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的一天，川北通江古城庆贺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召开。中共川陕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熊国炳等登上大会主席台。这次大会上，熊国炳以全票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人称“巴山勇士”的熊国炳，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熊国炳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通江县洪口乡八甲熊家湾人，原名熊庭南。12岁时遇上一场严重旱灾，父母忍痛将他过继给万源县远房兄长熊邦杰，养父给他取名为“熊国炳”。
熊国炳读了四年私塾，16岁娶赵家女子为妻，靠种地、抬滑竿、打野物维持生计。32岁那年打猎时，因踩中老猎人的捕虎器被毒箭射伤，他自己拔毒箭压毒血，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因而获得“巴山英雄”的美称。后来在竹峪关卖皮货时，救下一个化装成乞丐的名叫刘子才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子才了解到熊国炳的为人后，就在熊家落脚，以收购皮毛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在刘大哥的带领下，熊国炳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以贩梨为掩护，在川陕道上收集军事情报。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跨京汉路，越八百里秦岭，夜渡汉水，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占陕南，急需选择新的根据地。刘、熊及时将四川军阀部队云集川西内江，川北防务空虚的情报电告，经总指挥部核对确认可靠后，决定进军川北。刘、熊又提供三条入川路线以供选择。总指挥部确定走第二条路线，电令刘、熊奔赴天池子迎接部队。
在天池子，徐向前亲切接见了熊国炳，并决定刘子才潜入川西，从事地下活动，熊国炳充当向导，给红军带路。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任上的反“围剿”
即将接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职务的袁克服和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发现熊国炳的革命热情后，任命他为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于1933年2月初，吸收他入了党。之后，即如前所述，熊国炳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上任伊始，熊国炳就与副主席杨孝全、罗海清联名签发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布告宣告：“穷人向地主豪绅夺回土地，就真正从十八层地狱里翻了身。”此举获得群众极大拥护。迄今，通江县的佛尔岩上，还留下当年凿下的巨大石刻标语“平分土地！”被誉为川陕苏区的“石标之王”。
不久，田颂尧任命孙震为前敌总指挥，率36个团共6万人马围剿苏区。当时，红军兵力不过1.5万人，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应敌。熊国炳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他毅然代理警卫营长的职务，动员、保护政府机关和全城百姓完成鹰龙山的转移。
1933年4月末，苏区党政军机关迁至得通江安辑寨（又名得汉城）。熊国炳率领工作人员，在此筹建起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之后又奉召参加在通江新场坝举行的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
熊国炳当选省苏维埃主席之后，着手对省苏维埃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和职能建设，卓有成效地缓解了苏区战时运输繁重与山区交通落后的矛盾。在他的努力下，建成了由通江到巴中以及通向南江、陕西、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还动员民工50万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
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苏区每天投入的军民近百万人，粮食吃紧，按战争持续200天，每人每天1.5斤考虑，约需粮食3亿斤。苏区存粮只有1亿斤。熊国炳采取没收地主豪绅存粮、征集红军公田粮食、发动人民捐献粮食等办法，也不过解决5000万斤。于是熊国炳又召开省苏维埃紧急扩大会议，提出“一寸苏区土地不放荒”的口号，要求军民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号召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妇女部发动妇女上坡下田干男人们留下的活。共青团组织青少年帮助红军家属代耕田地。熊国炳带着省级机关干部，身体力行，帮助农民耕种。在苏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反围剿的战争中，迎来丰收的金秋，这一壮举受到当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赞扬。
险中毒计
伏家河村有一家伏姓土豪，当地刚解放时，他家伪装积极，主动拿田地分给佃户，取得红军信任，三兄弟均混进了苏维埃政权机构。红军一走，他们凭借手中权力，又将土地全部夺回，并暗中勾结土匪，妄图变天。熊国炳接到报告后，便直接带领警卫班，在拂晓时突然冲进伏氏兄弟住宅，将伏虎、伏豹抓获。伏龙跳窗而逃。熊国炳立即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进行揭发斗争，宣布罪状，当场予以镇压。
谁知道这次除害行动，竟差点惹来杀身之祸。熊国炳从伏家河归来不久，陈昌浩派来传令兵，请他立即到西北军委。在军委主席办公室，两排荷枪实弹的保卫局战士分列两旁，高大的张国焘和矮胖的陈昌浩一脸怒气。
