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 强可持续性范式与中国发展C模式 | 我们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中国社会变迁与自主知识生产②

范式变革的概念，如今在技术领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乃至政策层面和新闻媒体都广为使用。然而，对什么是“范式”及“范式变革”这样的基本问题，却鲜有深入探讨。我想围绕三个关键词即范式迁移、中国社会变迁、自主知识生产，结合自己学术经历的三个阶段，分享一些感悟。第一，如何理解范式概念及其变革；第二，如何解读中国当前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发展方式的变迁；第三，在范式迁移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如何进行自主知识生产。

1960年代世界上同时发生了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革命。一个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领域库恩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的挑战，库恩（T.S.Kuhn）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于1962年；另一个是地球科学领域早先提出的大陆漂移假说，1960年代后期由于海底考察取得了重大发现，引发了板块学说的现代地学革命。有意思的是，1970年代至1990年代，这两个科学革命的理论研究出现了交集。库恩的学科背景是物理学，他研究科学革命时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的物理学案例。库恩理论成为热点之后，研究者们认为现代地学革命是20世纪最新的科学革命，可以通过当时的大量资料包括科学家的论文、演讲以及相关文献来进行实证研究。于是，用现代地学革命来检验库恩理论成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前沿，并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概括当时的研究成果，现代地学革命及其在全球的传播，在重大问题立场上支持了库恩的范式及其迁移概念。基于这些研究，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看法：

其一，范式是高于具体理论的科学观念。传统上，研究科学发展的基本单位是具体的科学理论，但库恩提出的科学范式是高于科学理论的科学观念或元理论，类似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前分析观念”（pre-analyticvision）。科学观念是学术研究的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综合体现，常常具有世界观和信念的性质。其中，本体论关注研究对象的本原，认识论探讨如何认识研究对象，价值论则是判断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现代地学革命用地球活动论范式取代了影响地球科学思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地球固定论范式。地球活动论的本体论认为地球活动以大规模水平运动为主导，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山脉与海洋等地球表面特征由地球板块的水平运动形成，价值论认为用地球垂直运动的概念研究和解释海陆起源是无意义的。中国现代地质学思想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大地构造学说，尽管它们在具体理论形态上存在差异和争论，但其思想基础基本上属于地球固定论，后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可见，一个科学范式可以包含不同的理论，但是它们具有相近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正是理论后面隐含的观念差异，构成了科学范式之间的差异。

其二，新旧范式在内涵上不具有通约性。这是库恩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理论是累进的，新提出的概念会包含以前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间在内涵上具有可通约性，因此科学发展被视为套箱式的发展模式，即小箱子不断被更大的箱子包容。但是范式迁移理论强调新旧范式的内涵是间断的，相互间在所指上是不可通约的，由此构成科学革命的本质。库恩引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说明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变革，革命前看到的是“鸡”，革命后看到的是“鸭”，要同时包容“鸡”和“鸭”是不可能的。从现代地学革命的地球活动论范式来看地球的发生发展，虽然大陆和海洋本身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的成因和人们对地球的认知方式已经截然不同。范式迁移的引爆点在于旧范式中的危机在新范式中得到了化解。科学范式的进步性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收敛，即新范式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

其三，范式迁移伴随着科学共同体的重组。科学范式的载体是科学共同体，不同的范式对应着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如果范式发生了重大迁移，那么科学共同体也会随之发生重组和新陈代谢，旧的科学共同体逐渐去中心化，新的共同体开始占据核心位置。从范式理论的角度研究科学革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范式迁移背后有着利益驱动和社会属性。很多人认为，科学革命的变迁和新思想的接受与科学家的年龄有关，科学史上的“普朗克原理”就假设老一代科学家不会接受新范式，而年轻人才是新范式的追随者。然而，通过对板块学说和地学革命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范式变迁并不是科学家年龄的函数，而是学术利益的函数，即科学家与旧范式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其是否接受科学变革。事实上，年长的学者如果与旧范式没有紧密的利益联系，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新范式的接受者甚至是倡导者和革命者。相反，如果年轻的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和师承主要是旧范式，那么他们往往不会轻易成为新范式的接受者，有时甚至会成为反对者。

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E.Daly）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解读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范式，该范式对传统增长概念进行了非核心的调整，强调通过绿色增长和效率改进可以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另一种是戴利等人倡导的强可持续性范式，该范式强调效率改进无法彻底解决反弹效应问题，人类发展需要从无极限的经济增长转向极限内的好的发展。自2015年以来，联合国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在降低人类碳足迹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趋向于认为强可持续性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式革命，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强可持续性新范式和中国基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需要强化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关于经济社会是地球自然子系统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脱离地球生态系统讨论经济增长不同，强可持续性范式的“前分析观念”，强调经济社会是地球自然的子系统，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因为经济增长依赖于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的转化，而地球碳容量、生物多样性等关键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自然资本越稀少，技术替代的难度就越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通常包括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强可持续性范式与弱可持续性范式的区别，可以可视化地表达为两种图形。弱可持续性表现为三个系统局部相交的三圈相交模式，可持续性的总效益是三者之和，三者之间的替代性较强；而强可持续性则表现为生态包含社会、社会包含经济的三圈包含模式，可持续性的总效益是三者之积，三者之间的替代性较弱。从三圈包含模型可以直观地看出，内生于生态环境系统的经济社会系统是不可能无限增长的，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本的替代能力是有限的。生产、生活、生态的规划与建设应该基于三圈包含模型。

