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锋 | 拉波夫之问：音在变？词在变？

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7日凌晨三点辞世，享年97岁。本期推送《拉波夫之问：音在变？词在变？》以示纪念。

摘要：拉波夫在他的《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中提出：“在语音系统的演变中，音变的基本单位是词汇还是语音？”这就是拉波夫之问：到底是音在变，还是词在变？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妥善的回答，我们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若是不同学者的大方向一致，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总会殊途同归，彼此相容。不仅王士元的词汇扩散和拉波夫的语言变异可以统合在一起，而且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理论同样也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体系。文章分为以下四部分展开：

关键词 ：词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研究；音变结果；音变过程；音变机制；上位扩散原理

拉波夫在他的《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中，评论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理论时，提出：“在语音系统的演变中，音变的基本单位是词汇还是语音？”（Labov 1994:541）直到201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Double Bill对话^[1]时，还把它作为对话的主题：“音变是逐词扩散的过程，还是从一开始所有的词就都发生变化？”（拉波夫 2012）。我把它称为拉波夫之问。用我们日常的说话就是：在语音系统的演变中，到底是音在变，还是词在变？

看来拉波夫似乎是把新语法学派的主张归为音在变，而把词汇扩散理论认为是词在变。看来词汇扩散这个术语名称中的“词汇”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变化的不是语音而是词汇。这正如字本位的名称常常会引起误解一样，使人以为这是讨论文字学的内容，而不是语法学的内容。术语误解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妥善的回答，让我们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我总是有这种想法：如果不同学者的大方向一致，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总会殊途同归，彼此相容。例如爱因斯坦和牛顿。因此，不仅王士元的词汇扩散和拉波夫的语言变异可以统合在一起，成为浑然一体，而且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理论同样也没有根本分歧，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综合性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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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uble Bill对话：香港中文大学于2012年5月邀请拉波夫和王士元二位同台讲演，并就语言变化问题对话和问答。因为二人名字中都有Bill，所以可称为“Double Bill对话”。

19世纪后期的新语法学派在格里姆定律、格拉斯曼定律、维尔纳定律^[1]等语音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语音演变规则无例外，如果有例外会另有例外的规则。“每一个音变都是机械性的出现，依据定律发生而没有例外。”（Osthoff & Brugmann 1878 转引自Lehmann 1967：204）他们把类推变化和接触变化（方言借用）排除在外，还认为音变规则会同时影响到符合音变条件的所有词项，并且语音演变过程是不可能观察到的。

新语法学派的语音演变规则性的主张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局限，新语法学派看不到语音演变的具体过程。他们把看似无规则的变化归入类推变化和接触变化（方言借用）而不再解决的做法，以及认为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项都会同时按照音变规则“齐步走”的想法，都是值得反思和讨论的。

对于语音演变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没有解决。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3）认为，语音演变太过于缓慢，因而无法直接观察到；霍凯特（Hockett 1958）则是除了认为语音变化太慢而无法观察，还认为音位变化太快而难以观察。拉波夫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说：“两种传统观点的结果是排除了对进行中的音变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典型的不基于真实观察而只依赖凭空想象的错误的话语方式的结果。”（Labov 1994:60）

王士元发表《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Wang 1969）创立词汇扩散理论，揭示了语言演变的一般过程和基本机制。在音变过程中，有些词会先开始变化，有些词则落在后面。他把语音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未变-变异-已变。在中间的变异阶段，有些词同时存在变与不变的两种发音，即变化正在进行中。“然而不同之处更确切的是在音变机制的描写（和最终的解释）中，即：音变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 （Wang and Cheng 1977:151）词汇扩散理论在语言学史上的意义就是开启了微观尺度的语言考察，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语音演变的过程，解决了新语法学派没有解决的问题。

词汇扩散理论并没有否认音变的规则性。音变规则性并不是新语法学派独有的看法。词汇扩散论在音变的规则性方面，跟新语法学派并不矛盾。实际上词汇扩散论跟音变规则性并不是对立的。只是他们认为规则性都是相对的，关注“规则性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规则基本上只是对演变的最终结果的陈述。我们不应该把规则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而忽视对演变过程的考察。”（王士元1995）“他们不否认音变可能是有规则的：在这方面词汇扩散论预测最后的规则性不会比新语法学派原理的预测更少。”（Labov 1994:544）

