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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茹、白宗刚:《“茶与美”——茶文化对陶瓷造物的影响与启迪》,《当代美术家》2023年第6期,第46—51页。(《CY/T 121-2015学术出版规范注释》格式)
[2]黄茹,白宗刚.“茶与美”——茶文化对陶瓷造物的影响与启迪[J].当代美术家,2023,(06):46-51.(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
“茶与美”——茶文化对陶瓷造物的影响与启迪
黄茹 白宗刚
摘要: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茶与茶器始终密不可分。“器以载道,道传藉器”,饮茶方式的流变促进了茶器的发展与革新,茶器的发展也使饮茶不再只是一种生理需求,品茶、观器、论道使茶文化升华至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本文通过梳理茶文化发展史与陶瓷造物的关系,深入探析时代变迁与饮茶方式的流变对陶瓷茶器造物迭代发展的逻辑影响,进而启迪在传承和发展茶文化时代背景下对当代陶瓷茶器创新设计的再思考,提出新时代陶瓷茶器设计创新的基本原则,从而尝试探索中国式造物文化的创新性表现。
关键词:茶文化;茶器;陶瓷;造物
引言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和故乡,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茶文化亦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不仅在世界上最先养成了饮茶的习惯,饮茶也成就了一种隐喻性的文化符号诠释,成为超脱于物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催生了蕴含着哲学韵味的茶道与茶文化,也必然促进了茶器设计的发展和进步,使茶文化诞生伊始就具有了器物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相统一的特点。其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合了儒家、佛家、 道家思想等哲学内涵,形成注重以雅为主的文化表现形态,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并演变为中华民族的礼俗。茶人、茶与器三者在历史长河中融合交织,品茶、观器、论道,茶人在品味香茗之中感触器物的灵气与匠心,展现了独到的文化理念和造物精髓,也让茶文化“由技入艺,由艺载道”,以创新形式传承延续着茶文化。
陶瓷茶器凝聚了陶瓷技艺和造物思想的精华,从秦汉时期陶器煮饮,唐代以青色为上,到宋代独崇建盏,再到明清以白瓷宜茶的物用观,体现着茶文化对陶瓷茶器造物观的影响,其材质、色彩、造型和制作工艺蕴含了人们在生活、审美上的独具匠心。从梳理茶饮之史着手,探究茶文化在秦汉时期的溯源、唐宋时期的盛行、元明清时期的化繁为简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饮茶方式的流变,分析同时期茶器造物的物质形态、艺术表现形式,体会经典器物的形式美感、色彩韵味、美学意识和造物思想,进而理清时代变迁对陶瓷茶器造物思想的更新迭代逻辑脉络,结合当代典型的优秀陶瓷茶器造物和笔者自身设计思考实践,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茶文化,守正创新地开创陶瓷造物的新局面。
一、茶饮之史
茶在古代也称“荼”、“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书中推测,茶的饮用,肇始于神农氏,但作为传说尚可,其史实却无法考证,在周朝及其后的春秋时期未见关于茶饮的确凿的文字记载。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的《尔雅·释木》书中出现了关于茶的最早记载:“槚:苦荼。”晋代郭璞注曰:“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蜀人名之苦荼。”
秦国在征服巴蜀地区并统一六国之后,巴蜀地区饮茶习俗随之向外传播。两汉时,茶已传至晋楚大地。三国时,江南及江淮一带饮茶之风形成风气。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根据顾炎武的推测,茗饮大约出现在秦朝统一之前的战国末期。而真正有据可考的饮茶记载,则出现在西汉(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一文,“烹荼尽具”,“资阳买荼”,西晋傅咸的《司隶教》记载:“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妪,何哉?”讲的是蜀郡有一位老婆婆煮茶粥卖,廉事(主管司法方面官员的称谓)把她的器皿打破了。后来她又在市上卖饼。为什么要作难四川老妇,禁止她卖茶粥呢?证明西汉四川地区饮茶习俗确凿存在,当时已经建立可以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通过史料记载可知自有茶始至晋代,此时的饮茶方式主要是烹饮、煎饮或煮作羹饮,这主要取决于当时饮食器具简陋,饮食主要以蒸煮为主。
