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凡王华民赵先萌 | 国内外明清瓷器研究范式综述

文化 2024-12-18 10:35 重庆

引用格式：

[1]刘凡、王华民、赵先萌：《国内外明清瓷器研究范式》，《当代美术家》2024年第6期，第73—92页。（《CY/T 121-2015 学术出版规范注释》格式）

[2]刘凡,王华民,赵先萌.国内外明清瓷器研究范式[J].当代美术家,2024,(06):73-92.（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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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明清瓷器研究范式综述

刘凡王华民赵先萌

摘要：明清时期（14至19世纪）是中国瓷器发展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瓷器因其精湛的工艺、丰富的品种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全球享有盛誉。尽管有关这一时期瓷器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在成果分享和观点交流方面，研究呈现出分散和断裂的现象。因此，本综述旨在对明清瓷器的研究现状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涵盖了中外以明清瓷器为研究对象的158篇核心文献。研究发现，中外在明清瓷器研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外研究倾向于关注瓷器的化学成分或溯源问题，而中文文献则更侧重于纹饰研究。此外，地域偏向也是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所有技术实证性研究都以景德镇瓷器为对象，针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且以青花瓷为主要研究对象。最后，瓷器研究普遍采用传统方法，而在文物修复和GIS地域分析等领域的应用则相对较少。

关键词：明清瓷器；外销瓷；纹样研究；溯源研究

一、引言

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制作技艺达到了巅峰^［1］，创造了许多备受追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中国乃至全球都享有盛名^［2］，而且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清瓷器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3］，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为了深入探究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神秘面貌，全球学者们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在瓷器的生产与起源、市场与贸易、传播与交流、纹样与设计，乃至收藏与展示等各个方面，明清瓷器都成为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随着沉船考古等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对明清时期瓷器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然而，研究成果的发布、分享、讨论以及跨学科、跨国界的整合仍然存在着分散和割裂的现象^［4］，这显示出了研究合作的提升空间。

因此，开展一项针对研究范式的文献综述显得尤为关键。鉴于瓷器研究的广泛性、跨领域性和大量的文献资料，本综述将依托瓷器研究的整体环境，着重回顾和分析中国明清瓷器的相关研究文章。为了明确对比中国本土研究与国际上对明清瓷器的研究，本文综合评述了国内外关于明清瓷器的研究文献，旨在实现四个主要目标：梳理明清瓷器研究的进展，比较中国本土研究与其他国家研究的异同，探讨作者及其所属单位、国籍、发表期刊和技术应用情况，以及对不同写作风格和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评价。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旨在为明清瓷器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促进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方法

瓷器的学术研究领域天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质^［5］，它与计算机科学、艺术史、考古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着紧密的交集。因此，我们采取了全面的跨学科文献检索策略，以收集大量研究样本。本综述旨在从多个角度分析明清瓷器研究中国内外文献的异同，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等方面。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权威性，我们仅选取了中英文核心期刊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核心期刊数据库包括SCI、SSCI、AHCI、EI、CSSCI以及北大核心论文库。

搜索过程的首要环节包括在Wos核心论文集、Scoups、Google Scholar和CNKI四个跨学科数据库中进行全面的关键字搜索，这些数据库不仅提供瓷器研究领域领先期刊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还涵盖了相关研究学科的各种未发表的研究^［6］。在外文检索库我们使用搜索词“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rcelain”“Ming Dynasty porcelain”“Qing Dynasty porcelain”通过布尔运算符和短语检索来确定与明清瓷器概念相关的主题，经检索Wos核心论文集的文章有96篇、Scoups数据库含有108篇、Google Scholar检索含有18,000篇（不包含引文），在删除重复项并限定SCI、SSCI、AHCI、EI可检索的论文后最终有232篇文献符合要求。中文检索库CNKI中我们使用的关键词为“明清瓷器”“明清外销瓷”“明代瓷器”“清代瓷器”，检索结果为466篇，排除掉重复项和非核心文章后符合条件的还有335篇，具体筛选过程如图1所示。第二步需人为筛选，筛选的标准是：（1）研究对象必须是明朝或者清朝瓷器相关的内容；（2）文章内容仅提及明清瓷器的文章不计入总数；（3）图书和书评不计入总数。通过对全文的详细评估，英文文献确定为72篇，中文文献确定为77篇，因此，我们确定了149篇相关文章。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研究明清瓷器时，部分学者并没有直接使用“明清瓷器” 或者“明清外销瓷”作为题目或者关键词，所以本文将“外销瓷”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显示为126条核心文章，经过仔细筛选，我们发现有9篇文章研究对象确为明清瓷器，作为最终增补的内容，故最终本综述的文章增加到158篇。