至于哪些变化是渐变还是突变，这不过是观察尺度和获取材料的不同，无关大局。从赵元任（Chao 1918）的连续性理念来看，渐变引发突变。渐变是程度的变化，突变是类别的变化。突变和渐变是程度大小的差别。只是在新语法学派认为是规则例外的情况，在词汇扩散论中则是看做音变规则的常态，都是竞争性变化的残留形式。类推和借用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客观尺度。并且类推和借用同样也是语音的变化，同样也会遵循扩散的变化过程。“一般来说，自上而来的音变包括词汇借用。”（Labov 1994:581）语言接触普遍存在。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化已成为重要的语言研究对象。语言变化很多都是采取类推的方式进行的。类推就是模仿，这是人类和动物的共同本能。

总之，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理论的差异性在于，新语法学派是观察音变的结果，词汇扩散论使我们能够观察到音变的过程。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论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二者在音变的规则性方面具有同一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词汇扩散论就是在新语法学派规则音变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即语音演变理论的创新。如果新语法学派的学人穿越到当代，一定会对词汇扩散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而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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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由《格林童话》作者之一，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于1822年提出，揭示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日耳曼语的词首辅音转换关系。即，清塞音变为清擦音，浊塞音变为清塞音，浊送气塞音变为浊塞音或浊擦音。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n's Law）是德国数学家、语言学家赫尔曼.格拉斯曼于1862年提出的读音异化定律，是对格里姆定律中部分例外的补充规则。即，如果原始印欧语两个相邻音节都带送气塞音，则在梵语和古希腊语中的前音节送气音异化为不送气音。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是德国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于1875年提出的对格里姆定律中部分例外的补充规则。即，原始日耳曼语在非重读音节的清擦音变读为浊塞音或浊擦音。这是三个经典的印欧语语音演变规则。

文莱奇（Weinreich）、拉波夫（Labov）和赫佐格（Herzog）1968年发表《语言演变理论的实证基础》”（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确立了研究异质有序的语言变异的方向。拉波夫和他的团队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和实验，获得了大量的语言变异的资料和数据，发现了很多具体的语言演变原理。他的三卷本巨著《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1994）《语言变化原理：社会因素》（2001）《语言变化原理：认知和文化因素》（2010）就是他多年学术积累的总结。“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拉波夫对于深化我们的语言学基本理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王士元 2017）

创立词汇扩散理论的文章（Wang 1969）和语言变异的文章（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发表紧密相连，几乎是在同时。“王士元、郑锦全和陈渊泉提出了词汇扩散的实例，他们的理论框架与文莱奇、拉波夫和赫佐格(1968)接近一致：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基础必须包括具有能力处理‘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这是语言的基本特性。”（Labov 1994:568）拉波夫和王士元都提倡把语言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跟人群和社会联系起来，拨转了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方向。王士元和拉波夫的思想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和语言演化观，代表着语言学的新变革和新方向。

词汇扩散理论和语言变异研究之间具有更多的同一性。二者异曲同工，联系密切。在实地调查（field work）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语音变化中有逐人的变化和逐词的变化：符合音变条件的词项先后陆续地逐词发生变化；音变规则影响所及的说话人先后陆续地逐人改变发音。逐人又可以分不同的人。逐词又可以分不同的词。因此，音变的扩散包括四个维度：逐词(项)进行的维度，逐人进行的维度，随时间进行的维度，沿地域进行的维度。它们在音变过程中彼此交织、相互作用、浑然一体。

拉波夫考察异质有序的语言变异，关注的基本点就是词群（word class）。这就是含有同一个元音（也可以是辅音）的所有单词组成的集合。“词群这一表达法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自由的应用。主要使用于具有历史联系的音变环境中。一个典型的词群是中古英语的u词群，即拥有u的发音形式或直接传承于中古英语u元音的所有单词。”（Labov 1994:212 ）音变使一个或几个词群中的单词改变发音，通过单一音变、链式音变或平行音变，使音位系统发生变化。拉波夫总结的很多语言变化原理就是追溯那些进行中的词群变化得到的。

词汇扩散理论和语言变异研究的总体方向相同，理论框架“接近一致”，研究基点近似，只是具体获取数据的方法和分析的视角有些不一样。在我看来，二者的的同一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在很多问题上都得到相同或相近的结论。拉波夫的三卷巨著实际上把词汇扩散的理论大幅度地推向前进，用海量的实证研究深化和扩展了词汇扩散理论对于音变的认识和理解。前面讲过，新语法学派和词汇扩散论之间，在考察音变结果和关注音变过程的互补性，以及他们在音变规则性方面的基本共识。由此，我们有可能把三者的同一性和互补性统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综合的音变理论。这就是殊途同归的意义。

