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自西来——一个形象的跨文化梦游
Sleeping Lion Coming from the West: Transcultural Sleepwalk of an Image
文 / 刘晋晋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选自《跨文化美术史年鉴5：“和平旗帜”的升起》，山东美术出版社，2024 年，阅读全文请查阅本书。
可能每个中国人都听说过拿破仑所谓中国是一只睡狮的说法，因而普遍把睡狮/醒狮看做专指中国的隐喻。2022年末，笔者开设的课程上有研究生在课堂报告中提到拿破仑没有说过中国是一只睡狮，睡狮的说法出自梁启超。该生所言貌似言之凿凿，论据充分，却仍令人怀疑。笔者虽然不从事近代史研究，但是对西方文化的综合直觉仍然令笔者意识到今天所引述的拿破仑的相关论述不可能是中国人，尤其是梁启超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能发明出来的。经过检索得知这种对睡狮西来的否定最早出自2004年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唤醒中国》一书前言。其认为拿破仑没有预言过中国的觉醒，这些说法都是“谣传”，反而是清末官员曾纪泽以及其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发明了这一称呼。此后中国学者们（以及日本学者）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补充并添加了历史文献的细节，普遍认定是梁启超发明了这个概念，胡适最早将之归于拿破仑之口。
费约翰及其追随者们的颠覆性“发现”颇具轰动效果，却是反直觉和反事实的。2019年张英伦已经指出睡狮意象源于《伊索寓言》，而且拿破仑确实说过相关的话。2021年张昭军指出否定者的论据建立在当代数据库的基础上，但是任何数据库都不可能囊括一切资料，因而否定者混淆了推理与证据。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费约翰及其追随者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中国近代史，自然只能得出睡狮隐喻是中国人自创的结论。中国的睡狮隐喻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只有把这个问题还原到一种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上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跨文化事件中的睡狮形象及其意义。早在2011年瓦格纳就已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瓦格纳对西方文化中的相关材料往往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曲解和裁剪证据，因而其结论也是扭曲的，并未说明睡狮的跨文化旅程。张英伦也未进一步探讨睡狮隐喻在西方文化中的流传和涵义。那么本文将抛弃既往研究中中国近代史或汉学的狭窄视角，从西方文化中探究这只作为隐喻形象的睡狮为何以及如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一
古老神圣的混血睡狮
费约翰的追随者之一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杨瑞松在其著作《病夫、黄祸与睡狮》中称睡狮诞生于近代中国，是“藉由将‘睡’与‘狮’两种负面意涵的结合（睡代表麻木不仁，狮则是老大腐朽的象征），从而产生此项具有强烈负面意涵的国族符号。”此种井蛙之见着实令人汗颜。只要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就会知道睡狮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地道的西方隐喻，而且绝非负面。
如上所述，睡狮意象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伊索寓言》：
狮子正在睡觉，一只老鼠从他的嘴边跑过。狮子站起来四下寻找是什么动物走近他。狐狸看见了，责备他身为狮子，却害怕老鼠。狮子回答说：“我并不是害怕老鼠，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令我气愤。”这则故事告诫聪明人，即使事情不大，也不可藐视。
可见睡这一行为或状态并非狮子的缺点或罪责，睡眠是正常的生活。在寓言中狮子也没有因睡觉被指责，反而胆大妄为的老鼠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狮子没有轻视而是正确处理了老鼠带来的危害。可以说这一点成了后世睡狮隐喻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伊索寓言中的狮子并不象征一个国家或民族，甚至不是君主或权威的象征，而是所有“聪明人”的榜样。直到古罗马时代改编《伊索寓言》的巴伯利乌斯（Babrius）寓言的同一个故事里狐狸嘲笑狮子时才称其为“百兽的统治者”，因而睡狮开始与君主等权利阶层相联系。但是即便这里睡狮依然是作为个人的隐喻而非国家或民族的象征。这一点与后世的睡狮意象完全不同。
然而以睡狮指代集体并非后世的发明。因为睡狮意象并非只有希腊文化一个源头，那就是西方两希文化的另一极：《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中没有直接说到睡狮，而是不断提及一个隐喻：犹大之狮。
《创世纪》49章9行中雅各临死前祝福了其子犹大，预言其兄弟必向他下拜。接着以狮子的比喻预言了犹大的权威。此处各圣经版本略有不同，如詹姆士王本为：
Judah is a lion's whelp: from the prey, my son, thou art gone up: he stooped down, he couched as a lion, and as an old lion; who shall rouse him up?
中译和合本为：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很多现代英译本（如现代英语版MEV和英语标准版ESV）直接把最后一句翻译成“谁敢把他唤醒？（who dares rouse him?）”。后来犹大部落以犹大之狮作为标志。接下来在《民数记》中这只蹲卧状态蛰伏着的狮子进一步成了以色列的象征。其中讲到巴兰不依摩押国王之命诅咒以色列，而是望着以色列人作起颂诗称：
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民数记》24:8-9）
这里的叙述显然是《创世纪》中相关段落的复述，但是指涉范围已扩大到整个以色列。那么蛰伏的狮子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并非近代的民族主义者的发明，而是民族主义产生出来的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到这里为止蹲卧的狮子还只是以色列独有的象征，而且犹太文本并未明确这种蹲卧休息的状态是否是睡觉。这只狮子之所以能酣然入睡并在梦中走向全世界还要归功于基督教。《启示录》中再次提到了犹大之狮：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示录》5:5）
这里的狮子显然指耶稣，因为耶稣据说就属于犹大支派，是大卫的后裔。根据预成论，雅各的家事，犹太人的历史同时又具有基督教意义。《创世纪》中的相关段落被基督徒认为是基督降临的最早预言，因而也格外受到基督教释经者的重视。在武加大译本中“谁敢惹你”一句使用的动词是suscitabit，已经具有唤醒之意；詹姆士王本中使用的rouse更是明确将其理解为唤醒。所以在基督教中经常以“犹大的睡狮”指代耶稣基督。有时睡被当做死亡的隐喻（亚里士多德说睡是死亡的形象），因而犹大的睡狮被联系于基督死而复活。
犹太-基督教传统给睡狮意象赋予的是没人敢惹的无敌角色。这种无敌最初源于以色列人对自身民的期望和吹嘘；在基督徒的意识中是耶稣权能的体现。所以基督教的释经者会着重强调睡狮的威严：例如18世纪初英国牧师马修·亨利 (Matthew Henry，1662–1714)在他对《民数记》相关段落的解读中称：“观察狮子会发现，（像博学的帕特里克主教在此注意到的，）它们不会退到隐蔽之处睡觉，而是躺在任何地方，狮子知道没人敢搅扰它们；”这里的帕特里克应是指英国神学家和主教西蒙·帕特里克 (Simon Patrick，1626–1707)。可见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普遍看法。当然无人敢惹的睡狮与中国人观念中被欺辱的睡狮形象相去甚远。这说明今天的睡狮隐喻是由两种文化来源结合而成：古希腊的睡狮提供了睡觉时被鼠辈冒犯的义素，而希伯来的睡狮提供了其与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替代关系。
在中世纪睡狮意象还不明确。当时的睡狮形象往往伴随着圣哲罗姆或丹尼尔作为神迹的象征，因而与近代的睡狮意象无关。还有一些页边细密画和封印上的睡狮形象也很难考察其原意。不过在纹章学中的确存在专门术语“睡狮”（lion dormant）。例如英国纹章院纹章官奎利姆(John Guillim,1565-1621) 在1610年出版的《纹章的展示》一书中就收录了睡狮纹章（图1），并以前述《民数记》的内容对其进行解释。同时奎利姆还提到了狮子睡觉不合眼的说法，称统治者也应在别人休息时保持警觉。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使用睡狮纹章的案例。
图1 睡狮纹章，采自《纹章的展示》，1610年
更有甚者，1839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的王家徽章》一书称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占领了塞浦路斯并将其献给了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居伊（Gui de Lusignan）以换取其名号,所以“理查举起了圣城的狮子旗。这就是犹大的睡狮（sleeping lion or dormant lion of Judah）——大卫和所罗门的徽章，耶路撒冷的王来自犹大支派。此后理查承担了狮心的绰号，要么是为了他的狮子，要么是为了他反对异教徒的成就。（当时）纹章科学还非常不完美，耶路撒冷的睡狮被不加区别地再现为卧，走，或立。后来数个世纪的纹章专家，雕刻家和画家不了解诺曼豹，把理查再现为三只走狮，其明显是错误的。”换言之，按照此说，英格兰的纹章（以及英国国徽的部分）本应画成三只睡狮。顺便一提，根据纹章学，侧面脸的是狮子，正面脸的是豹（leopard）。这并非指二者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而只是纹章动物的区别性特征的称谓。鉴于目前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市纹章就是犹大之狮，但其是一只立狮而非睡狮，所以英国纹章学家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世的穿凿附会，或者说是19世纪英国人的层累的历史。其把英格兰纹章说成是犹大之狮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论证大英帝国是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毕竟纹章学家并未给出理查的狮子确实睡着的文献证明。不过其提到法国鲁昂教堂中狮心王理查的陵墓上死者卧像的脚旁有一只俯卧的睡狮。（图2）这可能是由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对犹大之狮认识的差异。也可能是以睡代指死亡的陵墓雕塑的惯用手法。
图2 狮心王查理墓中的睡狮雕塑，法国鲁昂大教堂，1199年
相比于中世纪狮子睡与不睡的暧昧不清，到了现代早期或者说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古老的狮子终于名正言顺地酣然入睡了。睡狮在文艺复兴英语文学中是个常客。以《仙后》闻名的英国桂冠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1591年出版了一首政治寓言诗《胡伯特大娘的故事》（Mother Hubberd's Tale）。故事中猿猴和狐狸发现狮王睡着了，于是窃取了权杖和宝座冒充国王作威作福。之后天神乔武派墨丘利唤醒了睡狮，狮子最终惩罚了僭越者。一般认为这里的猿猴指伊丽莎白一世手下最大的权臣第一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 1st Baron Burghley，1520－1598）。而狐狸可能是其幼子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1st Earl of Salisbury，1563 – 1612）。而睡狮自然就是“仙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这里遵循了把统治者比作狮子的传统，同时斯宾塞的睡狮并非没人敢惹，而是在睡眠中被宵小窃取了王权。这显然是伊索寓言义素的显现。不过在英语中对睡狮隐喻的传播贡献最大的可能要数一个谚语：“不要唤醒睡狮。”（It is not good to wake a sleeping lion）这个谚语一般认为是文学家菲利普·西德尼 (Philip Sidney，1554－1586)在长篇散文传奇《彭布罗克女伯爵的阿卡迪亚》（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1593）中创造的。这一谚语是把圣经中“谁敢惹他？”的反问句转写成了劝诫的陈述句。从而使得句意从对睡狮的赞美转向对妄图挑衅睡狮的“鼠辈”的告诫。可以说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句式转换，却在转换中把圣经义素和伊索寓言的义素完美融合在一起。而这个谚语形式是借用了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s–1400）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三书764行中使用的更为古老的句式“不要唤醒沉睡的猎犬。”（It is nought good a slepyng hound to wake）16世纪末莎士比亚也在《亨利四世》第二幕中用过“不要唤醒一只睡着的狼”（Wake not a sleeping wolf）的表达。都带有不要惹麻烦的意思。但是显然只有“不要唤醒睡狮”的表达可以用于正面事物。类似的谚语还有很多，例如“醒狗远远对着睡狮叫”（A waking dog afar off barks at a sleeping lion）。
二
睡狮的语用学
