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桥头这里原本是一条河涌的入海口，名坳颈涌。河涌并不大，水量随季节变化。涌上有一座桥，桥边有一座古村落，名桥头村。现在，村子还在，涌和桥已不见了踪迹。眼前是一条人流车流熙熙攘攘的大马路，坳颈涌在这一段变成暗渠，类似马路下的排水沟。桥头村位于大马路的两旁，街巷分布和建筑格局还依稀可见旧日痕迹，体量却大了许多，已成为深圳宝安福海街道的中心城区，村民生活方式早已今非昔比。机缘巧合，笔者与桥头村结下一份缘，也便知道了这条村落的一些陈年旧事。
作者简介
木木
文史学者、专栏作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员。曾赴欧美多国游学，出版论著、随笔、游记多部。在巴山蜀水间生活了24年，旅居北京、香港各16年，现供职于深圳。主要著作有《藏在地名里的香港》《深圳十峰》《缘于行走》《文明之约》《走出荆棘林》《热话题与冷思考》《激进温和还是僭越》《恩格斯传》等。
与桥头村的缘分，始于与一位香港青年的结识。青年名叫林的熹，祖籍桥头村，1991年生于香港，现为立新湖教育集团董事长，参与创办了汉永酒店（桥头店）、立新湖创意园、深圳市侨联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企业，并出任福海街道侨联会副主席及福海居深港人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我们的结识，是参加朋友组织的一次沿深圳河50公里骑行活动。因为在研究深圳古村落文化，林的熹得知后便极力邀请前往桥头村看一看。
桥头村石牌坊
深圳的城中村现象是笔者一直关注的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关外各区更大规模的城中村群落，还没来得及涉猎。心想正好借此机会，把桥头村作为一个样板，扩大一下研究范围。于是，便有了三次桥头村之行。
坳颈涌最初发源于凤凰山，蜿蜒流入珠江入海口交椅湾。后来修建了立新水库，坳颈涌就只剩下从水库大坝至珠江口的河段，全长5.06公里。再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城中村改造，坳颈涌变成一半明渠一半暗渠，而且由于西部基围的开发，入海口从桥头村改到了和平村，并催生了坳颈围这个新村名。
大约在北宋年间，坳颈涌与交椅湾汇合处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码头。周边地区人员来此地经商或做工，往来频繁。为了方便河涌两岸的交流，便在涌上建了一座石桥。石桥附近日渐成墟，称桥头墟，又名美和墟。以这座石桥为参照，陆续出现了桥头、桥西、桥南等地名，进而演变为村名。桥头村自南宋中期建村，历经800多年风风雨雨，分作桥西、桥南两部分，加上邻近有元朝初年建村的灶下，以及稍晚建村的黄屋和新村，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片区，昔称桥头大队，今名桥头社区。不过，人们仍习惯把这个片区统称为桥头村，指代由五个自然村（桥西、桥南、灶下、黄屋、新村）组成的行政村。
桥头社区现有户籍人口1678人，其中1281人在改制后的桥头股份合作公司拥有股权。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人口一度达到15万人，经优化调整后仍有8万多人。目前，桥头股份合作公司资产市值近300亿元（人民币，下同），在深圳市1746个城中村中稳居前十名（因统计口径不同，桥头村集体资产市值多年来在第六名至第八名之间浮动）。村集体收入稳步增长，村民除了房租和店铺收入外，股东分红每月可达一万余元。
像桥头村这样历史悠久而又家底殷实的岭南村落，是少不了建祠堂的。祠堂通常由该村的主体姓氏承建，单姓村一般建一座祠堂，多姓村则建多座祠堂。桥头为双姓村，主体姓氏为林姓和陈姓，林姓约占2/3，陈姓约占1/3。另有文、邓、刘、梁等少量其他姓氏，均是后来投亲或入赘落户的。所以，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桥头村应有两座祠堂，即林氏祠堂和陈氏祠堂。有意思的是，村里却建了三座祠堂，包括两座林氏祠堂和一座陈氏祠堂。
据《桥头村志》所载，桥头林氏为比干之后，属九牧堂，源远流长，祖籍河南，历数代，辗转迁至福建莆田。北宋末年从莆田迁往广东南雄，后分迁至东莞万江村，再迁至黄田村。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前后，桥头林氏开村始祖元厚公（振南公）由黄田迁往桥头落户，育可隐、可定、可信、可用四房，繁衍至今历30余代。现有族众1500余人，居桥头者900多人，其余散居港澳及海外各地。
可隐林公祠
