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评论
研究表明，拥有大吞吐量港口的城市通常能够更有效地吸引航运服务业。港口作为货物运输的关键枢纽，其吞吐能力直接决定了航运服务业的聚集效应。航运服务业最终服务的是货物运输，而港口是运输的通道和中转站。因此，航运服务业企业，如港口服务、物流、仓储、装卸、运输、船舶维修等，在港口附近集聚可以明显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外围的高端航运服务业通常也会在这些港口城市落地，以便更高效地支持航运需求。
航运服务业对集聚经济有着天然依赖。以伦敦为例，尽管2023年伦敦港全年的吞吐量仅为5159.5万吨，而上海仅2023年11月的单月货物吞吐量就高达7289万吨，全年总吞吐量更是达到了83588万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为4916万标准箱/TEU，但伦敦依然凭借其在海事仲裁、船舶经纪、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维持着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集聚经济对航运服务业的吸引力。
航运服务业企业可以根据主营业务分为三大类：一是港口类企业，包括主营港口服务、引航、拖航打捞、港务局和船舶燃料供应等；二是船舶类企业，主要涉及船舶运营、维护及管理相关服务，包括船舶供应、经纪、造船与修船、船务代理、航运设备提供以及拆船等；三是航运咨询类企业，主要为航运业提供专业的咨询、法律、教育等服务，涉及保赔公司、咨询调查机构、海事律师、海事学校和航运组织等。
经过空间定位后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港口类企业和船舶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和航道附近。而一般认为附加值更高的航运咨询类企业则更多地分布在中心城市，且呈现更强的集聚趋势，其中前9位城市均为直辖市或省会副省级城市，集聚了约71%的航运咨询类企业。
同时，港口类和船舶类企业的集聚受港口和吞吐量的影响相对较大，而航运咨询类企业受其影响较弱。相反，航运咨询类企业的集聚更受人才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集聚经济中的上下游配套产业、行业间劳动力共享对所有类型的航运服务业企业的分布都有显著的影响。
由此可见，航运业侧重于港口和航运运营，而服务业则强调集聚效应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因此，要推动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多个角度同时发力，优化产业链，吸引人才，形成更强集聚效应和更高市场竞争力。
航运服务业的集聚高度依赖紧凑型城市的建设。研究表明，该行业需要既靠近港口，又靠近市中心，以便与其他行业实现高效互动。从与海关的早期合作到如今与金融、法律、科技等领域的深度协作，靠近市中心已成为航运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条件。研究发现，航运服务业尤其航运咨询企业多集中在离市中心25公里范围内，这表明知识外溢通常发生在较小范围内，紧凑型城市的建设能有效支持跨行业交流与创新。
紧凑型城市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增强企业网络和提升交通系统，促进航运服务业与金融、贸易、科技等行业的互动。这种协同效应也凸显了国际航运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相辅相成，成为上海相比于其他港口城市的独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航运服务业既包括高端行业，也包含许多中低端行业，并且高中低端行业之间共生互补。这些中低端行业也需要靠近市中心以促进互动，但对低租金空间需求迫切。因此，在推动紧凑型城市建设时，应合理规划，既满足高端行业对协作便利性的需求，又为中低端行业提供可负担的空间支持，从而实现行业间的良性互动与资源整合。
航运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多层次的人才支撑。对于高端行业，如航运金融、保险、法律和科技等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而专业人才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多样化的服务消费；对于中低端行业，生活性服务业则直接在吸引和留住劳动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尤其是高收入、单身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生活服务多样化的城市。这些人才往往看重市中心便利的餐饮、娱乐、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发展高质量、包容性的生活性服务业，不仅能满足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还能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包容度，为航运服务业提供持续的人才保障。
此外，生活性服务业还可作为普惠型政策的一部分，通过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满足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多元需求，实现二者的互补，最终助力航运服务业的长远发展。
总的来说，上海要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中脱颖而出，必须通过提升航运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优化产业环境，推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同时，上海应着眼于港口与市中心的互动，强化金融、法律、科技等服务业的支持，为航运服务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在集聚经济、人才和服务业的三重力量驱动下，上海才能在全球航运服务业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