之后这些谚语广为流传，成了常见表达。最常见的一种用法是当受到敌手的挑衅或欺辱时警告对方勿轻举妄动：“不要唤醒睡狮”或“不要激怒某某胸中的睡狮”。其更含蓄的表达形式是“某某是一只睡狮。”类似于中文中的“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或“勿谓言之不预”，是一种对敌方的威胁性话语，也用于劝阻第三者的行动或表达对某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也转义等同于别惹麻烦。所以睡狮首先可以比喻被激怒的准备反击的个人，常见于双方打架或冲突的场景中；也用于比喻易怒的人，甚至是暴脾气的情人。引申用于指涉需要激发才会显示才能的人，例如著名文学家“丁尼生就像一只睡狮，在他将咆哮之前要求大量的搅扰。”进一步而言即使没有对方的挑衅，未被激怒，只要被认为或自称有某方面的实力就可以自称睡狮。所以被认为具有强大实力的个人都是睡狮，比如林肯被比作睡狮，德国埃及学家乔治·埃伯斯（Georg Ebers，1859–1925）的戏剧《克里奥佩特拉》中安东尼被说成是睡狮，某位参与了历次侵略战争的英国士兵被认为适合以睡狮作为标志。法国戏剧家高乃依1670年的戏剧《贝雷尼斯的提特》（Tite et Berdnice）中提图斯宣称自己的伟大并把自己比拟为一只睡狮，但是其不得不为了惊吓其余的世界而行动。被怀疑忠诚的女人是一只睡狮，因为她会用给猜疑一个事实基础的方式报复。这种实力可以是潜在的还未显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过去有目共睹的。例如在学校中成绩不佳长大后却大有作为的人的天才是“像睡狮的力量一样”。
除了个人，某个群体也可被称为睡狮。比如法国的五百人院，或是在中国传教的教会。长诗《尼尼微的陷落》中把亚述听到号令开始行军的大军描述为从巢穴中跃起的睡狮。著名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在1819年英国政府犯下“彼得卢屠杀”的罪行后写下了《无政府状态的假面剧》（The Masque of Anarchy）：
......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
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
Which in sleep had fallen on you——
You are many, they are few
像狮子般在沉睡后奋起，
以无法征服的人数——
像露水一样把你们身上的枷锁抖落在地
那是睡觉时落于你身的——
你们势众，他们势微。
该诗把要求民主的革命群众比作睡狮。不过当美国的排华运动分子引述这首诗之时睡狮又变成了种族主义者的自我标榜。
睡狮也常用于比喻某个地区或民族。美国南北战争前北方人告诫南方友人“不要唤醒北方睡狮的敌意”。而美国东部人“不应忘记西部是这个国家的睡狮。它有无边无际的自然资源，并且人口正快速增长。”英国政府增加酒税唤醒了爱尔兰人胸中的睡狮。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的错误政策唤醒了印度人民的睡狮。自然睡狮也可以隐喻国家。英国经常被比拟为睡狮。相关例证十分丰富。例如描写拿破仑战争的一首英国歌词的一节：
挑战到达不列颠的海岸
于是唤醒了她的睡狮，
狮子迅速开始大声咆哮，
随之震动了躺在床上的人们！
然后他们醒来，跨上他们的战马，
准备给他沉重的打击，
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喝一杯，
与著名的拿破仑。
面对法国的挑战时，英国睡狮醒了；面对中国销毁鸦片的禁毒行动，英国睡狮又醒了。在涉及两次鸦片战争的相关文献中英国的侵略行动往往被说成是睡狮醒来开始发威。据说过去的北欧海盗也曾畏惧英国怕唤醒睡狮，虽然英国最终还是被海盗后裔的诺曼王朝征服。总之无论是侵略还是被侵略，面对任何挑战之时英国都会被比作醒来的睡狮。得胜之后英国就又躺平成了睡狮：1848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章背面，女王正在为惠林顿将军授予桂冠，女王的脚下的台阶侧面就雕刻着一只睡狮。（图3）不过与某些中国作者的幻想不同，狮子并非只是英国的隐喻。实际上由于狮子是最常见的纹章动物，也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所以把自己的国家比作睡狮在欧洲各国常见。早在1578年荷兰人就在宣传画中明确用睡狮的形象比喻1567年被西班牙侵略的尼德兰国家了。（图4）这是由于尼德兰地图的形状常被认为形似一只狮子。就笔者所知，没有英国睡狮的形象早于这一日期。所以英国人以睡狮自居应该是受其对手荷兰人的启发。除此之外被比作睡狮的国家还有很多。葡萄牙是被唤醒的睡狮。据说连法国作家都承认勇敢和慷慨的西班牙“不是一只死狮而是一只睡狮。”美国是失去力量的睡狮，但是时机到来就会再次唤醒巨大的力量。被视为病夫的土耳其也是睡狮。甚至现在已经湮没无闻的中亚的希瓦汗国也被比作睡狮。
图3 维多利亚纪念章，1848年
图4 荷兰宣传画《睡狮，1567年》，1578年
睡狮还可以是某个物体，例如随时准备开火的大炮。1524年为王权伯爵奥托海因里希（Ottheinrich）制造的大炮的装饰图案就是一只睡狮，并标有铭文“别把我唤醒”（Weck mich nit awf）。（图5）美军第33野战炮兵团的团徽也是一只睡狮。
图5 德国大炮装饰模具“别把我唤醒”，1524年
在实体之外，某种权利或权威，甚至是某个概念都会被比作睡狮。例如教皇的权力是可能被唤醒的睡狮。错误的良知“是像一只睡狮，虽然安静，但是当它醒来就会咆哮。”老人不应说自己被死亡忘记了，因为死亡（死神）是只会被唤醒的睡狮。德国君主惧怕的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精神是睡狮。法律是睡狮。人的思想也是睡狮。1803年一本匿名小说中主人公向孩子们展示一张画，上面是一片橡树下躺着一只威严的狮子一只爪子抓着面具，另一只握着短剑。主人公说：“这只可怕的动物正在睡觉；但是你没有感到遥远的闪电的闪烁吗？——雷暴越靠越近了，而如果狮子醒来就只能愿上帝慈悲了！”当主人公与国王相互熟悉后才向国王耳语揭示了这只威胁早晚会醒来的睡狮的含义：民主。而在1913年John Hay的诗《自由》中自由是睡狮：
...
那么让我们不要轻视它当它静卧好像一只睡狮之时
同时一大群飞虫般的邪恶围着它的头盘旋；
不用怀疑当它处于疯狂脱节的时刻
它震撼恐惧的火炬，
它的尖利喊叫遍及发抖的大地，
而在暴乱和战争的火焰中我们看见它令人厌恶的形式。
总结一下上面千奇百怪的睡狮用例，从女王到莽夫悍妇，从文学家到差生，从小国到帝国，从大炮到自由民主，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很简单，共同点就是没有共同点。或者说一切皆可为睡狮。这正体现了索绪尔所谓的符号的任意性，或隐喻的替代功能。睡狮是一个19世纪欧洲特别是英语中非常常见的隐喻，其隐喻对象没有限制。除非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睡狮隐喻只许白种人用，否则有人用其形容中国根本无需大惊小怪。不过如上所述即便是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19世纪欧洲人都会把这个隐喻用于亚洲。
不过用法限制还是有的。由上述用例可知，当睡狮不是对一个有某种能力的对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带有威胁的意义之时，这个隐喻一般只用于第一和第三人称。说对手（你）是睡狮是无意义的，毕竟没人会威胁自己，除非想要立即投降结束冲突。上述用例中只有雪莱的诗是第二人称，雪莱是在用睡狮隐喻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但是诗人本身是站在人民之中的，同时这首诗也是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雪莱的诗是以第二人称统合了第一和第三人称的独特修辞。
英国人面对敌手自称睡狮就是一种典型的第一人称睡狮。这种隐喻对外是威胁敌人，对内是激发斗志士气，保持胜利的信心。第三人称的睡狮隐喻则是身处冲突双方之外的“我”以第三方为睡狮来威胁或劝阻对方的行动。例如前述希瓦汗国的例子。在这篇1824年出版的俄国人论述俄国与希瓦汗国关系的英译文本篇末，英译者警告俄国人说：“然而，征服例如土耳其和中亚的鞑靼人这样民族的任务并不容易；而且俄国人，如果他们确实尝试这个任务，可能必须遗憾于如此多军队的损失像在完成对贝柯维奇（Bekowitch）的征服之前。也许，他们的尝试也可能造成在那些野蛮人中再次激起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现已沉睡了将近两个世纪。——他们确实不能忘记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让俄国人当心，在他们唤醒这只睡狮之前！”很快就被沙俄变成附庸国的希瓦汗国之所以能成为英译者口中的睡狮，并非由于英国人真心畏惧这个中亚小国，而是由于英国人要借这只假想的睡狮阻止俄国人在中亚的扩张。这就是难以找到西方人直接向中国人指称中国是睡狮的证据的缘由。把作为对手的中国称为睡狮不符合该词的用法和语境。
通过考察睡狮隐喻的原初文化用法，可见睡狮隐喻只能是自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只不过应是转经日本传入。2016年杨瑞松指出1898年2月10日的日本杂志《中外时论》中大泽龙以汉字书写的文章中认为：“往者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该文5月1日又刊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澳门《知新报》上，所以梁启超完全可能在保国会演说前见过此文。2021年张昭军也指出1896年日本《太阳报》上尾崎行雄的文章中提到西方国家惧怕“睡狮一旦觉醒，就会立即将其仇敌攘逐出东亚”。笔者也找到一篇1894年11月10日的《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上的文摘，其摘录了一篇题为《从真实的观点看中国》（China seen in her true Light）的日本文章。其中写到：“我们的同时代人谈到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经降临在这个大国身上的鸦片战争和其他困难，没有明显地促进睡狮将要醒来的这个时代的到来。”类似的日本文本还有很多，例如《远东》杂志上的社论。其大多集中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本土传统文化中并无睡狮意象。日本人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即便知道了睡狮隐喻也没有理由主动把这个威胁性隐喻用于敌国。正如上文所说威胁性的睡狮不用于第二人称。那么日本人的中国睡狮的表述显然来自与西方人的交流。例如已被很多作者提到的英国陆军元帅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就认为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有更大的吨位和更好的水手。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后极力否定并说服西方人放弃这种观点就是这种来源的明证。上述《日本每周邮报》和《远东》就是向西方人介绍日本，传达日本观点的宣传工具。这说明虽然目前还未找到西方人直接把中国比作睡狮的文献，但这一隐喻无疑是西方人为阻止日本扩张或担忧日本失败而劝告日本人时使用的，很可能是在直接交谈中使用了这一西方的常见隐喻，所以未留下相关文献。（当然即便以后找到相关文献也不奇怪。）这一第三人称用法就如同英国人以睡狮阻止俄国扩张一样。那么可以据此还原睡狮隐喻的流传过程：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人（外交官，记者，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其他）告诫日本人不要与中国开战，否则会唤醒睡狮。甲午战争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人积极宣传中国不是睡狮或狮子已死，最终梁启超等中国维新派人士通过日本报纸从而知晓了睡狮的隐喻。
三
睡狮的多重语义值
当睡狮来到中国，成为维新派和革命党的常见口号后，它不像往日在西方国家时那么威严，每每与负面价值相关。中国留学生称中国睡狮论出自讽刺家之口，小说家说“这是外国人骂我中国人的话”，或者像二战期间驻美武官的夫人一样认为睡狮是中国的绰号诨名（nicknames）。中国人都致力于使中国摆脱睡狮的状态，变成醒狮。从梁启超把睡狮与弗兰金仙/弗兰肯斯坦相混淆，可见他同样不了解西方文化中睡狮的含义。所以这个隐喻自然不可能是梁启超发明或直接从西方文化中借用的。《动物谈》是在悲叹睡狮因腐朽无法醒来，但梁启超明确把睡狮/弗兰金仙说成是原本有“千人之力，未之敌也”的不可轻视的对象。这一对睡狮威力的理解与西方文化对睡狮的理解相同。核心含义不变，而外在形式与弗兰肯斯坦或机械怪物混淆，这正是梁启超间接知晓睡狮隐喻后，面对众多舶来的隐喻形象无法一一明辨，所以思维将其凝缩成一体的结果。梁启超的这种用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日本人否定中国睡狮论的刺激。他肯定了中国是睡狮，只是哀叹睡狮长睡不醒。不过正是梁启超的哀叹给睡狮的中国形象定了调。此后几乎所有中国人对睡狮的使用全都基于必须把睡狮唤醒，民族才不致危亡这一基本观点。所以睡狮在中国成了负面的，必须解除的状态。但是其作为狮子的强大本质又给予中国醒来后强国的希望。或者说在中国的睡狮意象中带来负面意义的不是睡狮本身，而是梁启超（及其日本来源）加诸其上的“不醒”这一义素。这一含义当然也是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最相关的。
这种对睡狮隐喻的负面使用并非中国人的独创。如上所述，西方的睡狮意象主要是正面形象，但是由于《伊索寓言》中的睡狮毕竟被老鼠冒犯，所以给这一隐喻留下了向负面含义转化的开端。而真正使狮子之睡趋于贬义的，又是基督教文化。国内有论者因为费约翰的一句话就认定唤醒中国来自于基督教会“唤醒东方”的口号，因而是基督教或西方对东方居高临下的姿态或优越感。但是从未有论者拿出确切文献真正证明所谓基督教唤醒东方的说法是中国睡与醒问题的来源。实际上这种优越感只是中国作者的一种迫害性妄想以及使睡狮隐喻污名化的手段。“唤醒”在基督教中并非针对东方或有色人种，而是一个基本的隐喻，也未体现欧洲人的优越感。至多只能说体现了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歧视。瓦格纳提到早在圣彼得的《罗马人书》13:11-12中已经使用了睡与醒的隐喻：