唐宋时期,人们对于饮茶有了更加精细的追求,因此茶的煮法、饮法也随之变化。唐代盛行煎茶(图1),茶叶有粗、散、末、饼四类,常见团茶煮饮。团茶是一种小茶饼,经过灸、碾、罗等工序,制成细微粒的茶末,在水沸时投入茶末煮泡分饮(图2)。它摒弃了过去煮茶过程中茶在水中浸煮的时间,促进了唐初诞生的蒸青绿茶,基本保持着绿茶的色绿汤美,摒弃了过去煮茶所添加的淀粉类、果蔬等辅料,使茶汤不再沦为《茶经》描述的“斯沟渠间弃水尔”般。
图1.唐代白釉煎茶器
图2.唐代煎茶方式
到了宋代,饮茶方式较唐人有所不同,点茶法为宋人所推崇,饮茶器亦有变化。点茶法是将研细后的茶末放在茶盏中,先冲入少许沸水点泡,调匀茶末,后慢慢注入沸水,用茶筅去拂,调匀茶汤末饮用。南宋刘松年《撵茶图》描绘了磨茶、点茶、挥翰、赏画的文人雅士茶会场景(图3),画中左前方一仆役骑坐长条矮几,右手转动茶磨磨茶。旁边的黑色方桌上陈列筛茶的茶箩、贮茶的茶盒、茶盏、盏托、茶匙、茶筅等,一仆役伫立桌边,右手提汤瓶,左手执茶盏,欲待点茶。画作充分展示了宋代文人雅集品茶、赏画的生动场面,再现了两宋流行的点茶技艺。宋人崇尚茶叶的原味,茶汤中不再加入调味品,是茶进入清饮方式的开端。
图3.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随着元代制茶揉捻工艺的诞生出现散茶。其制茶成本大大降低且更易保持茶味纯正,散茶逐渐取代末茶。
明代在饮茶方式上开创了新局面,创新瀹茶法,兴起煎、泡芽茶(散茶)的自然简洁风尚流传至今。团茶到了明初成绝版,《明史·志第五十六 食货四》记载明太祖 “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一诏定了茶江山,此后废团为散以芽茶为主的散茶在茶道中秀出,从此至今,芽茶成主流。芽茶保有自然真味,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评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铠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
清代继续传承泡茶法这一饮茶方式,清代的茶画画面内容中所表现的茶器自然也相应地减少,如清代冷枚(约1669-1742)的《赏秋图》,画面中一位文士坐于桂树下赏乐,一位侍女双手举托盘奉茶,托盘中放一个盖碗。清朝出现了描绘清供的茶画如任熏(1835-1893)的《寒夜客来茶当酒》,描绘的是书房中的景象,有书籍、花卉、桃子、紫砂壶和茶杯,这既体现了清代饮茶过程之简便,又体现了饮茶活动已经成为读书写字的伴侣,茶器经常出现在书房中。可见饮茶方式已变得极其简单快捷,不再需要煮茶或点茶所需的多种器型和繁杂过程。
二、茶器之美
人类的发展史是伴随着器物史的不断进化而延续的,任何时期的造物活动,均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审美文化所呼应。中国茶文化从最初的煮茶、唐代盛行的煎茶、宋代点茶再到明代散茶冲泡,对茶器的设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茶器的功用、形制、釉色和审美随着饮茶方式的转变不断发展变化。器以载道,器的创造既要满足生活需要,也关乎思想与礼仪,茶与器以近乎哲学的维度诉说着传承千年的默契。
历史上,茶器的发展演变与特定时期的饮茶方式、人们的审美取向有关,从“越州上”到“兔毫盏”,再到“龚春壶”,不仅具有实用性、功能性,同时具有独具一格的设计美感。从那些描绘文人饮茶场景的画作中可以看出,茶具的造型、装饰首先适应特定的饮茶方式,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能够将不同茶具的色彩、质地、手感等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茶文化的设计包容性。
人类发展史是从学会制作工具开始。原始陶器的诞生,大概是在人类懂得用火后,发现地面黏土经过火的炙烤,变得坚固而耐用,于是经过有意识的实验和设计,最终发明了原始陶器,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通过化学变化改变材料特性的创造性活动。
古人掌握烧陶技术后,最早的陶器几乎都为敞口、宽腹、圆底的特征,这是古人在生活过程中模仿葫芦、果壳、贝壳等具有容积的客观物体,如《礼记·郊特牲》所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古人开始饲养家禽家畜,陶器的器型又开始模拟动物和人(图4)。这时器皿的造型开始丰富复杂,但是并没有削弱使用功能,更多的是符合使用目的的有意识设计,期间还融入了个人情感,使得原始的陶瓷生活器皿有了人性的温暖。鼎、釜、罐、鬶这些形随功能、原始简单的器皿,就是早期满足生存需要而创造的饮具。商周时代,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烧制温度的提升,导致陶器的使用减少,但客观上促进了陶器生产技术和造型式样的更迭。商代发掘的原始陶器经过科学检测,其烧制温度已达1200度左右,具备玻璃质,胎骨致密,制陶技术形成质的飞越。
图4.龙山文化狗形鬶