“你犯了什么罪，自己看看吧！”陈昌浩把一封信递给熊国炳。原来是伏龙与其女婿的联名控告信，指控熊国炳在伏家河假公济私、乱杀无辜，贪污鸦片300斤。
张、陈不由分说，宣布了“撤去熊国炳省主席职务，交保卫局监督审查”的决定。正欲押走之际，“且慢！”总指挥徐向前来了。随后而来的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戒烟局局长赵友义将事情原委作了汇报。原来，熊国炳在伏家河没收伏家鸦片300斤是实，但全部交给了戒烟局，并由赵友义本人转送给总医院做手术镇痛剂。接着保卫局长袁克服又赶来补充了新的情况：原来，熊主席的除害队刚撤走，逃掉的伏龙就把当红军的女婿何诚拉回村，拿出一张刘湘印发的通缉令。通缉令中熊国炳的人头奖金是2000大洋。翁婿两人便商定了用控告信来借刀杀熊的毒计。
撤离通江，全家被害
1935年的春节，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撤离通江，“川陕苏维埃政府”的吊牌被摘下。
在诺水古渡，熊国炳望着沙坝里相送的那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不由滚下热泪：“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撤离之前，熊国炳和他的两位副手余洪远、祝义亭写下了一张至今让通江人民传为佳话的布告。
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撤出后，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逃亡在外多时的八甲长，带着一队双枪兵来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赤匪头子”，本人逃窜，也不能留下祸根，当场将熊国炳两个不满10岁的儿子杀死，然后将熊国炳的妻子赵秀兰，毒打后捆绑起来，活活饿死。熊国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双亲被毒打致残，3个妹妹惨遭迫害。
西路军战败，成为“流落红军”
1936年夏，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于6月29日发布的命令，宣布北上。根据战争的需要，将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调进部队任职。熊国炳于是调入红四方面军后勤部总经理处当处长，后又调任群众工作部当科长。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月底，熊国炳奉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的军事行动，执行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并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11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陈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英勇激战，但由于敌骑我步，敌众(近10倍)我寡，加上陈昌浩刚愎自用不接受徐向前等将领的正确意见，指挥失误，终于被敌军分割包围在临泽和倪家营子一带，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7年1月，熊国炳所在的西路军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被困在临泽城内，弹尽粮绝。熊国炳带领战士突围，冲在前面，掩护后勤机关通过包围圈。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各路突围余部，陆续集中在祁连山康隆寺以南的红石窝附近，又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损失惨重，熊国炳毅然下令抛弃所有辎重，后勤人员全部编入连队。
当天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红石窝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的扩大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潜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困难处境，余部由李先念、王树声、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曾传六、黄超、程世才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成左、右支队，留在祁连山打游击。
一天，熊国炳率领的200多名后勤机关战斗队员突被敌军阻截，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熊国炳的警卫员最后也长眠疆场。熊国炳独骑冲出重围，在一个雪山堆上，一发冷枪击中他的战马，马一惊跳，把他掀进了一个大雪坑，这一掀，救了他的生命，蜂拥而至的敌军以为他成了死人，只把倒在坑边的战马背上的文件包取走了。
西路军在经历多次残酷战斗后，元气丧失殆尽。李先念、程世才率千余人转进祁连山，党中央派陈云在星星峡接住部队，安全抵达乌鲁木齐，尚存八百壮士；王树声带领的人马经鏖战潜回延安时，仅余7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走完了最后的悲壮历程。
此外，西路军中尚有部分被打散后仍在期望找到部队、找到组织的红军官兵，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流落红军”。曾经叱咤巴山，名扬川陕的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一天，毕占云支队一位叫方震的参谋，带了一班红军战士在荒村的火堆旁，找到腿脚受伤的熊国炳和其他两位流散的红军。方参谋抽出5名武装战士，叫他们保护熊国炳治好脚伤后再追寻大部队，便告别了7位战友，带领搜寻队继续寻找其他红军战士。
隐姓埋名，落户酒泉
熊国炳在7名战友的搀扶下，翻山越岭，向着自己认为比较安全的方向踽踽而行。谁知在一座雪山脚下，与数千名“马家军”遭遇。熊国炳奋勇抗战，但敌人发现红军人数不多，便嚎叫着“抓活的”直冲过来。熊国炳将7个人中的最后两颗手榴弹集中在自己面前，然后悲壮地下达了他在革命领导生涯中的最后一道命令：“全体撤退，寻找部队，这里由我掩护！”。
