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爱德（Eduard Kann，1880-1962）是一位著名的奥地利籍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和收藏家。他在中国居住了47年，长期从事金融业，并曾任上海中央造币厂顾问委员会职务。耿爱德是最早对近代中国银币乃至于货币金融制度进行全面研究的外籍专家，其贡献和影响力在钱币学界难以被超越。
收藏大家耿爱德
其编著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论述、列举了中国近代机器铸币，包括镍币和铝币、金银币样币这三种铸币，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研究性记录。国内外所有中国机制币研究中的相关部分，都以之为参考甚至准绳。这本书自1966年出版以来，一直是研究中国机制币的必备工具书和理论指南，至今仍是佳士得、苏富比等海外拍卖行有关中国机制金银币的首要参考书。
《中国币图说汇考（金银镍铝）》1966年版
另外一本《中国货币论》也是耿爱德研究中国金属币多年的所得，内容涵盖了他在中国金融界服务二十多年的心得，是了解清末民初货币者的最佳资料。
而且耿爱德的个人丰富的收藏量也是浩如烟海，他的书中展现了老耿的机制金银铝镍币1597种、戏作币45种、臆造币110种、纪念章30多枚。这些收藏不仅体现了他对钱币的热爱，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考。耿爱德所统计的中国金融财政货币数据也屡为后人引用。
耿爱德作为著名的钱币收藏家和学者，他最喜欢的藏品之一是“奉天一两”银币。这枚银币在中国机制币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近代机制币之王。以下是关于这枚银币的一些详细信息：
“奉天一两”银币源自清朝末期的圆两之争，当时各省态度不同，各出奇招设计新银元。
当时朝廷各部与封疆大臣为本位币“计圆计两”各执己见，相持不下，争论多年。
以度支部尚书载泽与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盛宣怀为主的“帝党”，主张采用民间已盛行多年的，仿外国“一圆”银币(重约七钱二分）制造，以“圆”计价；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以慈禧太后为后盾的“后党”，则主张恢复传统计重银两制，生产以“两”计价的银币。
这实际上也是新兴维新变法势力和封建保守势力权力斗争的一方面。
两派相争多年，由于最开始大力主张和推行制造机制银币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是主张制定“两”为银币面额单位，所以保守势力曾暂居上风。
因此在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间，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曾进行试制“两制”的金银币，奉天机器局所造的“癸卯一两”便是其中之一。
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首次为世人所知后，百年来只有这一枚存世。1952年第一次出现在香港，以两千美元的价格被耿爱德购入。1971年耿爱德藏中国钱币拍卖会上，被美国富商古德曼以3000美元收入囊中。1991年古德曼将其售出，被资深钱币收藏家张秀青以18.7万美元竞得，当时就创造了中国钱币最高成交纪录。
2010年又被上海收藏家周大为斥巨资购回。2022年诚轩拍卖会上再次创造中国钱币最高成交纪录，被称为中国近代银币“币王”。
耿爱德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述及由来，“多年来笔者一直努力寻找奉天两制币”，“直到1952年10月，我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张实物拓片，开价美金两千元”。
这枚银币是中国机制币中的大珍品，其珍稀程度和历史价值使得它成为耿爱德以及其他收藏家极为重视的藏品。
综上所述，耿爱德最喜欢的藏品之一是“奉天一两”银币，这不仅因为其珍稀性和历史价值，也因为其在中国机制币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