唐代,尤其是在陆羽《茶经》问世后,食器和茶器才开始严格分开。因盛行煎茶,茶器也愈加丰富,陆羽在《茶经 ·之器》中详细罗列了24种茶器,可见唐代茶器的多样和讲究。茶瓯的出现标志着专用饮茶器具的诞生,陆羽把当时敞口,斜壁,浅腹,矮足圈的碗称为茶瓯(图5),口唇轻薄、容量适中的造型特征具有实际使用的功能。茶瓯体积小,适合个人独饮和品味把玩,唐代诗词中茶瓯出现的频率颇高,表明其是唐代主要的饮茶器。
图5.唐代定窑茶瓯
宋代儒学昌盛,重文轻武,人们追求淡雅内敛生活境界,深刻影响着宋代造物观、审美观,宋制瓷技术愈发精湛,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闻名中外,宋代饮茶器较之唐更具讲究法度,形制愈精。宋瓷体现着中国美学的凝练、冷静、雅韵、细腻,与现代设计思想有许多契合。宋点茶盛行,简化了唐代繁琐的煎茶流程,蔡襄在《茶录》中将陆羽煎茶24器简化为点茶9种茶器。唐代盛行的青瓷、白瓷已经不能直观表达点茶的汤色之美,由此建盏开始盛行(图6)。建盏造型的特点是:碗口大,圈足小,状似漏斗。根据口沿、腹部和底足的变化,建盏主要分为敛口、束口、撇口、敞口四大器型。宋代上流社会流行斗茶,市井茶肆流行分茶,为适用这两种饮茶方式,应运而生出不同形态的茶盏。束口盏用于斗茶,撇口、敞口、敛口皆用于分茶。斗茶有特殊的饮茶工艺要求,略厚的坯体能够起到较好的保温作用,深沉的釉色能够很好的体现茶汤的色泽和质地。建盏的造型特点具有独特的使用功能,口沿部分凸起的结构线起到加固的作用,防止烧成时口沿的变形,同时在斗茶的过程中起到参考的作用。与建盏类似的还有吉州窑所特有的剪纸贴花盏和木叶贴花盏,虽然不似兔毫盏及鹧鸪斑盏那样华美,但在当时也曾是民众十分喜爱的茶具。
图6.宋代建盏、木叶盏
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饮茶方面上承唐宋下启明清,因尚白喜蓝的民族习俗和审美所驱,促进了青花瓷崛起,其外在、直白、粗犷的纹饰图案与民族风格器型影响着后世。
明代饮茶方式的变化带来茶器的巨大改变,明代茶器更加小巧、精致,明代的陶瓷生产有了更加精细的分工,《明史》记载: “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即做一个茶杯,从取土、炼泥、拉坯、利坯、素烧、上釉、刻画、烧窑等至少七十二道工序,明代制瓷精细分工促进了瓷器制造和装饰技法的进步。明清两代以散茶饮方式也促进了盖碗、紫砂壶等茶器的发展,紫砂壶成为明代最重要的饮茶器具,紫砂壶的泥料特点更适合泡茶法,不仅壶体造型优美,而且其泥料疏松透气的质地更能激发茶水的香气。明清时期的快速简便的饮茶方式,使得茶具的种类和功能在数量上较之于唐宋减少了很多,由原来的24种饮茶用具精简到仅余十余种,其中明代永乐压手杯,做工精良,绘画生动,当今社会不断仿制并作为上等茶器。
清代瓷器为集大成时期,器具更有精致,在工艺和技术上均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清代的紫砂壶使用更加广泛,与其“工夫茶”的饮茶方式密切联系,“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来形容小壶冲饮的饮茶方式,器具更加精致,壶、杯的巧妙搭配方式,体现出清代人们品茗工夫茶的闲情逸致和审美意趣。工夫茶是中国历史饮茶方式的集大成者,茶具器皿配备齐全,紫砂壶是整套饮茶器具搭配的核心器物,饮茶趣味和习惯直接影响了泡茶器具的变化。紫砂壶跟茶人的日益亲密接触,又使得茶人对茶壶的审美成为必然,领悟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及茶人品茗对器具的审美偏好,将文人美学趣味融入到饮茶器具中。
原始陶器以红、灰、黑、白四色为主,仰韶文化时期出现彩陶,人们在劳作中,从渔猎、采集到农耕生活汲取灵感,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创造了大量抽象、生动、规律化的彩陶纹饰。商代已出现原始瓷。
汉代以烧青瓷为主,东汉时期上虞已出现了与现代瓷胎相近的青瓷残片,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隋代出现匣钵装烧瓷器,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和美观程度。唐代在烧造中普遍使用匣钵,高质量的青瓷、白瓷得以呈现。
隋唐两代,制瓷业迅猛发展,形成了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两大瓷窑系统,形成“南青北白”局面。杜甫“君家白碗胜霜雪”诗句描写白瓷之美。陆羽对青瓷茶器情有独钟:“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尽管论断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但按照陆羽当时所主张的烹茶方法来看,青绿色的瓷质能够更好地衬托出茶汤的颜色,凸显出一种类玉类冰的视觉效果,而这种色彩也十分符合唐代文人的审美习惯。我们能够看到当时不仅对茶具的实用功能要求甚严,对茶器的色彩和沏茶后的艺术效果也有较高要求。唐末越窑以出众品质烧制茶盏入贡,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称为“秘色瓷”(图7),是专属皇家的贡品瓷器。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其做工之细腻、色泽之莹润为后世所惊叹。
