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读的小学。那时我们用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其中有一篇课文：“國慶日，開大會，大家歡呼：毛主席萬歲！”都是用的繁体字。虽说有些难写难认，却让我从小就知道共和国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当年，有一张毛主席和手抱和平鸽的少先队员在一起的宣传画，画里的少先队员就是和我同时代的小学生。我们同在新中国的小学里读书，同在北京欢度国庆。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真是无比的幸福。
记得在我上小学之前，就在我家门前的西长安街上观看过阅兵。那时不仅有海陆空军的士兵列队行进，也有重型武器坦克、大炮，坦克都是履带式的，通过天安门检阅后把柏油马路都压坏了。每次阅兵后都要重修马路（在1959年之前的每年国庆节都有阅兵）。更使我童心震撼的是阅兵中那些骑兵方阵，黑马队、白马队、棕马队。步伐整齐地列队前行。人挺胸，挎枪亮刃，马驰步，蹄翻烟腾。儿时的我好奇地问哥哥姐姐，怎么马也和人一样那么听话。原来它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战马。
在我上小学初中时，已有好几次参加国庆庆典和群众游行的经历令我常记心底。
有一次是参加少先队观礼方队。就站在军乐队后面，负责放鸽子和气球。我是在放鸽子的队伍里。每人用手帕包好一只鸽子，看到五颜六色的气球升起，大家就打开手帕将鸽子放飞。一时间上千只和平鸽振翅腾空，盘旋数周后齐唰唰地奔向天安门，并落脚在天安门城楼顶端。表达着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爱好和平的心愿。待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后，我们少先队员和军乐队一起涌向天安门，向着天安门检阅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欢呼跳跃。毛主席从检阅台中间走到检阅台右边，再走到左边，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直至离开检阅台。我们才恋恋不舍回家。
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新中国十年大庆，195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国庆庆典的群众游行。作为少先队的仪仗队员，我们身着一身白衣裤，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每四个人抬一朵大花，共十朵大花向新中国十岁的生日献礼。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视线自然而然转向天安门。远远地看到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城楼中间向我们招手。只感到无比幸福，无上荣耀！要知道，那时能进入少先队仪仗队的，都是经过学校层层选拔的最优秀的学生。
晚上，首都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几万人大联欢，当时正在北京男八中上初中二年级的我也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欢歌如潮。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中山公园对面的天安门广场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分别围成上百个人圈，每个圈子至少一千多人。大家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夜幕上明亮的探照灯光柱不时从广场上空掠过，交织出特有的光影效果。广场四周由鲜花和彩灯装饰，流光溢彩，充满了节日气氛。我们男八中和师大女附中在一起跳青年友谊圆舞曲集体舞。八中是男校，全是男生，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手拉手跳舞，感觉略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沉浸在这欢乐的人群里，谁还顾得上陌生和拘谨。少年时代的我们，是那样的纯真，心里更多的是感恩幸福。联欢活动最热闹的场景是燃放烟花，这是当天最后一个节目。刹那间，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映红了整个天空。烟花的燃放地点位于前门两侧，站在广场上，近距离观看烟花，仿佛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千姿百态，摇曳多姿，有的像盛开的菊花，有的像富贵的牡丹，有的像婀娜的水仙......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已上了高中，从高一到高二连续参加了两次国庆庆典群众游行的体育大军游泳队。游泳队由男八中和师大女附中的高中学生组成，要求身穿泳衣、泳裤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印象里，这两年国庆节都天公不作美，全是阴雨天。所以，等待检阅时，我们光着膀子，露着腿，冻得双臂紧抱哆嗦不止。学校的老师除了让我们抹点儿松节油，也就只能弄点儿白酒让同学们抿半口取暖。大约十点半左右，队伍开始从台基厂向长安街天安门方向缓缓移动。果然是精神力量更强大，队伍一出发大家马上打起精神，好像忘记了自己只穿泳装。当队伍跨过东边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面黄线，我们便甩起胳膊与双肩齐平，迈正步向天安门走去。大家热情饱满地高喊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雄壮的口号，在军乐队伴奏下，整齐划一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后来听说我们游泳队虽然穿的最少，却是整个体育大军中表现最好、走得最整齐的队伍。
