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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杨春雪 石雅风
审核：胡可怡 王泽媛 喻琬淋 叶维杰
执行主编：陈卓
图源：PTI
《印度快报》11月17日报道，曼尼普尔邦社群暴力局势再度升级，多名印人党邦级领导人住所遭袭。11月15日，三名失踪梅泰族人遗体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曼邦首府英帕尔（Imphal）。为稳定局势，印陆军、阿萨姆步枪队紧急部署在英帕尔，并逮捕23名抗议者。目前，西英帕尔已实施无期限宵禁，邦内七个区“断网”，旨在“挫败反国家、反社会分子的图谋”。此外，印中央政府11月14日在曼邦境内森凯（Semkai）、兰桑（Lamsang）、兰莱（Lamlai）、吉里巴姆（Jiribam）、雷马康（Leimakhong）、莫朗（Morang）六地重新实施《武装部队（特别权利）法》（AFSPA）。11月16日，曼邦政府致信印内政部，要求中央政府撤回重启AFSPA的决定。据悉，1958年出台的AFSPA旨在赋予印武装部队在指定“动乱区域”采取强制措施应对严重内乱的特殊权力，但该法案长期面临侵犯人权、缺乏监督等争议。
Solar Quarter网站11月16日报道，华为、“孟加拉国联合国际大学”（UIU）能源研究中心（CER）11月10日合作建立先进光伏实验室。这是孟首个配备储能系统（ESS）设施的光伏实验室。中国驻孟大使姚文、华为技术（孟）首席执行官潘俊峰、孟临时政府“电力、能源、矿产资源部”顾问卡比尔·汗（Muhammad Fouzul Kabir Khan）等出席启动仪式及后续研讨会。据悉，该实验室将帮助孟开展人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活动。华为、CER、UIU将联合开发培训课程，内容涵盖可再生能源技术、数字电力、智能能源解决方案等。姚文大使指出，“可再生能源成为中孟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标志着中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印度斯坦时报》11月16日报道，印将首次委托SpaceX使用猎鹰9号火箭发射GSAT-20通讯卫星。此次发射任务是印空间研究组织（ISRO）与SpaceX首次合作。GSAT-20通讯卫星重达4.7吨，印当前技术尚不支持将此类吨位卫星送上太空。据悉，该卫星将为印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业务，预计发射成本在6000-7000万美元区间。分析称，尽管SpaceX和ISRO在低成本卫星发射领域是潜在竞争对手，但中俄相关企业因国际制裁、政策限制等原因无法与ISRO合作，因此ISRO只能选择SpaceX进行合作。《印度时报》11月16日报道，印投资公司ValueQuest报告称，印有可能取代东南亚国家成为美主要光伏出口国。报告指出，印可凭借制造、生产、人才等领域优势成为美可再生能源行业关键合作伙伴。一方面，美已形成由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塑造的“脱碳”共识，且修改《通胀削减法案》补贴也面临国会等多重阻碍，这为印光伏出口提供巨大机遇。另一方面，美国内“反华情绪”推动下的经贸“多元化”为印带来市场机遇，印美在软件、制药等领域的合作铺垫可为印美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合作提供经验。《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时报》11月16日报道，印锡克教最高机构古德瓦拉管理委员会（SGPC，锡克教最高谒师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哈金德尔·达米（Harjinder Singh Dhami）呼吁锡克教徒共同对抗反锡克教势力。达米表示，SGPC一个多世纪以来遵循泛神教精神管理锡克教谒师所，但该组织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正在激化。达米认为，SGPC和印中央政府存在矛盾的根源在于，印中央政府在已经间接接管锡克教五个塔赫特（锡克教谒师所）后，仍宣传SGPC是“国中之国”（state within a state），试图限制SGPC的管辖权，最终接管SGPC。《印度快报》11月16日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COP29）11月11-22日召开，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就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事宜与欧盟“两相对垒”。欧盟提出的CBAM旨在对高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碳排放关税，此举大幅削弱中印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BASIC认为，CBAM是以“控制排放”为由的单边保护主义行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歧视。11月11日，中方在COP29开幕首日代表BASIC四国提出议案，要求将“单方面限制性贸易措施”纳入正式会议议程。该表述虽未明确提及CBAM，但遭欧盟强烈反对。印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呼应中方观点，反对发达国家逃避责任、“气候资金主要以投资形式流动”“绿色项目投资属于气候资金”等提法。