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族企业家宁芷邨
◎ （乐山）魏奕雄
中年宁芷邨
犍为县清水溪的宁芷邨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保路运动和“五四”运动；坚持“实业救国”，创建了西南第一家水泥厂，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物资，经营过川康平民银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贤，令人尊敬的爱国民族企业家。
参与保路运动、五四运动
宁芷邨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五日（1895年8月24日）出生于清溪镇一户富豪家庭，名藩龄、宗礼，号子春，后来依谐音写作“芷邨”或“芷村”，以芷邨行。祖籍湖北麻城县仙居乡，嘉庆间祖上到犍为经商，定居清水溪场，在场上开设酿酒的糟坊，广置田地；在五通桥有盐灶。其祖父宁廷辅由优贡入仕，担任过云南省镇南州知州、大理府知府。父亲宁承英字奎元，一直经商，母亲王氏，生了8个子女，故他有三哥两姐一弟一妹。他是麻城入川始祖的第六代。
宁家重视教育，在自家祠堂办有私塾。宁芷邨5岁时跟两位姐姐一同入塾开蒙。他的大哥宁与龄（号子丹），18岁上京参加举贡会考，初试荣获四川举子第一名，惜复试时不小心碰翻砚台，墨污试纸成废卷，而无缘进士，其后考进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担任过黑龙江省庆城（余庆）县和汤原县的知县。1904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宁子丹回犍为当了县学务局局绅（相当于今县教育局长），创办县城里的高小和多所乡镇初小。宁芷邨于10岁就读县城高小第一班，1906年12岁考入成都府中学堂，学制5年，与郭沫若同校不同班。
1911年5月，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就是保卫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的商办权。光绪年间就决定要修建的这两条铁路，一直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中国资源需要而觊觎的对象，企图承揽修路权。1903年，清政府在许多爱国士绅、留日学生和广大民众的再三要求下，准予川人自办川汉铁路，1904年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采取“仿捐输而行债票之性质”的办法，由全川民众集股商办。股本有抽租股、认购股、官本股和公利股四种。数量最多的是抽租股，规定凡有业田之家，不论自种还是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数百抽三。各县设立了租股局，按粮附征入股。实际操作中，凡收粮折银2钱5分以上者即征。抽租股占了全部股份的57%，所以大多数农民都成为川汉铁路的股东。认购股次之，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工商业者和其他人自愿认购或摊派认购，每大股50两银子，小股5两。并明确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购股。
在英美法德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重重压力下，清廷于1911年5月9日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8日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铁路大臣”，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20日，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了修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这是将本已准予商办的铁路修筑权，夺而转送给帝国主义国家，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保路运动”由此而起，尤其是跟川汉铁路有着密切经济利益关联的四川民众抵制决心最为强烈。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后，立即成为群起反抗的爆发点。6月17日，原先赞成“国有”的立宪派转向“保路”的立场，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到9月7日，有64个县成立了保路同志（协）会，犍为县也成立了。8月4日，同盟会员秦载赓（仁寿人），以华阳（今双流县）哥老会（袍哥）首领的身份，用鸡毛信的形式，邀请乐山胡朗和、犍为胡潭、雅安罗子舟等地哥老会首领，秘密聚集于资州（今资中县）罗泉井，决议将保路同志会改称“保路同志军”（后来也称“民军”），乘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袍哥成为骨干力量。
宁芷邨家既有抽租股又有认购股，积极响应保路运动。当省咨议局（由立宪派领导人担任议长、副议长）通知各县派代表到成都开会商议保路事宜时，犍为县保路同志会推举拥有“双股”又在成都府中学读书的宁芷邨作为犍为县的股民代表，出席了股东大会，时年他才17岁。