1964年我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刚入学不久，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就让我到系学生会文艺部工作。这一年国庆我有幸又参加了群众游行，是文艺大军的笛子队，吹笛子为舞蹈队伴奏。另外还有二胡队，把胡琴用绳子挂在胸前，拉二胡伴奏。经过天安门时，我觉得似乎一直没有吹响。可能是因为太阳把笛膜晒得不起作用了。真有些“滥竽充数”之嫌。让我羡慕的是我们班有两名女生参加了游行队伍的护旗队。都是梳着两条长辫子，个头一般高的女生，她们走在群众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真叫神气。
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年我都参加了国庆节晚上的联欢活动。那时的联欢活动场面很大，节日气氛非常浓。各高校在自己围成的圈子里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跳集体舞和交谊舞，庆祝国庆。一直持续到半夜。
尽管由于设备、技术的局限，远不如现今的联欢活动这么优美壮观。但作为亲历者我还是怀念置身于天安门广场那热血沸腾的时刻。
五六十年代，每逢有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时，大都是夹道欢迎。少先队员是夹道欢迎的主力军。胡志明、金日成、苏加诺、尼雷尔、西哈努克，……那些在电视剧《外交风云》中出现的许多外国元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似乎都夹道欢迎过。有一次参加夹道欢迎活动，长大后才感到有些遗憾。那是夹道欢迎从朝鲜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杨勇和王平两位上将领队站在敞篷车上，不断地向我们挥手致意。之后，我们和志愿军战士们一起来到北京体育馆参加欢迎大会。在会场里朱德总司令和我擦肩而过，我竟然都忘记向朱总司令问好，没能和总司令握手。
我的青少年时代，作为祖国的花朵，有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着，幸福地成长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中。每到国庆，便是一次集中的感悟。
1964年我考进了北师大。只学习了两年的课程，就停课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直至1972年毕业分配，才离开了学校。
我是在1964年8月接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录取通知书很简单，就是一个印有北师大校名的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录取通知书，上面写到：“王家骅同学：根据国家需要和你的志愿，已录取你入我校数学系学习。兹定于8月31日开学，8月25、26日办理报到注册手续。”我名字中的“铧”字还错写为“骅”。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激动、兴奋，当然也没有懊丧或不满意，而是很平常的心态。因为当时我家就在北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北京读书，初高中又都是在北京较好的男八中上学，好像没有几个考不上大学的。
但是，到北师大报到时，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进大学的校门（那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报考前先考察一下学校），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学真大啊！比我们中学的校园大多了。报到时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本北师大迎新工作组编的小册子《欢迎新战友》，至今我还保留着，里面有北师大校园平面图，但是我也没认真看，待我要离开学校回家时，竟然找不到校园的大门，问了好几个人后才出了学校当时的东门。
开学后，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几个星期的军训，但在学校也有类似的训练，夜行军、紧急集合等。而持续时间较长的入学教育是所谓的“专业思想”教育。大家敞开思想，谈自己为什么要报考师范，为什么想当教师，批判“当教师是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又不脏不累的一个职业。”及“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等不正确的专业思想。批判后，得到正确的认识：教师是光荣又神圣的职业，是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将来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的毕业证书扉页上印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红底金色的八个大字。
