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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在巴西的崛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其背后的巴西国家认同危机却仍未得到深入分析。在既有文献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原创性地应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91—2018年）中的有关数据对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1997年以来，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严重而持续的衰退，受访者中表示“非常自豪”的比重下降了约40个百分点；出生年份更早、宗教信仰更强、教育程度更低的个体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年轻世俗精英的爱国热情则普遍低落；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不稳健且有可能被宗教信仰所调节。因此，巴西的国家认同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宗教渊源，而现实的政治建构则并不成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文化变迁与政治困境交织下当代巴西国家认同危机起源与演化的因果机制，分析了巴西国家认同建构长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汲取历史和现实中巴西国家认同的经验教训，本文对我国国家认同建构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关 键 词：国家认同 巴西政治 实证研究 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陆屹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2018年10月28日，博索纳罗在一片争议声中当选巴西第44届总统，成为继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世界政治持续动荡的又一重要注脚。这既标志着民粹主义浪潮在巴西乃至拉美地区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也标志着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右转”从欧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全面蔓延。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不仅是对建制派政治精英具体政策的叛逆，也是对人类现代化、全球化道路的否定，是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宗教势力对开放、民主、世俗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反击”（Cultural Backlash）。因此，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源于频繁而具体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源于持续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危机，尤其是国家认同的衰退与分裂。巴西显然也不例外。博索纳罗在2018年总统竞选中的宣言为“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 （Brasil acima de tudo,Deus acima de todos），这无疑清楚明白地昭示了他的意识形态理念与文化价值取向。他在当选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要对巴西学生进行强制的“爱国主义”教育。博索纳罗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上任后也强调，巴西将放弃此前全球主义的政策，转而关注“爱国主义”。这些事例无不证明，巴西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清楚地认识到巴西长期的国家认同危机并成功从中借力。
目前，上述现象尚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分析，相应的实证研究则更为罕见。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民粹主义、国家认同等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包括巴西在内的第三世界关注不足。另一方面，长期关注巴西的学者则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党派斗争更感兴趣，对其背后更为深远的政治心理现象则着墨不多。事实上，巴西学者自己也承认，国家认同等重要的政治现象和社会心理问题甚至尚未得到巴西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他国学者对这一议题的忽视就更不令人意外了。
基于此，本文尝试应用大规模、长时段的调查数据来探究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特征，从而为解释当代巴西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补上一块缺失的重要拼图。
一 理论基础
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设历史及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既遵循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和个体心理演化的普遍规律，也表现出某些扎根于历史并反映于现实的特殊问题。
（一）国家认同简述
国家认同是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相关文献卷帙浩繁、争议颇多，而且横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涌现出《国家认同》《民族和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等经典传世著作，更为晚近的研究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于研究目的和文章篇幅的考虑，本文不会过多关注既有文献间的不同乃至矛盾，而是尝试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开展较为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
