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于西方 | 潘桑柔：权力的两面：《史集·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与蒙古人眼中的欧洲

图2《中国史》插图，MS 727 号抄本第11r页，1314—1315年，伦敦哈利利伊斯兰艺术收藏

如果说《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的第一部分关注的是以基督世系为基础的神圣时间，拉施特随即在第二部分中将目光转向了整个欧洲所在的广大空间，为全书的核心内容——法兰克人的教皇和皇帝们平行组成的二重权力网络搭建了坚实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拉施特选择的写作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他先聚焦于地处各个法兰克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交界地带的亚美尼亚，再从地处西北部的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出发，逐一叙述欧洲范围内的数十个国家、地区或岛屿。空间范围的不断切换也对应着视角的变化：拉施特既能稳居高空中俯瞰全局的位置，也能灵活地切换为一种贴近欧洲的游历视角。那么，此类全新的史地知识究竟来自哪里？拉施特的记述方式又能说明哪些问题？

在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欧洲之前，拉施特最先关注的是其边缘地带——占据“各个法兰克国家的边界”的亚美尼亚，这里也随即成为人们进入西欧的东部枢纽。它被进一步划分为大亚美尼亚（Greater Armenia）和小亚美尼亚（Lesser Amenia）：前者位置偏东，在东西方向上“从阿达尔拜疆（Ādarbaiğān）一直延伸到萨勒马斯（Salmās）”，边界比较模糊，与伊朗西北部接壤；南北向“从格鲁吉亚（Georgia）延伸到凡（Wān）和伍斯坦（Wustān）”，以高加索山（Caucasus Mountains）和凡湖（Lake Van）作为明确的边界。小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偏西，扼守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和亚历山大勒塔湾（Gulf of Alexandretta）夹持下的海滨平原地带，又称作“奇里乞亚”（Cilicia）。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亚美尼亚和小亚美尼亚并没有直接的政治关联，是两个发展轨迹相对独立的实体。早在公元前9—前6世纪，大亚美尼亚就形成了当地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乌拉尔图王国（Urartu Kingdom），后沦落于米底帝国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之手，变成了这两个古伊朗政权下属的总督辖区（satrap）。自此，大亚美尼亚始终与波斯地区及其文化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获得独立的奥龙特王朝（Orontid dynasty），以及古罗马帝国和阿尔萨息王朝夹缝中的阿尔塔克夏王朝（Artaxiad dynasty）。到了301年，大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王国，但这未能阻止它被一分为二，并先后成为萨珊波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附庸。

7—9世纪，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和塞尔柱人的入侵，大亚美尼亚日渐衰微，引发了一股西逃奇里乞亚的移民潮，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1199—1375）应运而生，也就是拉施特口中的“小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东方教会也一并转移至此。为了对抗环伺的伊斯兰势力，它既服务于十字军，也主动选择与征服西亚、中亚和叙利亚地区的蒙古人结盟，君主海顿一世（Hethum I）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247年，海顿一世派他的兄弟森巴德（Sempad）东行，与贵由汗达成协议，小亚美尼亚正式成为蒙古政权的附庸。到了1254年，面对塞尔柱人的疯狂报复，海顿一世亲自东行觐见蒙哥汗，并派兵协助蒙古大军攻打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在双方结盟的历史语境中，拉施特自然而然地将重点聚焦于小亚美尼亚这个四面环山的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非常著名的商业城市，如荷马、保萨尼亚斯等作家笔下谈到的塔尔苏斯（Tarsus）、阿达纳（Adana）和阿加斯（Ajās，即亚美尼亚湾畔的拉加佐），以及拉施特笔下的希斯（Sis）和米希思（Misīs）。它们曾是希腊城邦的海外殖民地，后成为罗马统治时期小亚细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口岸，沟通着欧洲、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中亚和西亚。因此，拉施特记述了四条“从鲁木一直延伸到这里”的大道：