桥头村两座林氏祠堂，一为桥西村的“可隐林公祠”，是区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一为桥南村的“振南林公祠”，亦名林氏宗祠。两座祠堂前各有一方斜卧石碑，形如一本打开的书，上刻碑文，称两祠均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但可隐林公祠大门外另立有一金属牌匾，是宝安区文广旅体局为介绍文物保护点而立，称该祠堂始建于元代，桥头社区新编印的村史画册《峥嵘岁月画桥头》采用了这一说法。另据《桥头村志》记载，两座祠堂均始建于元代，且振南林公祠是清嘉庆年间族人重修祠堂时，由元厚公祖祠改名而来。
考虑到可隐公是元厚公（振南公）的儿子，如果上述说法属实，可隐林公祠是与振南林公祠同时代修建的，甚至先期修建，里面就有些故事了。笔者就此请教桥头社区党委书记林创基，他说由于年代久远，族谱又被毁，村里已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事情。不过，他倒是介绍了家族代代相传的桥头村何以分成桥西、桥南两部分以及其中的恩怨纠葛。
振南公举家迁往桥头立村后，经数代经营，渐成规模。四房子孙各有好强者，免不了产生一些纠纷。后来，由于可隐公夫妇相继离世，长房子孙经常受二房、三房欺负，进而发展到家族祭祀时也不按既定的长幼排序。长房子孙愤而迁往村子西部，另立新村，尊可隐公为开村始祖。于是，桥头林氏一分为二，即桥西村和桥南村，各立祠堂祭祀。但长房与其他几房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就此化解，田边地头时有争执，1944年两村还发生家族械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入社，设立桥头大队，桥西、桥南林氏之间的矛盾才逐渐消弭，现在两村村民的来往已完全不受影响了。
在桥头社区西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名“重庆路”，全长22.9公里，由桥头村直通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本以为路名取自重庆老家，其实不然，它来源于路边的一个古村落——重庆村。说起来，里边也有一段充满辛酸却不乏励志的故事。
重庆村并不是官方名称，而是该村村民自己的叫法，正式文本上记载的是灶下村，为桥头社区五个自然村之一。数百年来，灶下村一直是桥头村第二大姓陈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桥头陈氏尊宋恩公为始祖，南宋末年因皇室姻亲及避元之难，举家从福建莆田迁往广东南雄珠玑巷，继迁东莞归德里（今沙井街道）。宋恩公父亲为当朝附马，本人亦官拜侍郎，迁居归德里三代之后，其孙敬德公分迁至桥头村附近开基创业。当时桥头一带已为林姓占据，林、陈两族为争夺土地水源，冲突不断。据传，陈氏一度被悉数驱离桥头，无处可去，又纠集族众打回来，逐渐站稳脚跟后，为庆祝再度建村而取名“重庆村”。东道主林氏却不买账，不承认“重庆”而称之“灶下”，带有贬义，意为陈氏只能在林氏灶下找饭吃。
陈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初年，清代后期重修，上世纪80年代再度翻修，砖木石结构，三开间二进一天井二廊坊布局。祠堂占地约300平方米，比两座各占地220平方米的林氏祠堂还大出80平方米。而且，祠堂外墙门楣上“重庆村”三个鎏金大字和两旁“爱国爱民为世代宗旨，如兄如弟乃一脉承传”的楹联，格外醒目。
在林创基引领下，慕名来到这座频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陈氏宗祠。祠堂很安静，一位七十余岁的长者在院子里收拾枯枝落叶，拂拭拜台上的尘埃。长者姓陈，年轻的林姓书记与陈姓大伯随意地聊着家常，气氛其乐融融，完全感觉不出两姓间旧时的恩怨。陈大伯说，祠堂平常来的人不多，一些木质结构屡遭白蚁侵蚀，损毁严重。他自己偶尔会来拾掇一下，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是尽一份心而已。林创基开陈大伯的玩笑，说他是大地主，日子过得滋润，平时的营生就是收租，没事儿就来祠堂感恩祖宗。笔者作为陈氏后裔，又是重庆人，虽然彼重庆非此重庆，仍觉亲切。遂步入陈氏宗祠，奉上一炷香，向陈氏先人祭拜。
正如刘斯奋所说，岭南文化自带一股“雄直之气”。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先祖筚路蓝缕开村立业的故事，世代流传。待参观完村里的三座祠堂，不禁想起深圳作家王一宪面对被拆除的岗厦文氏宗祠“五房祠”遗址时那声感叹：如今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五房祠内外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故事，它热闹过，温暖过，残酷过，也轰动过……