根据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个体从属于某一民族国家的认知及其产生的积极情感。显然，无数学者和我们一样好奇，这样一种极为特殊、极为强烈的认知与情感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这就构成了国家认同研究的主线。概而言之，可以将既有的研究成果组织为两种视角。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源于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共同记忆，是人类群体被历史塑造的产物。共享的语言、符号和先验的信仰、理念“标记”了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将民族国家视为具有“亲缘感觉”的大家庭。换言之，国家认同就根源于人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知。当然，这种本性在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上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强度不尽相同。从这一视角出发，解释国家认同的关键变量就包括族群、世代、宗教与价值观、人格与养育等。
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源于后天的个体选择与共同体建设，反映了国家公民与政治精英之间的社会交换。政治精英一方面提供安全、教育、基础建设施、医疗服务等公共物品，另一方面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公民分享政治权力；而公民则通过选举代表等方式参与精英的政治活动并回报以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忠诚。从这一视角出发，解释国家认同的关键变量就包括教育与社会化、个人境遇、政府绩效等。
虽然本文认可这两种视角各自的合理性，但与一些文献的观点相反，本文反对将国家认同从本体论上明确区分为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本文认为国家认同的本质是一种心理现象，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都只能部分地对其产生影响，而且这两种影响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此外还应当注意到，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的界限并不清晰。譬如文化层面的共同体记忆很可能来源于政治精英选择性的历史书写。又譬如当代的语言、符号和理念虽然很可能具有极为遥远的历史起源，但这些文化因素能够通过历史的考验并流传至今则涉及复杂的政治精英行为和社会演化过程。在本文中，文化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大致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对有关变量进行概念操作化和分类讨论。
（二）民粹主义的世界
民族国家及其前身的历史亘古绵长，国家认同及与之相似的大规模群体认同现象也绝非新鲜事物。但在如今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政治中，国家认同及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又被赋予了极为突出的时代意义。2021年美国《政治学年鉴》发文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与政治的关系从未像如今这般密切。”也正因如此，在具体分析巴西的民粹主义政治与国家认同危机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全球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虽然长期“潜伏”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之中，但集中崛起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地区成熟的多党体制给予了民粹主义广阔的舞台，一些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纷纷从政治边缘走向舞台中央，成为本轮世界民粹主义浪潮最先引起广泛关注的“黑天鹅”。这些政党的共同特征在于反对主流文化中的多元主义与多边主义共识，而强调一种极端的认同。对于它们而言，国内腐败精英、国外干预势力、全球金融资本、移民、难民、“不劳而获”者与各种亚文化与亚群体都是有害的“他者”，而只有它们自己才能真正代表纯粹的本国人民。正因如此，这些政党总是能从国家认同的衰落和分裂中找到煽动议题的空间。
上述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质，因此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导致欧洲政党政治的整体右转，也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2016年，在英国独立党等势力的推动下，英国正式公投脱欧。同年，特朗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美国优先”的口号响彻全球，标志着世界民粹主义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全球化之后的逆全球化逐渐由杞人忧天变为既成事实。在如此强大的浪潮中，巴西也很难置身事外。事实上，从对移民等问题的态度到强硬的言辞作风，博索纳罗和特朗普有着诸多的相似点，前者甚至被称为“热带特朗普”。
此外，还应注意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巴西相对其他主要国家而言仍然尚未充分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跨国贸易对其经济发展增益有限。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部分巴西精英和民众为何会易于迎合逆全球化而不再留恋全球化。
（三）巴西的文化特殊性
既有文献表明，巴西在宗教、族群、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在考察国家认同问题时，我们应当特别留意这些方面的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巴西是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于巴西的影响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虽然19世纪末巴西共和国的宪法就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时至1970年仍有超过90%的巴西民众信奉天主教。然而，在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巴西开始加速世俗化与现代化，这不仅表现为宗教信仰的普遍下降，也表现为传统刻板的天主教的衰落和更为务实开放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一般认为，在宗教背景深厚的国家，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爱国教育宣传都很可能应用来自宗教的仪式与符号，而民众的国家认同也很有可能直接来源于其对宗教的认知与情感。如果上述理论在巴西同样成立，那我们不难做出推断：在微观层面，巴西民众的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应当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宏观层面，当代巴西世俗化、现代化的进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认同的衰退。