拉波夫在《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中，有一章以“扩展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为题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他采用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来处理一些词汇扩散的经典实例，找出其中扩散的词例受语音制约的线索，从而证明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则性音变理论的普遍意义。

“我们还为新语法学派的论据增添了线性预测和多元回归的量化分析技术作为研究工具。”（Labov 1994：602）“通过研究进行中音变的大量数据资料打开的领域，我们可以给新语法学派的思想注入新的生命。”（Labov 1994：568）

李壬癸（Li 1982）研究台湾一种的泰雅语方言（Skikun）中词尾辅音发音部位从唇音到软腭音的语音变化，列举出大量田野调查得到的词例，明显看出有的词强烈地倾向于变化，而有的词却是相反的表现。这成为词汇扩散理论的典型实证之一。拉波夫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统计方法---多元变量分析，重新考察分析这些资料，从中发现词首辅音发音部位的特征对于这一音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参见图1）“这让我们相信整个过程是由相同的普遍性语音因素所控制的。”  （Labov 1994：573）“……我们必须接受泰雅语的例子是新语法学派规则性的一个例证。”（Labov 1994：578）

图1. 泰雅语方言唇音-软腭音替换中词首辅音组的多项变量权（选自Labov 1994：Fig16.1）

图1展示了泰雅语方言唇音-软腭音替换的多项变量分析结果，得出词首辅音组作为语音环境的权重。图的两端分别是最不利和最有利的语音环境，中间是中立的舌尖音。小舌音、软腭音和喉音落在不利环境的一边，非常保守。词首辅音的鼻音性和唇音性是软腭化的积极因素，唇音+鼻音对软腭化最为有利。

同时，拉波夫还对汉语潮州方言（Wang and Lien 1993）中古浊去声字分化为现代的阳上和阳去的词汇扩散语料进行了再分析；通过对费城短元音a分化为紧音和松音的词汇扩散现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找出语音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小仓美惠子（Ogura 1987）关于英语元音大转移的词汇扩散研究，拉波夫分别采用卡方计算、多元回归、多维标度等方法，对小仓列出的311个社区中反映元音大转移进程的所有语音形式进行反复分析，并且在地理分布中划出转移区、过渡区和保守区，从而说明英语元音大转移具有语音规则性。如图2显示 ī 词群的主体分布的语音特征。维度一明显表现出后接音段清浊的影响。所有以清音结尾的词都在原点的右边，其余的都在左边。维度二反映流音r后接和前置的影响。

图2. 中古英语 ī 核心词群的多维标度分析（选自（Labov 1994：Fig 17.7）

词汇扩散的音变中有语音规则性表现；语音规则性音变中有词汇扩散的表现。拉波夫说：“一旦方言地理学的资料用适当的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完全跟新语法学派的观点相一致：音变影响词群和音位。”（Labov 1994：642）问题是，前面已经讲过，音变规则性并不是新语法学派独有的观点，而且词汇扩散讲的就是音变影响词群里的词。我更倾向于拉波夫后来讲的用“漂浮在音变表层的词”作为《语言变化原理》第三卷（2010）章节标题的意义：“词汇扩散并非与规则音变不相容，而是能够用一些有意义的方式结合起来。”（拉波夫 2012）“漂浮在音变表层的词”，正是具体形象地描述了词汇扩散的情景：一个一个词项随着音变的激流不断向前飘荡着。

依照拉波夫扩展新语法学派的思路，我们同样来扩展词汇扩散理论的意义。不用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只需要改变原有的观念。旧的认识似乎是：影响音变的语音因素属于新语法学派，音变的规则性属于新语法学派；而那些其他的影响因素或看不出规则性的情况才算是词汇扩散。其实，王士元很早就申明：“词汇扩散并不排除语音制约的可能性，的确如此，一个词的选择常常起因于它的语音组合。”（Chen and Wang 1975）音变既然是语音变化，不论出自什么因素，最后自然都逃不脱语音条件的作用。词汇扩散并不只是词汇因素的作用，而是包括语音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影响的音变过程。语音条件制约的变化同样使涉及的词项呈现出扩散式分布。这就是词汇扩散理论的普遍意义。