图1. 搜索流程图

三、数据分析与结构

（一）研究网络分析

研究网络的构建涵盖了多个层面。首先，从作者层面来看，构建作者网络有助于揭示合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明清瓷器这样的专业研究领域，国际上的研究视角尤为珍贵^［7］。这种网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全球范围内关注明清瓷器的学者，还能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提供潜在的连接点。其次，从研究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对于明清瓷器的关注程度能够间接反映出瓷器对于所在国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瓷器研究本身的价值。最后，从期刊的角度来看，期刊网络是研究人员普遍关注的重点。对于明清瓷器这样的小众研究领域，能够接纳相关研究的期刊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那些覆盖多个学科领域的期刊。通过这些期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瓷器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 作者及机构网络分析

本研究通过作者网络分析来探究各国对明清瓷器的关注度。具体来说，这在本文中体现为对英语文献作者所在机构国家或作者国籍的系统性统计。统计的筛选标准如下：（1）对于同一篇文章，机构国家或作者国籍仅统计一次，避免重复计数；（2）对于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则根据文章数量进行重复统计。根据这些标准，除了中国作者或中国机构外，研究明清瓷器的国家或地区中，出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土耳其、意大利、葡萄牙和新加坡，其研究频次分别为12、10、6、5、3、3、2，其中以法国和英国的研究次数最多，如图2所示。

图2.各国家研究文章频率

除此之外，瑞士^［8］、丹麦、德国^［9］、印度^［10］、南非^［11］、印度尼西亚^［12］、爱尔兰^［12］、西班牙^［13］和比利时^［14］等国家各有一篇相关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明清瓷器釉料成分的研究上，而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考古发掘、沉船发现或博物馆藏品。这表明明清瓷器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其影响力遍及欧洲、美洲、东南亚甚至非洲，几乎覆盖了所有陆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曾是海上强国，但关于中国瓷器的研究文章却相对较少。资料显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明清瓷器资料主要与贸易数据相关，他们将从中国购得的瓷器转卖到欧洲和美洲，并以此交换本地资源^［15］。因此，瓷器生产技术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导致关于明清瓷器的研究相对较少。

如图3和图4所示，中英文文章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在中文文献中，合作圈的数量仅有6个，且这些合作圈呈现出较为紧密的聚集状态。这些合作圈主要由同一单位的研究者组成，例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等。尽管如此，也存在一些跨单位的合作，例如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间的合作。然而，大多数中文文章仍以个人研究为主。

相比之下，英文文献中的合作更为罕见，大多数英文文章的合作圈不超过四篇论文，显示出较低的合作度。

图3.中文作者网络

图4.英文作者网络

2. 期刊网络分析

根据统计，有36种英文期刊和40种中文期刊发表了有关明清瓷器的文章。中英文期刊在发表数量上相差不大。在发表超过10篇文章的期刊中，有三本期刊的发文量领先，分别是《中国陶瓷》（24篇）、Ceramics International（14篇）和《故宫博物院院刊》（12篇），具体数据见表1。发文量超过两篇的期刊共有30种，其中英文期刊主要涉及陶瓷研究、考古学、光谱学和材料学等领域，而中文期刊则更倾向于陶瓷研究、艺术设计、文物研究等领域。

表1.期刊及频次表

中文期刊的分类较为多样，包括考古学、社会科学、民族艺术、文物研究、设计研究和宗教研究等多种类型的期刊。相比之下，尽管英文期刊的数量分布与中文期刊相似，但其研究方向更为集中，主要包括化学研究、物理研究、陶瓷研究、考古学研究、遗产研究和光谱学研究。这些英文期刊主要聚焦关于瓷器微观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期刊中有一半的贡献者来自中国，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研究明清瓷器的学者数量众多；二是中国接受微观结构和化学成分研究的期刊较少，仅有5篇文章采用理工科研究方法，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陶瓷》《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等期刊上；三是在理工科写法方面，英文期刊的种类更多，体量更大，因此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在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