其次，巴西的族群构成十分复杂。作为前殖民地和奴隶贸易的输入大国，巴西美洲原住民群体几乎已经消亡或被同化，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各自的后裔及各种混血儿构成了目前巴西的主要族群。此外，20世纪以来，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地的亚洲人和其他地区的民众也加速涌入巴西，移民和移民后代加剧了巴西国内族群的异质性。一般认为，对于移民国家而言，人口的异质性很可能导致文化的异质性，即部分群体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最终产生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危机。此外，不同的族群很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地位弱势的族群很难为自己的国民身份而感到自豪。如果上述理论在巴西同样成立，那我们不难做出推断：在微观层面，不同族群的巴西民众会表现出具有显著差异的国家认同；在宏观层面，移民的涌入和族群的分化会导致当代巴西国家认同的衰退与分裂。
最后，巴西拥有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的价值观。概而言之，由伊比利亚半岛传入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仍然是巴西乃至拉美地区的文化底蕴。因此，巴西广大的普通民众会表现出刻板守旧的等级观念和对魅力领袖与强硬作风的推崇。当然，随着世代推移和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进程，多元主义文化在巴西国内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市场。
在政治心理学中，微观层面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也被称为威权人格。一般认为，威权人格的高低反映了个体如何权衡群体权威/一致性与个体自主/多样性。高度威权人格反映了个体高度的群体认同和服从权威的意识。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民族国家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强大的群体，因此威权人格很可能会促进个体的国家认同。如果上述理论在巴西同样成立，那我们不难做出推断：在微观层面，巴西民众的威权人格与国家认同应当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宏观层面，当代巴西多元文化的兴起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认同的衰退。
（四）巴西的政治特殊性
除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巴西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现象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巴西政权、政府与政党的不稳定性，这些政治特殊性很可能对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首先，近代以来，巴西历经殖民统治、君主专制、军事独裁、民主共和等多种政权形式，精英的政变、镇压和民众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其次，巴西政府的腐败、低效、滥权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实质改善，巴西民众普遍缺乏政治信心；最后，巴西各大政党意识形态对立明显且日益极化，这导致巴西的政党政治难以凝聚共识，加剧了不同阶级与不同群体之间的裂痕。特别应该指出，巴西劳工党上台后虽然基本拒绝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左右共治”，但其政策实质上并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因此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除了政治建设的困境，自巴西“经济奇迹”中断以来，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种民生的“赤字”无疑会极大损害政府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资源。随着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化，巴西的国家认同也很可能陷入持续的衰退。但也应当注意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也即种种危机反而强化了国家认同：一方面，危机中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可能会激发民众团结与排外的本能动机，产生“聚旗”（rallying around the flag）效应；另一方面，当面临贫富差距等国内危机时，精英也倾向于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因此，尚难以从宏观层面来推断巴西政治问题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此外，虽然一般而言个体的政治信任与国家认同关系密切、同向而行，但这种关系在巴西却并不一定成立。一方面，由于政府不稳定、政策不持续以及政党的代表性不全面，某一时空内受益的巴西民众很可能只会对特定的政治精英回报以忠诚与选票，而不会对民族国家共同体产生更多的好感。另一方面，由于巴西民众的政治信任均值过低且方差较小，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很可能面临类似“地板效应”的限制。
二 研究设计
任何对于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直观感受和理论分析都不能取代基于直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这是既有研究文献中的缺憾，也是本文下面尝试努力的方向。
（一）目的与假设
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遵循上文中的问题意识，下文将具体从两方面逐步推进对于巴西民众国家认同的研究。在宏观层面，本文尝试探究巴西民众整体国家认同水平的变化规律，为理论中的巴西国家认同危机寻找经验证据支持。在微观层面，本文尝试探究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及人口学变量对巴西民众个体国家认同的具体影响，进而检验理论中的具体因果关系。本文认为，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历史与现实并探究其中的因果机制，进而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核心假设：其一，在文化变迁与政治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会呈现出衰落与分裂的明显趋势；其二，受到宗教和传统文化浸染更深且在政治、经济或社会上获益更多的巴西民众可能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其三，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上，现实的政治建构不如历史的宗教文化因素那么强大而稳健。
