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宝
大元通宝，为元武宗海山于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铸，非年号钱。有汉文及蒙古文两种， 版式繁多，大小厚薄不均匀。折十蒙文的发行量比较大，较为常见。汉文“大元通宝”分大小两种，均极其罕见，小型尤少，皆为古钱珍品。
其中所说的蒙文大元通宝使用的就是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的身世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蒙古社会的文明进程。
实际上，这里“容易被误读的‘大元通宝’”其实是指大家普遍认为八思巴文就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蒙古文，但是八思巴文虽然是蒙古官方发行的文字之一，但是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蒙古文以及当时的主流蒙古文都不一样。
其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做篆体藏文而非简单的蒙古文，也不是我们大多数人说的“死文字”。其可用于拼写藏语、汉语、蒙古语，从元朝的国际音标、通用拼音，直至现今藏传寺庙装饰文字，仍在使用。
八思巴文为什么是篆体藏文？
那么，为什么八思巴文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做篆体藏文呢？这是有依据的：
原因一：八思巴文这种书写单位并不适合于蒙古语的特点。由于书写单位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判断。八思巴文拼写汉语时也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限于八思巴文的局限性，元朝时期，只有皇帝下达的诏书、经文等官方用书采用这种文字，在蒙古人集中的岭北行省、伊尔汗国、金帐汗国等地区并未真正使用。
原因二：目前我们所说的蒙古文，基本上指的是回鹘式蒙古文，也是现在蒙古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官方文字，13世纪起就用于书写当时的蒙古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官方认定的蒙古语的书面语。而不是所谓的八思巴文。
回鹘式蒙古文
原因三：八思巴文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又译“发思八”、“帕克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创作。
八思巴（左）与忽必烈（右）
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召至左右，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忽必烈即位后，他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被尊为“国师”，并且于至元年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并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其脱胎于古藏文字母，字数只有一千多个。在文字形式上属于藏文主体，并且是类篆书体。
同时，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也确曾用八思巴文译写过一些书籍，还转写过汉文、藏文等），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并不是当时蒙古人主要使用的蒙古文字，当时蒙古人主要还是使用汉文或者回鹘式蒙古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
还有哪些钱币使用了八思巴文？
那么，除了大元通宝使用了八思巴文，还有哪些钱币使用了八思巴文这一文字呢？
像元朝顺帝至正年间铸行的钱的至正通宝就有八思巴文的身影：
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所铸的面为汉字“至正通宝”的大小钱中，有的背穿上分别有“寅”、“卯”、“辰”、“巳”、“午”五种八思巴文地支纪年，有的则背穿上、下分别为八思巴文和汉文的对照纪值数字。
至正通宝折三背八思巴文“巳”
至正通宝折三背八思巴文“午”
以及至元通宝四体文钱
其钱文则有四种：面文“至元通宝”4个字为汉文，背文穿上、穿下直读为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为西夏文。因此，该钱被称为“四体文钱”。在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中，面文和背文多达四体的，仅此一例，别无其他，可谓“空前绝后”。关于这种钱的用途，历来钱币学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镇库钱，有人认为是供养钱，尚无定论。
“至元通宝”八思巴文折三
除此之外，在元代“宝钞”（流通纸币）上也出现过八思巴文字，如“至元通行宝钞”上就印有“至元宝钞”、“诸路通行”八个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的废弃
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我们所说的“死文字”。但我们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它元代文物上见到它。至于八思巴其人，也应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因为他的一生毕竟为加强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汉藏文化的交流，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