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两党政治困局难解，民主灯塔是否已岌岌可危？

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经过选前的激烈竞争与不相上下的民调预测，特朗普最终以明显优势胜选。

胶着的选战中，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也在膨胀，如今一夜之间撞入现实，许多人难以接受。那些不希望特朗普再次上台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正面临威胁。而这正是贺锦丽和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断强调的观点，他们将特朗普描述为法西斯主义者、独裁者和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却不在乎党派和民众利益，并很可能滥用权力去推进“特朗普主义”的议程。另一边，特朗普毫不客气地贬低贺锦丽，称她“极其无能”、“智商很低”，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共和党人也认为贺锦丽以及民主党阵营对民主不利——基于他们一再推销的“选举舞弊”、“移民威胁”等论调。

在不少竞选言论里，候选人双方都把自己描述为美国的救星，把对方描述为把国家带入混乱和黑暗的人。这恐怕是美国200多年选举史里对竞选失败后果的最极端描述，并在特朗普胜选后变成异常沉重的情绪。其实无论是左还是右，是保守还是进步，都是人们的不同偏好。两党都有长处和弊端，它们本应互相制衡和平衡，共同推进一些社会议题的改善，为何如今被视为正邪甚至是生死之争？竞选总有一方胜利，一方失利，若是失利的后果真如此可怕，我们是否该问：这座民主灯塔还好吗？

大选越选越贵，有影响力的选民却越来越少

当总统候选人宣称失利的代价多么大时，我们恐怕不能忽视美国选举的“代价”有多高。无论最终谁当选，这次大选都将注定是美国迄今为止最烧钱的一次大选

各届联邦中期选举与大选支出数据图。深绿色数据为实际美元支出，浅绿色数据为根据通膨调整后的2024相对支出。（OpenSecrets）

在2020年大选以超151亿美元的花费创下历史记录后，2024大选在10月初时的投入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20年，如果依据通胀做出调整，总投入能否超过2020年尚且未知，但其花费依然大大高于以往绝大多数年份。

即便根据通胀调整之后的的2024大选投入低于2020年，但2020年时民主党一方有大量资金用于初选，例如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自掏腰包花了10亿美元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近年无论拜登、贺锦丽还是特朗普，民主党共和党的初选都很经济实惠，这说明投入总统竞选的资金的比例更高。这些钱最主要的流向便是广告，如根据NPR报道，2024年大选已有101亿美元用在了广告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美国选举平均到每位美国人头上，比英国或德国贵了40倍以上。

昂贵的选举导致参政的经济门槛变得越来越高。无论是哪一级别的竞选，筹备竞选资金成了候选人最重要的能力。这一方面让争取连任的候选人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往往在过去的竞选中建立了自己的筹款网络，另一方面也让候选人更倾向于依靠大企业、大富豪的支持。

甚至越来越多的政坛新星、大佬直接来自豪门。特朗普的巨额财富以及与多位富豪的密切关系都是他在2016选举周期里异军突起，夺下共和党候选人资格的关键后盾。而在民主党内，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茨克来自著名的普利茨克家族，个人资产达36亿美元，自2019年成功当选州长后，慷慨解囊支持州内各级民主党候选人，迅速从政坛新人升级为民主党内关键人物。即便不（再）直接参选，很多富豪仍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两党中获得话语权。例如过去多年，科赫兄弟（Koch family）是共和党最大的竞选资金来源，很多候选人都将获得他们的支持视为关键。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过去都不是民主党，但这个商人政治家自2016年起连续几个竞选周期通过捐款等形式大力支持民主党后，也成了民主党内的重要人物。今年大选前期，拜登在失败的总统辩论之后，遭遇民主党不少重量人物“逼宫”后退选，其中就有“大金主”、美国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

与大选越选越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能决定大选结果的选举、选民都越来越少了。

最引人注目无疑是总统选举，总统直接决定了行政权，接下来则是参众两院，决定了立法权，也与对联邦政府的监督密切相关。虽说每位美国公民都能参与总统、参议员、众议院的投票，但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投出的选票无法影响大选结果。

在总统大选中，2024年大选只剩下了7个能决定结果的战场州，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北卡、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州。而曾经在民主党共和党间摇摆的著名战场州，如俄亥俄、佛罗里达、弗吉尼亚、科罗拉多、明尼苏达、爱荷华等均成了稳定的共和党红州或民主党党蓝州。甚至在这些仅剩的摇摆州里，决定选举结果的也只是少数郡县。

首先当然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的弊端。美国选民无法一人一票地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需要靠选举人代表其所在的州投票，各州的选举人数即该州的参众议员总人数。只要其中一方总统候选人在该州获得的选票过半，即拿下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这种“赢家通吃”的规则使得居住在红州或蓝州的很多人的选票失去意义。

一些摇摆州的消失与出现也与当地的经济结构，以及选民身份认同的转变息息相关。像俄亥俄过去既有大量传统工业又是农业大省，民主党偏向工会的立场与共和党在农村地区的优势，使得该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两党均可一搏的区域。可是当传统工业衰落，曾经的工会成员们不免发现，除了泛泛的支持工会，民主党精英们与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太合拍，难以代表他们的身份和利益。在低阶层蓝领转向共和党后，民主党自然也无力争夺俄亥俄。