前面的图2清楚地显示出元音ī词群的各个词项在元音大转移中的扩散式分布，即“漂浮在音变表层的词”。在拉波夫的三卷书中，有很多这种扩散式分布的元音图，都可以为词汇扩散理论增加大量生动形象的例证。扩散有逐词(项)进行的层面，逐人进行的层面。逐词变化的因素有语音、词频、语体等；逐人变化的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族裔等。此外，不同的音变各有进行的时代，历史的层级和结构层级相互交织；再加上音变各有流行的地区。四个维度交互影响，彼此作用，使音变图景精彩纷呈。

自然发生的语音变化不像军队操练那样齐步走，而是像马拉松赛跑，有前有后、陆陆续续的散点式分布。哪些在前，哪些在后，扩散的次序先后也是依具体情况而有着不同的倾向性趋势。下面用上海话/ã/和/ɑ̃/的合并变化以及天津话连读变调的新发展两个实例来简单加以说明。

图3. 上海话鼻化元音的合并[28个单字词]（选自Shen 1990）

沈钟伟研究上海话鼻化元音/ā/和/ɑ̃/的合并^[1]，调查不同年龄的近400位上海人对28个单字词的元音/ā/变读为/ɑ̃/的情况（Shen 1990，1997）。结果表明，有40%的人/ã/和/ɑ̃/完全合并，即失去了/ã/音位；另外60%的人还不同程度地保留/ã/音位，图3是这28个词的每个词发生变化的人数的百分比，都是女性说话者领先。统计数据还表明：低频词的变化百分比领先于高频词。

石锋、王萍（2004，2009）研究天津话连读变调原来四条规则的新变化^[2]，调查六个年龄组200多位天津人的发音状态。前三种是朝向普通话的方向变化。最后的去阴转强则是突显方言特色，背离标准语的方向。统计数据显示：年龄越低，新变化的百分比越高。前三种变化是低频词领先，女性领先；后一种变化是高频词领先，男性领先。（参见图4）

图4.  天津话连读变调新变化的高频词、低频词按年龄段的分布图（选自王萍、石锋 2009）

从上海话和天津话的两个实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实例来看，语音变化的方向不同，逐词扩散和逐人扩散的次序也会不一样。在朝向标准语的变化中，低频词领先，女性领先；在背离标准语的变化中，高频词领先，男性领先。朝向标准语的变化，往往跟教育程度有关。在所有的语音变化中，都是年轻人领先于老年人。当然这是指竞争中胜利的新变化。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梳理出变调规则的新变化，那天津话连读变调的调查结果将会是多么混乱不堪的一团乱麻！

在拉波夫研究的一些创新性变化中，是由中间阶层的女性引领的。他由此提出一个性别悖论：“女性比男性更严格地遵守公开规定的社会语言规范。但在没有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女性则比男性更不顺从。”（Labov 2001：369）其实，朝向标准语的变化更具权威性，没有明确规范的创新更有时尚感，这都是对语音的社会评价具有更高敏感的女性所青睐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在实际的语言变化中，没有一个变化是按照规则完全进行到100%的词项和100%的说话人。这一方面证实了“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Wang 1969）和语言的“异质有序”特征（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另一方面更是证实了赵元任讲的：“真的语言是一个大半有规则小半不规则的系统。”（1965，见2002：590）大半有规则好办，小半不规则怎么办？只好概率匹配。其实有规则也可以概率匹配，而且概率更大，更好匹配。因此，所谓语言变化规则，其实就是涉及的有关语言成分以变化概率呈现出的分布趋势。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办法：计算概率，调节权重，择优选取，生成预测。拉波夫的《语言变化原理》多次讲到语言习得和传播中的概率匹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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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上海话“冷”/lā/和“狼”/lɑ̃/本来是相互区别的。随着合并的发生，很多人把/ā/发成了和/ɑ̃/同样的音，“冷”和“狼”成为同音字。

[2] 天津话连读变调四条规则的新变化：上上前字变35（原来是变55。变35是普通话阳平调值），阴阴变55（原来是变13。变55是普通话阴平调值），去去不变（原来是变11。去声53不变跟普通话一样），前三种新变化显然都是向普通话靠近。最后的去阴转强（前字变55，是天津话阳平调值）则是强化方言特征，即背离标准语的方向。天津话连读变调的复杂性曾经被学界称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

