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收进《〈中国语文〉七十年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
《中国语文》创刊70年了。看到编辑部的约稿信，不由得回想起30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纪念中国语文40年学术研讨会”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那时我还是语言学界的小字辈，收到《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参会邀请，非常高兴，很是珍惜这个宝贵的学习交流机会。会上见到很多学界前辈。听到他们讲述语言研究的经验和感悟，句句珠玑，精彩纷呈。我感到收获极大，对语言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充满浓厚的好奇和追求。人们告诉我，当时我是参会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次会议真是赓续传统，启迪后学，对于我后来一直到如今的学路历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精心准备的“语音研究中的三个关系”。内容是总结自己十几年来从事语音实验研究的心得体会，如何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1、人的因素和仪器的作用；2、口耳之学和语音实验；3、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结合。在会上抛砖引玉，得到好几位学界前辈和师长的指教和鼓励。这篇讲稿后来收入《中国语文40年纪念文集》（1993)。今天看来，其中尽管带有青涩稚嫩之处，可也不乏对于语言实验研究的痴迷和执着。30年之后，我来“再谈语音研究中的三个关系” ，恭贺《中国语文》创刊70年。
那篇发言讲到：语音实验当然离不开仪器。仪器固然很重要，可是有了望远镜并不一定就是天文学家。决定的因素还是掌握语音实验知识的人。仪器由人掌握，为人服务。人和仪器相结合，才能在语音研究中做出成果。用同样的仪器进行同样的实验，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差别就在主导实验的人。人的因素涉及广泛，这里主要考虑三个方面：1、研究者的学术理念；2、尊重母语者的语感；3、避免观察者悖论。1.1研究者的学术理念
同样的实验得出不同的结论，肯定有实验方案、实验任务、样本规模、数据测算、被试选择等人为的原因，而这些具体事项的差别又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理念，是选择哪种学术理论作为参照系。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有时候甚至对于同样的结果和数据所做的分析和解释都不一样。我很赞同“实验研究呼唤汉语语法理论的更新”（沈家煊2021）。确实，语言实验研究呼唤语言理论的更新，同时，语言理论的更新需要实验研究的检验和探索。
伯林格（Dwight Bolinger 1981）说：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像语言学那样，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谬误，不仅存在着，而且还继续被当作真理传授着。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说：语言学的研究还处于牛顿以前的时期①。他们这些判断都是针对西方语言学的情况讲的。在人工智能研究中，为什么同一个杰里内克（Fred Jelinek），一方面说：“每次我炒掉一位语言学家，言语识别器的表现就会提升”；另一方面又说：“我可以跟语言学家很好地合作”？因为这是分别指不同的语言学家。前者是指脱离实际的语言学家，后者是指面向实际的语言学家。这位人工智能专家讲的也都是西方语言学家的情况。时代已经变了，科学在飞速前进。脱离实际的语言学家在大数据时代集体失语，受到冷落，后继乏人。如果还是固守陈年的旧论，不知变通革新，躲进小楼成一统，自说自话，将会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有些活跃的学者已经感觉到语言学的这种危机。这是挑战，更是机遇。现在是时候来认真审视反思语言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语言是什么？语言学是什么？语言学家的使命是什么？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和言语，任意性和理据性，神创说和演化说，语音和语义，语用和语法，规则和概率，理论和实践，实体和性质，范畴和系统……。语言学不是玄学。语言学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 、实验科学。科学研究不能照本宣科去重复前人和外人已有的结论。要自己动脑动口动手动脚，去思考，去调查，去实验，才能真正认识什么是语言，才能知道哪些理论是符合语言实际的，哪些理论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有种理论说：儿童的语言输入刺激是贫乏的，并且对儿童语言中错误不多感到奇怪②。我看到有美国学者（B.Hart & T.Risley 1995）追踪调查幼童满三岁时的语言聆听输入量③。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幼童的累积聆听量为1300万个单词，富裕家庭幼童为4500万单词。这里除了有贫富的巨大差异，我们还看到所有的幼童语言输入都超过千万量级。千万量级已经达到一般大数据最初的级别④。电脑基于大数据概率分布进行机器自我学习，都能解决大部分语言问题。儿童的人脑更是不成问题了。输入的都是成人实际说出的正常语句，输出的内容当然就不会有多少错误了。
