一种复杂的音变，像是随音乐抢椅子的游戏一样。

我们的工作是一只脚在大学，一只脚在社区。

在宾州大学，我的同事吉莉安桑科夫Gillian Sankoff 加入了我的研究，她在对蒙特利尔法语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方法，在托克皮钦语----新确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官方语言----的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我们建立了语言实验室，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学习如何用科学的和现实的方法研究语言。我们以一只脚在大学，一只脚在社区的方式进行工作。在“言语社区研究”课程中，学生们学习如何跨越把大学与周围世界隔离开的界限。他们跟当地社区的居民交朋友，采集社会生活的数据，用定量的技术进行分析。

如果这种经验的方法是研究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的主流方法，我当然就不会有那曾经激励过我的学术冒险经历了。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语言学家们仍旧还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想法之中，仍旧还是以自己提问的方式寻求答案，并且他们多数人对大于6的数字感到害怕。然而在这个领域中总的印象是，如果你要想研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使用语言，并且如果你想要测量你正在研究的内容，那么你就应该到宾州来与桑科夫、普林斯 和拉波夫一起工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既不怕与人接触、也不怕数学符号的学生。这里的技术一直在变得更加令人振奋。我们已经推导出方程式使我们深入理解为什么语言在不断变化，是谁改变了语言。结果发现，我们关于方言差异的知识对自动言语识别非常适用。如果计算机要理解人是怎样说话的，它必须听懂芝加哥方言和纽约方言。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通过Telsur，已经产生出北美音系地图的电话调查，绘制了这些语音变化的地理分布。

所有这些技术很容易使我们脱离那些涉及人类有关语言使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那样就会赢得一场却输掉全盘。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办公室或课堂上度过。但我最想干的工作，也是这个领域中令人兴奋和充满探索的，是与这个语言的说话人面对面地交谈，进入他们的家中，在街角、门廊漫步，在酒馆、咖啡店和酒吧闲聊。记得一次在阿尔布开克，一个14岁的孩子对我说：“请直接告诉我，你的工作就是到世界上任意的地方，跟你想要的任意的人去谈任意的事？”我说：“对。”他说：“我想干这个工作！”

黑人和白人各自的母语相互之间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当你找到你要做的事情，你必须要说服别人资助你去做。你若能够说明你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是‘理论上的’和‘基础性的’研究，那你就有可能会得到你需要的拨款。我个人一直认为理论只有看它是否符合事实才能得到验证。有些事实----那些影响人生机遇的事实----比其它事实更为重要。四年前，我另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再来研究费城黑人和白人语言差异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些我们曾在哈莱姆发现的语言差异并没有逐渐减小。相反的，黑人和白人各自的母语相互之间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成为当时全国的新闻故事，我们能够用这些事实进一步强调Ted Hershberg教授 在宾州费城社会史项目中为我们显示的困境：北方城市中日趋明显的种族隔离正在使黑人社区基础资源变得更加匮乏，正在濒临造成一个永久性贫困阶层的危险。社会语言学家现在已经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城市都存在这样的事实：当白人方言在不断变化并彼此分离的时候，城内的黑人社区却远离这一切，已经发展为一种全国性统一的语法，与周围白人方言的区别越来越大。

今年，有关非洲裔美国英语的争论东山再起，在对于“Ebonics”的争议中重新浮出水面。当所有的狂怒平息下来，奥克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最后决定是很清醒的，总而言之，要停止对孩子们学业失败的指责，要用我们对孩子们实际讲的语言的了解来改进阅读教学的方法。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之后，现在显然已经有可能把我们获得的知识付诸实施，在宾州这里我们正再次肩负起推动促进的责任。

我在听到录音的那一刻就确信他是无辜的

在1987年，我又有一次机会在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检验语言学的用处。洛杉矶机场的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台重复接到几个炸弹恐吓的电话。货物搬运工Paul Prinzivalli被泛美航空公司认为是“不满雇员”而被指控为嫌疑人，被捕入狱。证据是他说话的声音与磁带录制下来的恐吓者的声音相似。辩护律师把磁带寄给我，因为Prinzivalli是纽约人，他们认为或许我能够辨别出纽约市两种不同的口音。我在听到录音的那一刻就确信他是无辜的；炸弹恐吓的作案人根本就不是来自纽约，是来自新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地区。问题是要在法庭上向西海岸法官证明这一点，他完全听不出波士顿和纽约市方言的区别！

我从玛莎葡萄园开始做的所有研究工作和得出的理论知识都用在了我向法庭出示的证词上，证明Paul Prinzivalli没有打过、也不可能打那些电话的事实。几乎好像是我的全部生涯都塑造为对这一案件最为有效的证词。第二天，法官问原告律师他是否还想继续下去，他放弃了再听取辩护人的进一步陈述。他发现被告人无罪，根据他认为“客观的”和“有力的”语言学证据。

后来， Prinzivalli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监狱呆了15个月，等待有人能洗清冤案。我拥有许多科研成果，其中的证据汇集起来是如此强大，使我觉得我的手已经触到了表象背后的事实，但对任何科学生涯来说，没有什么要比在这一案件上洗清冤案更为令人感到开心。借助于语言学的证据，一个人可以摆脱攻击他的全部敌人，而另一个人可以酣然入睡，确信他作出了公正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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