拉波夫的扩展的新语法学派涵盖了词汇扩散的实例，我们的扩展的词汇扩散理论包括了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则性。这给人感觉真是如果大方向一致，最终总会走向殊途同归。现在可以回答“是音在变，还是词在变”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语音变化的基本机制是什么。答案应该是：音和词都在变，音在词中变。一部语音演化史就是音变在词汇中扩散的历史。用拉波夫的术语，就是音在词群中变。我们都是通过观察那些一个个“漂浮在音变表层的词”，才能够认识语音变化，研究语音变化。

“音在词中变”，可以再细分为：音在音节中变，音在语素中变，音在词项中变。这样就能够看清“音”和“词”之间的联系。首先是音在音节中变。音为什么要在音节中变？因为音节是自然发音中的最小独立片段。单个的音段只能在音节中或构成音节才能存在。这是音节作为语音自然单位的基本原理。单独可以发一个元音，其实就是这个元音构成的音节。汉语中有声化韵，实际就是通音构成的音节。通音具元音性，有共振峰结构。一般的辅音都要后接一个元音才能自然地发出来。所以，音变只能在音节中呈现出来，也只能在音节中感知认识和考察研究。

然后是音在语素中变。这就涉及音节和语素的联系。各种语言单位的成分都是音义结合体，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音义结合的初始单位是语素。在意义方面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在语音方面是以音节为基本单位，可以是一个或几个音节结合为一个语素。汉语大多数语素是一个音节。即，语素是由音节构成的，音节负载意义。所以，音在语素中变，这不过是音在音节中变的另一种表述。音义结合体的音变了，意义也会变吗？至少可以表现出变化的方向或某种时尚。

再来看音在词项中变。词项就是一个一个的单词。单词是由语素组成的。汉语中有很多单字词只有一个语素。这样的语素又叫做词。由两个或多个语素组成的词也是一样，语素的发音变了，词的发音当然会跟着变化。所以音在语素中变，就是音在词项中变。把以上的几层意义合在一起，就是“音在词中变”的意思，即音变在符合条件的词项中扩散。词在变是形式，音在变是实质。音变通过词变得以实现。这应该就是语音变化的基本机制。

语言变化的扩散具有普遍性。词汇扩散的原理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不仅是语音变化，词汇形态变化，句法变化的过程，都是以扩散的方式进行的。

梅祖麟（1980）对《三朝北盟汇编》里的白话资料进行考察，本来汉语动词后的“了”在晚唐（850年左右）的词序是“动+宾+了”，在北宋初年（900-1000年）“了”字开始前移，出现“动+了+宾”形式。到了北宋后期（1125年的《燕云奉使录》）“了”字前移占多数，说明语法变化也是遵照“词汇扩散”的原则。

余霭芹（Yue-Hashimoto, Anne 1993）研究“v不v”结构在北京话、闽南话和广东话的扩散，是依据不同类型的问句沿着一定的途径。首先出现于最常用的动词“是”和动词“有”的问句中，然后就是能愿动词，最后再扩大到一般的其他动词。新句型不一定立刻淘汰掉旧句型，新旧句型同时有生存竞争。各自遵循独立的途径扩展或退出。

小仓美惠子（Ogura 1993）考察英语中的“do”在语句中的出现和发展，例如人们不说“I know not”，而说“I don't know”；不说“go you”而说“do you go”。这是一种句法中的“词汇扩散”现象。

张洪明（2008）发现在上海附近几个吴语方言中，不同类型构词性变调在各种句法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分布状态：在名词、动词、量词的重叠式和动补、动趋结构中的分布状态是一致的，而在主谓、动宾、数量、并列结构中只有词汇型变调，在动代和名量结构中只有后词汇型变调。这两种构词性变调各有不同的扩散方向，是词汇性变化在句法结构中扩散。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上面讲的音在词中变，再加上一句：词在句中变。当然这就不只是词形的变化，也包括词序的变化。现在的很多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扩散变化的实例。语言变化扩散过程的很多实例说明，语音变化可以在词汇中扩散，词形的变化可以在句法中扩散。我们就可以得到语言变化的上位扩散原理：语言中凡是自然发生的变化，都是以扩散的方式进行的；一般都是下位成分的变化在带有这个成分的上位成分中扩散。

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语言接触和语言习得的过程也是词汇扩散的过程。看来变化的扩散是具有普遍性的。确实，一切自然发生的变化都是扩散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变化就是人的扩散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扩散。当然扩散的速率会有快有慢，正如事物的连续性也包括着渐变和突变。扩散是自然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再深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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