“Do this, knowing the time, that it is already the hour for you to awaken from sleep; for nowsalvation is nearer to us than when we believed. The night is far spent, the day is at hand:...”（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在1678年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基督徒面对入迷之地要坚持清醒否则就会一睡不醒。北美宗教史上的一大事件就是“大觉醒”(Great Awakening，1720-40)运动。此后这样的宗教觉醒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类似的宗教觉醒运动在德国等地也都有出现。那么基督教唤醒东方并非歧视，因为其首先就在唤醒自己的民族。基督教所谓的醒指积极的信仰状态，以对立于彼得所谓的醉酒、好色、嫉妒等放纵私欲的不信状态。无论是唤醒美国人还是唤醒中国人都是指使其皈依。
在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唤醒”一般都与革命和启蒙相联。关于启蒙主义的文章几乎必然会出现唤醒民众的表达。但在笔者所见的范围内，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者却很少使用唤醒的表述。换言之“唤醒”在欧洲历史语境中非但不是启蒙话语，反而还是其对手基督教的惯例话语。
基督教对醒的坚持导致把睡看做罪恶或导致罪恶的途径。所以睡狮隐喻在欧洲基督教文化语境下就会滑向负面价值。睡与醒的隐喻建立起一个基础性的语义轴。其他二元结构的对立概念作为其聚合项就可以替代或成为睡与醒的隐喻。在这一语义轴中睡承担着消极，无力，潜在，被动等负面义素。但是由于睡的意象与狮子相连，所以负面并不纯粹。相比于前述文学和话语等媒介，在图画媒介中，睡狮更易成为负面意义的承载者。这也许可以用莱辛在诗与画之间的区别来解释。文字媒介中睡狮往往处于一个叙事或行动的过程中，因而其只是作为觉醒并惩罚敌人之前的一个无行动的阶段出现。而图画媒介中睡狮往往只能表现一个特定时刻或状态，因而更易偏向负面。
前述荷兰十七世纪初的版画表现了1567年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革命时的社会状况：西班牙士兵如鬼子进村般牵牛赶鹅；尼德兰人却在山坡上饮酒作乐或打盹小憩。画面前景左侧的睡狮下写着尼德兰的力量，它对代表西班牙的豺狼叼走笼中的家禽不闻不问。这里的负面价值集中于睡狮无行动的消极状态。那么睡与醒隐喻或替代的就是非行动与行动的语义轴。但是这种负面价值中同时蕴含了正面价值的期待：只要睡狮醒来就能赶走和惩罚外国豺狼。而这正是身处1615年的制图者实际所知的历史结果。所以负面价值被观者所处时代的历史事实淡化了。另一张1652年的荷兰讽刺版画（图6）表现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前景中西班牙人用音乐催眠了代表荷兰的狮子，而英国人正在用棍子戳弄睡狮，放出并刺激代表英国的狗向睡狮狂吠。背景中醒过来的荷兰睡狮扑倒了一只英国狗把它咬死，而克伦威尔和他的英国将军徒劳地试图用棒子救狗。这里的睡狮更类似于“不要唤醒睡狮”中的含义。睡固然不好，因为荷兰狮子的睡象征着与西班牙人签订合约导致了荷兰海军建设的荒废。但是荷兰狮一旦醒来发威，英国狗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幅1652年的作品用连环画的形式展示了睡狮醒后的结局，因而同样消除了负面价值。两幅宣传画想表达的是睡狮即便睡着仍是令人敬畏不可侵犯的对象，只是阿尔巴公爵和克伦威尔这样的狼狗之辈有眼无珠。
图6 荷兰宣传画《狮子与狗的战斗》，1652年
近百年后英国人才开始用睡狮的讽刺画表现自己的国家。在众多英国睡狮的图画中就包括了瓦格纳在文中举出的那张《对1778 年2 月国势的看法》（图7）。对于这幅（颠倒了隐喻的）英国睡狮与荷兰狗的画，瓦格纳称“到18世纪晚期，国族和阶级才成为固定的范畴，被赋予某种心智状态与历史作用力。”对瓦格纳而言只要假装17世纪荷兰作品以及18世纪前半夜的英国大量相关作品甚至古以色列的圣经隐喻都不存在，那么他所谓的范畴固定的时代就是历史事实了。更有趣的是瓦格纳对这幅画中的睡狮并没说什么，反倒特别关心画中代表商业利益的母牛。瓦格纳不提荷兰睡狮的作品却不厌其烦地找出一组包括16世纪尼德兰讽刺画在内的关于母牛的作品。他的离题是要说明“母牛四周的国家仅仅得利于英国自身的软弱，而非将各自的意图强加其上，可知，周边国家亦非这张画抗议的对象。”之后瓦格纳继续在离题的路上狂奔，罗列了法国大革命唤醒人民的版画以及吉尔雷的《育婴——不列颠尼亚沉睡和平中》（图8）等作品，就是不谈睡狮。这些作品，比如《育婴》就是为了证明代表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本身才是问题，而非外国势力。”最终瓦格纳把他从这些西方作品中得出的结论转用在中国睡狮的隐喻中，以此证明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剥削都是咎由自取，而不在于外部压迫。然而瓦格纳不惜离题来论证的受害者有罪论的西方论据并不能成立。例如上面的《育婴》作为一张政治讽刺画，其创造目的首先是要打击政敌，亦即促成亚眠和约的爱丁顿首相。按政治讽刺画的逻辑认清并打倒卖国贼爱丁顿首相才是不列颠尼亚醒来的前提。当时的政治讽刺画是为了打击政敌，不是为了动员群众，毕竟那时英国人民可没有普选权。瓦格纳抛开作品的社会目的就是为了把受害者有罪论强加在所有关于睡与醒的作品之上，脱离了语境的作品就能任由他随意解释了。
图7 英国宣传画《对1778年2月国势的看法》，1778年
图8 吉尔雷，《育婴——不列颠尼亚沉睡和平中》，1802年
回到英国18世纪其他的睡狮讽刺画上可以清楚看到睡狮从未作为咎由自取的消极形象出现。在1731年一组针对所谓第一位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 1st Earl of Orford，1676—1745）的讽刺画的第五幅中（图9），沃尔波尔正在法国枢密院首席大臣弗勒里主教（Bishop of Fleury，1653 –1743）面前畏畏缩缩地用天平称量，试图使一堆安抚法国的条约与一堆象征战争的剑，锚和三叉戟一样重。画面前景左下角是一只带着王冠的高卢鸡站在英国睡狮身上打鸣。讽刺画在指责首相对法国绥靖妥协。正是这种过度妥协使英国狮沉睡不醒任由高卢鸡占上风；而不是指责由于英国人都睡了，首相才不得不进行投降外交。因为这是针对首相的讽刺画。当比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1713 –1792）成为英国首位苏格兰籍首相后出现的讽刺画《当苏格兰人统治之时》也是类似情况。其中第一幅图（图10）中剥掉衣服捆在柱子上的不列颠尼亚被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裙的男人用苏格兰国花蓟鞭笞，行刑柱旁英国睡狮一动不动，英格兰绅士只能半跪在地痛哭着眼睁睁看着国家被蹂躏。首相是苏格兰人因而遭到了其政敌和英格兰民族主义者的污蔑。这里睡狮不醒不是不列颠尼亚受辱之由。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苏格兰人成了首相。当这位首相与法国缔结《巴黎和约》结束了七年战争时，又有幅配诗讽刺画《英格兰的苏格兰朋友》（图11）把和约看做是英国狮子生病睡去，而穿着苏格兰裙子的首相把一只靴子按在狮子头上，同时晃动着蓟催眠了椅子上的国王，他脚下放着法国人给的钱袋。首相对站在另一侧的法国人说：“我已经给了侍从一些苏格兰威士忌鸦片酒，他现在快速睡着了，我亲爱的法国。”睡狮是苏格兰人掌权的结果，或者说睡狮表现的是此时英国的国家状态——外族掌权英国狮子就会一睡不醒。这与《育婴》的逻辑是一致的。是某些人或其行动导致了沉睡的状态，负面的睡的状态只是结果。这些政治讽刺画是在揭示这种负面状态并指出其缘由。类似的，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期的一幅西班牙宣传画（图12）上看起来像只乌鸦的法兰西帝国雄鹰站在呼呼大睡的西班牙睡狮身上。这同样不是指责西班牙人不抵抗，而是在警告侵略者赶快撤退，就如图下的文字所言：“如果唤醒西班牙之狮，法国鹰你的翅膀就不值得存在了。”（Águila Francesa, ni aun te han de valer las alas, si despierta el Leon de España）这就是“不要唤醒睡狮”的图画版本。
图9 英国讽刺画《罗宾斯统治时期或七个主要场景》局部，1731年
图10 英国宣传画《当苏格兰人统治之时》，1762年
图11 英国讽刺诗配画《英格兰的苏格兰朋友》，1763年
图12 西班牙反法宣传画，约1808-1813年
十八世纪的英国睡狮讽刺画还有很多。1756年当七年战争开始之际，一只法国舰队在梅诺卡岛（Minorca/Menorca）击败英国舰队占领了该岛。于是有了张相关讽刺画《不列颠尼亚的复兴或不列颠狮的唤醒》（图13）。画中丢盔折矛的不列颠尼亚坐在一块岩石上哀嚎，向英国绅士政客们哭诉领土的丧失。她脚下有一只拴着锁链的睡狮。不必猜测，图中已经把狮子睡去的原因画得很清楚，那就是背景中正在接受法国人钱袋的匿名政客。但这幅画中原因并非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其与前述几幅相比没有明确的攻击对象。这里更多是陈述失利的事实。亦即睡狮还可以隐喻战争失败的状态。明确代表失败的睡狮往往会加上一条锁链表示失去自由或行动能力。代表失败的睡狮实际上是非行动语义的进一步发展。比落败更加负面的是死亡的象征。例如波兰比托姆（Bytom）的睡狮纪念雕塑（图14）就是为纪念普法战争中比托姆地区遇难的居民。1920年奠基的英国萨默顿战争纪念碑（Somerton War Memorial）上同样卧着一只睡狮。（图15）这座纪念当地一战（后来加上了二战）的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当然不是在抱怨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老朽不堪醒不过来。象征死亡的睡狮只是把非行动的语义推到极端。瑞士卢塞恩市有座托瓦尔森设计的垂死狮子像用以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死去的瑞士雇佣兵。虽然这座雕塑是明显的死狮子，但在19世纪人的口中往往被表述为睡狮。甚至19世纪末有作者把这种睡狮意象看作是自古以来纪念战死英雄的惯例。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
图13 英国宣传画《不列颠尼亚的复兴或不列颠狮的唤醒》，1756年
图14 波兰比托姆的睡狮纪念雕塑，1873年
图15 英国萨默顿战争纪念碑，1920年
从不行动到绥靖投降到被迫害到战败到死亡都是非行动的负面状态。但上述讽刺画中攻击的从来不是睡狮，而是造成睡狮状态的卖国贼、主政者或外国侵略者。更不用说纪念雕塑是对被比作睡狮的战士的怀念和崇敬。从这个意义上哪怕是带有负面含义的睡狮依然是个正面角色。相比之下睡狮的正面意象更加丰富。首先睡狮往往伴随着爱神丘比特，美神维纳斯，酒神巴库斯出现。（图16）作为爱情、欢乐征服狂暴的自然力或人的低级本能的象征。西方艺术史中最著名的睡狮要数古典主义大师卡诺瓦1792年创作的克莱门特十三世教皇的陵墓雕塑。（图17）主体雕塑前有一对卧狮，一只睁眼的醒狮，一只闭眼的睡狮。一般认为醒狮代表教皇精力充沛的工作，而睡狮代表教皇的谦逊温和。这对卧狮在十九世纪十分受欢迎，美国德国等多地都摆放有其复制品。这种受欢迎的程度说明即便睡狮没有什么特别象征意义，一般也不被当做负面形象。
图16 Luca Cambiaso，《维纳斯与丘比特和睡狮》，1542-1585年
图17 卡诺瓦，克莱门特十三世陵，圣彼得大教堂，1792年
更重要的是睡狮与和平的联系。前述种种无论文学作品还是讽刺画都表明了这种联系。虽然前述那些好战分子或反对党把缔结和平条约看做卖国，但当狮子不再咆哮和捕猎而是满足于睡眠之时确实意味着和平时光。一枚1667年的纪念章（图18）上一面是英王查理二世，一面是一只睡狮。睡狮指同年第二次英荷战争以签署《布雷达条约》结束。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英国海军被荷兰重创，荷兰舰队甚至横扫了泰晤士河。很难说这里的睡狮是在庆祝和平的到来，还是在指责国王让国家陷入失败。而前述维多利亚纪念章上的睡狮无疑是胜利后（战胜拿破仑）和平的象征。1825年奥地利为纪念曼斯菲尔德将军（Colloredo Mansfeld，1775 –1822）在1813年的库尔姆战役中击败拿破仑军而建造的纪念碑下方就卧着一只象征获得胜利后和平的镀金睡狮。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狮子就是和平图像志的一部分。里帕的《图像学》中和平的词条称：“一位年轻女子长着翅膀，头带橄榄枝和玉米穗编成的冠冕。狮子和羔羊一起围在她身旁，她正在焚烧一堆战利品。”其中“狮子和羊羔意指和平能够将野兽的温和和凶猛结合起来，将敌对民族的残忍转变为相互间的友善。”后世会把这只狮子画成睡狮。可能是由于狮子只有睡着才不吃羊。例如复制罗萨（Salvator Rosa）作品的现题为《乡村》（Paese）（图19）的一幅版画中风景前一个女子坐在一堆盔甲前正举火焚烧，她身旁有着一只睡狮和一只羊。这无疑是和平图像志的发展形式。而Paese应是Pace之误。这种图像志变化甚至与农业图像志相结合。1766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一幅科学与艺术的图像学人物之书》（Livre de XI figures iconologique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中农业的拟人像（图20）旁边就伴随着一只睡狮和一只羊。毕竟农业的发展依靠和平环境。1816年贝德福德公爵的底座装饰图案中睡狮独自与一组拿着镰刀和钐刀的农业收获人物组合在一起。需要和平的不仅是农业，还有教育。克鲁克山克（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的《一片面包和黄油》（A Slice of Bread and Butter）的尾页插图上不列颠尼亚坐在睡狮前面搂着一贫一富两个手捧书本的学童。（图21）作者号召全民教育，而教育联系于睡狮的和平环境。莫里茨·雷茲（Moritz Retzsch）的一幅素描中伊甸园中的赤身裸体的亚当和夏娃正依偎在一只睡狮身边。（图22）这里的睡狮象征着人类堕落前没有杀戮和劳苦的伊甸园中的和平与安宁。
图18 英国查理二世纪念章，1667年
图19 仿Salvator Rosa，现题为《乡村》，1837-1842年
图20 《农业的预言》，约1766年
图21 克鲁克山克，《一片面包和黄油》插图，1857年
图22，Moritz Retzsch，《亚当和夏娃》，1794-1857年
就像“不要唤醒睡狮”的谚语所警示的那样，狮子只有睡着才能安静和平。不仅国家如此，个人亦然。胡适肯定不知道在西方文化中睡美人同时也可以是睡狮。就像英国诗人和作曲家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1567－1620）1617年的诗《睡吧，愤怒的美人》：
Sleeping，angry beauty，sleep and fear not me!
