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沖：點校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熙寧十年記事考校｜202411-92（总第2908期）

感謝劉沖老師賜稿 

原刊于周裕鍇主編《新國學》第26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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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冲

洛陽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中華書局點校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經過標點與校勘，極大地便利了學界對此書的閲讀和使用。但該本沿襲了底本的不少訛誤，且在整理與出版過程中又産生了新的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此書價值的進一步挖掘。本文在先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 ，對該本熙寧十年（1077）記事進行深度校正，以期爲重新整理該書提供借鑒，同時也爲相關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1.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正月庚申，“成都府路鈐轄、轉運司言，乞修安遠城樓櫓，移威遠軍就彼。從之”，後有注文“當考，朱本與墨本並同” 。“威遠軍”，《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但李燾之所以出有該條注文，當是因爲對此條記述有疑問但又無法通過版本對勘來解決。查“至道元年五月二十日，詔靈州界定遠鎮宜建爲軍，仍以威遠軍爲額” ，那麽隨着李繼遷奪取靈州，該軍應歸入夏州政權，與神宗時期及成都府路皆無涉。《長編》本書載熙寧九年十二月庚戌“卽茂州汶川縣置威戎軍使” ，且茂州即隸屬於成都府路，而威戎軍處在威州、茂州之間，“其側有安遠故城” ，正與《長編》記載相合，故上述“威遠軍”應爲“威戎軍”之誤。

2.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正月壬申，“宰臣吴充以提舉詳定删修《軍馬司編敕》成，賜銀、絹各三百，删修官改差遣，減磨勘年有差”，後有注文“八年二月三日初修” 。“軍馬司編敕”，《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查熙寧八年二月初三日乙丑，“詔樞密使陳升之提舉修《馬軍司敕》，以權知審刑院崔台符等言‘奉詔修《馬軍司敕》，緣軍政事重，仁宗時命樞密使田況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注文爲“十年二月壬申，敕成” 。除“二月”爲“正月”之誤外，兩者爲互指。再查仁宗嘉祐二年（1057）五月“癸未，命樞密副使田況提舉修殿前、馬、步軍司編敕” ，此即是崔台符所引證的典故，故上述“軍馬司編敕”應乙正爲“馬軍司編敕”，所指爲關於三衙之中侍衛親軍馬軍司的法令彙編。

3.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二月丁亥，“駕部員外郎、熙河路相度官莊霍翔，乞先次熙州城下營田，出租地百一十頃置官莊，差見任京官、選人、使臣勾當，弓箭手共治。從之，仍以翔提點秦鳳路刑獄，兼提舉官莊”，後有注文“本志云凡言實邊者，營田本趙禼，官莊本霍翔。元豐元年七月一日，翔陞任” 。查元豐元年（1078）“秋七月癸酉朔，主客郎中鄭民憲特陞兩任，以民憲前任經畫熙河路營田等有勞也” 。該條所言爲鄭民憲，此外本日並無相關記事，故上述注文有誤。查熙寧五年四月己未條注文中言“志又云：凡言實邊者，營田本趙禼，官莊本霍翔。翔事在十年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即二月丁亥，則錯誤原因可能是上條注文由此條改編而來，李燾在改寫過程中出現了疏誤。

4.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二月壬寅，環慶路經略司在上奏中説“本司近爲探得西界欲於嘉木、永宗廣聚材木修置城寨，緣去本路邊界咫尺” 。“嘉木永宗”，《四庫全書》底本作“疆詠觜” ，應據以回改。

5.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二月己酉，詔“太子中允王輔之、前判司農寺張諤，候將來敘用，當磨勘日展三年；選人黄實、閻令、史邈候轉京官，各展一年。並坐申請賣廟也” 。“王輔之”，《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但在點校本《長編》中僅此一見。所謂賣廟事，所指爲將前代帝王陵寢等出租給人耕種，批准機構爲司農寺 ，則所處分官員應爲司農寺官員。熙寧八年七月癸未，“命權發遣提舉永興軍等路刑獄、太常博士劉定，大理寺丞、知司農寺丞汪輔之，體量根究涇原、環慶、鄜延路賑濟漢蕃災傷户有無不當，貸官穀及措置乖失事以聞” ，則這一時期名爲“輔之”且爲司農寺官員者是汪輔之，上述“王”疑應爲“汪”。