在英文期刊中，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大多有国外作者的参与，其中与英国和法国的合作最为频繁，其次是美国。中国作者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主要关注颜料和瓷土的来源。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单独研究的明清瓷器虽然也聚焦于釉料和瓷土的来源，但研究资料主要限于研究者所在国家的博物馆和沉船等瓷器遗产。因此，其他国家的作者研究重点在物理学、化学和光谱学等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料的稀缺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不了解，导致关于纹样设计和符号含义的研究记录较少，因此他们主要集中在瓷器的微观研究领域。

（二）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采用的研究方法各异。根据文章的写作目的和方法，我们可以将文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专业设备采集瓷器数据的实证型文章，这类文章根据使用的设备和检验目的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宏观特征分析、微观结构分析和化学成分分析三个层次^［16］，具体信息见图5。英文实证型文章的数量显著高于中文实证型文章，英文实证型文章占英文文章总数的74.32%，而中文实证型文章仅占中文文章总数的4.81%。在英文文章中，分别有4篇、26篇和47篇文章对瓷器的宏观特征、微观结构和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而中文文章中第一类文章总共只有5篇，其中微观结构分析的文章有1篇，其余4篇均属于化学成分分析。另一类文章则是采用文字、数据、图片等相关资料进行推理和分析的类型，这类文章以文科写法为主，其中英文文章有9篇，主要采用历史观察的方法研究瓷器上的图像、制作及传播，而中文文章有99篇，其中一半采用图像学方法对瓷器图案进行解读，其余部分则多采用历史观察、比较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对瓷器的外贸、文化交流与考古发掘进行分析。

图5.瓷器研究实证文章结构层次

1、时间纵向演变

中英文核心文章的数量随时间推移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存在一些细微差异，如表2所示。英文文章的核心数量呈现出较为平滑的上升趋势，2016年以后基本维持在7篇左右，仅在2018年和2020年出现了短暂低于平均数据的情况。相比之下，中文文章的数据平滑度不如英文文章，尤其是在2020年，仅有1篇文章发表。中文文章的数据增长高峰大约在2014年，比英文文章早了两年，但近两年（2022和2023年）的发文量明显低于2014年以后的发文量，分别只有5篇和3篇，这极有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表2.年份及频次表

实证型文章尽管分为宏观特征、微观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三个层次，但它们都遵循类似的分析规律，即基于一种基础技术进行调整和改进后进行分析。此外，根据研究目的，分析所使用的技术往往不止一种。

几乎所有文章都采用了超过一种的分析方法。宏观特征分析通常使用三维数码显微镜（见注释［16］），微观结构分析常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但这些技术通常不单独作为研究工具^［17］。宽带传输电子显微镜是一种更先进的电子显微镜技术，结合了TEM和STEM的功能，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像模式^［18］。粒子诱导X射线发射（PIXE）技术是一种用于分析材料中微量元素种类和含量的技术。化学成分分析通常使用X射线荧光技术（XRF），它利用样品在X射线照射下发出的荧光X射线来分析样品中的化学成分^［19］。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EDXRF）技术是一种成熟的分析技术，结合了XRF和能量色散光谱（EDS）的技术，能对样本进行非破坏性、快速、多元素同时分析^{［20］［21］}。SR-XRF（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技术是一种利用同步辐射光源进行X射线荧光分析的技术，具有更高的光度和更好的准直性^［22］。仪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IEDXRF）^［23］是一种较为常用的技术。便携式X射线荧光（PXRF）是一种近年来较为常用的技术，具有携带方便、实用简易的优势^［24］。

其他分析技术还包括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25］（同时见注释［9］），这是一种用于分析固体样品中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比例的微区分析技术。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XANES）^［26］是一种用于研究原子和分子内部电子结构的分析技术。中子活化分析（INAA）^［27］是一种利用中子束照射样品，然后通过测量样品中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来分析样品中微量元素的方法。拉曼光谱分析^［28］是本系统综述文章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分析方法，以其非破坏性、快速分析、便携、年代检验等优点而广受欢迎。