语感（language intuition）就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直觉感悟的语言能力。语感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理论学来的，而是基于实际经验的大量感性认识，以致习惯成自然，即，具有浓厚经验色彩的能力。人们自然习得和熟练使用自己的母语，并没有老师来教会他，靠的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对母语的语感。因此，母语者的语感是最可靠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对语感作出理论的阐释，即，把母语者直觉感悟的语言表现提升为明白易懂的理性论述。为什么说田野调查是语言学者的基本功？鲍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个个都是做田野调查的高手。田野调查是什么？田野调查又称为现场调查，就是跟母语者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从而直接获取母语者语感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最可宝贵的语言研究资料和语言研究体验。认识语言要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才能解决。在书斋中教室里只能重复别人书本上的语句。我记得邓守信先生有一句话：“I hate to repeat.”（我讨厌重复）。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为什么说语言实验是语言学子的必修课？语音实验就是对母语者语感进行科学验证和解析说明。母语者认为相同的成分，必定有其同一性；母语者认为不同的成分，必定有其差异性。仪器实验的结果应该是用来揭示和阐释这种语感所依据的生理、物理、心理的机制。语感本身就反映了语言事实。调查者和实验者都要充分尊重母语者的语感。尊重语感就是尊重语言事实。这应该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总结出母语者语感原理：母语者的语感是语言事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最后的权威。这“最后的权威”是赵元任先生的原话。业师胡明扬先生写的文章中，每一个例词和例句都要跟北京本地人反复核实。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依据语感是最简单的途径。例如对于汉语词和短语的划分，众说纷纭，王立老师另辟蹊径，五年调查5000人，写成了一本书。她调查的是 “词感”—母语者对汉语词的感性认识，对于汉语分词问题很有参考价值。那些脱离或违背母语者语感所做的研究，是不会被母语者接受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从语言学角度为音节定义：音节是语言中能够自由组合的最小的音段结构单位。（石锋、冉启斌2019）这里为什么只讲音节组合而不讲划分？就是因为音节是语音的自然单位。所谓自然，就是母语者凭语感划分音节是不成为问题的。反而是研究者对音节划分争论不休。以往的研究多是从音节本身考虑，而音节的语言学定义则是聚焦于音节的组合。即，把音节放在语言系统中进行考察。调查语感，获得语言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科学上有一个观察者悖论，是世界十大著名悖论之一。这个悖论就是：一般情况下,观察都会影响到被观察对象,甚至会使被观察对象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人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的时候，与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肯定不会一样的。根据观察者悖论，我们引出观察者原理：理想的观察应该得到被观察者没有觉察到被观察而表现出来的自然状态。（石锋、闫锦婷2021）拉波夫说过，语言学实验的目的是找出人们在不受系统观察时是如何说话的，但是这样的数据又只能通过系统的观察来取得（Labov 1994）。观察者搜集日常言语资料所采用的访谈法影响到这些资料的自然状态，往往会与访谈初衷相悖。所以，拉波夫要用“隐蔽调查法”，即把调查的目的隐蔽下来，尽量使被观察者提供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言语资料。我们调查母语者对于音节的划分，就要像拉波夫那样去调查。例如，可以装做没有听清对方说的话，请他把一个词拖长慢说，而不是去问他：这个词你怎样划分音节？母语者不是先学会这些概念才去说话，这些概念都是基于母语者的语言使用而分析总结出来的。业师胡明扬先生曾经指导我们调查北京话，我记得当时到一个人家，问她：“你平常有没有把我们说成姆么呢？”她连连摆手：“我从来不说姆么。”等我们调查结束告别时，她一边送我们一边说：“姆么没有什么准备，姆么……”一连说出好几个“姆么”。我们回去马上修改调查记录。后来我把这个生动的实例讲给学生们，引以为鉴。要想得到真实的语言状态，必须花费一番功夫才能成功。①“韩礼德有一句话说了不止一遍，他说语言学的研究还处于牛顿以前的时期。”见沈家煊（2022）实验研究呼唤汉语语法的理论更新，Experimental Linguistics《实验语言学》，Vol. 11, No.1. 第11卷第1号。②乔姆斯基（N. Chomsky 1965, 1975）认为，儿童大脑中有一个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即普遍语法，儿童学习语言就是在语言习得机制作用下不断为普遍语法赋值。托马塞洛（M. Tomasello 2010）整合行为主义与乔姆斯基学说，提出儿童语言发展的建构论，认为儿童学习语言是基于成人与儿童的语言互动。③Hart和 Risley（1995）招募了42个家庭，其中13个高收入家庭，10个中产家庭，13个低收入家庭，6个社会救济家庭。从婴儿7个月开始，纵向追踪研究，详细记录家庭成员面向幼童的会话和其他方式的聆听输入量（包括对幼童说故事，朗读，等等）。量化统计显示，幼童每小时的语言平均聆听量，贫困家庭为616个单词，低收入家庭为1251个单词，富裕家庭为2153个单词。