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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中国过去多年一直是日本水产最大的出口市场，但2023年8月24日，福岛核废水排放开始后，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进口。日本相关渔业无疑遇到了巨大挑战，一些新闻也提到日本扇贝库存大幅增加等危机。但真实的世界必然存在多方互相独立又相关的行为，很难有单方的赢麻了。
2024年9月20日，中日双方宣布就福岛核废水排放达成共识，中国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更深度参与核废水排放的监测。检测结果符合标准的情况下，中国将逐步恢复日本水产的进口。在日本水产禁令很可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值得我们回顾过去一年，海对岸发生了什么。
本文很多内容参考东大两位学者9月12日发于The Asian Forum的Consumer Buycotts and Supply Chain Diplomacy:Japan’s Responses to China’s Seafood Ban，链接见文末参考文献。
谁受禁令影响？
要理解日本如何应对中国水产禁令，先要了解到底谁受到了水产禁令冲击。很多新闻都提到福岛渔业抗议日本政府，或者福岛渔民如何惨淡。福岛渔民确实有抗议核废水排海计划，但福岛却不是真正受水产进口禁令冲击的地方。原因有二， 其一，福岛渔业体量很小，其二，福岛出产的水产也非中国主要进口的种类。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前一年，福岛沿海水产总值是6900万美元。尽管灾后渔业逐渐恢复，据日本政府数据，受2011年海啸核电站事故影响的包括福岛在内的三个县（还有岩手县与宫城县）到2021年水产相关设施几乎都恢复运转。
但即便到2022年，福岛县沿海水产总值仅2600万美元。而日本2022年水产总值约108亿美元。福岛的产出占比非常小。
此外，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具有极高集中性，从金额看，扇贝占日本水产对中国总出口的50-60%，海参占10%。这两个种类才受到禁令冲击。而福岛并非这两种水产的主产区。
日本扇贝产区集中在北方的青森与北海道，海参则集中在北海道。
由于日本水产出口中国的种类，以及相关种类在日本的产区特征，受进口禁令冲击的是北海道、青森的扇贝业，以及北海道的海参产业。与禁令产生最相关的福岛，反倒与进口禁令没什么关系。
不同渔业挑战不同
与中文互联网上想象的中国消费者不吃日本鱼，导致日本渔民多惨不同，实际进口禁令对日本渔业的影响更为复杂。
日本水产出口中国，只有一部分直接面对消费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进行加工，再转销其它国家。
两个受禁令影响最大的日本渔业种类里，海参是面向中国消费市场，2022年，日本出口中国海参金额为7400万美元，占日本所有海参出口的46%。
扇贝不同。2022年日本出口中国扇贝达10万吨，占总出口12万吨的八成以上，该比例远超贸易金额的占比（51.3%）。背后原因是日本出口中国的扇贝多为带壳冷冻的“粗产品”，日本渔业需要通过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加工厂，完成去壳取肉等程序，获得扇贝成品。而后者有很大一部分会转销第三国。
加工转销市场里最重要的是美国。出于卫生疾病考虑，美国禁止未加工的贝壳类进口。日本国内不仅扇贝加工能力有限，由于饮食习惯差异，加工扇贝多采用“干法”，即不加水冷冻，做成可生食的扇贝。而美国市场很少生食扇贝，适合加入磷酸盐与水的“湿法”加工（外观更大）。后者正是大数中国扇贝加工厂的加工方式。
多年的国际贸易促使日本扇贝形成了一条在北海道捞起后迅速冷冻，运送至中国加工，成品扇贝肉再转销美国等市场的产业链。2022年中国进口日本扇贝约3亿美元，其中超1亿转销美国。
因此，中国的进口禁令，对日本海参业是主要消费市场消失，对扇贝业类似供应链断裂。
多管齐下挽救扇贝业
中国进口禁令颁布前，日本年水产出口总额约25亿美元，相对日本总体出口贸易额不到1%。不过出口对部分渔业从业人员仍然很重要，尤其是海参等特殊品种，为这一小部分渔民带来巨大收益。2018年，日本政府还推出农业改革，期望大幅增加包括水产在内的农产品生产与出口，目标包括2025年完成农产品出口2.5万亿日元，2030年增加至5万亿日元。