For who a sleeping lion dares provoke?
It shall suffice me here to sit and see
Those lips shut up, that never kindly spoke:
What sight can more content a lover’s mind
Than beauty seeming harmless, if not kind?
睡吧，愤怒的美人，睡着并且别让我畏惧!
因为谁敢唤醒一只睡狮？
我在这里坐着并观看就足够了
那些从未友好讲话的嘴唇闭上了：
什么景象更能满足一个爱人的心
比起美人看上去即便不是友好至少无害？
哪怕美人也是睡着更和平。在菲利普·西德尼的诗《来睡！哦睡眠，牢靠的和平结》（Come Sleep，O Sleep，the Certain Knot of Peace）中睡眠作为和平的制造者将结束打扰休息的烦恼思想的内战。回首上两章节中列举的众多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睡狮意象也无不是把睡与和平，醒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和平就是一种非行动。就像英国牧师马修·亨利在解释犹大之狮时所言：“犹大不被比较于狂暴的狮子，总是易怒的，总是狂怒的，总是徘徊；而是比较于俯卧的狮子，享受他的力量和成功的满足，没有给别人制造苦恼：这才是真正伟大的。”那么可以说在睡狮的隐喻中睡狮本不需要醒，本可以享受伊甸园般的和平与繁荣，是外部敌人和内部叛徒强加的刺激才让睡狮不得不醒，像1885年的一首诗《醒来，不列颠人，醒来！》所写：
醒来，不列颠人，醒来！因为危险群集在周围，
而且你们自己独自有助于发现。
汝等满足于见你的敌手变得大胆，
见你的国家的荣誉被买卖？
汝等是高贵祖先的堕落儿子吗？
没有剩下火炬去点亮他们爱国的火焰吗？
......
敌人嘲笑狮子；卖国贼致力于让他生病；
他还将沉睡多久不去理会？
醒来，狮子，醒来！不列颠尼亚的儿子们，起来！
证明自由的生命从未死亡；
向世界证明，在它太迟之前，
忠实的心和忠诚足以征服命运。
只有当民族国家遭遇挑战时才需要依靠民众的忠诚醒来,而这种觉醒就意味着战争。19世纪西方人普遍承认使中国觉醒的事件不是洋务运动,而是义和团运动。虽然义和团运动是抵制西方文化启蒙的运动,而且在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匪疑所思，但是当清廷对西方国家宣战后，一位西方作者写道：“在那些讨论那个国家最近发生的麻烦的文章中,‘中国的觉醒’这一短语几乎在每一篇中都出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觉醒,这最近已经使一个沉睡的民族的行动变得突出,在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顶点。”在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3）中代表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群将军围坐在餐桌边惊讶地看到头上悬着一把东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写着“中国觉醒”的大刀。显然中国的觉醒会让帝国主义国家丢掉他们夺来的利益。所以与当代中国人的理解不同，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民族国家的觉醒其实与启蒙或者社会革命无关，其主要指战争（一种行动状态）。所以睡狮的非行动义素也并非决然负面。
图23 《在东方引起恐惧的可能性》，1901年
四
拿破仑作为源头
在说明了睡狮隐喻在西方文化中的用法和语义之后，是时候讨论中国睡狮论的承担者拿破仑了。所有作者都会提到法国的拿破仑专家已经指出拿破仑并未说过中国是睡狮。但是拿破仑谈到中国时没有用过“睡狮”这个词不等于他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今天无论东西方普遍把相关说法归于拿破仑，但是这一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生成的仍需要进一步澄清。
应该说拿破仑确实不会直接称中国是睡狮。因为中国当时并没有能直接威胁英国或法国的武力尤其是海军。而且睡狮是拿破仑的自称，他不会轻易赠给中国。据拉斯•卡斯（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Joseph, comte de Las Cases，1766 –1842）所言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称自己的名字意味着“荒漠中的狮子”。Leon即是狮子的意思。虽然从字面上看更应是那不勒斯的狮子。被议会推举为皇帝后拿破仑在国务委员会讨论加冕问题时称巴黎人反对他，在巴黎加冕不安全，有人撒钱煽动暴乱，“上个月我已经假装睡着，因为我希望查明这种邪恶的精神会把他们带到多远；但是我会让这些人小心他们正在忙的事——我的醒将是狮子的醒！”在莱比锡战役时面对联军让他投降的要求，拿破仑也自比睡狮。据说1814年拿破仑在流放厄尔巴岛时曾对思想动摇的缪拉称：“狮子没有死，只是在睡觉。”众多拿破仑传记和评论中也往往把他称为睡狮，尤其是当他退位之时。甚至在拿破仑退位后法国还出现了一个致力于使拿破仑复辟的秘密结社名为“睡狮社”（Le Lion Dormant）。
张英伦已经指出现在拿破仑中国睡狮论的源头是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的医生巴里·爱德华·奥梅拉（Barry Edward O'Meara，1786–1836）的记载。1822年出版的奥梅拉的《流放中的拿破仑：或一个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一书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拿破仑的健康状况以及奥梅拉医生与拿破仑的对话。1817年三月26日在医生告知拿破仑阿美士德伯爵（或译阿美赫斯特，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 1773 -1857）过些日子将访问圣赫勒拿岛。于是引出了拿破仑对英国处理礼仪问题方式的批评。拿破仑认为英国的阁僚们没有命令大使执行当地风俗是错误的。医生反驳说叩头是屈辱，英国大使愿意对中国皇帝行对英国国王的礼仪。拿破仑回答说：
“在我看来，无论一个国家的风俗是什么，并且无论由那个国家的头号人物对他们的领袖行什么礼，都不可能侮辱执行相同礼节的陌生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风俗。在英格兰，你在宫廷中吻国王的手。这样一件事在法国会是相当可笑的，而这样做的人会遭到公众鄙视；但法国大使仍在英格兰执行这个礼仪，不会被当做侮辱了他自己。在英格兰，数百年前，国王被跪着服务，相同的礼仪现在发生在西班牙。在意大利，你亲吻教皇的脚趾，然而这不被当做一个羞辱。一个人应该入乡随俗，如果阿美士德阁下已经在中国皇帝面前屈从于这样的礼仪，就像那个帝国的最高官员执行的一样，那么这不会有屈辱。你说，他愿意表达这样的尊敬像他对自己的国王表达的一样。你无权派一个人到中国去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执行某种礼仪，因为这样的礼仪在英格兰被实践着。为了举例，现在假定在英格兰有个风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国王应该把他的屁股提供给觐见他的人们去亲吻；确实，为什么中国皇帝必须脱裤子——就因为在英格兰是这么干的。”
同时拿破仑做着相应动作逗笑了医生。之后拿破仑继续说：
“如果我派一个去中国的大使，我会命令他熟悉由最高官员在皇帝面前执行的礼仪，并且，如果需要，他自己要执行这个礼仪，而且不做更多。现在也许你们将失去这个民族的友好，以及巨大的商业利益，就因为这件无意义的事。”
奥梅拉说：“我们能通过一场数艘船的战争轻易地迫使中国人给予优惠地位;例如通过适当部署几艘巡洋舰,我们能剥夺他们全部的食盐。”拿破仑回应道:
去和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并且占据如此多资源的帝国作战，这将是你们多年来所犯的最大错误。无疑你们开始会胜利，俘获他们的船，并且摧毁他们的贸易；但是你会教会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会被迫采取措施保卫自身反对你们；他们会考虑，并说，‘我们必须尝试使我们自己与这个国家平等。为什么我们应该遭受一个如此遥远的人对我们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建造船只，我们必须把大炮放在这些船里，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与他们平等。”他们会从法国和美国,甚至从伦敦得到技工和造船匠;他们会建造一支舰队,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打败你们。
之后拿破仑又多次谈到中国。3月29日拿破仑说让假设的中国大使在伦敦给英王叩头是一个侮辱，因为叩头不是英国的礼节。英国人在北京要求中国官员向英王画像叩头也是侮辱，因为这也不是当地习俗。“大使是为了他所属的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为了礼仪。他变得像他所处的国家的最高贵族之一一样，并且应该遵守相同的礼仪。如果要求他更多的事，确实他应拒绝。”4月15日拿破仑在又一次对医生的反驳中提到当他与沙皇亚历山大是好朋友的时候，沙皇也问过拿破仑关于礼仪问题的意见。拿破仑说自己的见解一直没变，而且当时亚历山大被完美地说服了，并写信给俄国大使谴责了他没有执行中国礼仪。5月27日拿破仑称英国大使应向中国高官行贿以解决问题，因为那位大使不是去处理国家荣誉的问题而是商业事务。“此外，当你向那些野蛮人派遣大使之时，你必须迎合他们并且遵从他们的风俗。他们不寻求你，他们从未反过来向你派大使，也不请求你派大使来。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巨大的商业利益可能被丢失了，而且也许与中国的一场战争会随之而来。如果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将把提议与中国开战的人看做我国存在的最大敌人。你们最终会被打败，而且也许一场革命会在印度随之而起。”8月26日拿破仑说大使并不代表统治者本人，也从来没有被当做统治者本人接待。普通人（例如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船长）是否叩头是个人自由，但是肩负外交使命的大使不能拒绝叩头。拿破仑认为唯一合理的异议是叩头是宗教行为，其违反基督教原则。但是中国官员已澄清叩头不是宗教行为，只是礼仪法则。所以没理由拒绝。“对一个国家的习俗给予尊重时，你使得你自己的那些习俗变得更神圣。”武力胁迫中国更不可取，“你确实会被严重地劝告，如果你们不得不号召武装一个两亿居民的国家，并且迫使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去建造船只对抗你们的船。”9月22日拿破仑还谈到英国应与其他和中国贸易的国家开战，以此垄断对华贸易，而不是对华开战。
阿美士德6月27日抵达并于28日会见拿破仑。拿破仑并非是在对这位英国大使发表见解，所以并非如国内一些作者所言拿破仑是要借中国打压英国人的气焰。上述见解是拿破仑一贯的立场甚至早就向俄国沙皇陈述过。而且拿破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也不依靠他对中国的具体了解，而是基于外交原则和跨文化交往的普世原则：入乡随俗或者“When you arrive in Rome, you must be like the Romans”。拿破仑同样高傲地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但他在礼仪问题上否定了欧洲中心主义，相反秉持一种类似今天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认为英国大使应入乡随俗。然而，后世的英国人对拿破仑不断申说的这一论点却不以为然，仍以把西方的文化和宗教强加给中国作为目标。他们记住的不是这种通往和平的交往原则，而是拿破仑对于不要对中国动武的告诫。拿破仑的这一告诫也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基于中国与英国资源人口规模做出的利害判断。正是与中国这样庞大帝国全面开战的前景触动了英国人尤其是那些可能被送上前线的军人。与中国全面开战会先赢后输的论断就是日后中国睡狮论的源头，就像荷兰讽刺画中英国狗一开始对着荷兰睡狮狂吠似乎占着上风，但是睡狮醒后狗就倒了大霉一样。那么中国睡狮论确实是对拿破仑相关论述的一种浓缩和形象化。但是拿破仑的表述被隐喻替代的过程却十分复杂坎坷。奥梅拉医生的书短短数年就再版多次，可见其在当时有相当影响。不过真正向后世不仅传播而且把拿破仑相关言论向着睡狮论转化的是参与入侵中国的一个英军军官库宁汉。