这些常用的分析技术的基础方法大多源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技术得到了升级和改进，总体趋势是体积变小、耗时更短、功能增多。然而，技术的更新迭代与发文的年限并不成正比，大部分文章并没有选择用新技术来分析瓷器，反而更倾向于使用不同分析技术的组合来寻找分析某类或某种瓷器的最佳方式。这些技术分析通常针对的是瓷器的年份判断、元素对比和使用材料的溯源。尽管现代化的分析手段在不断地更迭且种类多样，但这类文章都是由考古的进展和文物的出土直接决定研究的方向和内容^［29］。

在非技术化手段的研究中，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文章，较为常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图像学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与时间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自有核心文章的起始年开始就一直有，但并无规律。中文文章的图像研究在2012年以后有较大体量的提升，而英文文章的图像研究并无明显规律。再者，这类非技术化的推理性文章最常用的手段是历史观察，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包含此类方法的穿插。

2. 中外横向对比

在宏观特征分析中，单独使用这种方法的情况较为罕见。目前采用宏观特征分析的文章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系统性。虽然只有4篇文章涉及宏观特征分析，但其中2篇采用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方法，涵盖了三个分析层次，特别是对瓷器“铁斑”的显微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30］（同时见注释［16］）。这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适合于研究瓷器的异常变化。大多数文章则倾向于结合使用化学成分分析，英文和中文文章在使用的分析技术上基本一致。

表3列出了所有采用实证性分析的文章，其中对瓷器本体的研究通常会结合微观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仅有7篇文章单独进行了微观结构分析，其中英文文章有6篇，中文文章仅1篇。这些文章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BTEM、拉曼光谱、FTIR和SEM-EDS，通常用于考古研究。

表3.实证文章统计表

在推理型文章中，中英文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一致。研究纹样设计的文章通常采用图像学分析，而探讨其他文化、交流和市场贸易的文章则多采用历史观察和系统性研究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章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而英文文章往往由中国作者撰写或包含中文作者的参与。

（三）研究内容分析

1. 关键词分析

进行关键词分析时，出现两次及以上的关键词被选为分析对象。英文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Jingdezhen”和“blue-and-whiteporcelain”，均达到6次。而中文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外销瓷”，频次为13次，具体情况见表4。

表4.关键词及其频次表

从关键词频次来看，英文文章的研究焦点与之前的分类内容相符。高频研究主要集中在瓷器生产技术方面，探讨瓷器的组成元素和釉料元素的文章较多，且大多数文章采用了非侵入性拉曼光谱分析方法。此外，景德镇作为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这表明与其他瓷窑相比，景德镇保存的瓷器数量更为丰富。

中文文章则主要关注瓷器的外销，特别是克拉克瓷和漳州瓷作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其“外销瓷”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达到13次，占中文文章总数的12.5%。这反映出中文文章更多地聚焦于瓷器外销、文化传播以及技艺的影响。

2. 文本分析

本研究对符合标准的文章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基于文章的主要内容将其划分为五个主要领域。一是历史与考古领域，占所有分类文章的大约15.34%。在这一领域中，中文和英文撰写的文章比例差异不大，主要涉及瓷器的鉴定、考古发掘、分类以及瓷窑历史的研究，具体内容可参考表5。

表5.研究的主要分类和主要内容

二是纹样与设计领域，占所有分类文章的大约26.70%。中文撰写的文章在这一领域占据了显著优势，有40篇，而英文撰写的文章仅有7篇。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花纹和装饰方面的研究兴趣超过了外国学者。出现这种倾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国家政策^［69］的支持，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倡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纹饰成为诠释国家文化的重要切入点；二是纹饰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70］，易于挖掘和分析；三是瓷器作为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其研究主要由艺术学者承担，涵盖器型和装饰研究。

第三类是文化与交流领域，占所有分类文章的大约13.63%。中文文章在这一领域的数量是英文文章的五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国瓷器在16至19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收藏^［71］。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温尼斯、普隆克以及非洲^［72］等地。

第四类是市场与贸易领域，占所有分类文章的10.22%，是研究数量最少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的文章主要将瓷器贸易作为考古研究的史料，关注中欧贸易、中日市场竞争以及明清时期的瓷器贸易和海禁政策。

