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合作，邀请并资助了分别就读于上述三所院校的博士生倪枭泽先生、章晓强先生和许芸蕾女士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2024年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Asia Conference 2024）。三位青年学者回国后均发表了参会感想，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发布，欢迎阅读和收藏。
本期发表倪枭泽先生的文章：《见闻录：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2024年年会随想——相遇在热带：知识、语言和文化的碰撞》。
见闻录：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2024年年会随想——相遇在热带：知识、语言和文化的碰撞
倪枭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2024年7月9日至11日，受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推荐，我有幸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2024年年会（AAS in Asia）。虽已进入七月，日惹的气候却温和宜人。主办方亚洲研究协会和印尼加查马达大学悉心准备，为远道而来的上千位参会者创造了舒适的交流环境。作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我抓住宝贵的学习机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参加了多个分论坛，就地区国别而言包括日本（6个）、中国（2个）和印尼（2个），就学科主题而言则横跨历史学（3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3个）、经济学（1个）、文学（1个）和公共行政学（1个）。这是我首次在海外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可谓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与不同背景学者的交流让我充分受益，本文择其重点做简要回顾。
图：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崔慧月（Hyaeweol Choi，최혜월）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自摄。
首先，此次参会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无论从学科主题还是从研究方法而言，都深化了我的认识。由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重视，挖掘历史材料的深度分析和与关键人士展开访谈的田野调研方法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就史料分析而言，以7月9日上午的“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的多元日本与多元国际主义”（Many Japans, Many Internationalisms in Cold War Asia）为例，演讲人分别围绕日本殖民历史对独立前后印尼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万隆会议后在日朝鲜人抗争策略的转向、二战后初期日本与印度在反核武器上的国际协作等主题发言，从日本视角出发观察冷战早期的内外互动，佐以丰富扎实的史料，让这段时期的历史在我脑中变得更加生动而立体。
我一向认为，历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二战后冷战初期的历史对于当下具有特殊的参考意义。虽然上述发言并未直接以中国或中日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间或穿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万隆会议上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重要事件。因此，中国无疑构成了地区内国家互动的重要背景，其广义上的影响甚至深入到上述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今年恰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70周年，如何以史为鉴，从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史、特别是与日本等大国的外交史中汲取智慧，也成为中外学者应当思考的关键问题。
就田野调研而言，以7月11日下午的“印尼基建跃进及其跨国联系”（Indonesia’s Infrastructure Push and Its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的毛彩霞博士基于大量访谈调查的田野材料，描绘了中国和日本如何在印尼针对高铁与地铁展开基建竞争，并在嵌入/脱嵌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策略选择上产生差异。这一研究相当程度上补充了中日发展竞争这一大主题下非中央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和活动，为我正在开展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
在我看来，基建竞争固然构成当下中日经济互动的重要挑战，但其中也蕴含着扩大第三方合作的潜在机会。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经济互动，二战后初期的日本技术转让和贸易出口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中国面临的外部封锁困境，两国建交后的经贸往来和对华援助更限制了其他外部大国对华遏制的负面影响，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融入全球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无论是为提升政府发展援助的效能，还是为提高企业出海经营的效益，如今中日双方都仍有理由克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困难，延续上述趋势。进一步而言，中日可以充分吸收彼此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根据本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发挥相对禀赋优势，并努力在第三方社会与市场中实现协调、互补与合作。
除此之外，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足迹、中国当代基础设施政治、印尼绿色可持续经济等展开的多个分论坛与我的专业方向接近，为我提供了崭新的研究素材、思路甚至方法启示。历史学、文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其他分论坛同样扩展了我对不同学科的了解和认知。
图：参会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作者、浙江工商大学许芸蕾博士和南开大学章晓强博士。自摄。
其次，此次参会也精进了我的语言能力，不仅因为在听说读写等多个方面的更高要求，更受到沉浸式环境的塑造。一方面，为了促进彼此的了解，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地在会议开始前和会议结束后安排了破冰和回顾环节，在会议内设置了特别分论坛，聚集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的青年学者。日英“双频”的交流语言充分展示了日本研究日益国际化背景下对于研究者的多语要求。另一方面，大会的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而由于学者们来自天南海北，彼此口音未免参差不齐。会场之外，志愿者、工作人员和陌生人的英语则带有浓烈的印尼本地口音，甚或只能用手势比划沟通。为了更加明了、简洁而精确地表达我的想法，在提问或发言前我会记录要点提示自己。在面对面的交流时我会更加注意对方的眼神和口型，避免出现误读或重复的尴尬情况。全英语的环境倒逼我想出来这些技巧，足以成为此次参会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或许也最重要的是，此次参会增强了我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让我意识到彼此尊重和持续沟通的重要性。在第二天会后回酒店的车上，我与来自卢布尔雅那大学、曾任欧洲日本研究学会（EAJS）主席的安德烈·贝克斯（Andrej Bekeš）教授交流，谈到了最近中美竞争背景下的中日关系问题。从斯洛文尼亚人的视角，安德烈教授提出是否能参考二战后欧洲法德和解与南非解除种族隔离的经验，遵循“宽恕但不遗忘”（forgive but not forget）原则推动战争责任反思与中日韩三国对话，从而解除束缚东亚地区实现完全和平与充分繁荣的历史枷锁。无独有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研究部部长原秀树（Hara Hideki）先生在与我聊天时也表示，无论两国关系如何跌宕起伏，总要有人坚持促进中日人文交流，这样关系回暖时双方共同取得的成果就能瓜熟蒂落。因此，尽管不同文化视角之间存在差别，或许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一点仍是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我想对青年学者而言，虽不乏现实的阻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毫无作为，而应根据时势变化持续探索铸剑为犁的方向，并保持与其他同志者的沟通。
图：大会期间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特别分论坛“联络则存、孤立则亡：区域国别研究者如何在社交中实现生涯发展”（Associate or Perish: How Networking Builds Your Career as an Area Researcher）会场。自摄。
相遇在热带，延绵向未来。携着短暂会期内收获的情谊，怀着长久历史的记忆与对无限未来的期待，我希望能进一步精进语言能力、延续与朋友们的友谊，更希望自己能本着中日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宏伟目标，研究真问题、做出新贡献，不辜负一路以来的善意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