一时间，成都及其周边各府县民众罢市罢课、抗捐抗粮，此起彼伏。接着各地同志军源源不断开往成都。犍为清溪镇哥老会仁字清流公口的舵把子是宁芷邨的三哥宁修龄，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他也将本地袍哥组织成一个营的同志军。刚好那时宁芷邨从成都回到清溪，就在他三哥主持的袍哥“堂口”会上，介绍了成都的保路热潮。之后，这支清溪同志军汇入了胡潭领导的犍为县同志军，首先去攻打县城，牺牲了三百多人。后来几经反复，同志军终于将清军朱登武部赶走，胡潭进驻县衙，行使县长职权。武昌起义爆发后，由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掌权的四川军政府，将犍为县同志军改编为一个标（团），胡潭任标统（团长），移驻成都陕西会馆。因为离成都府中学很近的缘故，宁芷邨继续读书时，常跟这位参加保路运动的英雄乡亲会面。解放后宁芷邨写过一篇《犍为光复与胡潭》，其中讲到了他与胡潭的交往细节。
孙中山先生说：如果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宁芷邨参与其中，是他的一段光荣历史。
从成都府中学毕业后，宁芷邨想到日本去留学，三度准备东渡，都没能成行。1919年他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升为北京法政大学），正遇上了“五四”运动高潮期，在一次校内新老同学齐聚的大会上，他上台发言，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地坚决要求北洋政府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后校里成立学生组织时，他被选为“评议会”的评议长和“干事会”的干事，还担任该校办的《法政学报》的社长，经常到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参加各种抨击北洋政府的活动。为此，宁芷邨也曾被密探跟踪，有一次从北大回校，急中生智叫人力车夫绕道而行才甩掉了“尾巴”。
那时候大哥宁子丹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同班同学白坚武当了驻洛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四川督军刘存厚派宁芷邨的小学同学李蕴鼎到洛阳晋见吴佩孚时，白坚武打听到了宁子丹和宁芷邨的信息，就叫李蕴鼎带信到北京，请宁芷邨去洛阳做官。结果是吴佩孚驻北京曹锟总统府的代表开着小汽车到法政专门学校找到了宁芷邨，被宁芷邨婉言谢绝了。
周旋于军阀杨森、刘文辉和刘湘之间
在四川诸多地方军阀中，杨森、刘文辉和刘湘是实力最强的三位，宁芷邨跟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为他后来兴办实业提供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宁芷邨1922年从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担任了乐山联合中学教务主任、犍为县视学（教育局长）。那时候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很多。为了减轻民众的苦楚，犍为的士绅们推荐宁芷邨前往成都，向当时主持四川政权的杨森进言，请求少征税、废苛捐，这当然无果。但这位敢替大众发声的年轻人对各项税捐条分缕析，还有详细数据，给杨森留下了深刻印象，嘱咐其财政厅长熊扬孜招待宁芷邨吃饭，并请宁芷邨作为自己的使者到重庆去见刘湘，通过既是刘湘的老师又是刘湘手下的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疏缓刘湘与杨森的对立关系。王陵基是乐山人，宁芷邨认识他，陪他去见刘湘，虽然没有达到双方和好的目的，但让双方对他都有好感。
刘文辉（叔）和刘湘（侄）是大邑县安仁镇的同宗，二刘联合打败了杨森，杨森窜退湖北，溃兵经过犍为时抢了清溪宁家的粮食财物。宁芷邨闻讯惶然不安，正准备从重庆回乡探望，王陵基找他作为刘湘的使者，去宜宾见刘文辉。因为二刘都想称霸四川，联合赶走杨森后，叔侄之间矛盾加深，希望疏解紧张关系。刘湘了解到，刘文辉的大哥跟宁芷邨的二哥曾经是成都某校的同班同学，同住一寝室，非常要好，宁芷邨在成都读书时星期天去看望二哥，经常碰到刘文辉也来见他大哥，就成为朋友。刘文辉住宜宾时是川军第九师师长，他的把兄弟、手下的财务处长张云芳（也写作张荣芳）是犍为人，当过犍为县蚕桑局长，跟宁芷邨也相识。张就挽留宁在他的财务处当科长，宁同意了。接着刘文辉到成都担任四川军务帮办。那时候军阀有权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委任县长，宁芷邨被刘文辉派去长宁县当县长，后来还让宁芷邨担任了《四川日报》社社长。
1926年，蒋介石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杨森的部队编为第20军，刘湘是第21军，刘文辉是第24军。那时候刘文辉的势力比刘湘还大些，犍乐盐场和富顺自流井、荣县贡井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常常提取盐税作军饷。可是盐巴运往湖北湖南必须经过刘湘控制的重庆，盐税往往被刘湘截留，双方常常为此争执。于是，刘文辉派张云芳和宁芷邨作为料理盐税的代表，与刘湘的重庆盐运使王缵绪和财政处长刘航琛，在重庆谈判。几经协商，成立了21军和24军联合财务统筹处，设在重庆。因为产盐地在24军的地盘内，所以张云芳为正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宁芷邨为科长。双方制订了详细的分税具体条款，一时相安无事。不到半年，张云芳被调回成都，宁芷邨升任处长，同时兼任24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他善于灵活处事，跟刘航琛相处既密切又友好。