在两年各门课程的学习中，我在我们班的学习成绩除英语等公共课外，所有的专业课都排在倒数第几名。我和几个北京的同学学得都很吃力，后来我才找到了大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在北京录取的分数要比外地的低，现在也是这样，有时低的还很多。虽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聆听到数学系的严士健等多位老先生的讲课，他（她）们严谨治学的教学风范还是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参加工作后，我有几次回母校进修及作访问学者，又听到数学系的付若男、严士健、周美柯、王申怀等几位老教师上课，倍感亲切，也使我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我在高三时当了一个学期的班文艺委员，到了北师大，年级辅导员胡祖莹老师就把我推荐到系学生会文艺部作干事。到了二年级就当上了系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我记得印象较深的一次文艺活动，也是我入学不久的第一次文艺宣传活动是在1964年10月16日，那天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我国成功地试验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系学生会文艺部临时组织排练了几个简单的小节目，到学校的北饭厅中午吃饭时作了表演宣传。虽然节目表演得不是很精彩，但气氛相当活跃，观众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群情激昂。
“文革”期间我和几名同学组成一支“长征”徒步串联队。我们从重庆出发，南下到遵义，而后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准备徒步走到井冈山。那时，正值井冈山大雪封山，就只能走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们这支“长征”队，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每天走上80里路左右，大多是山路，总计几千里地，途中与工农相结合，在矿山、农村等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尽管那时那样做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尤其是增强了身体素质，使得我直至现在身体还一直都很健康。
由于我老家是在北京，所以毕业离校后，几乎每年都要回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后来由于在北师大沈阳校友会工作，更是经常回母校，与母校结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厚情缘。
“从教研室走到课堂，路这样短，又这样长……往返只需要几分钟啊！你却由青年走到满头白霜。”这是我时常愿意朗诵的一首诗，以赞颂教师职业。
1972年我毕业分配到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前身），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记得在第一次走进课堂之前（由于“文革”的影响，我都没能有教育实习的经历），费了好大功夫，写好了讲稿。前一天晚上一字不落的反复背诵，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顺利地上完有生以来第一节课。
40余年的从教经历，我印象较深的一次课堂教学是在2003年。那年秋季开学后，沈阳师范大学迎来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一天，我刚到学校，就听说教学评估组的专家要听我的课，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这一节课我使用准备好的课件讲数学史，当时用课件讲课全校还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师，我可以向专家们展示使用电脑及课件的教学技能，应当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而紧张的是我操作计算机的能力有限，刚刚学习使用不长时间，不会在课堂上卡住吧。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教室，开始讲课，果然当打开电脑，用鼠标点击文档时，总也打不开，真是有些紧张了。原来是鼠标用反了，马上调整过来，打开文档，滔滔不绝地讲解数学史的内容。特别是在课件中我还用到了“链接”功能，即展现课件内容时需要用到其他的画面，可以点击“链接”，立即就转过去了（当时学校里能用“链接”这个功能的非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可还是寥寥无几的）。我越讲越兴奋，越讲越有激情，较好的完成了这一节课的教学任务，获得了听课专家的好评。
自1972年来到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后成为沈阳师范大学，我一直在教学一线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课，所讲的课涉及数学和数学教育专业相关内容的近二十门课程。我非常乐于讲课，2006年退休后也一直在讲课，尽管讲课费不多，一节课仅30元（如在别的学校讲课，教授的课时费大都在500元以上）。我曾和有关负责人说过，哪怕我义务讲课不用给我课时费也可以。就这样我一直讲到2012年，实现了从教40年的愿望。
我的母校北师大有一位老教师童庆炳教授讲过：“上课带给我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我和童老师有相同的感受。特别是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令我颇有同感：“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每读到这里，总是会想起我早年写的一首诗：“我愿永远站讲台”，禁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退休后我还做了6年学校的督学工作，监督检查教学质量。曾记得有一次听物理学院的一位老师讲课，教学效果较差，我不是仅给他一个较低的教学评分，就算完成了听课任务。而是还私下和他沟通，与他一起交流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经一段时间的交流沟通，他的教学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后来还较早的评上了副教授。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这句歌词，老年人都非常熟悉，我也很喜爱她。在我的晚年先后在几个公益社团任职，做了一些工作，确实发挥了余热，深感温馨从容而又愉快。