图7.唐代秘色瓷
宋代是一个文化鼎盛时期,社会文人墨客多,艺术鉴赏水平极高,茶器在宋代迎来了品赏和使用高峰,宋瓷的美有着历史上至高评价的极简与素雅,这种审美情趣与宋代崇文尚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美学大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他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所有这些,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风神。”宋代不仅有天青葱郁的汝窑、古典雅洁的官窑、米色开片的哥窑、乳光艳红的钧窑、白釉印花的定窑(图8),亦有主流贵“黑”的建窑茶盏,《茶录》所述“茶色白,宜黑盏”,宋徽宗在其《大观茶论》描述“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其璀璨的结晶、斑斓的窑变,透露着低调的华美。元代青花瓷器占据了主流,其胎体细洁而色白,釉下彩的蓝色幽菁纹饰雅俗共赏,影响着茶器的形制和审美。
明代最主要的饮茶方式即冲泡茶,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使茶壶成为重要的泡茶器,紫砂壶古朴风雅、材质自然深得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砂为壶之骨,紫是壶之衣。茶壶生胚制作完成后,要通过明针工艺再将生胚表面作精良的修整。明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把砂壶表面压平刮整,还会令较细的砂粒溢上表面。这些砂粒在烧结过程中没有完全融化,在半熔融状态下与表层的粉料形成了紫砂壶起伏有致、珠粒隐隐、温文尔雅、拙朴幽野的特有质感。“涤拭日加,自发暗然之光,入手可鉴,此为书房雅供。”土聚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紫砂壶天生就带着中国传统文化自有的温柔。从文人饮茶的审美倾向来看,在明代紫砂壶的朴拙与生俱来地带着一股幽野之气,与其时文人审美契合,特别是其多变的造型和典雅的装饰,更是广受明代文人的推崇。
随着清代工夫茶兴起,精致小盏、盖碗逐渐盛行,瓷器彩绘细腻非常,精美绝伦,助推中华瓷器文明达到历史顶峰。清代生产条件和制瓷技术更加全面成熟,传统的青花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彩绘瓷突飞猛进,品种繁多、造型丰富、釉彩缤纷,法琅彩、粉彩创烧成功,颜色釉瓷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青花绘画熟练地掌握了分水技法,墨分五彩,浓淡相宜,令画面展现出了丰富的层次。景德镇出现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陶业盛况,清代制瓷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了茶器之上,茶器材质繁多、形式多样。清代文人已经没有了明代文人以茶雅志的抱负,茶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释放,让自己身处其中以舒缓内心的压抑,继而汲取些许人生快乐。由于饮茶风俗的更迭,饮茶法的剧变对陶瓷茶具的设计产生巨大影响。
三、茶文化对陶瓷造物的启迪
自有茶始,茶器便伴随着饮茶的发展,茶与茶器始终密不可分,日本著名美学家柳宗悦在论述茶与器关系时说:“本只是为了饮茶而挑选了器物,反而器之美诱使人们起了饮茶之心,茶召唤了器,器则更深一层的召唤了茶”。茶文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展现了独到的文化理念和造物精髓。以瓷器、茶叶、丝绸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造物千百年来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国,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形成了独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对外展示着中华文化软实力和无穷思想魅力。2022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传承和保护中华茶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相互交织。