6. 卷二八〇：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右正言、寶文閣待制、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常秩卒”條注文中云“張師正《倦遊録》載秩事頗多，且云秩雉經而死。王得臣《麈史》嘗辨其不然，今不取” 。“雉經”，《四庫全書》底本作“難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雉經” ，均難以理解。張師正此書已經佚失，但王得臣《麈史》相關記述爲“張師正《倦游録》説，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並辨析事實並非如此，認爲《倦游録》該書乃襄漢間士人所作，只是託名張師正而已 。故上述“雉經”應改爲“自經”。

7. 卷二八一：熙寧十年三月戊午，上批：“前日指揮差張誠一都大提舉選差使臣教在京馬軍教頭，可改差内侍副都知王中正，仍以中正爲入内副都知。”後有注文云：“《密記》九月二十三日可考。元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罷。” 首先，此條注文標點有誤。《神宗實録》對教習馬軍事記載甚略，此即李燾所言“《實録》載提舉教習馬軍事始末不具，但於九月二十三日書狄諮同提舉，蓋因《御集》也” ，故他用其它文獻補充使此事首末完整，其中就包括《樞密院時政記》，即李燾所稱之《密記》，此書記載有較多軍事機密，流傳較少，李燾自不可能讓閲讀《長編》之人前去查閲《樞密院時政記》這樣的書。該條注文所標之《密記》即是指“上批”内容的來源，其後應標句號。所謂“九月二十三日可考”，是指本書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庚午記載有相關事。其次，該條與前接調兵事並非同一事，應另起標碼。

8. 卷二八一：熙寧十年三月辛未，“詔濟、單、沂、濠、洺、博、淮揚知州軍並中書選差” 。“淮揚”，《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但這是一個區域名稱，而非具體州軍名稱，與濟州等不同。查京東東路有“淮陽軍” ，與沂州同路，符合此時京東、河北兩路賊盜較多 需要中書門下選差强有力知州軍的背景，故“淮揚”應改爲“淮陽”。

9. 卷二八一：熙寧十年三月壬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燕達爲鄜延路副都總管”，其後注文中説“除鄜延副總管，本傳不書，達尋留京師故也” 。正文中所記爲副都總管，而注文中所載却爲副總管。查本年五月戊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新鄜延路副都總管燕達權管勾步軍司，步軍副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楊遂留鄜延如故” ，則燕達三月所授爲副都總管，而非副總管。

10. 卷二八一：熙寧十年四月壬寅，“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汪輔之徙東路，以輔之與本路轉運使吴審禮相驗定州廩粟，論議異同也……及朝廷委審禮等相驗，卒從輔之” 。“從”，《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按照本段敘述，汪輔之與薛向之間關於軍糧事發生衝突，最終聽從薛向安排按照前例派發糧食，並派吴審禮驗視，他與汪輔之的意見也不同，最終解決方式爲將汪輔之調走，則是没有采用其主張，之後薛向説“輔之先奏本州軍糧粗惡，後因定奪，朝廷遂移輔之東路” ，亦可證明最終是將其調官而非聽從其説法，故“從”字應爲“徙”字之誤。

11. 卷二八二：熙寧十年五月庚申所録彭汝礪奏疏中提及：“張茂則以河事頡頏作氣……而奸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之時，陛下以幾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之勢，其心如何也？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計議論者，惟濬川之役。” “時”“幾”“計”，《四庫全書》底本皆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前兩字同，“計”作“繫” ，此疏名爲《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收録於《宋朝諸臣奏議》與《歷代名臣奏議》，此三字分别作“利”“是”“繫” ，應據改。

