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10日，美味中国创新营二期在成都举办了毕业模块（点击查看美味营二期毕业回顾）。作为压轴分享嘉宾，厚生投资创始合伙人王航应邀为美味营同学带来了一堂兼具高度与深度的精彩课程。
2010年成立的厚生投资是一家专注于食品供应链、食品消费以及食品科技的并购型投资机构，搭建起了独特的产业生态圈。本次分享中，王航分析了中国经济过往几十年发展的核心动力与变革逻辑，也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基于商业逻辑与商业循环的重建穿越周期、如何在减量市场中寻找增量赛道等话题，谈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给同学们带来极大的启发。
厚生投资创始合伙人王航
我们选取部分课堂内容进行了整理，相信对每一位希望把握时代机会的创新创业者都会有所帮助。
上半场：制造红利与货币红利共创经济繁荣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根本在于制造红利与货币红利。
中国制造业红利的三大来源
毋庸置疑，制造业是中国最具优势的地方，从最早的便宜，到质量好，再到现在的创新力，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上发展。那么，中国制造业的红利从何而来？
第一，中国拥有覆盖14亿人口的单一大市场，折旧等基础费用在国内市场已被大大摊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边际成本与其他国家的总成本去竞争，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二，中国独特的举国体制可以完成许多其他国家做起来比较困难的事情，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体系配套等。
第三，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包容发展。中国经济过往高速发展是三个群体的大合唱：企业家群体、公务员群体和工程师群体。
简言之，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包括：单一大市场始终存在；举国体制有度、有节、有力；包容发展的环境。
中国货币红利的“两个屏障”
在中国制造业如此强大的情况下，难以出现产业空心化，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下许多经济政策的施政目标都是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出现。
由此中国逐渐形成两个屏障：通货膨胀屏障和汇率贬值屏障。
这也是制造红利带来的两个附加优势。一方面，为了供应全世界，中国工业部门能力最全面，制造业最有竞争力，产能也最过剩，这就导致通货膨胀很难出现，通常认为2%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投资且不会带来经济生活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太会出现汇率贬值，因为一旦有汇率贬值，出口业务就会迅速把缺口填回来，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
上面这两个附加优势带来了全球货币红利。因为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较高的货币发行量，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购买，不断完善我们能源体系、资源体系、工业体系，不断提升科技能力突破“卡脖子”的技术，返回来再反哺制造业往上走。这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
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随着金融深化与互联网兴起以及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包括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经贸摩擦加剧、国家冲突等等在内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大变局”的出现。这就带来了我们下半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从“黄金期”进入“调整期”
我们经常说“穿越周期”，那么“周期”是什么？在经济学上，有繁荣期、黄金期、调整期之分。其中一个常用的概念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简单讲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了投资和人口涌入，城市规模扩张，经济进入繁荣期，企业加杠杆创利。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的收入相应增加，由房市、股市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消费旺盛，中产阶级比例提升，社会结构呈“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型可能，可以称之为黄金期，更多企业开始加杠杆套利。经济再往前发展，原有发展动力难以支撑，社会结构慢慢发生变化，有“哑铃型”变成“葫芦型”的风险，经济进入调整期，很多企业开始降杠杆修表。
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2004年。如今20年过去，我们已经从黄金期进入到调整期。所谓的穿越周期，就是从繁荣期到黄金期到调整期，从加杠杆到减杠杆的过程。
从日本这面“时光之镜”看中日异同
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商业面临逻辑的重建与循环的重建。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时光之镜。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大概3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了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与30年前的日本相对比，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
一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以老龄化、少子化为代表，安倍甚至曾将之称为“国难”。目前日本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30%，中国是15%，每年大概增加1个点，再过十几年也能达到30%。中国目前的出生率甚至比日本还要低。
二是股市和楼市的泡沫刺破。很多企业、家庭的财富收益变得挑战，人们不敢放开消费，出现“负财富效应”。