熊国炳目送亲人们向隐蔽地带转移后，将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开保险盖，静躺着等待敌人。当敌骑冲到离他不足10米远时，他奋力扔出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自己也震昏过去。当他醒过来时，已经成了“马家军”的俘虏，关押在裕固族同胞的帐篷里。敌人用马鞭抽打他，审问他。熊国炳承认自己是“火头军”，只知烧水煮饭，其他的弄不清楚。帐篷的主人，是当地的小头人，向“马家军”求情，放过这老实巴巴的“火夫”。敌人觉得带着这受伤的“火夫”行动不方便，便做个“人情”，将熊国炳扔下来，一伙人呼啸而去。
之后，熊国炳一路乞讨要饭，辗转来到甘肃酒泉南边的屯升乡九家窑。他倒在一家农户的门前，被善良的张大爹收留。治疗好枪伤、冻伤和鞭伤后，为了不连累张大爹，也为了打听红军的消息，他便辞谢了张大爹，流浪到甘肃西北部的酒泉城。酒泉城仍然笼罩在政治寒流之中，到处都张贴着通缉“赤匪首犯”的布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的悬赏金额是活捉1200块钢洋，人头600元。”熊国炳于是化名张炳南，以四川人到西北做生意，途中被劫的藉口，替一家王姓酱园当帮工。他一边暗暗寻找党的关系，一边做好长期蛰伏的准备。
在酱园，为了掩人耳目，保存自己，熊国炳与一位失去丈夫拖着三个孩子的妇女白玉生建立起新的家庭。白玉生开着一个小面店，他俩结婚后又兼卖大饼、香烟。熊国炳还挑着货郎担串街走巷，希望能碰上组织。
岁月艰难，直到1945年归队之事仍旧无进展。为生计所迫，举家只得迁往玉门油矿。继长子、继次子在炼油厂当工人，熊国炳在一家医院当杂工，发挂号牌子。全家住在窑洞里，艰难维生。在这里，熊国炳也没有找到亲人，于1948年底，全家又迁回酒泉香庄村，靠卖火油和摆干果摊度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熊国炳虽已失去了当年省苏维埃主席的风采，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纪律和巴山勇士的仗义性格。他守口如瓶，从未向妻儿吐露过一句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总爱向穷人伸出援助的手。路边发现了饿死的穷人，他掏钱掩尸，外地来讨饭的姑娘和死去父母的邻居姑娘孤苦无依，他说服老伴把她们收为义女。他默默地承担着生活的重压，蹒跚地向人生的晚年走去。他盼望有一天至少能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迎接自己曾为之浴血奋斗的明朗的天。
默默奉献，溘然长逝
1949年的9月下旬，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酒泉推进时，敌人大肆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解放军杀人放火”之类的谣言。熊国炳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做了左邻右舍、远近亲友的一些思想工作，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当解放军的队伍开进酒泉时，如果曾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工作过的哪位指战员，能发现欢迎人群中有一位热泪纵横的老人，就是他们当年钦敬的省苏维埃主席、失踪十余载的熊国炳同志时，真不知会出现怎样感人肺腑的悲喜场面。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
在解放后近两年的时间中，熊国炳没有向当地政府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忖：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还是多为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于心更安一些。抗美援朝中，他把三儿子张金录送去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国家建设中，他把两个义女抚养成才，一个参加了大庆油田会战，一个扎根酒泉果园乡农村。直到1951年9日，在接到《红四方面军流散人员调查登记表》后，熊国炳才在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然而，不知是酒泉县有关单位并未认真看表的内容，还是觉得这个小商贩在瞎吹牛、冒认高干，竟未予以重视，仅把他当作流散的一般红军战士，发了50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生活补助。多年以后，又补助了300元人民币和一套条绒衣服。
子女对此颇有怨言，但熊国炳对此毫不介意，并且教育孩子说，当年随他长征的千万巴山儿女，大都壮烈牺牲，特别是红石窝会议后自己率领的后勤战斗队，在阻击战中全部殉难，生还者仅自己一人，迄今尚感愧疚、悲伤。而且自己脱离革命队伍已久，更是年老多病，干不了什么。好在全国解放，当年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自己就是死也瞑目了。
实际上，党和政府并未忘记熊国炳。他失踪后，组织曾多次派出小分队四处寻找，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又继续打听他的下落，可惜因少数人工作的疏忽、失责，寻找未能深入、彻底，令这位革命功臣、苏区元勋在边城酒泉埋没长达30余年，鲜为人知。
在这期间，熊国炳曾于1959年4月，携带他的妻子白玉生回到故乡太平村探亲，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熊国炳本想落叶归根，但老伴不习惯当地生活和气候，坚持要回酒泉，他只好告别乡亲，黯然离去。
60年代初期，全国处于大饥荒中，老伴过世，子女又不在身边，熊国炳更感孤苦伶仃，虽有公共食堂和善良邻居的照顾，但空前的饥饿对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来说，无异雪上加霜。他浑身浮肿，腿脚抽筋，最后旧伤复发，于1960年10月底在甘肃酒泉家中溘然长逝，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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