另一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里，共和党的吸引力越来越低，促使北卡、佐治亚、亚利桑那这些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市郊人口增加较多的地方成为新的民主党有竞争力的区域。原本在过去，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并不会特别偏好支持民主党。可近年来，曾经欣赏共和党支持国际贸易，偏向自由市场，降低税负等取向的精英知识分子，似乎都消失了。由于共和党早已不复往昔的稳健，而是更加封闭又充满攻击性，特朗普积极推行一些民族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移民限制、贸易保护、在外交上采取孤立政策等等，成功煽动了低阶层白人、男性的失权焦虑和相对剥夺感。也是源于相同原因，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民率先远离共和党，与其说是对具体政策的偏好，不如说身份认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如今，文化程度高低、从事职业是白领还是蓝领，居住在大城市还是郊区和乡村，族裔、性别、性取向，这些身份要素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美国人的政党认同。一方面，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去工业化发展等等当然是产生不同利益团体的现实基础，但两党政治下的人们意识形态的固化和极化，也意味着中间地带的缩水。

党派化的美国，身份认同的吸引力已凌驾于具体政策

在两党政治的漩涡里，民主党共和党各自将不同的社会议题政治化，声称代表不同群体的“权利”，以此吸引选票。而对社会议题的政治化操弄，导致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水火不容，选民们的道德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地选边站队，双方能够改变立场的情况越来越少。

2016大选时，特朗普声称他就算站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向人开枪”，也不会失去选民支持。这话虽然令人震惊，却反映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极化严重的美国，任何人获得了两大党的提名，都会获得极为稳定的基本盘。而特朗普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在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并不是多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各州初选得票率基本都在30%左右。可是在获得提名后，他很快人气急升，共和党的选民紧紧聚集在他周围。

这种聚拢效应的本质是两党选民间的对立，无论自己这一边是谁，说了什么出格的话，做过什么离谱的事，都远没有对方的候选人那般令人讨厌。有评论认为，假如拜登没有退选，而是坚持到底，最后也依然会因为聚拢效应获得差不多的支持。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选情胶着，双方差距很小。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选的整体变化趋势就是双方立场日趋遥远的情况下，选情日趋接近。别说里根连任时获得接近全美50个州的支持在如今想来简直是平行世界般的存在，就是奥巴马两次当选时相较于对手的差距，在今天看来都是属于无法复制的成功。

更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在里根大获全胜的80年代，民主党却一直保持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如今，总统候选人很难大胜是其一。其二，党内其它议员候选人的命运与位于选票头行的总统候选人高度绑定，哪位总统候选人大胜时，所在党派也不可能在其它选举中过于糟糕。

当下的美国，支持哪个政党已经成了最大的身份政治。只要民主党执政，支持共和党的那一半选民便觉得委曲求全、苦不堪言，反过来，如果共和党执政，民主党选民亦觉得国家前途渺茫。可是具体的政策辩论却几乎在竞选中消失。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从上台前喊到下台，如今还继续喊上台，可除了口号外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政策吗？他的高度不确定性甚至让人无法对他执政后的未来做出有信心的判断。就以医保为例，从竞选2016年总统时就喊要废除奥巴马医保，到2024年总统候选人辩论时就具体如何废除，废除后如何改善医保，仍然只能给出概念。

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后，美国很多时政评论员都认为特朗普出格的言论打破了传统的政客形象，这属于特朗普本人的特殊性。但这真的如此吗？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等人也有很多出格言论，她们又如何特殊了？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不少美国人已经把自己和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派身份深深绑定，同一党派，再出格也是自己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涉及文化战争的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焦点。明星政客很难再以实际的政策建立声誉，而是靠文化战争中的积极表现造势，成为政党内甚至国会山的领军人物。

共和党的极化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也颇有戏剧性，例如曾经代表“极端”势力的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靠坚决要求执行小政府、减税等保守派施政措施发家，如今风头远不如更积极反LGBTQ、支持禁书等更侧重文化战争的保守派新生力量。自由党团的核心人物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在争夺议长职位时还尴尬的发现自己在共和党内部居然被一些同僚认为不够“保守”。

民主党内，尽管拜登、贺锦丽远不像特朗普那般极端，且近些年为了更多争取中间选民、无党派选民，在立场、政策上也大幅向中间靠拢，所谓建制派也表现出了更强的掌控力。但风头最盛的新生代仍是AOC（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立场更左，在身份政治上更成功的一批人。我们也很难不注意到，最风光的民主党新势力和共和党新贵，尽管观点迥异，却都侧重激发和巩固两党基本盘的身份认同，很少致力于有望付诸实践的立法。

当民意难以有效表达，美国民主是否在失效？

知名民主理论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总结的民主四要素里，包括：民主需要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公民能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但检视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民主世界领导者的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是否在失效？

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即便特朗普的主要竞争对手黑利退选，有些州仍有20%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投票给黑利。可是初选结束后，屡次民调都显示特朗普并未损失多少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另一边，无论是拜登还是贺锦丽，也从不指望会有20%的共和党人“变节”。