这是极有野心的计划，即便是日本农产品创下出口记录的2022年，出口金额也只有1.4万亿日元。面对中国市场禁令，日本政府不仅要想方设法保护本国水产业，更需为水产业背后的从业人员生计着想。
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扇贝业。如前所述，日本每年出口扇贝总金额的一半到中国，是出口中国水产的最大类别。而且扇贝本身在日本水产出口中占比较高，是最大的出口单项，占水产出口的两成多。折算到所有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也有6%。
中国是日本扇贝供应链枢纽，这意味着日本不仅要寻找替代中国的消费市场，更需要寻找供应链替代方案。
一条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形成往往历经多年，事关多个国家，多个行业，要在短时间内重建供应链谈何容易。这使得日本挽救扇贝业迅速变成了多方参与的国际大救援。日本政府无疑扮演了核心角色。
首先，日本政府建立了1000亿日元的紧急拨款，用直接的经济援助保证相关渔业继续运转。相关行业能获取包括现金援助在内的多种支持。失去中国的扇贝加工后，渔民面对不断积压的库存可能会放弃生产，造成产业长期萎缩。出口中断的一年内，日本政府通过向128个公司、地方政府发放紧急拨款，负担购买扇贝处理器械、租赁新存储空间等费用，保证渔民能继续生产。2023年日本扇贝产量为48.2万吨，比上一年下降5.9%。一些人预计的日本扇贝业末日并未发生。
其次，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鼓励国内消费。出口大门关闭后不久，日本农林水产省发起“#Let’s eat Japan!”（日本吃饭啦）的宣传。时任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呼吁日本国民每人吃5个扇贝支持受影响的渔业。福岛核电站运营者东电，也在全日本的超市、百货店展开高频率的水产推广。
不少人可能看到过时任日本首相岸田与内阁成员吃福岛水产便当工作餐的新闻。
这无疑有作秀嫌疑。不过注意这些便当的来源：2022年底建立的政府民营企业合作组织Sanriku Joban （三陆常磐） Mono Network。
该组织建立在福岛核废水排放前，由农林水产省、产业经济省合作谋划，是防止福岛核废水排放带来相关地区名誉伤害的诸多措施之一：
该组织通过连接企业与有潜在需求的政府、业界，推广三陆常磐地区（包括福岛在内的日本东海岸区域，也是2011年311东日本地震的主要影响区域）的水产（如政府采购使用三陆常磐地区水产的便当，类似岸田的工作餐）。表面的作秀背后有更长期的政府采购支援。
据2024年9月24日日本产业经济省新闻发布会，Sanriku-Joban Mono Network已有超过1100家企业参与。今年10月1日到11月4日还将举行第四轮“三陆常磐周”，包括政府官员带头吃该区域水产便当，岸田当时广泛传播的吃福岛便当即在第二轮“三陆常磐周”期间。
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扇贝加工很难完全上岸回归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总量也有限，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斡旋，协助在国际上重建扇贝供应链、扩宽新市场。日本对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追加50亿日元拨款，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支持水产行业。后者一方面在全球开展大量推销日本食品的活动，另一方面协助日本扇贝业寻找新的海外加工供应链。
多方配合
日本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政策，但面对挽救扇贝业这种涉及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的问题，必须有其它角色愿意配合才行。而过去这一年，日本扇贝业获得了多方应援。