第二，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的两个阶段。对于经济增长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范式有不同的理解。传统的经济学和弱可持续性范式将增长解释为GDP等货币流和价值流的增长，而强可持续性范式则认为增长更主要的是指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因为价值流不能脱离物质流而增长，而物质流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规模有极限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效率要注意提高自然资本的资源生产率，推进社会公平则需要缩小贫富之间的自然消耗和生态足迹的差距。强可持续性范式认为，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体的物质规模增长，第二个阶段是经济体的物质存量优化。换句话说，前一阶段是扩大物质规模，后一阶段是优化物质存量，由此实现从增长阶段到发展阶段的转化提升。

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三，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强可持续性范式的内在一致性。强可持续性范式有助于深度地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变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强调要用“三区三线”概念即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来引导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念无法用弱可持续性范式进行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强调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体现了中国发展观念与强可持续性范式具有内在一致性。笔者团队曾经通过研究中国五年发展规划思想的演变来探讨可

持续性思想的进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80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40年。从1978年到2020年的近40年里，高速增长伴随着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加剧；从2020年到2060年的40年里，高质量发展则要求通过环境红线倒逼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当下的中国发展战略，在环境问题上强调总量与强度双控，即在资源环境消耗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大幅提高经济社会的绿色效率；在社会问题上强调公平优于效率，即通过缩小包含生态差距在内的贫富差距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四，中国发展对强可持续性范式的支撑。中国以生态文明和强可持续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且支撑和深化强可持续性的学术范式。事实上，不少欧美国家所谈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滞后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弱可持续性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虽然欧洲一些国家认同强可持续性范式，但大多停留在学术理论层面，较少付诸于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运动和强可持续性导向的现代化的强大支持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可持续发展研究与中国发展研究紧密相关，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发展能否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方面发挥后发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特别是面对经典的环境与发展的倒U形曲线，中国能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压低环境影响的峰值，从传统的“爬高峰”模式转向“钻隧道”模式。

笔者2005年初步提出中国发展C模式的概念，并与“B模式”的提出者美国学者布朗进行了交流，在为他的书4.0版中译本写序时专门作辨析。2012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上，笔者读到英国学者拉沃斯的甜甜圈经济学论文，借助甜甜圈模型，可以进一步区分可持续性转型的发达国家B模式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C模式。

第一，中国发展C模式：跳出A、B模式。在拉沃斯可持续发展的甜甜圈三圈模型中，有两个边界即生态环境天花板与经济社会发展底线，只有两者之间的中间圈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与安全区间。将甜甜圈模型与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17个目标结合起来，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底线主要与SDGs的经济社会目标有关，生态环境天花板主要与SDGs的生态环境目标有关。传统发展模式强调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增长超越了地球行星边界，这是传统发展A模式。目前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达国家在保持经济社会福祉的前提下，从超越生态环境门槛回到地球行星边界之内，这是可持续性转型B模式。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在不超越生态环境红线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福祉，这是可持续性转型C模式。中国的生态文明要求在生态环境红线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走出中国发展C模式的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中国发展C模式与体制支撑。21世纪初,笔者团队参加了中国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战略研究，基于当时的数据和五年发展规划,用IPAT模型提出了中国发展C模式的倍数2战略，意指中国到2020年，GDP相对于2000年翻两番（即4倍），能源消耗翻一番（即2倍）。实际情况是，中国2020年的能源消耗是2000年的3倍，但GDP总量和人均GDP是2000年的10倍，即能源生产率超过倍数2，达到了倍数3以上。2020年中国提出了未来40年的双碳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以不超过发达国家当时的人均二氧化碳水平实现高水平的经济社会福祉。围绕双碳发展目标，中国相继提出了1+N的战略和政策，并落实到五年发展规划和具体行动领域，这表明中国的体制对实现中国发展C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

第三，中国发展C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智慧转型。中国发展C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有启示意义。一方面，现代化不是西方化，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也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B模式。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性转型是要解决增长过度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转型是要解决发展不足问题，简单地用B模式替代C模式将会抑制后者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C模式和可持续性转型，是强可持续性范式下的智慧转型，而不是用传统方式粗放地扩大物质规模。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要把资源环境消耗的总量规模与强度控制结合起来，在总量消耗有红线的前提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在发展中国家的智慧转型方面，中国超预期地提出3060目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用双碳目标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有世界示范意义的。

第四，中国发展C模式与自主知识生产。与中国当前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相适应，中国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也需要从跟随性向自主性进行转型。就从事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发展C模式的研究而言，笔者的感悟主要有两点：一是如果说过去40年的中国学术大多是在用中国案例和数据检验与论证西方的理论，那么现在就需要用中国案例和数据探索与发现中国自己的理论。这是数据输出型研究范式向思想输出型研究范式的转化，中国学者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尽快适应这一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革。过去一些年，中国学者在国外的SSCI和SCI同行评议杂志发论文，很多议题是欧美设定的或者是基于欧美情景的，很多情况是用中国数据或者案例检验欧美学者提出的理论。从跟随性研究走向自主知识生产，需要我们基于中国情景，提出更多的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兴趣的论题，以及有中国创新意义的理论模型。二是自主知识生产要提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就必须做到读世界书、知中国事、说自己话。中国的发展战略从过去4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政策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有条件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去提出和讲解自己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将可持续发展视作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研究发展问题，我们既需要有自己的创新性理论，同时也要善于用联合国确立的、并被世界各国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语言，使用国际发展研究可以理解的概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