那20%支持黑利的选民显然对特朗普不满，但这种不满却不会体现到最终有实际意义的选举之中。这就是极化对选民的束缚力。

如果绝大多数选民“自动”成为某一党派的铁票，无论候选人的素质、政见，那还能算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吗？

形式上，美国仍然有着自由公正的选举。尽管如今两党大之一大量散布所谓非法移民投票，另一方选举舞弊的谣言，但真相是非公民投票等犯罪行为在美国历届选举中极为罕见，美国大选的结果是透明准确的。可如果我们深究选举的本质，每一名选民的声音都应该有机会被听到，每一张选票都应该有效果。但现实是，绝大多数选民由于不居住在少数几个决定大选结果的摇摆州，其选票对美国未来走向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还是有效的民主吗？

以堕胎权为例，即便在保守派占绝对主导的地区，大多数民调都显示：大部分选民支持女性应该有包括堕胎权在内的生育自主权。这种广泛民意支持也体现在当堕胎权在进入公民投票后，几乎无往不胜，在深红州也不例外。时代在进步，大众的意识已经改变，可在约一半的州，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们却还在积极限制堕胎权——这些立法者也几乎注定不会在选举中受到惩罚。如果民选代表不再忠实反应他们所代表的人，这还是民主应该有的样子吗？

美国的极化不是一夜产生，美国民主的问题也不是突然出现。

比如，随着80年代美国对广播行业的放松监管，不再要求报道争议话题时秉承公平性原则，这让福克斯新闻等坚决站队某一派政治立场的新闻媒体得以发展壮大。

部分公众喜欢立场鲜明、迎合情绪甚至是极端的媒体，而这些极端的媒体反过来又影响更多受众，让他们也日趋偏离客观、中立的态度。进入新世纪，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信息茧房效应，更是加剧了极化问题。

在民主制度上，美国的宪法、三权分立、选举人团制度均确立在200多年前，很长时间内未获得有效改进，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反而不断被聪明的政客们寻找破绽加以利用。

例如美国选举的分区制度和赢者通吃规则，很容易被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影响。19世纪初美国就诞生了专门描述该现象的名词：“格里蝾螈”（Gerrymandering）——1812年，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格里签署同意的选区划分，这个划分有利于己方政党，但在地图上看上去极为诡异。在过去几十年里，格里蝾螈现象在美国越来越普遍，让选民选政客逐渐演变成了政客选选民。像2012年的地方选举中，威斯康辛共和党候选人仅获得了48.6%的选票，却赢下了61%的席位。

最被政客们吃透的结构性破绽无疑是美国的司法系统。尽管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但政客们早就发现司法权中最为关键的联邦法官不经过民主选举，而是由总统提名，议会投票。于是，推选和己方思想、议程更合拍的法官候选人，加之联邦法官的终身制，成了超越总统、议会任期，长久影响美国政策、方向的捷径。

如果把时间退回到50、60年代，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人都未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太费心机，提名一些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大法官也不觉有异。甚至在70、80年代，即便两党已经开始重视高院法官的作用，也会出现了一些“看走眼”的意外，如共和党提名的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意外地自由派，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 ）作为首位女性大法官，在堕胎等议题上的态度也偏离了提名她的共和党主流。

可如今的最高法院日益成为两党精心设计的产物。法官候选人不仅需要立场明确，而且越选越年轻，这样便能充分保障他们能在更长的时间内贯彻提名一方的意识理念。1993年时金斯伯格以60岁高龄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从2010年起，连续5位新的大法官就任时年龄最大的也只有53岁，继承金斯伯格位置的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更是48岁出任大法官。最高法院的提名权也成了两党竞选时催票的利器：你难道希望未来几十年都被自由派/保守派控制最高法院吗？这样的拷问足以刺激对本党候选人最不感冒的选民乖乖归队。

美国的选举为何会越来越贵？最大的推动因素便是最高法院于2010年取消了对企业等组织提供竞选资金的支持，一时间，各种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如雨后春笋般暴发，大量资金涌入选举。格里蝾螈、限制女性身体自主、无限扩展第二修正案里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力，背后都有党派化的最高法院的影子。两党对最高法院“人脉”的争夺和控制，说明司法机构难以独立于政治，难以对政府起到应有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拜登还是2024大选候选人时，他最重要的竞选议题是捍卫民主，声称特朗普的当选会威胁美国民主，这样的担忧如今终于进入了现实。可特朗普并不是无端出现的，仔细分析美国的政坛现状，美国需要的应该不仅是捍卫民主，而是要修复民主。

在选举日益昂贵、声势浩大的今天，颇为讽刺的却是，美国民众对选举越来越焦虑、厌烦，整个国家的气氛如临大敌，巴不得大选早点过去成了很多选民的心声。

这或许也说明民主并非一劳永逸，需要不断维护，甚至积极改变。如何让每一位公民能够更加明智、有效地做出代表其自身权益的决定，而不是让公民们被政客、政党为攫取权力而“投其所好”牵着鼻子走，这是美国民主未来要面对的挑战，也是真正优秀的美国领导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首发于wai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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