大体呈现1:2:3的比例。④大数据有相对性，因不同对象领域而不同。一般集体端口输入十万级，个体端口输入千万级为大数据。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数据库越来越大，有很多已经达到上亿，甚至十亿、百亿的量级。那篇发言讲到：传统的口耳之学和现代的语音实验之间，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人耳对语音是定性分析，实验方法一般是定量的分析。语音的实验分析就是把定性的分析结果转换为量化的生理——物理的表现。语音实验要充分利用和重视口耳之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前人的肩上。正如生产工具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研究方法是科学发展的界石。传统语言学是卡片之学，利用口耳作为考察研究的工具；现代语言学是数据之学，利用实验得出科学分析的结论。语言学要走科学化道路，就离不开实验的方法。这里讨论四个有关的问题：1、量化定性的数据之学；2、大道至简和奥卡姆剃刀；3、量子逻辑的含中律；4、语言中的连续统。定性研究要求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定量研究需要依据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语言研究同样使用这两种基本方法。它们各有优点和缺点。在语言实验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的优势和定性分析的优势统合在一起，实现为一个可操作的范式。我们称之为量化定性的方法。量化定性是一个创新理念，即，通过量化手段达到定性的目的，把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实证基础上。如果说，音系学是定性分析，语音学是定量分析。把二者结合起来就要采用量化定性的方式，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语音系统。这不是只对某个单一的语音成分做原子式的实验，而是同时对这种语言或方言中同一层级的全部成员（如全部声调、全部核心元音、全部塞音、全部擦音、全部通音等）进行同样的实验，做同样的测算统计，得到它们实验数据的分布模式。我们以实验数据的量化处理为基础，对于语音系统同一层级各成员的范畴界限做出定量的描述。根据统计数据做出图表，使分布模式可视化，就成为语音格局。实验数据的分布有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在实践中得到实验数据的差异区分原理：语音性差异程度比较小，是随机差异；音系性差异程度比较大，是系统差异。这个原理可以进一步的普遍化为这样的量化定性原理：范畴内的差异程度比较小，是随机差异；范畴间的差异程度比较大，是系统差异。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语法、语义和语用，同样要走量化定性的途径。我们做语言实验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量化定性。量化定性使人们的主观认识更加接近客观事实，更为科学可靠。抛开量化，直接定性下结论，好不好？当然可以。过去很多结论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和猜测的成分，缺乏客观的标准和实证的依据。有的学者说自己是“猜”，有的学者直接称为“蒙”，正式讲是“自圆其说”。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不同人的判断不一样，各执一端，自说自话，争论无解。量化定性比直接定性就好在有客观依据，可重复检验，即使有不同的结果，也很容易找出原因。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很多领域早已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只是在语言学领域似乎还没有那么成熟。做学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简单的东西搞的很复杂；一种是把复杂的东西搞的很简单。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很容易办到，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不容易办到。大道至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极其简洁：E=M*C2。简洁，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反映研究者的学术功底，也表现研究者的学风。语言学大家如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他们的论著都是简单直白的。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连同目录序言，一共才96页，何其精炼！这是对于所论语言问题的思考已经臻于炉火纯青、思精理熟的通透境界的自然流露。讲出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晶亮透辟。简单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凌驾于不同的学派之上。（沈家煊2017a）这一点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可是仍然有人到处画蛇添足，凭空增加实体，各种操弄术语，纠缠一些伪问题；费时费力，误己误人。如儿童习得语言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儿童凭借模仿的本能，学会他所接触的语言，包括词语类别和组合位置。习得的次序依据概率匹配的原则：接触多的先学会，接触少的后学会。所以儿童语言出错大多是出于类推过度。类推也是一种模仿。模仿和概率匹配都是动物本能。