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发展茶文化,守正创新地开创陶瓷造物的新局面,成为摆在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前需要系统思考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历史研究院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为我们传承和发展茶文化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在继承传统茶文化精髓,保护传统茶文化所营造的心灵意境的同时,不断守正创新,切合当今时代特征,适应现代生活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创造最健康、最理性、最简洁、最具审美趣味的饮茶方式,要以人体工程学为基础,创造更多的佳茗美器,健康、科学、合理的泡一壶有滋有味的茶汤,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增添 雅致,颐养身心,使平淡的生活艺术化,创造“静为茶性、和为茶魂、雅为茶韵”的艺术化茶事美学。
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要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同时又要兼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不断探索中国式造物创新性表现。如国内著名产品设计公司洛可可旗下的高端生活美学品牌“上上”,致力于打造符合东方美学价值观的高端礼品。其在2011年推出了一款品名“上山虎”的陶瓷文化产品(图9)。“上山虎”茶杯和香台将东方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打造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禅意生活方式。作品材质选用高白瓷,纯净内敛,讲述的是老虎上山的过程,瓷器上面的老虎,取自汉代虎符的造型,进行了现代的提炼,使它更具美感,“以虎喻人,以石代山”,取意步步高升。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成为符合现代茶文化美学的优秀产品再设计案例。
图9.“上山虎”的陶瓷茶器
茶器变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功能的作用,是陶瓷本身的可塑性与人的需求欲望的双向发展。日本美学大家柳宗悦认为工艺之美就是服务之美,美来自于器物的服务精神。如为满足人们出行中的饮茶需要,许多陶瓷设计公司对茶器进行了改良创新,设计出了旅行茶具。品牌南山先生的“观山”陶瓷便携杯便是其中比较有韵味的产品(图10)。其“坐观远山云舒之景,静品途中香茗之味”的宣传将产品特性展示得极为诗意,产品造型简洁,印花传统淡雅,组合式一壶三杯便于收纳携带,契合了现代人们出行时品茗的需要。
图10.“观山”陶瓷便携杯
茶器随着茶文化的“由技入艺,由艺载道”,从艺术生产的角度看,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我们古人讲究形式美与内在美相统一的造物观,讲求顺应自然规律同时加以材美、工巧,方可制成美器。《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与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如近年在中国发展的日本工业设计大师黑川雅之深谙中华文化魅力,其设计了名为“ZK”茶具套装(图11),进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阴与阳的融合。圆柄、方正、椭圆三款形态不一的壶身设计,一方面表达了设计师对于紫砂传统性格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设计师对于紫砂传统造型的再创造,极富审美意趣和哲思。
图11.“ZK”茶具套装
作品《亮——幸福生活组合茶具》(图12-15),以茶来点亮美好生活。在那经济不富裕的年代,油灯是主要的照明工具,柔和的光线照亮了这个屋子,我们的父辈围坐在散发着温暖的油灯前,话家常,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今我们已不再使用油灯,但它承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将茶具设计成传统油灯的造型,是对时间流逝的追忆和对旧物的怀念,点亮油灯,隐喻着点亮和追求现代的幸福生活,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承载着旧日时代记忆和文化生活的变迁,在品味香茗的同时使精神穿越到过去感受当时的生活百态,感受器物带给我们的历史温度。
在设计语言上,系列茶具整体采用组合、垒叠式的造型设计,既节省放置的空间,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造型。细节的曲线造型变化结合了功能和生产上的便利性,线条简洁而有韵律的造型,通过堆叠,产生更加和谐与美感共融的设计。在色彩上采用黑、白、红、绿交替组合的方式,在颜色的搭配过程中,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进行组合。
图12-15.笔者设计的茶器作品《亮——幸福生活组合茶具》
四、结语