在地图上看，这四条道路呈现出一套非常独特的空间关系。前三条路线的基本走向均为西北—东南，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和托罗斯山脉，代表着从不同商贸中心进入小亚美尼亚地区的路线。第一条商路始于开塞利亚，即今土耳其开塞利（Kayseri）。自公元前3000年始，开塞利就是沟通亚述帝国和赫梯帝国的贸易点，后于古希腊时期更名为马萨卡（Mazaca），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城镇。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它绵延千余里，连通苏萨（Susa）和萨迪斯（Sardis）的御道（Royal Road）经此而过，这座城市也被升为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地区的首府，奠定了它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它也成为了仅次于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宗教中心。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开塞利以拉施特笔下的“开塞利亚”之名而著称，后于1064年和1243年先后落入塞尔柱人和蒙古人之手。它始终是一个区域性的贸易中心，矗立于城郊的驿站（Caravanserais）即是最明确的证明。

第二条商路的起点是鲁龙（Lulon），阿拉伯人称之为鲁鲁阿（Lu’lu’a）或鲁鲁赫，位于今土耳其哈桑亚兹（Hasangazi）。该地扼守进入小亚美尼亚的“奇里乞亚门”（Cilician Gates），是托罗斯山脉中一处天然形成的山口，在8—9世纪时作为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间的重要边界，可经由阿克萨赖、安卡拉西至伊斯坦布尔，也是第一条商路上的中转站之一。鲁龙当地蕴藏着丰富的银矿，自13世纪起，塞尔柱人和统治西亚地区的蒙古人就在这里铸造同名银币。

第三条大道转而沿海岸线前行，从卡拉曼直抵阿加斯，即今土耳其尤穆尔塔勒克（Yumurtalik）。作为13—14世纪小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阿加斯的繁荣得益于阿卡的陷落和塔尔苏斯港口的淤塞。马可·波罗曾于1271年来到这里，记录下“内地所有香料、丝绸、黄金及其他货物”均由此转运和交易的繁荣景象。

随即，拉施特将目光进一步朝向东方，描述了一条位于小亚美尼亚外围的商路：从马拉蒂亚南下叙利亚核心城市——阿勒颇。蒙古人曾在1260年、1271年、1280年和1299年短暂地攻占过阿勒颇，但它作为叙利亚、中亚、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枢纽地位始终未被削弱。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军事还是商贸角度，拉施特首先锁定小亚美尼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统治西亚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进入欧洲、了解欧洲的重要关口。以此为起点，紧随其后的第三章“论法兰克人的领土、海洋、岛屿、每个国家的特点，以及统治当地的君主们”将引领读者进入一片全新的广袤世界。

面对这片未知的领域，拉施特首先采用相对宏大的俯瞰视角，框定了欧洲的基本范围。它的北部是罗斯人和突厥人的领地；在东西方向上，拉施特接续了前文被聚焦的小亚美尼亚地区，从叙利亚一直延伸到北非的丹吉尔，也就是面对着后文“希斯帕尼亚”（Išbānijā’，即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海峡湾口；南部则是地中海。这片区域可以进一步三分为日耳曼人的领土、法兰克人的领土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中心则是罗马。他谈到了建城者萨图尔努斯（Saturnus），以及罗慕路斯与后继的七位帝王，并强调“这座城市是教皇居所所在，他们是弥赛亚的继承者”，从而与前述神圣世系相呼应，为教皇与皇帝二分并治的权力结构埋下了伏笔。