汉语的语法教学在中小学并不成功，在西方的情况同样如此。“对于学校未能向普通公民传授有关语言的知识这一巨大失败，语言学家们只能怪他们自己” （伯林格1993）。我有时候真的感觉：语言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被我们的语言学家弄得好复杂呀！连我这样的语言学教授都望而生畏，何况那些学生呢。没有哪一个儿童或学生是先学会这些理论才去习得母语或学习第二语言的。乔姆斯基提出最简方案，就是顺应了奥卡姆剃刀原则。乔姆斯基确实是一位“学之时者”，与时俱进，从句法结构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变，到最简方案变得最为彻底。他用合并（merge）取代移位（move），这跟原来的管约论（GB）已经大不一样。我们希望有更多生成语法学者采用最简方案来研究和描述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语法系统。追求最简，这应该是学界各家各派的共同目标。不妨在这个方向上来一个竞赛：看谁能达到最简。在语言实验中，常常要对测算的数据进行归一化计算。归一化有不下十几种计算方法。我们提出的声调T值、元音V值、鼻化度N值、语调的起伏度、时长比、音量比，以及塞音、擦音、塞擦音格局中的一系列归一化算法，这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在各种算法之中选择的最简算法。因为算法简单，所以有很多老师和学生采用了。为什么有的归一化算法很少有人用，甚至提出者自己也放弃了？就是因为：语言中的归一化不需要那么精密复杂。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受到人类本身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的制约，包括自身的生涯阅历和心智能力。人耳和人脑就像一个带通滤波器，在语音辨识和语义判断过程中，很多语言中的细节都被过滤掉了。过滤就是选择。利用实验仪器可以得到语言表现多方面的精细参数。音高小到1赫兹，时长小到1毫秒。可是人在接收辨识词语和句子的时候，只是选择那些关键的参数，而且根本不需要那么精细。相对值在语言中的意义比绝对值更为重要。前些年我的一位学生到国外留学，来信告诉我，那里的大学开设量子逻辑课程。引起我关注经典逻辑和量子逻辑的问题。这对于我们语言学的研究很有助益。希望大家都来了解一下。我们上学时既没有学过经典逻辑，更没有学过量子逻辑。而没有逻辑思维就谈不上是科学研究。很多语言学争议没有结果，一是没有客观实证，二是不用逻辑思维。经典逻辑基于甚至早于牛顿时代的经典物理学，有三个基本原则：1、识别原则，如：A就是A；2、对立原则，如：A不是非A；3、排中原则（excluded middle），如：不存在既是A又是非A的第三方。显然，这些原则都是跟经典范畴理论相联系的，多年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然而，经典逻辑并不符合真实的世界。在量子水平上的粒子样态打破了经典逻辑的原则。经典物理学认为粒子不是波，波也不是粒子。而在量子层面上，粒子同时可以是波，二者叠加在一起，只是在测量的时候才显示出是波或者是粒子。语言中的一个词语有不同的词义，在进入句子时才能表现出是哪个意思。或者一个句子有不同的语义，只有在具体的交际中才能理解是哪种意义。这就如薛定谔的猫，是死是活？处于一种叠加态。于是，经典逻辑的排中原则修改为量子逻辑的含中原则（included middle）：存在一个T值，同时既是A也是非A，即，可以具有三个真值：A，非A与T（Nicolescu 2002）。这种三分法（主体、客体、主客体交互作用）与形而上学的二分法（主体、客体）是有着很大区别的（Nicolescu 2008）。从排中律到含中律，给我们思维方式以很大的启示。过去有些争论是基于二分的排中律,各执一端，互不相容。如若采用三分的含中律，就有了中间地带的海阔天空。例如，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有人认为非此即彼，是典型的排中律思维。而含中律则承认约定俗成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共存的空间。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有可能是一种动词和名词的叠加态。另外，二分的排中律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绝对化，有人认为唯演绎逻辑才是科学的。其实，演绎和归纳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交替过程，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真实的思维活动完全无法把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语言研究方法一般是“构建假设，然后对其进行证伪，是归纳与演绎的有机结合。其中归纳法的特征表现在：我们是在审视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其演绎法的特征表现在：我们用来构建假设的机制，的确是某种理论的一部分”（惠特曼2020）。客观世界都是连续的。所有的范畴切分都是人为的主观行为。连续统 （continuum）词源是拉丁语，用在数学中，把实数集称为连续统。1950年代开始，逐渐引入哲学等学科领域。引入语言学应该在1980年代以后。语言学中常用的连续统理解为跟离散性相对的连续性（continuity）。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到处都存在着连续统。人类语言同样普遍存在连续统。语音、语义、语法都是如此。连续统是系统的最简化，具有更为简明的形式和更为普遍的意义。形成连续统的条件：同级的语言成分共有同一个维度，以递增或递减的方式有序排列。即，可以采用同一个敏感指标进行客观量化的定性排序，或者依据公理和常识划分出递升或递降的等级。连续统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总体认识和全局把握。各种语言成分之间纷繁复杂的表现经过有序排列，一目了然，简单明确。