究其机理，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世代的产物：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巴西民众不再那么执着于宗教与传统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又有诸多不满；另一方面，曾经的爱国世代群体也许在价值观定型后能够保持终身热忱，但也逃不过在时间的演化中老去离场的结局。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库。WVS由已故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等人领导创建，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为著名的跨国社会调查项目之一。WVS至今已完成七轮概率抽样调查，多次覆盖了全球主要国家，且长期保留核心的政治态度与文化价值观题项，这为纵向的追踪分析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本文使用WVS数据中来自巴西的所有样本，包括1991年、1997年、2006年、2014年、2018年这五次抽样调查。这份数据近30年的时间跨度见证了多次总统竞选与政党轮替，具有宝贵的政治学研究价值，但似乎尚未得到学者的充分利用。
根据理论基础部分的讨论和推断，结合WVS中可以公开获取的题项，本文主要关注如下变量：
结果变量——国家认同，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将其概念操作化为“国家自豪感”。相应问题在WVS问卷中的可选项及重新编码后的赋分为“非常自豪”（4）、“自豪”（3）、“不自豪”（2）、“完全不自豪”（1）。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作为文化因素的宗教信仰和威权人格，以及作为政治因素的政府信任和政党信任。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将宗教信仰概念操作化为“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应问题在WVS问卷中的可选项及重新编码后的赋分为：“非常重要”（4）、“重要”（3）、“不重要”（2）、“完全不重要”（1）。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将威权人格概念操作化为“服从在儿童品性中的重要性”。相应问题在WVS问卷中的可选项及重新编码后的赋分为：“重要”（1）、“不重要”（0）。政府信任与政党信任在WVS问卷中的可选项及重新编码后的赋分均为“非常信任”（4）、“信任”（3）、“不信任”（2）、“完全不信任”（1）。
此外，我们还选取了WVS问卷中多项人口学变量。具体包括性别（类别为男性、女性），出生年份，人种族群（类别为白色、棕色、黑色、其他），收入水平（“高”、“中”、“低”，分别赋值3、2、1）和教育程度（“高”、“中”、“低”，分别赋值3、2、1）。
（三）方法与模型
由于本文使用数据中的样本是来自不同调查的不同个体，对其统计分析要重点关注时空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直接放入同一个模型之中。对于这样的数据结构，有文献将数据先汇总到宏观层面再进行纵向对比，也有文献选择对每一次调查进行单独建模，还有文献在对所有样本建模的同时纳入时间作为控制变量。权衡之下，本文将采取逐步建模的方法：（1）对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进行不同的分组统计描述；（2）对每一次调查得到的样本建立回归模型；（3）通过控制时间变量及设定时间固定效应的方法对全体样本建模；（4）进一步考察不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结果变量的国家认同有四个可选项，其测量精度高于常见的定性判断（如是/否），又低于常见的连续变量（如百分制）。如何对这种结果变量进行建模仍未取得共识。一般认为，使用线性模型更为简洁、更易解读但有失精确；使用定序逻辑斯蒂（ordinal logistic）等非线性模型更为精确，但模型假设更为复杂且难以解读。特别地，交互效应在非线性模型中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权衡之下，本文将主要汇报线性模型的结果，其他模型的结果将作为稳健性检验。
综上所述，我们在模型中关注的核心变量及其效应的理论预期情况如表1所示。
三 数据分析
根据既定的研究设计，下面从统计描述、回归分析、交互效应和稳健性检验四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
（一）统计描述
根据上文中的研究设计，我们首先分析各次调查中巴西民众国家认同的整体情况。图 1中的原点表示样本均值，竖线表示95%置信区间。如图所示，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在1991年和1997年调查时差别不大，但随后却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且年度差异十分明显。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在1991年和1997年的两次调查中，均有接近65%的巴西民众回答“非常自豪”。但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骤降到不足40%，随后继续下降。2018年的最新调查显示，回答“非常自豪”的巴西民众已经不足1/4。虽然全球化进程有可能导致国家认同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衰落，但从笔者掌握的经验和文献来看，巴西国家认同的这般连续骤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下面尝试对巴西民众国家认同的情况进行分组描述。根据调查得到的受访者出生年份和巴西的政治历史，本文以1964年军事政变和1985年军政府下台为分界线，将样本中的巴西民众划分为“老年世代”（出生于1964年之前）、“中年世代”（出生于1964—1985年）和“青年世代”（出生于1985年之后）三个群体。
如图2所示，纵向来看巴西三个世代群体的国家认同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从横向对比来看，不同世代的国家认同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出生更早的世代群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国家认同。譬如，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在2018年的调查中，老年世代群体中有超过35%的个体回答“非常自豪”，但这一比重在青年世代中仅有11%。
下面分组描述巴西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情况。如图3所示，纵向来看巴西三个世代群体的国家认同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棕色族群的国家认同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从横向来看，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虽然在有些年份存在明显差异，但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普遍规律。综合图中的直观结果来看，族群似乎并未对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我们上文的推断相悖。
（二）回归分析