最后是技术与工艺领域，占所有分类文章的大约34.09%，其中英文文章的数量是中文文章的三倍以上。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于陶瓷的组成元素、釉料的使用以及来源特征，并基本采用非侵入性分析方法。

综合来看，中文数据库和英文数据库在研究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中文文章更多地关注纹样研究和文化交流，采用文科研究方法，探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相比之下，英文文章则主要关注考古学和生产技术，采用理工科研究方法，研究瓷器的组成元素和釉料，以沉船和博物馆藏品为主要研究对象。

四、讨论与总结

关于中外明清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明清瓷器的文化交流史，二是纹饰与技艺的相互影响。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文化交流既有内在的，如西藏等地文化与明清文化的交融，也有外在的，即明清文化与欧洲、东南亚、美洲等地的互动。这些交流在纹饰^［73］、技艺^［74］和文化^［75］三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纹饰方面的相互借鉴是明清瓷器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相关研究在所有文献中占据显著比例。我们检索到的所有有关明清瓷器的纹饰研究的文章如表6所示，关于中国本土的纹样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和人物故事，而外销瓷的纹样研究则侧重于山水风景和人物故事。特别是人物或故事纹样的研究，因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成为纹样研究的焦点。动物纹样在中国本土瓷器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植物或园林景观纹样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植物山水纹样的相对简单性及其研究价值有关。此外研究发现，外销瓷的研究中缺失对动物纹样的研究，在未来的纹样研究中或许是个值得深挖的领域。

表6.纹样研究分类表

技艺的相互影响与纹饰不同，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任华东所提到的，德国所造的“硬质瓷”晚了中国近千年^［76］，这一技术变革对欧洲的烧瓷技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珐琅技术的使用把瓷器文化推向另一个高潮，也是欧洲制瓷技艺对中国的反向影响（见注释［74］），由此说来，技艺的交流实则是双向影响的过程。此外，AI技术的发展，使得纹样研究更加精准，但是利用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研究明清瓷器的文章仅有1篇^［7^7］，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考古溯源和微观分析，这一领域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英文文献中。自2007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这一主题的核心文章发表。然而，这些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景德镇瓷器，仅有少数研究关注福建漳州，而福建德化、泉州、广东广州等地区的研究则极为罕见。在瓷器类型的研究中，青花瓷占据主导地位，其研究数量远超彩瓷和仿古瓷，具体情况见下表7。

表7.溯源研究分类表

在考古溯源的领域内，以成分比对为主要手段的研究最为常见，这些研究旨在追溯瓷器的起源、瓷土和釉料的来源。其次是对比研究，包括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瓷器技术，以及研究瓷器上的铁斑、黑斑和沉船中的污染物。这类研究虽然涉及的国家最多，但受限于考古发现和可用的瓷器样本，导致研究对象的差异较大，缺乏规律性。

除了对瓷器的成分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包括对瓷器研究技术本身的探讨。尽管研究瓷器的设备不断更新，但并不意味着最新的研究都采用了最新的设备。研究技术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瓷器样本的特性、研究者的资金状况和研究的主要目标（见注释［29］）。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是从单一分析方法转向多元分析技术的应用，无论是微观结构的分析还是成分分析，都体现了这一转变。

明清瓷器，作为16至19世纪全球市场上的畅销商品，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尽管目前关于明清瓷器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但仍有许多领域值得深入探索。纹样研究和成分分析是研究中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它们在本次综述的文章中占比高达60.79%，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比例。然而，这些研究过于集中，主要局限于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花瓷溯源研究，以及以中国本土为主的纹样研究，而其他地区和纹样的研究则相对匮乏。因此，探索其他地区和纹样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此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掘和纹样研究^［78］，因此，对外销文化或不同民族纹样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方向。

与纹样和成分分析相比，市场与贸易领域的研究资料相对有限，但这些研究在揭示瓷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对市场与贸易领域的研究，将有助于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为理解明清瓷器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结论

在明清瓷器研究领域，中外学者在关注焦点上存在显著差异。英文文献倾向于探讨瓷器成分的溯源，尤其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较为突出。相比之下，中文文献更加注重文化输出，特别是纹饰研究，而其中人物故事题材则备受关注。此外，我们还发现瓷器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域倾向性，大部分技术实证研究集中在景德镇瓷器上，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青花瓷上。

