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田野

文化   2024-11-21 18:01   广东  


又一年,再相见。


「2024·调研中国」已于深圳大学圆满落幕。在本年度的十强路演赛中,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当代青年迈向田野,打破框架,放宽视域,以真切的人文关怀、扎实的调研回应时代命题,展现青年力量。


除此以外,本次调研中国各专业领域导师学者的发言也同样精彩。新新报将陆续推出「360°聚焦·2024调研中国嘉宾访谈」系列报道,向导师学者们求得对于调研独特而深邃的见解,以照亮更多青年行动者前进的路途。


这一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教授,她提出,“学术研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从学术领域当中选择一个范式,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她的田野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教授

在本次调研中国十强路演赛担任评委


与最慢的人一起同行


 新新报:这是您第一次参加调研中国十强路演赛的评委,您当时愿意接受深圳大学的邀约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您愿意关注大学生的田野调查比赛?


 卜卫:第一个原因是跟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关,我从事发展传播学研究, 30 多年来一直是在田野进行调研,一直处于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调研或者叫做田野,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些年也写过一些论文,同时也负责教授学生这门课程。


第二个原因,我突然发现有一群年轻的学子怀着这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调研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我特别想认识这些学生,这些青年学子去连接真实的世界,我也希望跟这样的年轻学子有一种更深入的连接。


 新新报:您担任评委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您的初体验是怎样的呢?


 卜卫:首先,我觉得这十强的选题都非常棒,它是在传播社会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内。在这个领域内,它的特征可以用一位农民合作社的领导人杨云标的一句话来说:“与最慢的人一起同行”。


实际上我们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观察哪个群体是落在最后面的人,随后我们跟他一起前行,这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一件事情。它可以把社会推向更平等、更完善的方向,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


所以说,我们所跟着的落在后面的人,这些人是因为资源、权利等方面的原因暂时处于困境,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必须得去了解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能更好解决?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点。


 新新报:您刚刚提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就是“走得比较慢的人”,那这 10 支队伍里面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他们真正关照到了社会中走得慢的那些人呢?


 卜卫:有的。比如说有的队伍的选题集中于自闭症儿童群体,还有的队集中于乡村精神病患者的,还特别关注他们的社会联系,关注他们之后怎么融入社会,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断地接近客观的事实,接近真相,

才是我们调研的意义


 新新报:在您看来,现在数字媒介越来越发达,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该如何从冗杂的信息里面去发现一个好的社会命题,或者是值得深究的一些选题?


 卜卫:第一,平时要有学术资源的积累,对于这些走得慢的人,或者说暂时因为资源和权利处于困境的人,你要对他们要有了解,要去看相关的论文或者是新闻报道。


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社会实践,关于我们该如何找到我们想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个资料库,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或者积累他人的经验。


 新新报:您一直从事妇女儿童相关的一些研究,也一直在关心那些困境群体,那么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你去做这件事情?


 卜卫:首先我解释一下,很长时间以来大家不知道我具体从事什么方面的研究,有人说我是研究性别的,或者说我是研究儿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放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里来做研究的。


比如说性别的问题,儿童权利的问题,还有留守儿童,流动工人,还有减贫,艾滋病,人口买卖,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中的议题。


我的专业方向是传播与社会发展,或者叫做发展传播学,它是批判的发展传播学,而非传统的发展传播学。因为传统的发展传播学是自上而下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导的一种发展传播学。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批判的发展传播学,是自下而上的。


这些困境群体都是落在后面的人,所以我们要去调研,要跟他们一起工作,去一步一步地做出对社会的改变。


关于驱动力的问题,首先这件事情是我的专业,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三十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其次在与许多外群体的接触过程中,我也获得了好多力量,比如说在访问这些被拐卖的女性、受到家暴的女性,还有包括很多流动工人。


通过接触了很多这些群体,能够理解更多的人理解社会,同时也能反过来理解自己,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能动性,因为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在调研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互利,在平等互利中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力量。


 新新报:调研中国比赛里面有很多关注儿童、女性之类的议题,您觉得目前的学生调研和专业的学术调研区别在哪?


 卜卫:学生调研与专业的学术调研有时候难以区分。


学生调研走的是专家型记者的路线,学生们基本上是调研一个情况,然后把它写清楚写明白,还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而术调查一方面需要学术的积累,另一方面也要在实践里面提问题,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学术上面去,而学生新闻调研不用。


学术研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从学术领域当中选择一个范式,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


学生调研是:在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然后提出问题,也可能还没有非常清楚的研究问题,就把这调研做了,把这个事实描述了,但没有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做学术型研究的调研,它是需要从一个学术领域中提出研究问题,而且是批判地提出研究问题,然后根据学术规范和伦理去做研究,做完研究以后用理论来对结论做一个分析和讨论。



 新新报:您对这些青年学子参与社会调研有什么建议吗?


 卜卫:第一个,我希望研究问题更明确。研究问题并不等同于研究题目,不是说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比如说,“基层产科发展及妇女生育保障”,这可能是两个大的题目,但是它是需要发展成一个非常清楚的研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领域中提问题,而是它要把这个题目和这个领域分清。研究乡村精神病患者,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研究主题,但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研究什么?怎么定义乡村精神病患者?我要研究他们的生存现状,怎么定义生存现状,怎么定义发展困境?