连续统实际上是语言系统的一维格局。连续统是客观存在的，对连续统划分范畴是主观人为的。通过考察连续统，我们可以解决是否需要划界和怎样具体划界的问题。对那些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就不要强行划界。在必须区分范畴的连续统的划界中，两个范畴交界处的成分通常有四种表现：A必选；B可选；C可不选；D必不选。其中A和D属于不同的范畴，B和C是A和D之间的过渡段。分界在B和C之间实施，具有可操作性。赵元任1918年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连续性：方法论研究》。他是把连续统概念从数学引入哲学的先驱，领先学界30年。尽管当时他使用的术语是连续性，可是论述的内容，如两极、分等、排序、中间体等等，都是连续统的思想。赵元任研究语言做出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应该是他最早研究并引入连续统方法论起到重要作用。如提出音位分析多能性，把汉语轻声译为中性调（neutral tone），增设汉语可轻声等。赵元任（1968）的巨著《中国话的文法》，都显示出连续统思想方法的影响。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实际上就是讲汉语语法中划分不清的问题。全篇充满连续统思维。分析汉语的单位、结构、分类，每一节都是连续统问题，都值得至少写出一篇博士论文。在国内汉语语言学界应该是最早吃螃蟹的人。那些在学术上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不清的问题中，都存在着连续统。语言中的连续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最近还看到几篇文章分析句法问题的连续统。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人认识到连续统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下面是我们做出的两个连续统的实例：元音-辅音连续统（石锋 2021）是依据理想化发音阻碍程度的语音排序：声腔全部打开，阻碍程度为0；完全堵塞，阻碍程度为100%。元音与辅音的分界在阻碍程度50%。两端的低元音和塞音之间区别很清晰；中间的高元音和通音之间界限模糊。所以通音兼具有“+辅音性”和“+元音性”。这个连续统有助于方便教学和研究。
从常态字音到轻声字音之间是一个连续统（石锋、刘娟 待刊）。人们过去一般是把非轻声与可轻声、必轻声、正轻声分开⑤。我们建议在可轻声和必轻声之间划界，即非轻声和可轻声为一类，必轻声和正轻声为一类。因为非轻声和可轻声的界限相对模糊，而可轻声和必轻声之间相对清楚些。⑤非轻声即常态字音。赵元任讲的可轻声是习惯性轻声，即带调轻声，原调特征有保留，还能使前字发生变调，如“小姐、老鼠”的后字。必轻声是跟可轻声相对的必读轻声，即失调轻声，原调特征在轻声词中无保留，不能使前字发生变调，如亲属称谓叠音后字“妈妈、姐姐、弟弟”和词缀“子、头、儿”。正轻声即无调轻声，原调难以确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轻声，如结构助词“的”和语气助词“吗、呢、吧”。
那篇发言讲到：语音学和音系学是密不可分的。语音学中有音系学的内容，音系学中也有语音学的内容。二者本来就是互为表里，共为一体的。把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重视语音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应该把语音研究贯穿于语言研究的全过程。语音和语法，语音和词汇，语音和语义，这样结合在一起，会有很多共同的课题。语音学和音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二者本来是一家人，布拉格学派要它们离异，我们要它们复合。语音格局就是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的平台。语音格局是可视化的语音系统。因为人类的语音都是成系统的，所以只要研究语音，就不可能脱离语音的系统。游离于系统之外的语音是不存在的。这里讨论三个问题：1、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2、语音系统的二重性；3、语音学和音系学合作共赢。什么是语言？人们说出来的话就是语言。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前语言。不说出来只能让别人猜谜。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音是语言的载体。语音是有声语言的物质形式。人类的语言都是音义结合体。音和义相结合才是语言。音义结合为语言单位，才会有词汇、语法、语用。在语言中，没有无意义的语音，也没有无语音的意义。甚至语句间的无声停顿都带有一定信息。此时无声胜有声。所有言外之意都必需以言内的形式做支撑，以共有的背景知识为基础。由此我们总结出三个基本原理和一个增量推论（石锋2017）：（1）人类语言的有声原理：因为人类语言是有声的，即，语言中的一切内容（结构、语义、功能、语用、情感）都是通过语音表现出来的；同时通过语音来接收和获得理解，所以对话语音流进行适当的语音分析，应该能够得到相对应的有序模式。有声原理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语音和韵律的公理。（2）必选原理：焦点的表现有词汇、句法、修辞、语用、语音等各种方式。然而其中只有语音是必有的，其他都是可选的；并且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通过语音形式才能够表达出来的。必选原理是在有声原理基础上的凝聚和浓缩。相比普遍性的有声原理，必选原理特别集中于焦点的表现。（3）对应原理：一个语言成分的语音充盈度跟它所负载意义内容的实在程度和所传递的信息量相互对应。对应原理更为具体地把语音形式跟意义内容联系在一起，是韵律格局分析的直接依据。其中的语音充盈度表现为音段发音的到位程度以及相关的相对音高、相对时长和相对音量的测算数据。