1932年2月，24军从上海溯长江运回的一大批武器，在万县被刘湘的部队吞占，两叔侄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史称“二刘之战”。打了一年多，最终是刘湘赢了，并且摆平了川内其他军阀，统一全川，当了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败退西康，后来1939年担任西康省主席。那时留在重庆的宁芷邨掌握有一百多万元盐税款，刘湘担心被其部属哄抢，令刘航琛切实保护宁芷邨的安全，刘航琛将宁及其家属都接到自己家里住下。刘湘更害怕宁芷邨用这百万巨款收买其部下投向刘文辉，他到荣县督战时，特地给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发电报：“所有二十四军在渝人员，除了宁处长芷邨应礼送出境外，其余均应严密监视”。李亲持电报到刘航琛家，让宁芷邨过目。尔后由刘航琛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将宁送上轮船。宁安全到达上海后，刘将全款汇与宁，让二刘叔侄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
创建四川水泥厂
四川水泥厂
“二刘之战”毕，宁芷邨厌倦了军政界的黑暗腐败。他从上海回川后，向24军交结了公款，谢绝了刘航琛邀请他到21军任职的提议，一心想践行“实业救国”，投身到企业界。
其实宁芷邨早年就在犍为办过玉津丝厂。1932年9月，他参与了规模巨大的华西兴业公司的创建工作，这家公司拥有钢铁厂、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大型企业，他是常任董事之一。刘湘为了扩大财源，在重庆办了大华生丝公司，由刘航琛出面邀请正在犍为休息的宁芷邨担任大华的总经理，这主要考虑到四川的蚕茧产地都曾经是24军的老地盘，由宁掌管便于疏通原料供应。这正合了宁芷邨办实业的心意，立即接受。1933年3月，大华生丝公司正式开业，但因成本高、质量差，与金融界关系不顺，仅仅一年多时间，亏损太多，不得不关门。
宁芷邨继续寻找商机，在上海参观龙华水泥厂时受到启发，想到刘湘想修川渝铁路，工程浩大，需要大量水泥，于是决定创办四川水泥厂，这是西南第一家水泥厂。这一设想得到民生轮船公司老板卢作孚、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等实力派从运输到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彼时，宁芷邨在北京法政专科学校的同学杨永泰当了重庆行辕秘书长，作为蒋介石的代表驻守四川；宁芷邨的好友刘航琛升任刘湘的省政府财政厅长，又兼任华西兴业公司董事长，这两人的协助更为实在。很快，宁芷邨从1935年10月开始筹建到1937年4月投产，仅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共集资200万元，其中国民政府经济部投资一部分，华西兴业公司、民生公司、重庆银行、川盐银行等川内大企业和上海龙华水泥厂都有股份。厂址选在重庆南岸玛瑙溪临近长江处，所有机器设备都从德国、丹麦进口，工程技术人员由上海龙华水泥厂支援。董事长是川盐银行老板吴受彤，宁芷邨为总经理，负责生产和经营。商标定名“川牌”，初拟年产4.5万吨。
刚刚开张三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展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许多工厂、学校先后迁往四川，军事设施、工厂和其他民用建筑，都急需水泥。其时的国防工程、公路桥梁等对水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特别是具有战略地位的川黔公路正在施工，所需水泥全由四川水泥厂供应。大批迁川工厂及时得到水泥而尽快建成投产，增强了大方后的经济实力。
由于产品直接用于抗日，享有“抗战有功”的荣誉，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1939年5月3日和4日，四川水泥厂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设备严重受损，宁芷邨迅速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奋力抢修，很快恢复生产，让水泥源源不断输往各处工地。
1937—1939年近三年中，是四川水泥厂的黄金时期，产量不断增加，业务兴旺，利润丰盈，股东们不但有满意的股息，每年还分到不低于一般商业的红利，工人们的工资也不低。全四川全西南只有这么一家水泥厂，真个是供不应求。以至于该厂股东之一的华西兴业公司老板胡叔潜在1938年就开始筹款开办第二家水泥厂，于是1942年就有了嘉华水泥厂在乐山东郊马鞍山建成投产之事。
宁芷邨深知金融业对企业的支撑作用，1934年初他就和继任24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吴晋航合办和成钱庄，股东主要是24军的军官们；他自己另办一个独立的和通钱庄，后来扩大为和成银行、和通银行。1936年11月他接收了重庆平民银行，共有资本100万元，其中刘航琛、王陵基各占资本几十万元。四川水泥厂建成后，除了各个股东的股份可用，经营还需要大量资金，于是他将平民银行与刘航琛主持的川康殖业银行（后盾是省主席刘湘），人称“哈儿师长”范绍曾的四川商业银行合并，称作川康平民银行，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成立，刘航琛任董事长，宁芷邨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共有资本400万元，成为四川最大的民营银行，作为水泥厂的资金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由南京到重庆的中路9000多箱中的3000多箱，从1937年12月底，存于朝天门码头附近陕西街余家巷的川康平民银行二楼仓库。这是一幢钢筋水泥的坚固楼房（今为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至1939年4月迁往乐山安谷乡。这是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写的《故宫文物避寇记》所载（该书由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由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赠送与我）。这表明宁芷邨的川康平民银行库房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提供了藏身地。