首先，日本水产业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决策。要增加国内消费？相关公司增加了面向日本国内消费者的投入，构建更好的电商平台、配送服务。要增加日本境内处理扇贝的能力？北海道渔业协会等开始建设新的扇贝加工厂。讽刺的是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增加境内扇贝加工能力意味着日本工厂也加大了外籍劳工的招募，很多是来自中国的研习生。
其次，日本民众也如日本政府所愿，通过消费支持本国渔业。在福岛核废水排放一周年时，岸田在福岛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日本国内扇贝消费增加了50%。针对日本家庭消费的调查也佐证了该说法，自从福岛核废水排放开始后，日本家庭消费问卷里扇贝开支大幅增加，比前一年高59%。
这里不得不提日本的“故乡税”制度。日本社会不仅严重老龄化，年轻人也更愿意往东京这种大都市跑，导致乡村人口流失严重，产业衰退，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拯救乡村，2008年安倍政府推出“故乡税”。名为税，实则捐款，纳税人可以向非自己居住地“缴税”，这部分税款中前2000日元由纳税人个人承担，超出部分可向居住地的税务部门申请从个人所得税或居住税中扣除。比如一个居住在东京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向北海道的一个小镇交“故乡税”，再从自己向东京地方交的税里补回来，实际就是一部分本来交给东京的税款转移到了北海道。
“故乡税”不需要是真的故乡，日本居民可以自由选全日本1700多个市、町、村纳税，或者说认定其中任何一个为“精神故乡”。为吸引“故乡税”，很多地方以土特产作为礼品回赠给纳税人。这在福岛核废水排放后迅速成为青森、北海道等渔业基地连接日本民众来支持扇贝业的利器。北海道扇贝名产地別海町，故乡税比往年多了一倍，其中要求扇贝为回礼的纳税人多了三四倍，一些地方甚至有报告以水产为回礼的故乡税增加达12倍之多。
地方政府不仅通过故乡税来支持水产业，还有其它行动，例如北海道的森町政府购买出口受阻的地方水产公司的扇贝，再转赠给全日本的学校作为免费午餐。
日本零售业乃至商界整体也加入到对水产业的援助之中，Aeon等百货商场开展扇贝促销，7-11和劳森这些便利店也推出使用扇贝等水产的产品，著名折扣店唐吉诃德宣布收购日本扇贝到泰国、马来西亚的分店推广销售。日本主要商业协会之一，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鼓励会员公司在聚餐、会议等场合使用日本水产，一些著名公司如雅马哈就采取了类似措施。
国际上，很多国家也以各种方式予以协助。除了中俄朝鲜三国禁止日本水产外，韩国只是维持了福岛周围10个县市的水产禁令，其它国家更是没有增加任何限制。欧盟、澳大利亚的驻日大使分别公开吃了青森扇贝，福岛炸鱼薯条表示支持。东盟国家如越南、泰国也乐于承担日本扇贝加工工作。
尤为突出的是美国的倾囊相助。美国驻日大使Emanuel不断在福岛“蹭吃蹭喝”。
时任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前段时间参与自民党党魁竞选，前日本总理小泉纯一郎之子）在核废水排放后前往福岛海域冲浪，Emanuel也陪着“浪”。
Emanuel不只是陪作秀，美国驻日大使馆牵头联系FDA，帮助日本企业寻找合适的海外扇贝加工地点。驻日美军也开始采购扇贝在内的日本水产。而美国也大幅增加了日本水产进口，并想方设法提供新机遇。例如美联航新增了东京到丹佛的直飞航线。日本与美国海关磋商后，水产获得允许在丹佛机场清关，使得该直飞航班可以顺道运输日本水产，打开全新的地区市场。
也正是多个策略支持，加之多方出手相助，日本扇贝采购价得以迅速回升，保障了相关水产从业者的利益。
思考
日本的应对策略当然不是全部有效，相比扇贝业的化危机为机遇，海参由于难以找到替代市场——几乎只在东亚消费，而日本国内还只有年末有消费习惯，相关渔业在过去一年处境困难。
但海参在日本水产业中占比非常低，扇贝业的转危为安，意味着日本整体水产受到冲击远小于预期——更小于一些媒体自媒体的意淫。
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如何激发更多“角色”愿意施予援手。这在贸易冲突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或许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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