（4）对应原理推论为增量原理：一个语言成分负载的意义或功能的增多，表现为语音充盈度的增量叠加；而一个语言成分的语音充盈度的增量，反映出所负载的意义或功能的增加。反则反是。即，意义或功能减少表现为语音充盈度的负增量，同样适用。增量原理是韵律分析的具体操作原则。以上原理和推论，实际上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只是把它们集中起来进行表述，使它们更为清晰，成为人们更加自觉的理念，作为我们进行韵律格局实验研究的理论基础。语言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有原理意识: 为发现原理而研究，为检验原理而研究。人类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音是语言系统中最具物质性、最有规律性、最重要的子系统。我们一向认为语言系统的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必须要加上语音平面。所有语言的语音系统都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狭义的基于音节和音节组合的静态系统；一种是广义的基于语句音流的动态系统（石锋2008）。这就是说，语音不仅自成一个平面，而且还负载着语言中的其他平面。首先是基于音节和音节组合的相对静态的狭义语音系统。包括构成音节的音段成分和音节负载的超音段成分。如：有多少元音和辅音，有几个声调，重音位置，等等。这些语音内部各层级的成分在音节中彼此区分和相互配列，自成体系。从中得到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元音系统、辅音系统、声调或重音的分布、音节配列结构，以及共时和历时的音变等。然后是基于语句和话语的相对动态的广义语音系统。语音是语言的物化表现。语言中的语义、语法、语用的全部内容都要通过语音来表现。语句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语音实验力图对语句音流的表现进行量化分析，探索其内在的有序分布模式。从信息结构梳理焦点类型，从焦点类型对应韵律格局。这里的动态静态都是相对的。如协同发音和连读变调等，就是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前面的静态语音系统是很重要的基础，跟后面的动态系统有密切的直接联系。语音研究首先要解决这种相对静态的语音表现。我们之所以先从声调格局、元音格局、辅音格局做起，最后才去分析语调格局和韵律格局，就是先要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建造起高楼广厦。当然，解决静态系统只是序幕，真正的内容在后面。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如果把前者比作游泳池，那么后者就是浩瀚的大海，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国际语言学界近年来出现了“话语转向”，又有互动语言学的兴起，把实际交际中的语言作为研究的目标和方向。这是令人可喜的趋势。吴宗济先生很早就提出语音实验要“向自然语言进军”。我们的语言研究应更加贴近实际的语言使用，回答实际语言中的问题。把语言学建立在客观实证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要真正地从理念上和实际中转向自然语言，很不容易的，有相当的难度。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例如，我们提出本音原理（石锋 2020）：在同一音位的各个变体中，一般是在连续语流中的变体表现出这个音位的本质。这也可以用于声调、长短、轻重等超音段音位。我们把普通话上声定为低平调（冉启斌、石锋2011），是依据上声在语流中的变体。吴语的浊塞音和英语浊塞音在孤立发音时都不带音，也是依据在语流中的表现定为浊音。同样，把 r声母在连续语流中的通音变体作为本音（冉启斌、石锋 2008），涵盖了赵元任（1968）的浊持续音、王力（1983）和朱晓农（1982）浊通音的见解。语音研究在语言学史上常常有着先锋的地位和作用。如：语音对应规律的发现之于历史比较语言学；音位理论的讨论之于结构语言学；音系规则的探求之于生成语法学；语音变异的分析之于现代社会语言学，等等。语音研究在语言研究中是最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的领域，也是最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的领域。我们不断强调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走实验音系学和实验语言学的道路，是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关系到语音学、音系学，以至整个语言学的发展方向。语音学家在实验中要提高语音系统研究的自觉性，避免原子式的孤立性研究。音系学家要重视语音的实际表现，避免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测。语音格局的理念方法和实践成果为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结合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音系学，使语音学和音系学合作共赢，成为语言研究的实证基础。这样就为语言学脱离自圆其说的状态，走上科学道路准备了充分条件。
