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不止不休

2021年9月，人物纪录片栏目「局外人」发布了一支10分钟的短片，叫《宝妈服装厂》。

这是一家普通却又特殊的服装加工厂。泛黄的卷帘门被拉开，进门后周围堆满了布料，唯一醒目的是头顶的红色横幅：“独立的女人，靠自己才是女王”。这里实行弹性工作制，宝妈们不用加班，可以按时接送孩子上下学。放学后，孩子可以在工厂内自由活动。一些不方便到厂工作的宝妈，也能通过“家庭计工”的方式获得薪酬。视频结尾，服装厂老板向京艳表示，她们周边的服装厂已经开始效仿这种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2023年，一支名为“煎饼社”的大学生团队，尝试探索“解困式报道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于是，一场关于纪录片作品和解困式报道的对话在《局外人》导演与他们之间展开。

谈及《宝妈服装厂》的故事，导演李京霖表示，“我很触动的是，在大家讨论女性职场问题和生育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小的服装厂，在逐步探索一种可实现的解决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这个解决思路报道出来，给企业或研究者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里，人们往往拷问事件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而解困式报道更想要回答“怎么办”。

思考“怎么办”，是宝妈故事中不平凡的注脚，也是“解困式报道”调研中最有力量的起源。

最终，这支学生团队站上了「南风窗·2023调研中国十强路演赛」的决赛舞台。他们的调研报告和视频作品，不仅在学术界引发关注，也在媒体行业内部产生了影响。一些媒体机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报道方式，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媒体在社会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今夏，调研中国再度启程之际，为窥探“解困”二字的重量与温度，南风交响计划团队对话2023年调研中国年度十强“煎饼社”团队，一同聆听“解困”调研征途的深刻回响。

“连接真实社会”，是2023年「调研中国」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有人聚焦农村病患的疼痛；有人探索乡村儿童的困境；也有人关照视障人士的未来。

而“煎饼社”的调研在这些“在地感”尤为强烈的项目中显得有些特殊。“大部分团队都要去到实地做具体的调研。有的组具体到一个县、一个村，目标和对象都很明确。”队长胡世鑫说，“但我们的调研很像在大海上广撒网，一开始没有什么目标感。”

事实上，煎饼社想要探究的是“解困式报道”的概念层面的问题，这与其他组的调研存在差异，不仅体现在“在地感”的感受上，更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队员邓雨洁认为，“他们研究的是具体的问题，而我们关注的是更广泛层面的问题。”

“煎饼社”团队五人来自内地和香港五所不同的高校，他们相识于一个名为“深度训练营”的新闻类线上公益社群。

2022年，“深度训练营”发起人陈显玲邀请自媒体“共益资本论”主理人黎宇琳，向学生们分享了解困式报道的有关内容。

当时，国内还鲜有人谈论这一概念。为了丰富公众对解困式报道的认知，黎宇琳、方可成与深度训练营的学生们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的团队，致力于收集整理解困式报道的稿件。邓雨洁、胡世鑫等同学正是第一期解困式报道案例库的协调人。

2023年，「调研中国」引入“解困叙事”作为技术路径，鼓励大家在调研中呈现出建设性的叙事思路。在这一背景下，来自解困式报道案例库团队的五人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了一起。

解困式报道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调研中国」以往的项目也更偏向“场景感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调研是一种崭新的尝试，几乎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正如“解困式报道”理念所追求的那样，面对看似无解的问题，惟有行动起来，才能看到破局的可能。所以，他们决定先去试试，直接走入这片人迹罕至的“田野”，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次调研中，“煎饼社”团队与20余家媒体、自媒体的编辑、记者、主理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形成近 20万字的访谈记录。最终，他们完成了一份题为《从“局外人”到“解困者”：解困式报道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的调研报告。

对于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团队而言，他们的工作日常是筛选、研读、讨论各类解困类稿件，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推动着解困式报道在中国的普及。而这次调研则使他们抽离出来，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这一概念。

在调研报告中，他们阐释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媒体实践过程中，调研者近距离参与观察了一些媒体机构中‘解困式报道’的生产过程。因此，调研者既是参与工作的‘局内人’，又是潜藏研究目的的‘局外人’。”