随后，拉施特开始有方向、有线索地浏览和描述这片空间。他首先谈到的是欧洲最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前者处于伊斯兰政权的控制之下，而后者由希伯尼亚（Hibernia，即爱尔兰）、昂格勒泰（Angleterre，即英格兰）和斯库兰迪加（Skūțlāndijjah，即苏格兰）组成，风物颇具神秘色彩，如能将石头变成木头的泉水和长出飞鸟果实的怪树。接下来向东来到法兰克王国，以及由阿勒曼尼亚、波西米亚、布伦尼亚（Būlūnijā’，即波兰）、布鲁斯加（Burūsijjah，即普鲁士）、鲁斯加（Rūsijjah，即俄罗斯）、哥德兰迪加（Gūtlāndijjah，即哥德兰）、努尔威加（Nūrwīgah，即挪威）组成的中欧和北欧地区，并详细描述了“极北之地”被称作“黑暗区域”的自然原因。下一步，拉施特再度回到南欧，记述了西班牙东南部的卡萨伦尼加（Kasşalūnijjah，即加泰罗尼亚）、法朗西加（Falansijjah，即瓦伦西亚）和马居尔卡（Majūrkah，即马略卡岛），并继续向东，从法国南部的布鲁万萨（Burūwansā’，即普罗旺斯）、杜鲁扎（Dulūzah，即图卢兹）进入了意大利半岛，当地坐落着加努瓦（Ğanuwah，即热那亚）、鲁曼居拉（Rūmānjūlah，即罗马涅）、塔拉菲斯（Tarafis，即特雷维索）、法尼斯加（Fanīsijjah，即威尼斯）、伦巴尔迪加（Lunbardijjah，即伦巴底）、图斯卡纳（Tūskānā’，即托斯卡纳）、比札（Bizā，即比萨）和西基里加（Sikilijjah，即西西里）等城市和地区。最后，拉施特回到北部，记录了达斯加（Dasijā’，即丹麦）和以阿拉斯（Arras）为首府的弗兰德里亚（弗兰德斯）。

从表面上看，这种“跳跃往复”的视角非常怪异，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在密密麻麻的地名之中，但拉施特的写作逻辑依然是有迹可循的。他始终以欧洲的最西部——伊比利亚半岛为基点，先沿着顺时针方向向北、向东进发，再返回起点，转而以逆时针方向再向南、向东进发，构成了一个将欧洲环绕起来的空间框架。这种记述的顺序非常特殊，拉施特下意识地先采用了顺时针方向，而这是记述整个世界史地情况的伊斯兰“普世史”著作惯于采用的写作程式。以叶耳孤比（al-Ya’qūbī,？—约897）的《叶耳孤比史》、马苏第（Al-Mas’udi，约896—956）《黄金草原》和于12世纪问世的《历史与传说之集》（Mujmal al-tawārikh wa’l-qiṣaṣ）为例，这三部著作均不约而同地从黎凡特、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地区出发，向东转入印度和中国，回返向西来到非洲、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最后再回到起始点。它反映的正是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的方位基准和以圣城麦加为中心的做法，如著名的阿尔— 易德里斯世界地图（Al-Idrisi world map），而整个空间框架的知识却来自拉施特口中的“巴布·曼杜”（bāb mandū），即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幅图聚焦“世界西部地区的外观和轮廓”，“描绘了所有国家、岛屿、山脉和沙漠”，为拉施特提供了所需的各项信息。

拉施特行文中的多处细节，尤其是其中所讲的欧洲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间的位置关系也能够证实，他参照的底本是一幅以北为上的欧洲地图：

那么，当时哪些绘于欧洲的地图有可能成为拉施特参照的底本？有三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第一，拉施特在本章末尾专门讲述了意大利境内的十个城市和地区，数量和详细程度都是整个欧洲境内之最，这说明这幅地图极有可能最关注意大利境内的地理情况和城市分布，并对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绘。第二，除了位居东侧的波兰、匈牙利，以及北边的俄罗斯和南边的希腊，拉施特的叙述并没有继续向东展开，这说明这幅地图的范围止步于此。第三，这幅地图上配有测量距离的基本单位，以及指示方向的风向玫瑰（wind rose）。这个装置多标记有T、G、L、S、O、L、P、M代表的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共 8 个基本风向，并可进一步细分为16个或32个方位，供地图的使用者判断方向。它的起源众说纷纭，应当吸收了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地区的伊斯兰地理知识，多与航海罗盘搭配，演化为罗盘玫瑰（compass rose），供水手和商人们使用。