库宁汉（Arthur Augustus Thurlow Cunynghame，1812-188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作为一个英军少将的上尉副官参加了对镇江的侵略。战后他出版了《鸦片战争：在中国服役的回忆》（The Opium War Being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一书。在结束对战争过程的叙述后书中第十二章开始进行总结。库宁汉先是按照英国惯例称这个麻烦的事件（中国禁毒）再次唤醒了（英国）睡狮，迫使它展现力量。战争快速结束避免了更多悲剧的产生。在炫耀胜利并认为战争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之后库宁汉提到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评论。他称自己是通过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中国之友》的编辑得知拿破仑言论的,而且这些观念与他的观点一致。考虑到读者大多没有看过这份报纸,所以库宁汉插入了很长篇幅的引言。然而这一长达近三页的引言中只有第一个段落是拿破仑自己的言论（即上引段落中从“最大的错误”到“打败你们”），之后都是《中国之友》编辑的议论。这位中国之友指出拿破仑的引言出自一篇伦敦报纸。之后他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太短暂，耻辱太局部，还不足以让中国人认识到自身在战争或其他技艺方面对于外国人的劣势。“直到他们固执的先入为主的对民族优越性和智慧的积习的偏见被根除，中国才能有重大进步。”根据英国人与印度王公作战的经验，一次失败不足以使中国人明白自身劣势。“因此我们注定或早或晚不可避免会与中国有另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当然会赢。”而第二次失败将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前兆。接着《中国之友》称：“谁敢预言这个民族觉醒的结果？谁能预见可能从此发生的这个力量的改变？”埃及已经成了一个英法都要讨好的力量，而埃及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人口不足中国百分之一。更不用说中国人的吃苦耐劳，顺从，机敏和勇敢。如果用上欧式战术和纪律，中国人肯定是优秀士兵。“道光的继承者要是被灌输欧洲主义，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也许专权的中国在东方，以及民主的美国在西方都命中注定要使这两个大陆摆脱欧洲统治。......欧洲的颤抖可能不是来自俄国的展望，而是中国的入侵？”
笔者没有找到该期《中国之友》，也没有找到那份引用拿破仑言论的伦敦报纸。不过当时提及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言论的文献还是较为丰富的。例如1842年《纽约先驱报》上的文章中就对英军攻占南京大加吹捧，认为拿破仑所说的对华战争会教会中国人抵抗入侵者是完全荒谬的。并且作者还鼓吹英国人将像占领印度一样全面占领中国，重现罗马军团的威风。与身处大洋彼岸煽风点火的纽约报人相比，在前线真正打败了中国人的英军军官，例如库宁汉却极为谨慎，反而推崇拿破仑的远见。毕竟如果英国政府真想要全面侵华，那么他肯定就要首先投入这场无底深渊的战争中了。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段话是库宁汉自己所写（也可能是其同僚或长官），而为了避免被人讥为畏战才不得不假托中国之友并引证拿破仑的言论为据。后来同样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陆军元帅沃尔斯利也是如此。1890年时他认为中国是“有前途的民族”（the coming nation），未来会席卷世界，成为英语国家最大的敌人。英国军人在一次次战胜中国后仍谨记拿破仑的指导意见。这与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得手一次后就忘乎所以地宣称中国不是睡狮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二者高下立判的战略眼光使得这两个岛屿帝国在二战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一个成了核国家，一个被核轰炸。前述已经可以说明当与中国的战争爆发之时拿破仑的告诫对于当时的英国人而言成了理解和预言这种冲突的一个重要参考。《中国之友》的评论中已经加入了中国在未来觉醒的表述，或者说他把拿破仑所说的中国人在被打败后会寻求新技术最终打败敌人的论述概括为了“觉醒”（awakening）。
1877年美国福音传道者德怀特·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发表在《我们沉默的动物》杂志上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北亚当斯遇到一个穿着体面价格公道的中国商人，因而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番感慨，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学习迅速，会成为优秀士兵。他接着引述了拿破仑的话：“当被怂恿占领中国之时，拿破仑回复道：‘我们最好让中国孤立；他们将学习战争的艺术，买船，提升军队，并也许占领我们。’”穆迪的引言可以说是拿破仑原话的一种非常随意的复述。穆迪肯定看过《鸦片战争》中《中国之友》的言论。所以才会说到中国会占领欧洲。但是他把中国之友的话与拿破仑的话混淆了。至于中国会通过战争学习西方技术是对拿破仑原话的浓缩。而“最好让中国孤立”一句则是拿破仑警告不要对中国开战的转写。这一转写开创了“让中国某某”的句式，并被之后的拿破仑名言复述/生产者继承。这种继承主要是在基督教会特别是在传教士群体中进行的。穆迪本人在遇到英国来华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之后也热心于鼓励其信众参与这种跨文化传教活动。因而可能正是他在传教士群体中传播了这一修改后的拿破仑名言。
五
传教士与拿破仑名言
中国巨大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都使得大成为最常见的对中国的形容，也是“打败你们”的基础。所以巨人在十九世纪是常见的对中国的比喻。但是巨人隐喻与拿破仑结合在一起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事。笔者所能找到的最早借拿破仑之口称中国是沉睡巨人的例证出自1896年美国南方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驻新昌县（Sinchang）传教士P. F.普莱斯（Philip Francis Price，1864-1954）之口。他在文章中称：“拿破仑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他睡。’但是巨人不会永远睡。”1900长老会传教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记录者和传教士杂志》上刊登了普莱斯的文章《阴影中的上帝》其中再次提到：“上帝在世界民族之中给了中国一个独特的位置。拿破仑说中国‘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他睡。’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巨人正在醒来！而且当他确实醒来世界都将知道。当中国人开始以巨大的数量发展他们的工业和模仿技巧的结果世界市场上将有一个恐慌。当一支伟大的军队学习成为像现在少数军团已经所是的士兵那样，他们将被看做一支伟大的力量。”同年普莱斯发表于《浸信会传教杂志》上的文章《上帝对中国的关心》中同样提到了拿破仑的名言。普莱斯神父没有指出该拿破仑名言的出处。在找到更早例证之前，可以把拿破仑与“中国是沉睡的巨人”的联系看做是普莱斯的发明。这里穆迪的“让他孤立”变成了“让他睡”，因而与沉睡巨人的隐喻相适应。
普莱斯神父发表文章的期刊都是传教士交流传教问题的刊物，普通信众不会去看。他以拿破仑作为依据是为了说明对中国传教具有重大意义。传教士为了进行传教布道，必然要具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拿破仑的原话篇幅很长不适合于作为一个名言直接引用，而且原话主要针对的是对华战争行动，与普莱斯说明向中国传教重要的目的也不一致。所以他通过当时通行的沉睡的巨人的隐喻简化和软化了拿破仑的原话。“睡着一个巨人”对应于拿破仑所言中国地大人多，“让他睡”对应于拿破仑反对对华开战，因为对华开战会使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并打败侵略者。根本上说，传教士不是任何引言都要一丝不苟正确引用的现代学者。他们只关心《圣经》文句的准确，拿破仑的话只要传达出相关意思就好，重要的是要符合传教的目的。经过浓缩改编，拿破仑的原话在原意未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变得铿锵有力富有文学性，并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这种改编风格明显是适于传教目的的戏剧性语言形式。
这位传教士不仅再造了这一拿破仑名言，而且借助教会的信息流通途径和权威性，这一简洁有力的拿破仑名言迅速开始传播。德克萨斯大学校长T.U.泰勒 (Thomas Ulvan Taylor, 1858-1941)在1898年十月的周年致辞中就复述了这一拿破仑名言。其表述与普莱斯完全一致，虽然泰勒是为了引出美国也是一个沉睡的巨人的观点。这种一致毫不奇怪。因为泰勒本人就是当地长老会的长老。所以是长老会组织通过其内部文件和布道等活动最早传播了这一浓缩的拿破仑名言。
但是普莱斯的拿破仑名言与今天的通行版本相比过于简短。这说明今天的拿破仑名言还有另一源头。这一源头同样是在华传教士。1889年传教杂志《全地的福音》中提到“数年以前，一个天才艺术家，在细心考察了日本之后，正在北京附近的西山研究中国建筑。在回答一个关于现代进步观念影响中国的问题时，他说，‘当中国行动之时她将改变世界。’”（When China moves, she will move the world.）这个故事被《传教的精神》杂志全文收录；其简略版本出现在同年五月的《浸信会传教杂志》上。故事的记录者是美国传教士塔夫特（Marcus L. Taft）。他原在镇江传教，后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驻北京传教士，在京都汇文书院（或称卫理公会北京大学，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历史神学教授和威利神学院主任。塔夫特的版本中没有拿破仑，但仅一年后，类似言论就被归于拿破仑。美国浸信会传教联盟的刊物《浸信会传教杂志》上一篇题为《中国的觉醒》的文章称：“拿破仑，在他于圣赫勒拿岛的流放中，以热衷的兴趣打发时间观察遍及世界的当前事务。他的观察之一是，‘当中国被改变，它将改变全球的面貌。’（When China is moved, it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the globe.）他的巧妙而全面的思想抓住了中华帝国的巨大可能性，因为它的战略位置覆盖亚洲最好的部分，它的巨大领土和多样的生产能力，以及它的强壮而独立品格的人民，以及形成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口。近来对于我们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中国正在改变。代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人民正在从常年的睡眠中醒来，并很快会在这个国家的运动中活跃。”同年《世界传教评论》和《国内外教会》两本期刊以及一本基督教著作都转载或摘录了这篇文章。其后有大量文献提及了这个拿破仑名言。例如1896年《预言和长老》报上长老会黑人牧师费舍尔（Samuel Jackson Fisher，1847-1928）的文章以及一本女性传教年度报告。虽然《中国的觉醒》中的文字与塔夫特的版本略有不同，但仍能肯定是浸信会的某位传教士在看了前一年《浸信会传教杂志》上塔夫特文本的简略版后将其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评论联系起来，创造了这个新版本。确切地说拿破仑并未提到中国会改变世界，他只说过中国最终会打败英国。或者说改变世界之说是拿破仑言论的推论，因为击败世界强权的确就是在改变世界。直接而言，觉醒后的中国会改变世界这一观念来自于前述《中国之友》。这位浸信会传教士显然看过库汉宁的书并记住了其中对中国的评价，但是由于拿破仑的言论与中国之友的附加评论是在同一个引用段落中的，所以被混淆在一起。于是天才艺术家变成了天才统帅，《中国之友》的言论变成了他阐述的拿破仑的言论。由此也能发现旅华传教士会把库宁汉的回忆录作为他们来华传教时认识中国的参考书。