茶文化、陶瓷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茶与陶瓷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茶文化的历史流变成为陶瓷茶器造物迭代的本和源,陶瓷茶器造物则又成为茶文化发展的媒介和载体,他们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促进,通过饮茶方式的变迁使陶瓷茶器设计制作“由技入艺,由艺载道”,提升了陶瓷造物技术水平,拓宽了陶瓷茶器的系统链,升华了茶文化哲学、美学,凝聚了陶瓷技艺与造物思想的精华,成为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载体。
本文在系统梳理茶文化发展史与陶瓷茶器造物的关系,深入探析时代变迁与饮茶方式的流变对陶瓷茶器迭代发展的逻辑影响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当代典型的优秀陶瓷茶器造物和笔者自身设计思考实践,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茶文化也必将跟随时代的发展脚步守正创新,不断创造更多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内涵和造物思想的茶器来丰富中华茶文化宝库,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鉴,这对今天的陶瓷设计亦影响深远。
"Tea and Beauty":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ea Culture on Ceramic Creation
Huang Ru Bai Zonggang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ea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ea and tea ware have always been inseparable. The change of ways of drinking tea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ea wa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 ware has also made tea drinking no longer just a physiological need. Tea tasting, observing and talking about tea ware have reflected th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f tea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tea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ea ware,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flection of tea culture on contemporary ceramic creation.
Keywords: tea culture; tea ware; ceramics; creation
注释
[1] 柳宗悦:《工艺之道》,陈文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37-41页。
[2] 本书编写组:《陶瓷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3] 耕而陶:《懂点茶器》,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129页。
[4] 静清和:《饮茶小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5] 李启彰:《茶器之美》,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42-244页。
[6] 李砚祖:《陶瓷之美》,江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年。
[7] 陈梦梦:《饮茶方式的变化对茶器的影响——以《中国茶画》一书为例》,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7-18页。
原文载于《当代美术家》2023年第6期(总第147期)第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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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胡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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