那篇发言结尾讲到：美国教授欧哈拉（J.Ohala）1991年在第12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的主题报告是：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总合（The Integration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看来这已经引起整个语音学界的重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学术发展趋势。我看到朋友转来美国惠特曼(J.Whitman)教授访谈录，有几点感想,曾发在我的学生群中。现在抄录在这里作为结语。可以分为三点：1、创新不看人数多少；2、共同方向:重视实验研究；3、寄希望于青年学子。惠特曼认为：认知语言学在走下坡路。根据就是北美和欧洲做认知语言学的人数和大学不多。这是我不能同意的。科学的活力在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30年前做语音实验的大学还只是寥若晨星，到现在只要有条件的学校都建立语言实验室。我在课上曾多次讲过: 一种理论和方法只要成为主流，就意味着开始落后了。自诩为主流或以尾随主流炫耀，那是“随大流”。这是人们惯性思维从众心理的表现。任何学术研究进入尖端前沿，创新开始阶段，人数都是很少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现象。这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当然这跟对语言现象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淆在一起。看一位学者的水平高低，能不能分清主次是一个重要条件。所谓分清主次，就是要分清常态和非常态，多数和少数，优势和劣势，全局性和局部性，必选项和可选项，主导因素和伴随因素，区别性特征和变体性表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就会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4.2 共同方向:重视实验研究
惠特曼认为：当代语言学研究日益重视经验和实验。学者们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形式的、量化的、实验的方法进行语言学研究。这一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是我非常赞同的。我们对语言学各个流派没有先入为主而厚此薄彼的看法，只是认为应该以实证和实验作为检验各种学说理论的标准。近些年来，我们很高兴看到语言学各家各派正在朝着同样的方向汇聚：不管是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还是认知语言学的学者，都在日益重视经验和实验，越来越多地引证并参与语言实验研究。这是语言研究向科学道路进展的大势所趋。
实验语言学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可以为各家各派所采用。这是一条充满阳光的学术发展道路。方法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实验和计算的方法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实验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是实证研究的有效方法，是语言学走向科学化的方向。语言科学追求的目标不应该是仅仅满足于自圆其说。只是呆在屋子里空谈，做不出真正的语言学研究。即使现在有的语言学者不做语言实验，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将来也必定会走上实验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道路。语言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走向社会，走向田野，走向实验室，走向互联网。那才是语言学者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惠特曼认为：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实验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训练。我不仅十分赞同，而把它作为当前非常迫切的最重要的任务。所有的语言学家对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因为青年学子拥有未来，而未来二、三十年之后的语言学研究面貌，必是实验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大行天下。这不只是全新的方法论和全新的研究范式，更会有全新的研究理念。惠特曼教授慧眼识珠，已经看到了这个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不愧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实验语言学就是这样的新的学术生活。我们从1986年以来，年复一年地举办实验语言学研修班；2002年和2012年分别创办《南开语言学刊》和《实验语言学》刊物，2017年开始组织“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直播报告，所有这一切，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采用实验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跟我们一起，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学术生活，把语言学建立在客观实证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往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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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语言学》2024年第13卷第3号目录
(编辑：王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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