局外人和局内人的身份交织，使他们的调研能够走得更远。在调研开始前至少将近一年的时间，“煎饼社”团队都在解困式报道案例库团队中进行参与和观察。“如果那些没有亲自接触过解困式报道的人来做这个调研的话，首先就会卡在厘清概念这一步，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步，直接上手实践。”胡世鑫说道。

解困式报道在中国的实践现状如何？这一实践过程存在着哪些困境？在煎饼社团队的调研中，这些问题被逐一拆解开来。

调研团队发现，国内媒体新闻从业者对“解困式报道”的实践操作先于对概念的认识。许多记者虽未直接以“解困式报道”这一术语来定义其新闻制作流程，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体现了对这个报道模式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随着调研工作的逐步推进，团队成员们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做“解困式报道”调研的意义所在。很多时候，关于灾难、关于负面社会现象的报道总是难以避免地使公众产生无力感，人们往往不知如何自处。但解困式报道提供了一个出口——它告诉我们，即便面对再艰难的现实，我们依然有能力、有途径去探索并实践那些能够促使事情向好转变的方法。

尽管当前，“解困式报道”的意涵尚未被公众全然了解，但我们也应明确，一个新概念的推广和普及本就应该久久为功。

解困式报道的关键在于，能否激发那些能够采取行动的人们，使之真切地步入实践之路。记者或许无法独自描绘出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蓝图，但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在于点燃思考的火种，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破解难题的路径，以及寻求改善现状的有效策略。

“尽管我们要追求100分的解困式报道，但我们也没必要因此去说60分的解困式报道没有价值。只要有解困的思路，就会产生相应的价值。”黎宇琳在接受“煎饼社”访谈时这样说道。

回顾整个调研过程，胡世鑫依然觉得“有许多不足”。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很多访谈都是在线上完成。虽然他们已经在调研中尽可能体现团队走访了哪些城市、哪些记者，也完成了和其他线下调研团队差不多的工作量，“让调研看起来比较落地一点”。

但胡世鑫认为，更理想的状态是真正走进一个接受并尝试在实践中运用解困式报道理念的编辑部，参与他们的选题会，跟着记者写稿，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研究新闻业的学者那样，每天“泡”在编辑部中，去观察，去思考。

关于解困式报道的访谈，“煎饼社”团队成员整理出了20余万字的文本材料，但受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很多该深入挖掘的内容并没有在最后的报告中呈现出来，一些想通过视频形式呈现的访谈内容也未能最终实现。就整个调研而言，胡世鑫认为，他们的调研成果并没能完美地回应调研问题。

不过，解困式报道的故事还未完结。年轻的解困者们准备继续前行。“煎饼社”团队在今年再度聚首，决心对既有的调研报告进行一番梳理与深化。他们重新思考了解困式报道在中国的本土化路径。

一方面，一些学者将“解困式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的理念积极引入国内；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媒体人天然带有解困的思路。外来的理念框架与媒体内部不自觉的意识相碰撞呼应，由此生发出更多新的问题。

“如果‘解困式报道’这个概念，要想真正在中国深耕，发展得像‘深度报道’概念一样蓬勃的话，或许不能完全把国外的东西移植过来。我们要去看中国的记者是怎样将报道与中国土壤相融合的。”邓雨洁说，“我们想重新从调研素材里找到答案。"

事实上，解困叙事远不止于“煎饼社”的这一篇章，它属于每一个试图抵达真相、探索世界的人。

「调研中国」本身，便是一场宏大的“解困”行动。胡世鑫告诉我们：“「调研中国」需要大家发现一些小而美的真问题，这本就带有很强的解困思维。”

“学生们的调研总是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然后向外探索发现，回来后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描述对问题的认识，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调研中国」负责人黄榕珊表示，“一定要把问题定义清楚，这是解困的第一步，找到真正的问题和解决者，后一步才是如何去解决它。”

每一次我们凝视问题，每一次我们接近问题，都是向着更广阔世界迈出崭新的一步。

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步伐，汇聚成了推动社会前行、照亮未知领域的强大力量。让我们携手，继续以解困之名，探索不息，前行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