“当中国行动之时她将改变世界。”（when China moves, she will move the world.）这个句子（下面简称双Move句）在19世纪90年代还有其他变体。如“拿破仑说：‘无论谁改变了中国他都将改变世界’。基督正在改变中国……”但是到了1903年长老会关于中国的传教议定中拿破仑的名言又变回到原版的双Move句。此后文献大多使用的都是双Move句。
1908年英国牧师韦伯斯特（Francis Scott Webster，1860-1920）出版的《环游世界一百天...：一个对中国的传教访问》中首次把双Move句与沉睡巨人句二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拿破仑语录。韦伯斯特也是上述拿破仑名言的生成过程中唯一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这说明到20世纪初长老会和浸信会的不同拿破仑名言都已得到了广泛传播。由于二者论点接近所以被组合成了一个句子。同年约翰·莫特（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也在发表的文章和采访中两次用到了这个合成版的拿破仑名言。莫特是美国宗教领袖，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推动者，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在1897年就已经引用过“当中国被改变，它将改变全球的面貌”的拿破仑名言。这里的变化说明莫特可能受到了韦伯斯特的影响，也可能是他超脱于个别教派的观点使其生产出了与韦伯斯特相同的文本。
早在1901年出版的小说《中国的旅行者故事，或，讲故事商行》中出现了另一种沉睡巨人的组合句形式：“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伯纳德先生说：‘她正在醒来；一些时日后她将震撼世界。中国一再倒下，但是她再次起来了。’”这个带着震撼（shake）一词的后半句显然也是双Move句的一种更加自由的变体。虽然其不像双Move句那样押韵，但是当其与沉睡的巨人两句结合在一起时由于前一个Move改成了醒来，所以与沉睡巨人一句更加连贯契合。这就是为何最终是这个形式的拿破仑名言被记住并流传的原因。但是小说并未指称该句出自拿破仑之口。至少在1911年带震撼一词的后半句已经被浸信会传教士归于拿破仑名下。这是由于shake与move含义想通。直到1914年旅日传教士西德尼·古利克（Sidney L. Gulick，1860 –1945）在1月8日到12日期间密歇根州召开的种族改良国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才把这两个句子完整挂在拿破仑名下。同年10月17日的《哈泼周刊》就按照这种形式提到了这一拿破仑名言。古利克对拿破仑名言的了解来源可能是复合的，但是主要源于长老会系统。他1886年成为公理宗牧师，所属的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是由长老会和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共同组成的传教组织， 1870年后以公理宗为主体。但是古利克的祖父(Peter Johnson Gulick，1796 –1877)就是长老会传教士。前述《中国记录者和传教士杂志》正是同为传教士的其父路德•古利克（Luther Halsey Gulick Sr.，June 10, 1828 – April 8, 1891）在上海编辑的。而且美国长老会民族传教委员会出版过西德尼·古利克的文章。所以他与长老会是有联系的。即便他属于公理宗，也能通过其父编辑的杂志得知拿破仑的名言。这些不同形式的拿破仑名言的迅速扩散和接受说明类似的说法已经借由布道等形式在西方社会长期流传。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过类似说法，所以也没人去细究拿破仑到底说的是什么。
总之，这些拿破仑名言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教给中国人的。一篇1902年的传记小说中传教士就向中国信徒提到过这句话。美国在华传教士必然会在19世纪后十年和20世纪初对中国人宣讲过拿破仑名言，然而当时普通中国信众恐无法理解拿破仑其人的重要性，也缺乏话语权无法进一步传播。事实上早期传播拿破仑名言的中国人都是赴美留学生。例如1910年留美学生郭秉文（P. W. Kuo, 1880–1969）在伍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orcester）做的英语奖演讲《中国的规劝》中提到了中国是从漫长沉睡中觉醒的巨人同时也提到了拿破仑的双move句。郭秉文同时知道这两句话并不奇怪。因为其父是中国的长老会成员，他中学上的是上海的长老会相关的清心书院，后在长老会资助下赴美留学（后获庚子赔款资助）。另一位更知名的拿破仑名言的传播者就是胡适。胡适赴美时负责接待的是前述美国宗教家莫特及其领导的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胡适提到1911年夏升大二前的暑假应约去费城孛可诺松林区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这场夏令营中莫特进行了布道。期间胡适被气氛感动“几乎做了基督徒”。虽然无法得知莫特当时具体的演讲内容，但在1911年湖泊森林暑期学校的报告中有一篇莫特的文章《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世界区域的一些学生》（Some student fields of the world which most need our help）。该文谈到中国时说: “而且一个人应该说到另一个巨大的被忽视的区域，中国吗？拿破仑谈到中国时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他睡。’而且他带着伟大的睿智评论到，‘当中国行动之时她将改变世界。’”这并非要证明胡适对拿破仑名言的知识一定来自于莫特，而是说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留学生从进入美国起就作为传教对象被基督教传教士们包围着，他们住在基督教家庭中，大学中有查经班，还有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各种夏令营和布道。这些基督教宣传中必定有针对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话语。那么拿破仑名言就以这种传教的形式进入了中国留学生的观念中。留学生的知识储备足以认识到拿破仑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为何胡适会称拿破仑名言是“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因为胡适肯定不止一次，也不止在一个传教士或其他信众那里听到过该名言。到此拿破仑名言与今天为人熟知的形式只差一个睡狮了。
六
睡狮进入拿破仑语录
当下学界一般把睡狮与拿破仑的结合看做是胡适的发明。因为能找到的二者结合的最早例证是胡适的《睡美人歌》前的一段按语：“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从“震悚”一词来看胡适在这里翻译的显然不是莫特等人传播的双Move句，而是古利克1914年认定为拿破仑名言的shake句。《睡美人歌》写于1914年十二月，而提到拿破仑名言的按语据说写于1915年三月15日。所以他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到古利克的相关文本后才写下按语。胡适在写这一按语前1914年1月发表的《非留学篇》中其实已经出现了睡美人、睡狮等意象。只是还未把睡美人作为睡狮的替代品看待，也没有提到拿破仑。他应是在古利克文本以及其他传教士对拿破仑语录的不断复述下才把三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睡美人歌》后有一按语：“此诗作后，亦未存稿，仅录札记中，三年来竟不记曾有此诗作矣。今见怡荪为吾编札记，乃载此诗。...（六年十一月）”也就是1917年。虽然胡适把睡狮看做拿破仑语录是1915年，但其仅录于私人日记中，甚至连胡适自己都忘了。这段话真正向公众发表要到1918年二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4卷2号上。然而在1917年七月古利克已经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表述了拿破仑的睡狮论。只不过古利克把中国换成了亚洲：“‘亚洲是一只睡狮；让她睡，因为当她醒来，她将震撼世界’，拿破仑被报道已经说过这句话。”这又把线索带向了拿破仑名言的另一种“亚洲”变体。
这一变体同样是古利克发明的。就在1914年古利克在两篇文献中都把拿破仑的名言说成“亚洲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其余部分与他同年一月在种族改良国家会议上的发言相同，都加入了“震撼世界”一句。古利克同一年中就把拿破仑名言表述为中国是主语和亚洲是主语两种形式。这与他的引述名言的目的相关。古利克长期在日本传教，回到美国后也致力于日美友好和文化交流，同时他极力反对美国当时掀起的排亚裔移民的运动。在针对日美关系以及美国的亚裔移民问题上他就需要把拿破仑名言扩展到中国之外。于是中国被放大到亚洲。由此也可以看出古利克（及其他传教士）对待拿破仑语录的态度：这种非学术性的引用是为了论述的目的服务。在这种功利性的引述中原话如何根本无关紧要（更不用说所谓原话也是传教士总结浓缩出来的拿破仑从未直接表述过的语言），重要的是论证当前的论点。在这种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引述中，古利克成了改编拿破仑语录的惯犯，已经习惯于随意处理这个名言。他先是把“震撼世界”一句与“沉睡巨人”一句的结合作为拿破仑语录，接着为了自己的论题把中国扩展成亚洲，最后在1917年把“沉睡的巨人”变成了“睡狮”。古利克1888年开始旅日传教教书，甲午战争前后都在日本。所以他有机会阅读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不是睡狮的议论。
不过古利克的睡狮更可能只是一个口误或同义词替代。因为睡狮与沉睡的巨人词义相同，在使用中完全可以互换。大英帝国经常被比作巨人。俄国、加拿大和德国等也会被比作沉睡的巨人。甚至在一个文本中睡狮和沉睡的巨人可以同时并存。例如著名哲学家埃德蒙·博克（Edmund Burke）在议会斥责托利党人挫败了他的北美殖民地安抚法案时赋诗云：
So ye would have it! Be it so!
Know ye what ye have done?
Chains have ye forged for your own limbs;
Your tyrant race is run!
The sleeping lion ye have roused,
The infant giant woke;
And soon you’ll shrink in sore affright,
Recoiling from his stroke.
……
所以尔等就会这么做！就这样吧！
尔等知道尔等已经做了什么吗？
尔等已经为你们自己的肢体锻造了枷锁；
你的专横种族跑了！
尔等已唤醒了睡狮，
幼年的巨人觉醒了；
很快你将畏缩在痛苦的惊骇中，
从他的打击中后退。
......