三是产业实心。日本和我们一样，产业是实心的，很多企业被“卷”到出海，日本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变成了“GNP经济”，需要保持低利率。
总而言之，日本的发展历程对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性。
当然，中日两国还存在差距。中国的人均寿命（77.3岁）已经比美国（76.1）高，未来也会快速提升，向日本（83.7）靠拢。但是对比中日美企业的平均寿命，差距仍然很大：2022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9年，日本企业是34.1年，美国企业是44.7年。对于经历过战争、海啸、地震的日本企业来说，中国企业正在穿越的周期可能还不算什么。
另外，中国仍然有潜在的资源未被开发。举例来说，2022年每千人之中的大学生数量，日本为119人，美国大学生为99人，中国为53人。尽管比例不是最高，但中国人口基数大，而且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学的是理工科，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在人力资源结构上还有相当的优势。
对比中、日、美三国的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还会发现，中国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超过了日本，但可以降下来，居民杠杆率差不多，一般政府杠杆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空间还很大。
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看商业逻辑的重建
在这样一个低利率、低汇率、低增长率，政府负债高企，社会经济环境保持平稳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企业的发展逻辑又是怎样的呢？
我访问日本最大的便利店企业时，它开放供应链让我们参观，我就去看了它的一个上游采购工厂。这家工厂每天生产50万份饭，是日本最大的饭团加工工厂，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只能供应这间便利店企业。
于是我很好奇地问他们，如果只供应一家，难道不怕被压价吗？对方却反问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也将这一疑问表达给便利店企业，对此得到的解释是，“我们是供应链，是命运共同体”。对他们来说，企业和供应商不是竞争者的关系，因此企业不会去压供应商的价格，反而要帮助处于劣势的供应商提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确保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另一个例子，有一年，日本最大的地产公司邀请我去参观他们与日本第三大地产公司共同开发的一个4万平方的项目。这个项目体量，放在中国可能一个乡镇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能独立操盘，但到了日本，却是由第一和第三大的企业联合来做。他们告诉我，“如果不合作，市场就无法维持”。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几个，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过去三十年间，日本企业形成了这样的逻辑：上下游之间从过去的“博弈”变成了“协同”；同行之间从“竞争”变成了“合作”；对客户的态度从“压制”转向“服务”；合作伙伴之间的理念也从“控制”转向“托付”。
这也许正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下半场的演进方向。
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看商业循环的重建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技术结构的变化。就中国企业而言，我们过去关注的多是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未来要更加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家庭小型化，等等。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都是在增量市场里面，现在正在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甚至减量市场。但即使在减量的市场中，也依然会有增量的赛道。
以便利店为例，从最早想尽办法售卖产品，到后来变成生活据点，可以交电费、水费、电话费、取钱。再到后来电商发展起来，很多服务可以线上进行，便利店又把自己打造成了社区厨房或社区冰箱，重点提供餐食服务，甚至成了麦当劳的最大竞争对手。现在，便利店的密度还在增加，因为社区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所以也会提供越来越多的符合老年人口味的产品。从便利店的简单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企业结合外部环境因素，可以主动或被动进行的改变。
所以，“熊”的市场里也存在“牛”的赛道。同样，“熊”的赛道里也存在“牛”的企业。
减量市场里的企业增长，其实就是市场份额之争。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也会想办法去开发新的市场。
新市场的开发可以总结为三条路：上山、下乡、出海。
“上山”即科技创新。这条路需要企业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大家之所以多去参加行业内的各类展览，一是获取订单，二是可以参考别人有哪些新的进展。
“下乡”指的是专注深耕。中国和日本的企业，不能像雀巢、达能那种欧洲企业一样做很多跨界产品，而是必须在主力产品上有定力，同时还要在已有的市场上继续往下沉。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在变，社会心理也在变，很多年轻人不再只追求去北上广深，反而更喜欢留在自己的家乡，这决定企业也必须下沉。
“出海”指的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核心是具备国际化的能力，企业也会面临很多挑战。
过去三十年，日本的增量企业总体上走的就是这三条路线，保持增长的企业数量不少。尽管被叫做“失去的三十年”，但1990~2021年，日本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实际上是翻倍的，从3%增长到了6%，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也不错，日本银行的坏债率也很低，整体呈现出比较良性的状态。
这就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未来仍然充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