12. 卷二八二：熙寧十年五月癸亥條載“先是，淮、浙饑，詔出本界上供米，損市價糶，以活饑民。發運副使盧秉言……”，段後有注文“秉事因趙抃知越州附見，不知秉入奏果是何年。秉以八年七月除發運，九月，廣西用兵，其入奏或當十年也” 。“九月”，浙江書局本同，《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作“九年” 。查盧秉任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確在八年七月己巳 ，所謂“廣西用兵”是指宋朝回擊交趾事，而關於交趾進攻宋朝的記述爲八年十一月“戊寅，交趾陷欽州，後三日又陷廉州”，注文爲“欽州十二月二十日奏到，廉州十二月二十二日奏到” ，亦即該年十一月戰事發生，十二月宋廷方得到奏報，之後組建行軍，直至九年十二月癸巳“郭逵等舉兵出界，賊屯決里隘，逵遣張世矩攻之” ，雙方發生激烈戰鬥並在下旬罷兵，故“廣西用兵”的時間爲九年而非九月，“九月”應據上述兩本及相關書證改爲“九年”，此爲沿襲底本之誤。

13. 卷二八二：熙寧十年五月丙寅，“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承禧累乞罷臺職，久之，乃有是命” 。關於蔡承禧改任後的官職，元豐元年二月庚戌所記爲“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宋史》所記亦爲“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 ，該書《職官志》記述“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掌察畿内縣鎮刑獄、盜賊、場務、河渠之事” ，故上述蔡承禧官職中缺少“鎮”字。

14. 卷二八二：熙寧十年五月庚午所記定奪衛州運河及疏濬黄河利害事中有“時范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杷爲不便……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 一段，這段記述在《涑水記聞》中亦有，除起始處無“時范”二字及“熊本”後有“陳知儉” 外，其餘文字完全相同，如此則這段文字極有可能是李燾采自司馬光所記，《長編》於“熊本”後疑脱“陳知儉”三字。

15. 卷二八二：熙寧十年五月庚午四川茶事條録有知彭州吕陶的三道奏疏，其文集《浄德集》今存，爲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整理者未取以校對，實際《長編》此處所載與其文集多有可對應者。其中第一道末尾爲“一旦立法，須令中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没納隨行物色理賞錢，恭惟仁聖䘏物之心必不如此” 。“中賣”，《浄德集》作“盡賣”，結合奏疏所言應據改；《浄德集》於“理”前有“别”字，或應據補；“仁聖”，《浄德集》前有“陞下”二字 ，應爲“陛下”之誤，則“仁聖”所指爲神宗之品德，而非仁宗，不應標專名線。第二道中“今來茶場司卻不以一年爲率，務重行立法，盡榷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務重行”，《浄德集》作“務將重刑”，“將”字似不必補，但“行”應據改爲“刑”；“臣固疑其買賣之際，必有侵損官司” ，“必”“司”，《浄德集》分别作“别”“私” ，後者應據改。

16. 卷二八三：熙寧十年七月辛未張頡條注文録有蘇轍元祐初彈頡疏，其中説：“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緑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换，蔣三揣頡意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緑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别，此一事係贓罪。” 該奏疏收録於蘇轍《欒城集》中，《長編》中兩處“緑烏頭”，《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但《欒城集》分别作“納烏頭”與“緣烏頭” ，烏頭即爲烏頭，並無緑烏頭 ，兩處皆應據改。“蔣三揣頡意要附子”後出有校勘記“‘揣’原作‘推’，據閣本改” ，此字《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欒城集》皆作“揣”，應作爲校改依據，此處係沿襲底本之誤 。該奏疏中又説：“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爲士人，理須辨雪。”後出有校勘記：“‘辨’原作‘許’，據閣本改。” 此字《四庫全書》底本作“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訐” ，皆誤，應從《欒城集》作“訴” 。

17. 卷二八三：熙寧十年七月丙子文彦博上言中云：“只緣三四年來，黄河非常水小，埽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卽非久遠常制，必恐埽岸漸次有失添修，若將來河水泛漲如舊，必致疎虞。” 中間部分標點應改爲“埽岸偶無危急，是致減得物料”，意思是三四年來黄河水量比正常年份小，埽岸才没有出現危急情況，因而可以減省物料。