在统计描述的基础上，下面尝试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2中各个模型的结果变量均为国家认同。其中，模型（1）至模型（5）为针对各次调查年份数据的回归分析，模型（6）为针对全体样本并加入调查年份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7）为针对全体样本并加入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由于1991年的调查问卷没有包含政府信任和政党信任的题项，因此相应的变量只出现在模型（2）至模型（5）中。
在文化因素方面，宗教信仰在所有模型中都对国家认同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向作用，而威权人格的影响则不如预期显著而稳健。换言之，在不同的调查年份中，宗教信仰更强的巴西民众都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相对地，仅在最近的2018年调查中，威权人格更强的巴西民众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在其他调查年份的模型中则未观察到这种关系。
在政治因素方面，政治信任和政党信任也在一些模型中对国家认同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正向作用。在1997年、2006年和2014年调查中，政治信任更强的巴西民众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此外，在2014年调查中，政党信任更强的巴西民众也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
综合来看，宗教信仰对巴西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认为宗教信仰“非常重要”的群体中有51%的个体选择了“非常自豪”，在认为宗教信仰“完全不重要”的群体中这一比重只有3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2018年调查中，文化变量均表现出统计显著性，而政治变量均未表现出统计显著性。这种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的明显分离很可能反映出近年来巴西政治极化的加剧和国家建构的失败。
在人口学变量方面，出生年份和教育程度均在多数模型中对国家认同产生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负向作用。总体而言，出生年份更早、教育程度更低的巴西民众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那么不难推断，随着世代推移和教育普及，巴西很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此外，从模型（6）和模型（7）中也可以发现，作为控制变量或固定效应的调查年份系数几乎均显著为负，这再次证明了巴西国家认同的日益衰退。
（三）交互效应
由于上文模型中变量较多涉及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因此，笔者在各个调查年份的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不同变量的交互项并计算其平均边际效应。限于篇幅，本部分仅展示两个较为显著且具有实际意义的交互效应。
如图4所示，在2006年的模型中，宗教信仰和政府信任呈现出正向交互效应。随着个体宗教信仰的强化，政府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在强化。不难发现，除了宗教信仰极强的个体，图中表示95%置信区间的竖线均穿过了y=0的横线，这表明政府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只有宗教信仰极强的个体才会在产生国家认同时考虑对政府的评价。
如图5所示，在2006年的模型中，宗教信仰和政党信任也呈现出正向交互效应。随着个体宗教信仰的强化，政党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在强化。除了宗教信仰极强的个体，政党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两个交互效应进一步揭示了宗教信仰对巴西民众政治心理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宗教信仰会稳定地直接影响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还会调节其他因素对于巴西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此，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很可能更多地根源于历史上的宗教文化而非现实中的政治建构。
（四）稳健性检验
本节使用两种非线性模型对上文中的主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通过重新编码，将国家认同设定为只有两个选项，即“自豪（1）”和“不自豪（0）”的二分虚拟变量，并建立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其二，我们将国家认同视为定序分类变量（ordinal categorical variable），并基于相邻选项之间的比较建立定序逻辑斯蒂模型。两个模型的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发现，上文的主要结论基本都仍然成立。
四 因果机制探究
“巴西的社会问题深深扎根于过去，非常棘手，短期的解决方案无法奏效。”显然，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也不例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巴西的国家认同中，存在着较为深厚的历史宗教渊源，而现实的政治建构则并不成功。因此，在文化变迁与政治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日益严峻。然而，模型中的数量关系无法自动串联成具有说服力的故事，更无法还原真实而具体的历史过程。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起源与演化，有必要结合理论与历史来进一步探究支撑因果关系的过程与环节，也即“因果机制”。
首先，强大的保守宗教与传统文化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双刃剑。宗教等文化因素可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直接形塑国家认同的认知与情感，却难以通过世俗化现代化进程的考验，这使得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建构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两类与众不同的“巴西因素”放大了宗教文化面临的世俗化现代化压力，进而加快了巴西文化变迁和国家认同衰落的过程。其一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其二是过快乃至过度的城市化。前者大幅提高了巴西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读写能力和国际化的信息流动速度，使得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渗透畅通无阻。后者不仅带来了贫民窟等“城市病”，还打破了巴西民众原有的社群生活，割断了传统的文化联系，进而产生了认同的真空状态。
