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合作，邀请并资助了分别就读于上述三所院校的博士生倪枭泽先生、章晓强先生和许芸蕾女士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亚洲区2024年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Asia Conference 2024）。三位青年学者回国后均发表了参会感想，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发布，欢迎阅读和收藏。
本期发表章晓强先生的文章：《2024年AAS参会报告》。本文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注与陪伴。
2024年AAS参会报告
章晓强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
7月9日至11日，由印度尼西亚著名高等学府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UGM）承办的2024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AAS-in-Asia 2024）在日惹（Yogyakarta）举行。在三天的会议日程中，来自中国、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一千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赴了一场学术盛宴。此次年会因地域之不同而设有5个分会场，即①EIA-East and Inner Asia (formerly China and Inner Asia)、②IABC-Inter-Area/Border Crossing、③NA-Northeast Asia、④SA-South Asia、⑤SEA-Southeast Asia。本人有幸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参与其中，因是平行论坛，加之精力有限，只好结合个人的研究兴趣重点关注了几个小组会议讨论，谨在此分享之。
纵观历史，亚洲一直是各地域之间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的全球十字路口，这一特征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何从人类历史文明演进的角度认识亚洲之于全球的意义，不仅是广大亚洲历史研究者现下及未来孜孜不倦追求的重要命题，也是本届大会主题“Global Asias: Latent Histories, Manifest Impacts”的意义所在。因此，颇多参会者立足新视角，结合新史料，或对过往的研究课题展开新解读，或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当下对新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课题进行研究。
01
诸多研究视角下的亚洲与世界
首先，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东亚海域/海洋史研究者们围绕近代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外交活动进行论述，在摆脱传统“欧洲中心论”的过程中，打破了以往学界之于近代东亚和东南亚商业和外交实践的所谓“落后”的论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在近代全球化的浪潮中仍维系着前近代贸易交流和外交往来的传统网络。20世纪80年代以来，滨下武志便矢志于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外交历史研究，可谓是著作等身。
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学者张志云（上海交通大学）分析了滨下是如何利用近代中国海关资料从多种研究视角对19世纪东亚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研究的，认为滨下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海洋史研究的边界，还为近代东亚海域世界的海关史、移民史、医学史、殖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城山智子（东京大学）认为滨下武志为应对“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提倡从亚洲的角度审视亚洲的历史，由此在考虑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背景下，尝试重新梳理亚洲内部世界的长期经济网络，摈弃了以往学界的东西方“二元论”，基于亚洲的内在特征重新构建区域历史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之上，“亚洲商贸理论（Asian Commercial Zone Theory）”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自16世纪以来亚洲内部世界便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搭建基于区域内部的商贸发展、劳动分工、白银流通以及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比如中国的朝贡贸易）。此外，通过对近代海外华侨华人商贸网络的梳理和研究，可以认定亚洲东部海域的内部联系网络的出现不仅早于西方主导的大航海时代，甚至在近代殖民体系下还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学、艺术、影像等角度试图呈现二战后亚洲世界的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面貌。比如，斋藤一（筑波大学）围绕日本本土女性作家藤井昌子（1914-1976）与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1897-1962）在文学世界的“邂逅”之旅，并以此勾勒出日、美两国拥有“战败”记忆的文学家相互之间产生共情的过程。越智博美（浅草大学）则以福克纳的“南方文学”为切入点，在介绍他在战后访问日本的缘由之后，为建立起日美两国民众之于“南方”的同一性认知奠定了基础。
当然，近世儒学日本化的问题长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届大会中亦有诸多学者围绕近世日本儒学发展问题展开讨论。清水则夫（明治大学）、高桥恭宽（多摩大学）、Bettina Gramlich-Oka（Sophia University）等学者以德川时代儒学者的生活场景为背景，详细论述了儒学者作为“人”在面对生老病死问题时所作出的应对措施，将以往脱离社会大众的儒生群体研究拉回到社会现实之中，拓展了近世日本社会史研究的边界，丰富了我们之于近世日本儒学者群体的认识。
常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研究虽是对过往历史事件的认识，但现实意义一直是诸多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日本本土和冲绳的驻军问题不仅为日本社会大众所关注，亦是学界关注之热点。有鉴于此，冈本直美（岐阜大学）、大野光明（滋贺大学）、中岛弘二（金泽大学）等学者在战后日本非军事化改革的背景下，围绕针对二战结束后美军或日本自卫队基地的反对运动事例进行分析，从历史、地理、社会学、性别研究等角度对1950年代至2010年代冲绳和日本本土的非军事化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反军事基地运动背后不仅蕴含着民间组织与政府机关之间的斗争关系，也包含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
02
如何成为一名亚洲区域研究者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别论坛纪实
在参加小组会议的间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也邀请了一众优秀学者召开了特别论坛（Japan Foundation Special Panel——Associate or Perish: How Networking Builds Your Career as an Area Researcher – A Case of Japanese Studies）”，围绕新生代区域研究者的培育与成长问题向在座的年轻学者分享了诸多学术研究经验与方法。
在友常勉（东京外国语大学）、Andrej Bekeš、Kitti Prasirtsuk（Thammasat Universityk）和Thang Leng Leng（新加坡国立大学）等著名优秀学者的经验分享中，年轻学者不仅应关注到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Conference）等区域研究性质的学术交流平台，也可以把握专题性质的学术交流，比如日本专题研究会议ISA-ASEAN、ASCI等，以及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专题研究工作坊，抑或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基金会赞助的论坛，等等。通过这些优秀学者的介绍可以深刻认识到，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之频繁、文化交流层次之深刻，这些交流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合作、日本基金会资助、校际合作交流、日本企业的援助，等等。
此外，他们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向新生代学者分享了若干心得和体会。首先，作为一名区域研究者应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这是区域研究的基础。其次，还应积极融入研究对象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充分将自己代入到研究对象的视角之中。此外，在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发掘过程中，应找到值得研究的一个或者几个学术问题。这一过程复杂且艰巨，许多研究者可能穷极一生才能觅得一二，而寻找过程中更应遵循自身兴趣，如此方能成就一生之事业。
回顾三日之会议，收获颇丰。其一是感慨各国学者之于亚洲研究的热衷态度，煌煌殿堂之中竟有千五百人，每一分论坛下亦有五百人之多，而其中不仅有年轻面孔，亦不乏精神矍铄的前辈学者，本人混迹其中，不觉有滥竽充数之嫌。其二是感叹在场学者研究之新颖、深刻，本届大会研究主题之多样性令人咋舌，其中既有政治、历史、经贸等习以为常的议题，亦有动物、物质、人工智能、影像艺术、音乐等新兴研究视角下的崭新研究。
最后重新回顾一下本届AAS年会之主题——“Global Asias: Latent Histories, Manifest Impacts（全球化的亚洲：潜在的历史，明显的影响）”。诚然，亚洲地区之于全球的意义始终为世人所重视，这不仅是由亚洲的地理区位所致，更是因亚洲地区的纷繁文化性质所决定。即异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奠定亚洲地区文化璀璨的基础。因此，在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下，我们更应加强亚洲世界的内部交流，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立足亚洲、展望世界的区域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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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学者参加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亚洲区2024年年会” 参会感想（一）
中国青年学者参加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亚洲区2024年年会” 参会感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