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春入夏，民企出海热潮滚滚而来。这是市场现象，也关系到城市产业发展，值得深入观察，认真应对。
五月上旬，笔者与苏州市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组织的企业家一同出海考察。
在近十天时间内，笔者先后走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与当地商会、中资银行、企业等了解总体情况，并走进当地政府机构，听取被投资国政策和需求，与同行企业家交流谈心。结合自己的感悟，就苏州企业出海谈谈自己的所见所思。
一、企业出海热度空前
第一，出海考察已成企业家交流的热门话题。
市场给出了敏感信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朋友圈里出海考察的广告刷屏增多。早期是旅游公司和媒体平台在组织，但现在基本上是各大商会、行业协会；最早目的地集中在越南、缅甸等中南半岛国家，现在则拓展到除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11国都很热门，此外，还包括南美的墨西哥、巴西、匈牙利等国家。
从朋友圈观察，目前企业出海考察更多以行业领域抱团方式开展，考察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更强，后续项目落地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二，早期企业出海已形成一定规模。
在泰国，笔者看到成片工业园拔地而起，基础设施面貌和国内相差无几，部分企业产线装备水平已经高于国内同类车间。中国企业是这些工业园绝对主角，来自中国企业的资金已经超过日本。在泰国曼谷附近的工业园考察了几家苏州企业，包括小家电企业莱克电器。
马来西亚的产业条件好于泰国，社会环境更为祥和，同时近年来政府相对亲华，在汽车和半导体领域，吸引了吉利、字节跳动、华为等巨头进驻。
新加坡则是总部基地的天堂，由于中新合作的关系，3亿美元以下投资不需要通过省级政府报批，企业出海新加坡更为便捷，享受到税收优惠后，还能分散投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布局。
通过和企业家、中资银行以及当地政府交流，出海企业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不同分工的供应链基地，消费性电子如笔记本电脑、手表、耳机集中在越南生产，泰国则是车用相关供应链的首选，服务器组装基地分别分布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半导体后端供应链也偏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资源丰富，是大量资源型企业的首选；印度则在苹果的帮助下，成为手机生产的重要基地。
第三，未来中小企业将成为出海主角。
从笔者的观察来看，苏州大企业出海已经先行一步，海外布局也比较成熟。例如，此次考察团企业代表就有东山精密、中亿丰。再如，苏州知名企业中际旭创，该企业的光模块产品是供应英伟达的大户，目前在泰国设有工厂。另外像博众精工，在印度设有工厂，波司登在越南设有多个工厂。
今年上半年苏州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成立后，报名企业热度高，反映企业出海愿望热切。据商会介绍，在传统出海的制造型企业之外，大量的生产服务企业也在寻求出海机遇。本次考察团中有苏州汇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和苏州市汇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结束行程的第二天，汇杰负责人即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分支机构，还有一家苏州物流企业中集世联达也在积极开拓泰国市场。
二、企业出海热原因分析
第一，订单倒逼。
考察途中，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普遍都提到，欧美客户在不断要求企业向海外转移供应链，不转就威胁撤单。为了保住欧美市场订单，大部分依赖外部市场的企业必须走出去。这方面比较典型是苹果产业链。据笔者了解，过去几年苹果通过加薪等方式抽调了大陆许多代工厂的工程师支援印度产线建设，因此几乎所有苹果相关产业链主要厂家都去印度设立生产线。目前企业家对印度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部分观点认为，印度集所有失败国家的缺点，前途暗淡；但部分企业家认为，印度在慢慢发生变化，会逐步迎头赶上。
第二，成本压力。
在部分企业被动出海的时候，也有部分企业是主动出海。例如服装纺织类企业。笔者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了解到，当地同样流水线的普工，月工资只需4000元，而国内则需要七八千。在柬埔寨、老挝，服装纺织企业员工工资大概只有苏州的十分之一。
第三，供应链牵引。
过去十来年，供应链出现了两个趋势都在推动企业走出去。首先，美国出于防范中国的需要，提出了再工业化计划，要求企业打造中国生产的备份，分散布局供应链，并强制规定单一产品包含中国零件的比例，现在又要求原产地证明。日本也有类似所谓“中国＋1”计划。
其次，终端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低库存模式生产，这就要求上游供应链企业集中在一个区域内，尽量本地化采购。苏州企业大部分都在中端领域，为了响应终端企业要求，走出去步伐逐步加快。
第四，被投资国营商环境的特殊优势。
总体上，东南亚营商环境尚不具备挑战中国的优势。此次企业家考察调研后认为，在社会秩序、政府服务效率、公务人员廉洁程度以及发展经济的决心和动员能力上，苏州肯定优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但这些国家以我们为榜样，学习也很快，也有一些独到的优势：
首先，从亚洲四小龙到亚洲四小虎，东南亚国家产业基础比较好，各项法律、投资、产业、商业制造也比较完善，尤其是商法制度健全，比较利于投资。
其次，上述国家近年来也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投资政策，试图抢抓中国产能转移机遇。除了企业投资补贴和税收退免减之外，在移民、居住、入学、养老、医疗等方面也出台了许多便利政策，增强了对企业的吸引力。
再次，东南亚对企业经营监管相对宽松，对国内当前处在强监管之下的部分领域企业，形成了某种吸引力。遍布泰国各地的产业园都是私人运营，政府直接插手的机会较少。
三、应对苏州企业出海的建议
第一，以积极姿态打消出海企业顾虑。
企业出海从经济上看，等于把被投资国纳入了中华经济圈范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多个朋友多条路总归是正确的。另外，国内确实有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以获得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目前来看也只有转移才能在美国脱钩大战之下保住订单。当然，企业离开之后，会不会引发产业空心化。我认为这需要引导企业升级，寻找新的产业增量。从全球历史来看，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挡住企业出海之路。政府在和企业互动当中可以把握机会，施加影响，鼓励企业把总部、研发基地以及供应链中高端部分放在国内，更好地融入全球化。
第二，以必要的协助引导巩固加深政企亲清关系。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监管，法律法规复杂多样，对企业的合规性要求很高，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政策也会经常发生突变，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合规风险。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投资政策有什么差异？不同类型企业适合去哪里投资？这些基础性烦恼，回答好并不容易。
在考察途中，我也在抓住机会向当地商务人士请教，但是尚无权威解答。企业家的困惑，也是政府援手的空间，这些疑难杂症可能都需要政府帮忙。政府为企业出海开路，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巩固加深供应链。全球化之下，企业出海是普遍现象，今天出去，明天可能回头，留得感情在，一切都好说。
第三，充分发挥好出海企业对外交流作用。
出海企业家常年在外，对国外政经情况比较熟悉，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外经济沟通的桥梁，同样也是我们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帮手。对这些企业家要善加珍惜，对他们传递的资讯要重视，可以通过各个层级建立一些沟通联络平台，可以发挥一些自媒体、咨询机构的作用，经常性地组织活动、论坛、调研，掌握全球化所需要的动态信息，适时地调整我们的对策，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