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12日，为助力调研队伍做足准备，2024调研中国在线上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百强能力训练营」，为即将出发的调研er们提供「社会调查」「解困式报道」「影像纪录」「深度写作」「AI应用」「法律与政策倡导」等模块培训。
期间，国内顶尖社会调研学者、资深调查记者与各界杰出专家来到训练营，讲授调研理论与实战经验；全国参赛大学生亦积极交流心得，产生思想碰撞。接下来我们将会推出一系列的课程回顾，帮助调研er常看常新。
以下是【解困式报道】课程复盘——
“与其视之为具体的技术路径，不如视之为一套思维方法。”
解困式报道作为“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只发现问题”的一种新型报道叙事方式，在近年来获得了业界较大关注，也为调研者提供了一套新的看待世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
“共益资本论”主理人黎宇琳老师莅临「百强能力训练营」课程现场，结合丰富事例为即将参与调研的同学们讲解了解困式报道的缘起、发展、以及其理论体系等专业内容，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些破解问题的新视角。
黎宇琳
编辑、专栏作者
“共益资本论”主理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委
解困式报道是什么
解困式报道（Solution Journalism，或称Solution Narrative），亦称解困式叙事。初次接触时，许多人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技术路径。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与其视之为具体的技术路径，不如视之为一套思维方法。
解困式报道最核心的两个逻辑是：关心问题、关心问题的解决方案。此处提及的“问题”，基本上特指社会问题或者公共问题。
解困式报道侧重新闻生产内容的变革。与以往的媒体转型更倾向于技术、物资层面不同，它强调新闻内容需超越颂扬与批判，走上温和而坚定的“第三条路”。
以下是业界学者对解困式报道的三种定义：
如何理解上述观点？以下逐条分析。
第一，“报道那些对社会问题做出成功或失败回应的事件”，这意味着，当有人在我们面前声泪俱下地讲述其经历时，我们很容易受其感染，完全站在其立场上看待问题。但在报道时，我们必须秉持怀疑精神（critical thinking），中立地评判解决方案，关心事件成功或失败的两面性。
第二，伊桑·扎克曼强调，在社交媒体传播过程中，让受众参与叙事，或可推动事件解决。这意味着，社会事件的解决往往并非依靠某个人或某一机构，而需依靠社会多方协作。
怎么才算解困式报道
怎么才算解困式报道？对此，或许存在最基本的价值判准，但并不存在绝对权威的固定解释。以下是学界提供的四种观点：
1、大卫·伯恩斯坦：高门槛与公众诉求
由于解困式报道“给予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必须有理论依据，并说明这些方案起作用的条件和限制”，而大多数社会问题会牵涉特定专业领域，因此这种报道的门槛极高。
2、伊桑·扎克曼：社会进步与公众参与
伊桑·扎克曼站在“促进社会进步”的高度来审视解困式报道。当然，并非一定要“推动社会进步”才得以展开叙事，但这样的宏大理想确实是许多新传人追求的价值标杆。
3、史安斌：可读性
解困式报道往往专业性强，但报道一旦写成论文，公众又难以看进去。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平衡，是一个重要问题。
4、Eric Nee：充满意义的细节
报道如果只是堆砌大道理或高喊口号，必然无法说服受众；通过“充满意义的细节（meaningful detail）”，才能增强文字的说服力。
解困式报道的缘起与发展
新闻报道原本主要关心“问题”，而相对忽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当下社交媒体环境中，这种主流报道方式正在遭受挑战。即使在报道尺度更大的西方，公众依旧对媒体存有不满——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问题，却无人试图去解决问题。
近些年，西方一些媒体开始采取类似解困式报道的思路。如2016年，《洛杉矶时报》凭借对圣伯纳迪诺枪击事件的持续深度报道，获得了普利策突发新闻奖。
大洋彼岸的经验，我们或许能有所借鉴。
去年，南风窗的报道《让我在这里，有尊严地告别人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位即将到达生命极限的老人，往往会受到身心双重压力与折磨，如何照顾临终的老人？文章指出，对于临终关怀这一话题，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困境，更要给出解法。中国新闻奖提及此报道时，表示“解困式报道能在读者心灵中产生广泛共鸣，同时对推动安宁疗护事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这正是解困式报道与中国新闻生态相适应的鲜活案例。
“你为读者提供你所叙述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读者赋权。”以上述报道为例，若读者在家人去世之前，读到一系列关于安宁疗护的报道，从而用帮助临终者更体面地离开，那报道就产生了其赋权价值。
新闻叙事的两大流派
新闻理论大致分为两大体系：客观新闻学与对话新闻学。
客观新闻学的核心观点是：记者作为叙述者，无需掺杂任何个人意见，仅需做“事实的搬运工”。目前，客观新闻学在全世界都占主流地位。
对话新闻学的核心观点是：新闻是不同话语与立场相互冲突、调和协商的结果。因此，新闻的首要功能是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即是让多方利益主体在公共舆论场上陈述己方观点，以供读者选择。解困式报道正是扎根于该理论，其新闻叙事立足于解决问题，与客观新闻报道存在显著区别。
在客观新闻学和对话新闻学对新闻六要素（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的演绎中，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的重心主要在于Why。而有时，比Why更为稀缺的是How——后者正是解困式报道的立足点。解困叙事要求我们不仅停留于事件原因之挖掘，更要尝试提供问题之解法，毕竟知道原因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
Q&A
Q：前面提到对话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即我们一起在公共舆论场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供读者去选择。但如果都由读者去选择，不是有意识地引导，是否会导致一时的混乱？
A：首先，解困式叙事并非完全没有引导，它有在引导大家了解全面的情况。偏传统媒体时代，似乎你怎么引导，读者就会怎么想。但现在已经是信息获取非常开放的时代，带节奏并非这么容易。至于意识混乱，这是个更大的话题。
马克思韦伯（现代社会学的鼻祖）讲过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诸神之争的时代。大家可以对照我们现在的舆论环境来理解。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念同时出现在互联网上，也许确实会让很多读者感到迷惑。所谓诸神之争，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念都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
观念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解困式报道以解困为锚点，解困是相当具体的。无论提出什么样类型的价值观念，落实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或者说有所改善或者更加恶化？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Q：解困是否是传媒业必须承担的社会分工？解法是否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A：在客观新闻学里面，解困不是传媒业必须要承担的社会分工，甚至是传媒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分工。我把不同的观点以及它的合理性都告诉你，你可以做出判断，你认为哪个更合理。按照客观新闻学的观点，传媒只需要对事实做出陈述。
解困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多走一步，这就是对话新闻学。如果你认同新闻的首要功能，或者你叙述的首要功能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那就不得不承认一点：纯粹的客观报道，不能够直接或者还不足以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
Q：解困式报道最终目的是什么？
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对话新闻学的社会愿景，就是希望社会主体通过和平方式讨论公共事务，联手解决问题，而不希望社会迈向撕裂与冲突。为此，新闻行业应该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
Q：解困式报道是通过煽情的故事和图像来引发公众同情和关注吗？
A：解困式报道不主张使用煽情方法，煽情是不利于引发公共对话的。但正因如此，它不太容易获得流量或取得很大影响力。
比如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用很煽情的笔墨，花很多版面曝光一些极易引人共情的个案时，往往能使这些个体获得超额的钱与资源。但是，大量未被曝光的，或者情节没那么博人眼球的事，却完全是“灯下黑”，无法为人所见。因此，解困式报道不主张以煽情博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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