其次，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建构国家认同的严重隐患。大量后发国家的民主化经验表明，形式上的选举与投票无法掩盖、更无法解决实质上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上本就难以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党，而巴西总统制下大量政党组织的碎片化则进一步放大了其民主体制的不稳定性。巴西再民主化以来，右翼政府对于底层民众的贫困问题基本漠不关心，左翼政府则有心无力，只能通过先满足富人来提高普遍福利，这使得巴西的不平等情况在左右翼的互相指责和新政策推翻旧政策的恶性循环中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如果说形式上的民主至少给予了民众投票的权利，那么严重的腐败与丑闻则进一步将巴西民主下的民生赤字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曾被底层民众寄予厚望的劳工党和左翼政府也查出腐败丑闻之时，巴西民众的政治信心跌至冰点，巴西的政治困境也一度陷入几近于无人可信、无人可解的僵局。
最后，巴西的文化变迁和政治困境相互交织，不断合力加剧国家认同危机。上述两条指向国家认同危机的因果路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从最开始，保守的宗教文化与剥削的阶级关系就是相适应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巴西没有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随后，世俗化现代化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同时也使得巴西民众对于民主的期望大幅提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民众对巴西的民主体制日益不满，也使得左右翼的互相攻击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对于国内政治的不满又促使部分巴西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想从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中获得政治经验与精神寄托，这又进一步放大了世俗化和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压力。不仅如此，功利化价值观的蔓延使得富人更加漠视穷人的处境，进而加剧了改善民生的政治阻力；与此同时，持续的民生赤字让大量民众困于生计而无心无力参与共同体的文化生活，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功利化的蔓延。
综上所述，我们将当代巴西国家认同危机的因果机制汇总如图 6。
五 结论与展望
在巴西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应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和解释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数据表明，自1997年以来，巴西民众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严重而持续的衰退，这种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在世界政治历史上较为罕见。其二，巴西民众国家认同主要受到宗教信仰和出生年份的显著影响，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较为有限且很可能被宗教信仰所调节，在最近的调查年份中政治信任已经几乎不起作用。其三，由于当代巴西出生年份更早、宗教信仰更强、教育程度更低的个体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国家认同，因此如果世俗化、现代化的进程得不到根本性扭转，巴西国家认同的复兴就很难一蹴而就。此外，和预期不符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巴西国家认同在不同族群中明显分裂的证据，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巴西移民和族群政策的成功。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宗教渊源，而当代巴西的现实政治建构则很可能未能完成造福民生、凝聚民心、提升国家认同的政治使命。文化变迁与政治相互交织，使得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如此剧烈、广泛而深刻，并且仍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正因如此，“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才会成为直击痛点的时代口号。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代巴西的国家认同危机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文化变迁是全球各国都无可避免要经历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能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认同建构的成败。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民生的改善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定的斗争精神、坚强的政党组织和清廉的干部队伍。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必须承认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遗憾。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未能讨论巴西民众在1991年以前和2018年以后的国家认同情况，未能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也未能将重大事件、精英行为、媒体信息等其他变量纳入模型。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本质上是对观察性数据的事后分析，虽然已经通过建模控制了有关变量，但相比随机对照实验仍然有一定距离。因此本文主张的因果关系仍然只是在统计相关性基础上的主观推断，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也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
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仍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笔者期望抛砖引玉，让更多读者能够看到巴西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国家认同危机，呼唤学者在理论探讨的同时也能开展更多更好的实证研究，充分发掘、科学使用数据资料来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责任编辑 黄 念）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本文有删节，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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