此外，印特别强调“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筹资责任完全在于发达国家，不应将“援助目标”扭曲为“投资目标”，进而将原属发达国家的筹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印度《前线》杂志11月9日发表题为《统治印度的巨大不平等神话》的评论认为，印政府信仰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印“市场自由化”，导致集体责任感缺失，最终加剧印经济不平等。当下，如果印政策无法惠及人民，印社会动荡指日可待。本文作者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系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印裔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破碎印度》（India is Broken）一书。2005年6月4日，塔塔集团（Tatas）在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尔（Bastar）建立钢铁厂，同日当地国大党领袖马亨德拉·卡尔马（Mahendra Karma）建立了民兵组织“和平游行”（贡德语：Salwa Judum）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该邦印人党政府与国大党达成共识——允许企业家侵犯当地原住民（Adivasi）权益。然而，随着更多投资者涌入，“和平游行”与当地原住民及纳萨尔派发生冲突。2006年4月，时任印总理曼莫汉·辛格将纳萨尔派动乱定性为“印独立以来最大内部安全威胁”并忽略其后的社会经济问题本质。印允许大企业进驻生态脆弱山区并取代原住民，还动用强权支持商业活动，凸显“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高度重合。印“市场自由化”政策给予精英特权，利用国家政治权力来维护不平等经济。印“自由化”跟随20世纪80年代由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重资本、轻劳动力”潮流，遵循给予“精英特权”的“精英发展模式”，最终导致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与美政策制定者类似，曼莫汉·辛格政府在意识到“精英模式”无法满足绝大多数人需要后，标榜自身是社会正义的坚定捍卫者，试图推行“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但效果有限。例如，《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以提供农村就业保障为出发点，却面临资助额度不足、工资延迟等问题。此外，印精英更倾向强调“私有化”“资本优先”，忽视教育、卫生等集体福利，将贫困归因于个人道德缺失。而像英迪拉·甘地一样倡导“社会主义”的执政者，实际上助长了国家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巩固了经济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印虽推崇东亚模式，却忽视东亚模式的本质是社会民主。印精英不愿承认人力资本质量低下掣肘本国经济和社会进步，教育水平低、水污染严重等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企业发展项目又损害弱势群体生计。政治家们表面上承诺包容和平等，但实际上并未在教育、健康、公正司法、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采取行动。印不平等问题长期难解的原因一是莫迪执政后“古吉拉特模式”得到更广泛推广。“古吉拉特模式”主要特点——政府集中资源支持大企业发展，而这些大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价格高昂、环境不友好型、就业岗位少的“资本密集型”项目。这种发展模式压缩了教育、卫生等民生开支，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例如，阿达尼及信实集团在政府支持下获得巨大商业成就。二是印社会集体责任感逐步减弱。以教育为例，政府忽视大众教育导致高等教育机构衰落，印精英阶层将子女送入私立学院或国外大学，根本不在乎印教育问题，这进一步限制大部分人的就业选择。三是印税收体系庞杂，税收额度分配不均。印近三分之二的税收为间接税，这导致税负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担，而富人和企业支付的所得税等相对较低。四是印政府宣扬的发展基建、产业补贴并未从根本上惠及贫困民众。基建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基建与改善生计有关，基建项目的政治价值远高于经济价值，政客们可以从中获得政治赞誉。福利计划方面，水、电力、粮食等救济不足以让人们摆脱贫困，这些东西不能改变收入及权力不平等现象。当前，印富人退出公共领域，政治家以“救济”取代更实际公共服务，多数印民众仍将面临低质量教育和医疗、恶劣生活环境、极端气候等威胁。印统治精英意识到“繁荣远景”与现实苦难的鸿沟，但依然通过救济手段笼络边缘群体，极力避免社会动荡发生。总体看，印面临二选一的前景——要么如《薄伽梵歌》所言，“神”的化身引领政治觉醒，并重振集体责任感；要么因失业和机会匮乏爆发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