其中一个公益社团就是北师大沈阳校友会，她成立于1986年，我一直在其中任职，后来担任了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一度还是这一法人社团的法人代表。
在北师大沈阳校友会的工作中，我认为比较满意的许多活动都记忆尤深。其中一次就是母校百年校庆时为母校捐赠玉石的活动。经过沈阳众多校友近两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捐赠母校的岫岩玉于2002年8月中旬运抵北师大。玉石重约两吨，正面镌刻“琢玉”二字，背面刻有全体捐赠校友的名单。玉石的奇妙之处，是其左肩部有一幅自然形成的中国版图。捐赠母校玉石寓意为“玉不琢不成器”，成千上万名学子作为璞玉经母校北师大的精心雕琢成材成器。时年8月月末我还收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母校建校百年庆典大会的请柬和入场券。当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那一刻真是感慨万千。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北师大、对师范教育的无比重视，对北师大全体教职员工及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成千上万的北师大学子的无限关怀和巨大鼓舞。
还有一次是2010年组织开展的北师大辽宁校友赴辽宁西部北票市辽西农村中小学考察调研活动。20余位北师大校友参加了这一活动。校友们在北票市教育局领导的陪同下，赴北票市娄家店中学进行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实地考察。我们分头听取了分别由当地教师与北师大校友所做的教学观摩课。北师大校友代表、任职于东北育才双语学校的外语教师佟红梅和语文教师郭亮，代表北师大校友以及其现任职的学校，分别为大家呈献了语文和英语精彩的教学观摩课。两位校友深厚的业务功底及精湛的教学技艺，博得了听课现场的阵阵掌声。教学观摩课后，还进行了相关课程的教育教学情况的座谈交流。当时在我听课时看着那一张张渴望知识的小脸，令人动情。毕竟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享受到名校优秀教师的观摩课是多么的不易，通过观摩课及座谈交流，也使娄家店中学的老师们学到名校名师颇多的教学经验，收获极大。我觉得这次活动效果极佳。至今每次讲到北师大沈阳校友会取得的成绩时，我都会提及那次活动。
2015年4月，我参加了“大爱清尘，走进辽宁”的公益活动。大爱清尘是专门从事救助全国尘肺病患者，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基本消除尘肺病的全国性的公益组织。我作为志愿者做了一些宣传及招募志愿者的工作，现在是大爱清尘辽宁工作区的顾问。
2014年年底，沈阳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张景学处长希望我能组织学校老教授协会的一些活动。于是，我担任了学校老教授协会会长。组织和参与了辽宁省老教授协会及学校老教授协会的活动。后来又加入了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这些都是公益性社团组织，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记得在我担任沈阳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初期，组织的一项公益活动具有深远影响。我们组织退休老教授志愿者到沈北新区地雅社区对小学生开展了课余系列辅导活动。沈北地雅社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较多。小学生放学后，无处栖身，随意乱跑的弊端突出。为此，社区提供专用房舍并携手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创设了“青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现了“有人管”。我们定期到那里为孩子们开展课余辅导活动。董菱教授的毛笔书法系列辅导，让20多名小学生掌握了横、竖、撇、捺、点的基本要领；王赋春副教授的文字游戏系列辅导，孩子们都听得入神，玩得兴奋，并受益匪浅；我则做了趣味数学系列辅导，以有趣的一些实际问题为例，用数学思维方式予以解决。孩子们兴趣盎然，争先恐后地抢答问题，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使小学各年级的学生们都受到了非常有益的数学思维训练。经过这些系列辅导，我们努力把“有人管”提升到关爱更全面，内容更深广，形式更新颖的境界，受到学生家长及地雅社区的领导高度赞赏。
在离退休工作处的有力支持下，沈阳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先后组建了诗文分会、摄影分会等，开展了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近年来，越办越好，分会成员发表的诗文摄影作品数不胜数。还不时外出采风，出版诗集、画册等，成绩斐然。2017年及2022年两次获辽宁省老教授协会“协会先进集体”表彰。2017年6月我获得辽宁省老干部先进个人表彰，2018年12月获得辽宁省老教授协会授予的“老教授事业先进个人”称号，2021年12月获得辽宁省教育厅关工委“辽宁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