沉睡的巨人更强调体量的大，而睡狮的语义更强调武力的强。这可能就是西方人更倾向于把中国描述为沉睡的巨人而非睡狮的原因。毕竟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军事上对西方毫无威胁可言。但是当古利克的文本发表后中国或亚洲是睡狮的文献开始零星出现在西方文献中。有趣的是胡适写1917年按语前确实见过古利克。1916年6月28日胡适参加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Weatern Reserve大学的国际关系讨论会。会上古利克谈了移民政策。虽然未能找到古利克当时的演讲稿，但是他极有可能像一年后一样使用睡狮替代沉睡的巨人。胡适对古利克的演讲似乎是赞许的，不过他记录的与一些与会者的交谈并未包括古利克。也很难想象胡适会去指正作为主讲嘉宾的古利克的引述不对，不是巨人而是睡狮。毕竟胡适肯定已不止一次听过沉睡的巨人的说法了。那么古利克不太可能去偷看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私人日记以获取拿破仑名言，但是胡适作为一个接受教育（包括宗教教育）的留学生却有很多机会从传教士口中听说睡狮论。胡适的拿破仑睡狮论确实有可能是他自己把革命党口中常见的睡狮隐喻与传教士灌输的拿破仑名言结合的结果。但是看《胡适日记》可知他对新学到的各种外国知识都是热切吸收、认真对待的。日记中总会一丝不苟地录其原文说明出处。甚至对留学的同学拼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名字都深以为耻。很难相信胡适会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随意编造伟人名言。所以不能排除这种结合是传教士直接告诉胡适的。毕竟这种随意复述拿破仑名言的倾向不会是古利克一个人的专利。胡适留美期间与基督教会联系密切。记述《睡美人歌》的日记几天后胡适就记述了他在长老会教堂的演说。此外，古利克的睡狮论不仅比胡适早了一年，更重要的是后来复述拿破仑睡狮论的那些西方作者有机会读到古利克的文本，却不可能读懂中文的《新青年》。所以古利克才是拿破仑睡狮论在西方的主要源头。而胡适只是把这种西方人生产出来的话语传播到了中国而已。
在1917年之后沉睡的巨人仍是西方的拿破仑名言的主流。除了来自日本的文本对中国睡狮论惯例性的否定之外，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在英语报刊上很少出现。少数例子要么是敌视中国，要么是调侃戏谑。例如 1930年《食品工业》上的一篇文章说到睡狮论之后称“拿破仑害怕的嘴仍然在那里，但是对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亦即中国庞大人对食品的需要是美国食品工业的机遇。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拿破仑睡狮论的不断表述，包括前述用英文书写的表述，都未改变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可见在国力衰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际上也同样缺乏话语权。由于在西方文献中找不到一条明确的拿破仑睡狮论的传播线索，所以这个语录往往被当做最近的发明。法国拿破仑研究奠基人让·图拉尔（Jean Tulard）就认为此语最早出自1963年的美国影片《北京五十五天》（55 days in Peking）。片中身处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国驻华大使引述了拿破仑名言：“让中国睡。因为当她醒来，世界都将颤抖”（Let China sleep. For when she wakes, the world will tremble）。这里的引言明显是前述传教士的拿破仑语录的变体。该剧的编剧很可能有宗教背景因而得知了拿破仑语录。只不过这一将“震撼”变成“颤抖”的变体明显带有对中国的敌意和恐惧，其与传教士对中国的殷切期望大相径庭。不过这种转变并不奇怪。因为电影上映之时正是朝鲜战争停战十周年之际。《北京五十五天》讲的是义和团运动期间西方驻华大使馆和侨民与中国人作战的故事，结局当然是八国联军的胜利。这部电影是通过强化遥远过去的对华战争的胜利记忆来替换和冲淡最近的朝鲜战争中美国被中国挫败的创伤性现实。也就是一种美式精神胜利法。同时电影作为对华战争的回忆又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美国人对朝鲜战争创伤记忆的强迫性重复。拿破仑语录在电影中展示的恐怖景象表面上指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深层则是在评论中国人民志愿军给美军的痛击。语录通过把二者凝缩合一，用前者替代后者，给予美国观众一个战胜中国人的美好结局，从而实现电影作为白日梦的功能。这部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自然有着比19世纪传教士的布道更大的传播能量。电影的引言中虽未提睡狮，但这之后不久的情节中端郡王出席英国大使馆的女王庆生舞会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只狮子小雕塑，并祝愿中国狮子与英国狮子永远和平相处。在西方观众眼中端郡王的礼物是带有挑衅意味的。而且观众很容易将这一情节与前面的拿破仑名言联系在一起。所以该片确实是拿破仑的睡狮论在西方复兴的重要推手。
很快这部电影的宣传就产生了效果。这一次首先承认中国是睡狮的还是日本人。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1966年日本的英语期刊《当代日本》上刊登了政治学者和首相顾问若泉敬（1930-1996）的文章摘要：“我们发现，当观察到共产主义中国开始了她的核武装之时，这些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风险和难堪。拿破仑曾经说：‘让中国的睡狮孤立，以免它会妨碍世界。’现在随着核时代的到来，睡狮被唤醒了。”在否定了中国睡狮论70年之后，日本人终于再次屈服于核武器的威力毫不犹豫地改口了。拿破仑的睡狮论在国际上从被否定和嘲讽到接受的过程证明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流形式。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争的胜利也是霸权主义国家唯一能听懂和承认的跨文化语言。被国际承认的中国睡狮隐喻是朝鲜战争的战利品，更是拥有核武器的红利之一。在冷战期间睡狮隐喻不断被怀着各种心态面对中国的西方人重复，甚至相关的故事还在进一步生长层累。1968年一本美国基督教期刊称：“当拿破仑入侵俄国追逐撤退的沙皇军队进入莫斯科东面的中部俄罗斯。而他的一位将军指向中国并向拿破仑说，‘那里躺着一只睡狮’。拿破仑回答到，‘让它睡’。”这则冷战盛期编出的故事旧瓶装新酒式地表现着美国人的欲望：马踏苏联，扼制中国。可见，睡狮隐喻一直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和理解的产物，直到近年中国人才在这个隐喻的国际意义上有了发言权。
七
中国睡狮知识的层累
由上述章节的论述可见，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是一则发源于拿破仑，并由军人和传教士逐渐生成的用于西方人理解中国的话语。如果说中国人在这个西方生产出来的知识中添加了什么，那就是近年来国人复述所谓拿破仑相关言论时会加上一句：“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在他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不可能把击败了他的英国比作苍蝇，其他英国人更不会如此自贱。这一添加的句子表达了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战略蔑视。但是即使是这个拿破仑不可能说出的隐喻也同样来自一位英国牧师古纳尔(William Gurnall，1616 –1679)。其最出名的著作就是这个苍蝇隐喻的出处：1655年出版的《全副盔甲中的基督徒；或关于圣徒对魔鬼的战争的论文》。书中用了基督教传统的睡与醒的隐喻称：“圣徒的睡眠时间是撒旦的诱惑时间。每只苍蝇都敢冒险在一只睡狮身上爬行。”苍蝇在此比喻魔鬼，而睡狮是圣徒或所有基督徒。这本书被后世很多神父和神学家所赞许因而在英国教会中流传甚广。这一表达可能随着英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并最终由于相同的睡狮隐喻而与论述中国的话语相混淆。虽然无法证明这个传播的过程，但是无可否认这句话有极大可能同样源于宗教话语。
那么，这种层累依然是在西方隐喻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的。当进入到一个隐喻系统中之时，只能顺应这个系统而很难突破它。也许唯一突破了这些框架，“自主创新”的是汪康年。在他编辑的《刍言报》上（后由其弟收入《汪穰卿笔记》）有篇文章称“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而西人闻之却笑而不语。作者卖完关子后宣称西人口中睡狮的真正含义是被喂食鸦片的狮子。其“终日昏昏皆在睡梦中，尽人调戏。……殆将长睡，永无醒时。”21世纪以来，不时有国人把这篇文章翻出来，自以为找到了睡狮的真正含义。但是这篇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如上所述，文章发表的1910-11年之间只有中国人会把中国称为睡狮。文中西人的态度自然是杜撰。至于20世纪初马戏团中是否以鸦片驯狮，笔者没有找到相关材料。不过无论这种驯狮法是否存在都与西方文化中的睡狮隐喻无关。如上所述，西方的睡狮隐喻中狮子确实可以被卖国贼用鸦片酒弄晕。但是鸦片也只是隐喻，并非睡狮之睡的原因，卖国贼才是。而且狮子也绝非马戏团中的驯兽。西方文化中睡狮隐喻从来不是为了表达“永无醒时”，反而是为表达隐喻对象醒了之后的危险与威力。汪康年的自创含义明显是把梁启超对中国“不醒”的担忧和哀叹无限放大变成实指的结果。汪康年的这篇“揭秘”文貌似以事实为基础解释了睡狮隐喻，但分析之后可见这种所谓事实都是汪康年自己杜撰的。只能说其是依靠着读者的信息不对等，无法向西人求证（汪康年预先堵死了国人求证之路：西人笑而不语，所以问了也不会告诉中国人），从而肆意曲解睡狮隐喻。
汪康年的文章貌似充满爱国言辞。但是其目的只是为了给睡狮隐喻以污名化。当代的引述者往往以晚晴名士的头衔掩盖了汪康年的具体身份。他确实是一个名士，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的创办者之一，汪康年1896年创办《时务报》时梁启超本是主笔。但是梁启超想要宣扬激进的康有为学说，被汪康年阻止。汪康年甚至私自改梁启超的文稿。后来在黄遵宪和康有为的主使下梁启超企图逼迫汪康年辞去《时务报》总理一职把报纸交由他主办。因而夺报事件后二人就此绝交。其后因与康、梁等结怨甚深，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汪康年激烈抨击了维新派的主张。汪康年晚年创办的《刍言报》发行于1910年到1911年间，亦即辛亥革命前夕。文章基本都是汪康年自己所写。此时汪康年已经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该报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停刊，可以说是份立宪保皇派的反革命报纸。由梁启超传播，革命党宣传的口号是醒狮，是唤醒中国睡狮。而汪康年给出的回应是睡狮“永无醒时”。所以认为“报者，若兵器”的汪康年对睡狮的原意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对梁启超及其他革命党的口号进行打击和污名化。正是在这种明确的政治目的下汪康年创造出了睡狮的新含义：马戏团用鸦片驯化的永无醒时的狮子。这可说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给睡狮添加了西方文化之外的新含义。
不过比起最近二十年中国睡狮知识的层累，汪康年的污名化评论就显得小儿科了。这种当下的层累是披着学术外衣进行的。其原点就是费约翰2004年的书中对睡狮的简短论述。经上文对相关历史和文本的考察后可知，费约翰的论述似是而非。拿破仑确实未直接说过中国觉醒或中国是睡狮。但是拿破仑的确说过中国在初战失利后会以欧洲技术武装自己并最终打败英国人。这一论述用十九世纪欧洲话语总结起来就是指中国会觉醒，中国是睡狮。这种总结也就是美国传教士们进行的工作。如果只抓住具体字眼不放，只能使历史研究失去真正面对丰富现实的机会。言语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改变或精炼，这是非常正常的传播现象。若称之为谣传是混淆了传播的常态与谎言的分界线。也正是通过抠字眼，费约翰才敢于宣称拿破仑的睡狮论是“谣传”。费约翰并非不知道拿破仑的相关言论，只不过他“巧妙地”通过把奥梅拉医生的《流放中的拿破仑》放在注释中称之为“最接近的记载”从而规避了这一对其立论不利的证据，同时也规避了对其无知或隐瞒证据的指责。但仍可一问：为何费约翰明知存在拿破仑接近的言论，还要断然将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称为谣传呢？而且费约翰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人，会不知道睡狮是一个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中常见的隐喻吗？但他对此只字未提。难道说费约翰先生为了研究汉学，连《伊索寓言》都没读过，连《圣经》都不知道，至于斯宾塞和雪莱更是闻所未闻？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不过在赞美他为了研究中国抛弃西方文化常识的“国际主义”之前，他的策略看起来更接近汪康年，也就是通过他与中国读者的信息不对等来谋求对睡狮隐喻的污名化。只不过这次是通过否定这个话语的来源来实施。费约翰发明了把中国睡狮论看做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谣传这一伪知识，从而开启了中国睡狮的当代层累。那么这种污名化也就是通过把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蔑称为“谣传”来打击中国的民族主义。
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学者一直都非常信奉外国教授的论述。在十多年前更是如此。费约翰的中文版书籍出版后，很快就有不少中国学者效法其论述。例如单正平在《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虽未像费约翰一样把中国睡狮论称为“谣传”，但是同样也未质疑费约翰的整体论述。而是把费约翰的短短几句话当做提纲扩展成一篇文章，以丰富具体的引文重复了费约翰提出的从曾纪泽到梁启超到其他民族主义者的睡狮论传播路线。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曾纪泽关于狮子的文章和诗画中努力想找到其与睡狮论的关系；以及论述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狮子意象的演变过程，意欲把睡狮隐喻当做中国文化的发展结果。可以说费约翰抛出的睡狮中国编造论不仅在此得到了论证，而且睡狮隐喻被强行安置于一个中国狮子的文化谱系中。从而使得费约翰生产的谣言进一步巩固。
2009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发表的《晚清“睡狮”形象探源》一文同样借由详细材料来论证费约翰的结论。不过他通过对梁启超的《动物谈》的字面理解更强调睡狮就是弗兰肯斯坦怪物，而且是梁启超“按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而创造出来的，纯粹是梁式想象的产物。”石川祯浩称狮子是英国的象征，龙才是中国的象征。所以外国人不会用狮子喻中国。到此还可以善意地认为石川教授也许只是不学无术不了解西方文化中睡狮的含义。但他接着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日本的报纸等从未称中国为‘睡狮’”。就像西方教授“不知道”西方文化中的睡狮隐喻一样，日本教授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日本的中国睡狮论文献。确实，如果找到了，石川祯浩教授还怎么论证睡狮是梁启超想象出来的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怪物呢？在他看来睡狮或醒狮被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放大直至现在。可以说无论论据还是结论石川祯浩的文章都没有超出费约翰和单正平的相关论述，除了明确指认梁启超发明睡狮和指认睡狮是怪物之外，他对这个层累过程主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当年“日本报纸等从未称中国为‘睡狮’”这一现已被证否的谣传。