结合以上信息来看，拉施特借鉴的地图并不是最标准的“巴布·曼杜”。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普遍遵循“T-O图”的绘制传统，O即整个世界，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中心，T则是将亚洲、欧洲和非洲分隔开来的水流。两者嵌套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创世的神圣设计，与真实的世界有很大差距。因此，此类世界地图中不会出现供航海使用的风向玫瑰，拉施特更有可能从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中获知这个细节。更巧合的是，在13—14世纪，风向玫瑰已经出现在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商业城市绘制的波特兰海图之中，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信息来源。

以13世纪末的《比萨海图》（Carte Pisane，图3）和热那亚制图师皮埃特罗·维斯孔特（Pietro Visconte）绘于1313年（图4）和1325年的另两幅海图为例，大多数波特兰海图都重在刻画大西洋东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海岸线走向和城市分布情况，有时也会扩展到不列颠群岛、波罗的海和非洲西海岸地区。作为一类用于导航的海图，波特兰海图的重点在于展现海滨港口的位置分布和抵达当地的方向，关于内陆情况的描绘则相对简易。这也可以解释拉施特笔下的意大利城市和地区无一例外地临近海洋，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均载录位置关系及概况的原因。部分波特兰海图的边缘处还会搭配网格，设定基本距离单位以便使用者测算航行距离，如《科尔托纳海图》（Cortona chart，图5）。因此，拉施特口中的“巴布·曼杜”极有可能是一幅出自意大利的波特兰海图，这类旨在服务实际用途、载录真实地理信息的地图也为《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灵感，使得欧洲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蒙古政权和西亚读者眼前。

图3 《比萨海图》，约13世纪末，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4 《波特兰海图》，皮埃特罗·维斯孔特绘，1313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

图5 《科尔托纳海图》，约1300年，意大利科尔托纳伊特鲁利亚学院图书馆藏

进入第四章“从弥赛亚（愿他获得救赎）降生到他的受难。论在位的教皇和皇帝，他们是法兰克人的统治者”，拉施特开始介绍欧洲社会最高权力的掌控者——教皇和皇帝。他将基督视作所有教皇的“先驱”，简要讲述了他的降生、所行奇迹和最后的受难，并以此为起点，记录了从圣彼得（St. Peter）至教皇本笃十一世（Pope Benedict Ⅺ，1303—1304）近1300年的教皇世系。第一位皇帝则被拉施特定为屋大维，君王世系随即始于古罗马帝国，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续，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地之间来回切换。

与一位掌控神圣领域的教皇搭配一位同期统治世俗世界的皇帝的书写程式相匹配，画师在绘图时特意选择了让二者面对面端坐的形式，教皇居左，皇帝居右，形成了一套极为简明且程式化的图像语言。然而，在没有见过任何一位教皇和皇帝的情况下，MS Hazine 1654 号抄本的画师是如何塑造他们的形象的？最引人注目的对坐形式又是否如卡尔·雅恩的推测那般，直接模仿了某些西方范本？

作为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史集·世界史》抄本，MS Hazine 1654 号抄本中的《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完成于1317年7月14日，恰好是拉施特受谗言而被处死的前一年。因此，这部抄本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他本人的设计和意图。而早在1310年《史集·世界史》正式成书时，拉施特就启动了每年复制并加以分发的计划，说明书中的文本和插图已经被固定下来，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视觉特征。