我们要去非常清楚地把这些问题都说出来,所以在观察青年学子的调研时,我有时候比较关注你到底要研究什么?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另外,学生的选题里出现了很多概念,许多学生把这些概念直接拿来使用,但是这些概念需要操作性定义。


比如有选题叫“学术韧性”,学术表达上最好不使用形容词,因为大家对于形容词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关于事实的一个定义,要有一个操作性定义。还有像“后农业模式”,什么叫“ 后农业模式”?


只要出现在标题上都应该有定义,你是在什么框架里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操作性定义非常重要。


第三,大家都觉得做调研,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提对策。


但是,我看最短的调研才5天,而学生的经验、经历、研究的积累还不足以提出特别好的政策建议,所以我觉得学生们可能在这方面要做额外的努力。这个额外努力是你应该去看足够的文献,去挖掘这些领域曾经提过哪些建议,然后综合其他专家的建议来提出自己建议,同时也可以采访相关领域的专家以获取更专业核心的信息


还有,你的建议一定是根据你的研究结论得出来的,有些学生提出的建议是与调研结果脱钩、分离开来的。


所以,要紧扣研究结论,同时也要参考别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学生调研不要太急于地给政府,给所有的人指方向,特别着急。


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这个事实弄清楚,我们不断地接近客观的事实,接近真相,才是我们调研的意义。


深入田野,在建构的真实中探寻客观的真实


 新新报:您曾经提到要和“困境群体”一起双向融合,那么在调研的时候我们该遵循哪些规范,哪些伦理,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局内人”的视角,以防我们不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以确定这种“双向融合”是保护他们的,不会伤害他们的?


 卜卫:其实这并不是双向融合,我更觉得是建构双方的主体性


在研究过程中,双方都要有主体性,而不能说你融化到那边,或者那边完全听你的。双方要有一些张力,你才可以探讨这个研究问题,如果没有张力就不需要你探讨了。


我觉得,首先,研究者到田野要学习,因为你不是代表政府来做调研,给政府提建议,解决问题。你首先要学习,要自下而上地提出他们(困境群体)想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学习、去看、去听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说你只做几天的调研拿了一些数据回去,那么我会怀疑你的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然后,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了当地人的视角和立场:他们是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外团体,或者说我们是局外人,他们是局内人,我们不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先要去了解,先要去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研究者的优势是我们带着大量的实践的资源、理论的资源和知识的资源,而当事人或者当地人他们不做研究,他们不知道跟他们相关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知道该用什么实践资源和理论资源来解决问题,而他们的优势是:他们长期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特别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怎样解决才有效,所以这先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当然,一开始是我们向当地学习了解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帮助他们保持他们的主体性,我们绝对不能相互融化。我们不能觉得内团体说的完全正确,而是应该用我们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我也怕由于你去研究权利和资源都处于困境的人了,你可能会产生你自认为很有人文情怀的同情感,最后把自己打动了。


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去做研究,不是去做慈善或者去帮助,出的解决办法是对改变社会有用的。我们去了以后,我们有我们的主体性,他们有他们的主体性。


我们觉得在研究的过程中双方的主体性都得到加强,相互之间有一种张力,我们才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新新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去核实信源,或者说访谈对象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卜卫:访谈特别缺少权利和资源的困境群体,第一次访谈是很少能获得你想象的真实资料。


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给我们留的家庭地址、电话都是假的。我们不断地寄东西,都不行。最后只有两个人给的是真实的地址,这个其实也是他们是为了自我保护的方式。


还有就是,你想要的真实,跟他们的眼中的真实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也在建构这种真实。可能你会觉得(他们)过度地说了苦难,或者过度地说了好的方面。这是他建构的真实,并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在那。


但是,如果你要达到这个客观的真实,中间是有很多的迷雾和屏障,因为所有人在阐述这个真实的时候,同时也在建构这个真实。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新闻报道有新闻的真实,它是事实。但是它出来以后是某一个机构的真实,或者是某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真实,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真实,因为它已经通过建构了。


所以在访谈的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他(访谈对象)也在建构。你就需要不断地聊,他信任你以后,他会讲出更多的信息,而且讲出更多的信息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在这种时候他会讲很多很多,那么你听他讲了很多之后,你就进行三角测定。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去找出反例去跟他讨论。我们自己也要讨论这个反例,当我们觉得这个反例不成立的时候,那这个结论可能就是相对真实的。


我们只是不断地去接近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真实。但是也有可能,只要他说出来,只要他参与了建构,它就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所谓的绝对客观的、镜子般的反应的真实。


 新新报:那在看完这次比赛之后,您觉得这些学生团队有达到这次比赛的主题:“连接真实世界”这个要求吗?


 卜卫:真实是需要建构的,并没有一个真正客观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讲新闻,新闻肯定是一种事实,但是它被新闻媒体展示出来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被建构的事实,并且对于不同的媒体来说,报道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真实与客观性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中是一个需要专门解释的议题,但是通过田野工作,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接近这些群体眼中的真实,从而去了解他们的真实世界。


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眼中的真实,所以我们才需要田野。


新新报文字记者与卜老师合照




来源|新新报NewTimes

文字|肖文玥 梁梓煜

指导老师|陈显玲

新媒体编辑 | 梁学思

图源 | 南风窗

统筹 | 张梦原 苏罗杰


新新报融媒体总监 | 李彦妮

新新报主编 | 张梦原

初审 | 陈显玲

二审 | 彭华新

终审 | 周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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