紧接着中国社科院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施爱东教授也加入了讨论。他把睡狮隐喻的流传过程称之为层累的民族寓言，并在文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文献分析和传播考证。他提出唤醒论是“整个西方对整个东方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而睡狮隐喻也就成了一种对中国的侮辱性修辞。他同样指认梁启超为睡狮隐喻的发明者。而之所以最后拿破仑成了睡狮论的承载者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假借“西人”之口，“杜撰来刺激中国人的小把戏”。而且他还杜撰出一个睡狮论从清末的书面传播为主，转变为民国的以口头传播为主的流变过程。就像罗兰·巴特所言，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并非与现实相似，而是通过增加与主题无关的多余的细节描写来造成客观真实的效果。同样这些文献细节和传播过程使得施爱东的考证伪装得更像一个真实的历史叙事。施爱东把睡狮隐喻的产生过程称作一个故事，“故事都是不可靠的，但都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其功能也是“使用了充满敬畏的话语，将中国狠狠恭维了一番的时候，民族主义者的虚荣心，才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文章最后他借朱执信之口称：“……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狮子。……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总之借助于早期革命者对西方睡狮隐喻的误解来打击这个口号。朱执信误解睡狮隐喻不丢人，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了。但是施爱东还不理解就很滑稽了。如果有人对莎士比亚说“你在十四行诗中把情人比作夏日是不对的。要做人不要做夏日。人是有机体，夏日是一个时间概念，莎翁这是没睡醒吗？”我们会作何感想？这位发言人要么是无理取闹，要么就是无力理解人类文化中的隐喻。
从2008年开始台湾政治大学的杨瑞松就开始发表了《睡狮将醒》一文，最终在其专著《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作为一章。他的论文相对于费约翰没有提出新观点，不过把谣传的范围继续扩大了。他提到拿破仑流放期间关于中国的言论时不去考察其真正出处，而是将其定位于“若干美国的报纸评论上”，因而称其为“建立在19世纪中流行的一项谣传之上。”虽然费约翰早在2004年就已经指出了其真正出处是奥梅拉医生的著作，但是对于杨教授而言只要装作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在书中杨瑞松受石川祯浩影响也认为日本人在19世纪末没有说到睡狮，但是在2016年的《从“眠狮”到“睡狮”：梁启超睡狮说渊源新论》一文中找到了一篇1898年2月10日日本杂志《中外时论》上的汉字文章，其中说到：“往年曾纪泽尝论支那比之于眠狮”。因而首次找到了梁启超论述睡狮之前的外国睡狮文本，并在费约翰的追随者中首次真正推进了这个研究。然而即便有了这一发现杨瑞松仍旧在修订版的《病夫、黄祸与睡狮》一书的正文中坚持梁启超发明论，只在注释和附录中提到了2016年的文章。更奇怪的是杨瑞松面对这一新材料，在得出梁启超受到日本杂志影响产生睡狮隐喻的结论后，却开始讨论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动物隐喻（大象），最终认定“作为睡狮雏形的眠狮的确是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明治日本”。令人不解的是杨瑞松的书和文章中都提到了瓦格纳的论文，而瓦格纳的论文对西方的睡狮隐喻有着虽不全面准确但却足以说明问题的论述。然而杨瑞松就是不承认睡狮/眠狮的西方来源。毕竟承认了这种来源，他主要的论点（或者说费约翰的主要论点）中国睡狮论是中国人自造的谣传就不攻自破了。
费约翰的追随者还有不少，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梁启超认定为始作俑者，把睡狮论称为谣传，以及想方设法污名化睡狮隐喻。本文已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证明这些宣称睡狮论是谣传的人才是真正的造谣者。那么当代学术界关于中国睡狮论的知识是一种自2004年出现的逐渐层累的谣言。虽名为层累，但费约翰的追随者们其实没有提出太多超出费约翰论述的内容。即便如此十多年来相关文章仍层出不穷。除了当代学术工业和机制对论文的需要之外，恐怕这种重复本身即是这种讨论的真正意义：通过重复强化对中国睡狮论的污名化宣传。总之在出处和性质等多方面诋毁这个隐喻从而打击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具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论文体现某种立场是常态，也是学者作为历史与社会中一员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费约翰及其追随者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歪曲事实，蓄意制造谣言。
这种扭曲不能用学术缺陷来掩盖，称其为谣言也不冤枉任何人。上述这些学者们大多声称自己检索过众多文献数据库，并以此证明根本不存在西来的中国睡狮论。但是使用过数据库的人都知道，由于现在各种检索系统还不够智能，所以当检索一些关键词的时候（例如中国，睡狮，拿破仑），不可能只出现这些关键词之间完全相关的文本。会有大量检索结果是似是而非的：输入的关键词可能处于不同句子，不同段落，不同文章，甚至不同页面上。这些不相关的结果貌似无用，但是对调查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而言，必然会把检索者引向睡狮的西方意义。所以哪怕在进入这个研究性检索之前对睡狮隐喻毫无了解，只要真地进行过检索就必然会知道西方文化中睡狮的丰富含义和例证。这种检索同样会展示出美国传教士们不断叙述的拿破仑名言。那么上述学者要么没进行过检索，要么就是掩耳盗铃。不过结果都一样：他们在说谎。
睡狮隐喻之所以受到费约翰及其追随者的诋毁，就在于其自近代以来给予中华民族以信心，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与预言。诋毁者正是希望抹杀这种信心，并惧怕这种力量。在辛亥革命后中国驻美大使夏偕复的欢迎宴会上美国文学家汉密尔顿·马比（Hamiliton Wright Mabie，1846-1916）说：“中国确实像拿破仑命名的那样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但是对于那些公正对待它的国家而言这个巨人没什么可怕的。”正如上文所言睡狮与沉睡的巨人在西方的语义中可以互换。此说对睡狮依然成立。那么是何种人或势力在担忧、害怕并因而不竭余力地否定睡狮隐喻就一目了然了。
由此可见，当代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其与过去的跨文化活动一样充满了误解和误导。即便当今的网络时代信息的可获取性已经使这些故意误导变得难以容身，但是无法避免的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仍使这种跨文化政治实践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冒险。就像当年把鸦片买到中国的西方冒险家一样。这些学术冒险家们的事业十分成功，他们编造的谣言已经蒙蔽了中国学术界二十年，不过这种成功是以他们自身的学术信誉为代价的——如果他们曾有的话。
结论：睡狮的礼物
本文以一种跨文化视角追溯了睡狮意象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形成和演变：其诞生于伊索寓言和希伯来圣经，并在中世纪的纹章和文艺复兴的文学中结合了二者的义素，成了一个主要用于威胁敌手的话语。睡狮的隐喻因基督教对“睡”的负面使用而带有一定负面价值，但仍是个贬中带褒的用于称赞或鼓励己方的隐喻。同时其还可以指代繁荣快乐，富足的农业，胜利和成功的状态，以及温和谦逊的美德。最重要的是睡狮代表和平，而睡狮觉醒代表战争。在这种西方文化语境之下，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从西方人口中得知了睡狮的隐喻，并最终传播给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另一方面，拿破仑流放期间对中国与英国的冲突问题发表的看法被后来英国军官所引述的《中国之友》表述为中国的觉醒，并最终在19世纪后十年到20世纪头十五年间被美国传教士群体进一步总结表述为当今通行的拿破仑名言。在古利克和胡适的表述下这一名言中的“沉睡的巨人”被替换为同义词“睡狮”。但是带有睡狮的拿破仑名言直到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成功试验原子弹之后才被西方社会普遍承认。21世纪以来，出于各种政治目的，对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睡狮/醒狮的污名化言说从未停止。
纵观睡狮隐喻的传播过程漫长而错综复杂，充满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错、交融、误解、误读、欺骗和澄清，甚至直至今天这些复杂的文化交织依然在延续并仍将持续下去。那么睡狮的国际旅程确实好似一场文化与意义的梦游。其不仅体现着古以色列人、荷兰人、英国反对党和英格兰民族主义者、西班牙抵抗军、美国传教士、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国早期革命者、以及当代学者等众多参与言说该隐喻者的各种欲望，而且也体现着睡狮这一隐喻形象自身的欲望。就像生物会通过不断繁衍占满所有宜居环境一样，睡狮形象想要通过文本和图画的媒介繁殖自身，以达到其可能意义的边界。睡狮从正面到负面占据了其具有的义素所能涉及的所有意义的生态位。在这场横跨东西的旅程中，睡狮逐渐从指涉具体民族或情形的专名演变为所有对象都可以以之比附的宽泛隐喻。然而由于文化传播的片面性，在相对封闭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睡狮隐喻再次像其古以色列祖先一样成了代表一个民族的专名。把睡狮看做专指中国的隐喻可能是中国人百年来对这一隐喻最大的误解。一个形象总是在扩张其领地，而不会局限于原初文化的对其的设定。
梦游是种迷迷糊糊的运动。由于百年来跨文化传播的有限性，中国人对睡狮隐喻的理解并不全面，对其深厚的文化意义几乎毫不知情。但凭借着对“狮子”与“睡”的一般理解，中国人仍然还原出了睡狮隐喻的核心含义：强有力的主体需要行动。这正是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研究隐喻问题的名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所说的隐喻系统性的显示。正因为隐喻是系统性的，是与其他概念联系在一起产生意义的，所以从相关的自然对象入手就会进入相同的意义网络中。可见跨文化传播有时无需具体的文化意义或概念的直接传递，可以脱离文化语境而传播。一个形象作为可识别的对象，本身就具有跨越文化传递意义的能力。接收形象的所在地可以以一般常识解码并重新发明其含义。那么睡狮形象不仅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对象，其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跨文化能力的跨文化形象。
在结束睡狮这个自西而来的漫长旅程之前，还应问个问题：睡狮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国落后的警醒以及对中国未来崛起的许诺是其最明显的功能，也是其最为表面的价值。《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指出：“隐喻主要是将一个事物比拟成另一个事物，其主要功能是帮助理解。”“每一项经验都是在一定广泛深厚的文化前提下获得的。……或许应该说所有的经验说到底都是文化才是正确的。” “我们概念系统的改变确实会改变我们的现实，影响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又如何依据这些感知来行动。”总之就是隐喻帮助人构造现实，理解经验，指导行动。正是在睡狮的帮助下，中国人才正视了帝国主义时代新的中外关系，理解了自身不断被侵略的经验，才把谋求民族复兴和平等的国际关系作为发愤图强的奋斗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独立存在，而必须形成一个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相一致的系统。”牢固确立的价值观都与隐喻系统相连贯。使用西方的隐喻就是在接受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就是接受近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为何睡狮隐喻在中国近代往往与天演论或亡国灭种的警告一起出现。所以睡狮隐喻带给中国的最大礼物，不是“睡”的警醒，也不是“狮”的自豪，而是与这个隐喻相连的西式国际规则以及对国际现实的丛林法则式理解。这些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把自身看做超出万邦的天朝或世界中心的古中国所无法想象的。总有人问，为何中国近代以来不是以传统的龙而是以西来的狮子（睡狮/醒狮）自喻。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作为隐喻，狮子具有龙所不具备的新价值观系统。龙是超出百兽之上的神灵，而狮子即便强大也只是百兽之一员。睡狮隐喻使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身看做与其他国家地位相当的存在。从而睡狮隐喻为中国人重塑了眼前的现实。对于引进价值观和重塑现实而言，所谓一图值千词，一个生动的形象无疑比长篇大论的说教更直观和鲜活，也更容易记忆和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讲，睡狮隐喻对于中国近代转变和改革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还提出“新隐喻有能力定义现实，它们通过突显现实的某些特点并隐藏其他特点的这么一个蕴涵的连贯网络来定义现实。”睡狮隐喻突显了血爪腥牙的国际丛林法则，突显了通过改革/革命与反抗侵略的觉醒行动才能使民族求生的现实，突显了中国蕴含的巨大潜力和力量。自然，睡狮隐喻也隐藏了中国的其他特性，以至于当代对睡狮/醒狮隐喻的再叙述中不得不加上“和平、可亲、文明”的前缀才能与中国对自身的定位相当。但是这并非睡狮隐喻的错。没有任何隐喻形象是与其隐喻的对象完全一致的。“隐喻通过赋予一个经验范围以连贯结构来创造出新的相似性。”睡狮隐喻已经通过其创造的相似性使中国人理解了近代国际关系和法则，指导了中国人奋斗的方向，激励中国人走过最黑暗的百年。睡狮隐喻所突显的正是中国近代最需要的那些方面。可以说这个隐喻是一个影响甚至推进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形象。
今日苏醒后的中国随时在机警地准备应对各种挑战，但这还远远不够。由于文化的隔阂，中国人百年来一直片面理解了西方文化中睡狮隐喻的含义。睡狮始终被国人看做是中华民族应努力摆脱的状态。现在本文已经展现了睡狮的完整文化意象，那么明天的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还原睡狮的原意，也就是说，未来应该把成为睡狮作为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中国应该有能力在睡眠中享受自身力量带来的和平与繁荣，“谁敢把他唤醒？”
引文与注释请参阅《年鉴5》原文。
跨文化美术史年鉴 “和平旗帜”的升起
5
Annals of 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Art, Volume V: Raising the "Banner of Peace"
李军 主编
山东美术出版社 \ 2024.5
ISBN 9787547404046 \ ¥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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