翻开MS Hazine 1654号抄本《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部分的页面，循着波斯语从右向左阅读的顺序，书吏将整幅单页划分成四个纵向区域，文本与图像的搭配则有意遵循着一类微妙的对称法则：最右侧是载录皇帝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段落，第二栏是对应的皇帝形象，第三栏是皇帝在位时期对应的教皇形象，最左侧则是记载教皇姓名及其生平故事的段落。其中，皇帝与教皇全部保持着面对面端坐的样子，创造出一种相互交谈的视觉效果，但所有的皇帝和教皇的形象完全是雷同的，表现出偏离欧洲传统的迹象。

拉施特书中的所有欧洲皇帝全部被描绘成蒙古君主的模样：头戴缀有宝珠的塞尔柱风格王冠，身穿前胸饰有胸背图案的左衽外袍，形如《伊朗与伊斯兰史》中的古代波斯君主和历代伊斯兰政权的统治者（图6）。有少数君主身着类似于短披风的云肩，如MS Hazine 1654 号抄本第299r页的古罗马君主屋大维和他的继任者克劳狄乌斯（Claudius），这进一步说明画师直接“挪用”了《史集·世界史》其他地域和民族传统中的君主形象，并不断进行复制，极大地提高了快速绘制插图的效率，适用于拉施特要求每年抄录上千幅单页、描绘数百幅插图的任务。只有第299r页的四位皇帝身下配有坐具：屋大维端坐在一件典型的伊斯兰背屏式王座上，但画师描绘相对粗疏，王座很像由两块织毯上下堆叠而成；提比略、盖乌斯和克劳狄乌斯身下都是最简单的中式朱漆方凳，但看上去颇为宽方，更像是一张矮脚桌，呼应着这部抄本《中国史》第256v页中的伏羲和女娲身下的坐具（图7）。由此可见，开篇四位君主被赋予了一定的重要性，但画师凸显其身份的手法并不新鲜。在蒙古统治者和西亚画师眼中，这些皇帝的角色与自己熟知的传统别无二致。

图6 《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插图，MS Hazine1654 号抄本第 299r页，1317 年，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图书馆藏

图7 《中国史》插图，MS Hazine 1654 号抄本第256v页，1317年，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图书馆藏

教皇的形象同样区别于欧洲本土的图像传统。相较于皇帝，教皇的服制并不那么统一：一类是长可及地的披风和长袍的组合，另一类则是直接复制饰有胸背图案的左衽外袍。最独特的部分是帽子：区别于常见的三重冠（triregnum）、绒帽（camauro）、四角帽（biretta）等，所有教皇都佩戴着一种圆形有檐、主体分棱、顶部点缀珠饰的红色帽子。对照故宫南薰殿旧藏《元代帝像册》中的元成宗、元武宗和元仁宗像来看，这类帽子正是代表蒙古汗王身份的钹笠帽（图8）。它的形状类似于乐器钹，后边还垂着一块用于遮阳或保暖的布帛，长及肩膀。最初，在MS Hazine 1654号抄本第299r页中，这块布帛的作用并不明显，直到它逐渐与教皇身上的披风相连，变成了一件遮蔽整个身体的斗篷，钹笠帽原先的视觉效果也逐渐减弱，与欧洲红衣主教佩戴的平顶红帽非常相似，但分棱、点缀珠宝的特点得到了忠实保留。

拉施特《史集·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为人们理解14世纪伊利汗国乃至蒙古人看待欧洲的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此书并不是一部史料价值全无的编纂和改写之作，而是有意识地将当时西亚地区所能接触和收集到的最新文本攒集起来，以始于亚当、终于“弥赛亚”基督的神圣世系为时间轴，以整个欧洲为空间范畴，展开了对教皇和皇帝世系的追索，其历史意识和撰史逻辑是非常明确的，并且引入了大量涉及欧洲自然史地和人文风俗的全新讯息。画师笔下的教皇和皇帝形象也并不是对既有图像的复制和挪用，而是在与文本保持密切互动的同时，借助分栏和对坐的视觉语言，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控制整个欧洲世界的最高权力的二重关系，以及隐于其中的高下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