因为水泥成为供不应求的战略物资，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9年秋设立了水泥管理委员会，对水泥的价格和销售等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要买水泥，必须先向水泥管理委员会申请，然后按照批准的数量和价钱到厂购买。其销售顺序是：首先是军事和交通，其次才是三厂矿和其他民用，这是政府迫于抗日形势而采取的干预措施，控制了各方争相抢购水泥的混乱局面。但是水泥厂只管生产不管销售，而价格被控制在成本加“合法利润”之内，从表面上看水泥厂略有盈利，但由于当时法币已经开始贬值，实则渐渐亏损。到了厂里的存底逐渐被挖空，就严重亏损了。加之股东董事内部的利益冲突和人事纠纷，勾心斗角日益尖锐，使宁芷邨疲惫不堪，于1940年初辞去总经理职务，由席新斋继任。
四川水泥厂在困境中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时水泥需求量下降，货币进一步贬值，资金周转困难，向政府办的银行贷款又得不到，只好忍痛接受高利贷，以苟延残喘，拖到1949年冬，不得不关门了。但是爱国实业家宁芷邨和四川水泥厂在民族危难时期提供大量战略物资水泥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创建和经营水泥厂的那几年，也成为宁芷邨最为闪亮的人生阶段。
1952年，四川水泥厂由新政权收购，改名国营重庆水泥厂，得以再生，一直生产至今。
晚年波澜不惊
宁芷邨故居（魏奕雄摄）
抗日战争时期宁芷邨除了担任过民意机构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没有担任政府机构的任何职务，却担任20多家企业的董事等管理职务，表明自己一心办实业。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先生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他极力赞同，参加了筹建工作，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之一。1946年初秋的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宁芷邨的大溪沟别墅里，召集陈铭德、胡子昂、刘航琛、刘正华、浦熙修等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讲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号召大家同共产党一道投身到人民民主解放运动中去，用一切方法坚决制止内战。宁芷邨认为这给他和大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非常拥护。
1947年，王陵基从江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经过重庆特地会见了宁芷邨，希他到省府任职，他以“注重实业，无意仕途”相拒。1948年，宁芷邨的大儿子宁开平从美国毕业返国，与时任重庆特别市市长杨森的女儿结婚，杨森再三请宁芷邨担任重庆市银行和杨森自己办的大川银行董事长，也被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宁芷邨先后担任新华保险公司经理、大来肥皂厂经理、重庆牙膏厂副厂长，重庆市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委员。文革中，他因是大军阀杨森的亲家，被造反派抄家、揪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选为重庆市工商联常务委员，还担任市民主建国会和市工商联的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超然于荣辱沉浮，把大量精力用于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文史资料，于是先后撰写了《犍为光复与胡潭》《成都学生两次罢课亲历》《大华生丝公司的创立与结局》《回忆四川水泥厂》《华西实业公司的演变》《中国兴业公司始末》《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述略》等，还有一篇由他在1983年口述、别人整理的《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给后人留下了生动具体、富有时代印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1984年9月3日，这位勤勤恳恳办实业的爱国企业家，走完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起伏跌宕复杂多变的人生阶段，在重庆与世长辞，享年90岁。他的犍为县清溪镇建新街41号故居今犹存，像城堡一样，大门左侧墙上挂着他的照片和简介，称作“铜门坎”或“铁门坎”，我去参观过。
2024年5月5日完稿
来源：金犍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