在研究方法方面，传统手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兴技术的应用较为有限，如神经网络分析、文物修复和GIS地域分析等。未来，瓷器技术工艺研究可能会从成分分析转向技术探究和比较。同时，纹样研究受到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限制，导致这类研究更倾向于横向探索，而非纵向发展。

未来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向多维技术系统性研究方向发展，而在内容上，研究可能会更加聚焦于制作技艺和文化元素的分析。为了深化这一结论，未来的研究应当积极探索利用数字数据库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全面的瓷器数字数据库^［79］是基础，收录和分析大量瓷器样本信息^［80］，为研究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数据检索和分析平台，揭示瓷器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地域特色，以解决瓷器研究成果分享分散的情况。再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图像识别和分类^{［81］［82］}，能够极大提高研究效率，使对大规模瓷器样本的纹饰研究成为可能，深入探讨纹饰的演变规律^［83］及文化意义^［84］，以缓解观点交流的断裂情况。其他技术如机器学习^［85］、GIS^［86］、虚拟现实^［87］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也可应用于瓷器鉴定、识别、分散、修复等研究，从而为该领域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

总体而言，可以利用数字库、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缩小中外明清瓷器研究的显著差异，以便更全面、更系统地分析明清瓷器的制作工艺、纹饰特征以及与文化、经济背景的关联，从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深度。

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on Ming and Qing Porcelain

LIU Fan　WANG Huamin　ZHAO Xianmeng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14th to 19th centuries) mark the golden er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rcelain development. Porcelains from this period are renowned globally for their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diverse varieties,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Despite the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area, there is a scattered and fragmented phenomenon in terms of sharing research outcomes and exchanging viewpoints. Therefore,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Ming and Qing porcelai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tudies. The study covers 158 core literature pieces that focus on Ming and Qing porcelains from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r provenance of porcelains, while Chinese literature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decorative patterns. Additionally, regional bias is a notable characteristic, with nearly all technical empirical studies focusing on Jingdezhen porcelains, while research on other regions is limited and predominantly centered on blue-and-white porcelain. Lastly, traditional methods are predominantly used in porcelain research, with relatively few applications in fields such as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and GIS regional analysis.

Keywords: Ming and Qing porcelain; export porcelain; pattern study; traceability study

注释

［1］虞锋波：《域外传播影响下的景德镇传统青花瓷技艺变革》，《美术观察》2021年第8期，第71页。

［2］MA H, ZHU J, HENDERSON J,“Provenance of Zhangzhou export blue-and-white and its clay source, ”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9, no.5(2012): 1218-1226, accessed January 1, 2024, doi:10.1016/j.jas.2011.12.002.

［3］张晓刚、刘钦：《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出品结构考察——以广州与长崎为对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40－150页。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14.02.017.

［4］《国际瓷器研究联盟成立宣言》，http://www.ncha.gov.cn/art/2023/10/25/art_722_184837.html，访问日期：2024年3月4日。

［5］GLIOZZO E. ,“Ceramics investigation: research questions and sampling criteria, ”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2, no.8(2020): 202, accessed January 25, 2024, doi:10.1007/s12520-020-01128-9.

［6］OESTERREICH T D, ANTON E, TEUTEBERG F, “The role of the soci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in creating business value from big data analytics: A meta-analysis, ”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53(2022): 128-149, accessed December 29, 2023, doi:10.1016/ j.jbusres.2022.08.028.

［7］CHEN K., “Imperial models: technology and design in state-controlled porcelain manufac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 History and Technology 38, no.2-3(2022): 222-238, accessed January 26, 2024, doi:10.1080/07341512.2022.2129280.

［8］COLOMBAN P, GIRONDA M, SIMSEK FRANCI G, “Distinguishing Genuine Imperial Qing Dynasty Porcelain from Ancient Replicas by On-Site Non-Invasive XRF and Raman Spectroscopy, ” Materials 15, no.16(2022): 5747, accessed January 10, 2024, doi:10.3390/ma1516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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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当代美术家》2024年第6期（总第153期）第73—92页

（点击查看本期目录和专题介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6—19世纪中国瓷器在墨西哥的传播与影响”（项目号：23BG1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凡，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设计理论与实践；王华民、赵先萌，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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