桥头村的村民现已搬入新楼房，一片现代化小区，建在当年村边的田地鱼塘上。村民按每人50平方米、每平方米1500元的成本价购买，村集体再以装修费补贴的形式返还。小区被命名为“桥头鸿德园”，拔地而起的高楼，咖啡色墙体、蓝色落地玻璃窗，在高天丽日下姿意抒发着深圳原居民的风采和气派。对面不远处，矗立着让桥头人引以自豪、据称为全村带来好运的石牌坊，设计精美，材质考究，上刻数副楹联，而主联尤其大气磅礴：桥迎紫气名村焕采千秋瑞，头冠青云盛世昭辉百业昌。
杨侯宫前小广场上的巨大榕树
原来的村落被保留下来，变成城中村，不但承载着村民的乡愁，也演绎着无数外来打工者的出租屋故事。有的租住者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成家立业，孩子都已上了初中。那些年久失修完全不能住人的，则以断壁残垣的方式杂陈于横七竖八的村巷之间。在走访过程中，不时围过来一些村民，向我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些老屋中的故事，如数家珍。一面面土墙，一棵棵老树，一片片残砖旧瓦，在斑驳的夕阳下自带沧桑，也显出一份别样的骄傲。
随行的桥头股份合作公司董事是个30来岁的年轻人，当年长的村民指着一段残破的墙体，告诉他那就是他家的祖屋，后生仔一脸茫然。笔者忍不住跟他开玩笑，说你可别小看这段破墙，它可是你作为桥头股份合作公司股东的股权证明书。破旧的老屋，无声地述说着村落的历史。但据林创基讲，村里的老人陆续故去，年轻人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本土文化存在断层的危险，如何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除了三座宗祠和一些老屋，村里还有两处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颇能反映桥头村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生活品位。一是旅居美国的华侨林汝添修建的私家别墅“植利楼”，一是作为村民聚会和节庆祭祀场所的“杨侯宫”。
植利楼建于1934年，占地500多平方米，由主楼和辅楼相连而成，设计精美，建筑牢固。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用清水砖砌筑，虽然只有三层加一小阁楼，但层高足，且为碉楼风格，加上周围都是低矮土房，便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不过，这样一座精心建造的豪华别墅，甫一落成即逢时局动荡，主人家使用的时间并不多。1938年日军侵占福永，把别墅辟为关押抗日游击队的监狱。解放战争时期，一支国民党宪兵队驻扎于此。解放后，别墅曾作为福永公社武装部驻地。上世纪70年代，该楼是桥头大队的办公楼和粮仓，并在西边院墙开了一道门，便于进出。改革开放后，桥头村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办公场所鸟枪换炮，植利楼才弃而不用，直到2005年被列入区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
杨侯宫始建于清朝初年，三开间两进深，占地约100平方米。宫内供奉北宋名将杨六郎神像，终年香火不断。每年春节和特定节日，这里都会举行祭祀活动。听村里老人讲古，当年外村人攻打桥头村，杨侯显灵，全村大雾弥漫，外村人马迷路，败溃而归。杨侯宫前有一片小广场，是村民集会和休闲娱乐的场所。人来人往中，笔者被广场边两棵巨大的榕树吸引。据介绍，大榕树分别栽种于1962年和1992年，栽树人是林的熹的爷爷，时任桥头大队负责人。两棵大榕树的栽种年份，正是儿子林颂铠、孙子林的熹出生次年，想必是借榕树蓬勃的生机，祈愿家族兴旺发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论榕树：它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在调节气候、绿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盘根错节，傲首云天……
来源：香港商报
作者：木木
编辑：佐一
封面：荷洁
校对：金霞
审核：静文
监制：Ori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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