18.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壬午范純仁事注文中引述了四種文獻 ，但整理者似未理清其間之關係，因而標點有不妥帖之處。其中第一句“元豐元年五月戊戌，獄竟”是李燾所撰，之後爲其所引述的第一種文獻，即秦觀《送馮如晦爲陝西提刑序》，此文爲秦觀文集所收，題作《送馮梓州序》 ，李燾所引該文至“由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已經結束，故其後之單引號應改爲雙引號。其中“是時，高平公言事去”應據《淮海集》於“公”後補“坐”字。第二種文獻爲《范純仁言行録》，此則文獻與第一種無涉，並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故其間所標之單引號也應改爲雙引號，“知信陽軍”後的雙引號應删去。第三種爲《御集》，因《神宗御集》多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編集，“八月五日”是指其下所引神宗對种古上奏批示的時間，故其後之逗號應删去。第四種爲《時政記》，標有前雙引號而無後雙引號，按照本條注文體例前雙引號應删去。此外，該條正文及注文末尾之“邁布”，《四庫全書》底本原作“慕嵬逋”，被朱筆圈去後旁寫以“邁布”二字 ，應據以回改。

19.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癸未，“慶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燕達言：‘昨爲安南副都總管，蒙授榮州防禦使、權領步軍司，乞追寢’” 。“慶州”二字，《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有 ，但燕達此時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榮州防禦使、權管勾步軍司 ，與慶州無涉。“慶州”應屬上一件事，即應在前一條注文末尾，其應爲“二年五月二日，（高）遵裕坐責，此時遵裕未到慶州”，指的是該月初五日壬午任命知潁州高遵裕爲知慶州，此時爲初六日癸未，自然不可能到任，《四庫全書》底本即斷句錯誤，且字體大小不同，後續諸本沿襲了這個錯誤。

20.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癸未，“賜知定州辥向及都總管劉永年等獎諭敕書，特減磨勘年及賜絹有差。以修完準備九軍十萬人甲仗了畢故也”，後有注文“四月三日” ，意爲該日有與此相關事。查本年四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並無記事，而初二日辛巳“樞密院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薛向爲工部侍郎再任”  正與此相關，二十三日壬寅所記汪輔之事雖然也提及了薛向 ，但畢竟不是以其爲主，故上述“三日”應爲“二日”之誤。此處關於劉永年的官職記載亦有誤，薛向作爲定州知州，應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劉永年作爲武臣不當爲都總管。其本傳記載他“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 ，故此處其官職應爲副都總管。此外，該處“辥向”之“辥”所用爲異體字，應統一爲正體“薛”。

21.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丙戌，“詔河北東路、京西路體量安撫安燾改河北路。以中書言兩路盜賊衰止，仍被水災，宜各委官賑卹，故燾專安撫河北。續詔監察御史裏行黄廉爲京東路體量安撫” 。而該年四月丙申，“命檢正中書户房公事安燾體量京東、河北官吏不職事以聞，其官司行遣盜賊違法事,一面施行，如事體稍重，卽奏取旨。以兩路賊盜頗多，慮州縣不能逐捕及施行違法故也” 。其間還記述安燾上言“準敕體量河北、京東等路賊盜” ，故上述“京西路”應爲“京東路”之誤，故而才有黄廉接替他安撫京東之舉。

22.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己丑蘇頌使遼事條引述其傳記，其中記述蘇頌説：“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整理者於“呼韓邪單于”後出有校勘記：“‘邪’字原脱，據《漢書》卷八《宣帝紀》、卷九四下《匈奴傳》補。” 《宋史》中也記載有蘇頌此言，作“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 ，兩者應爲同源。稍加翻檢，可知歷代將呼韓邪單于簡稱爲呼韓單于者並非個案，如黄庭堅詩《和游景叔月報三捷》注中即有“呼韓單于”的用法 ，此處不應據《漢書》補“邪”字。

23.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八月己亥，詔福建廖恩徒黨“内凶惡不可留本路，或嘗殺人難以還鄉者，分派江北就糧，本城願填雜犯軍分者聽” 。此處末句標點有誤，應改爲“分派江北就糧本城，願填雜犯軍分者聽”，因前文已言這批人不可留在本路及返回家鄉，則“本城”應屬上句。

24.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九月乙丑，“詔秦鳳路喀木及莽約克諜報事，令經略司量大小賞給”。戊辰，“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捕獲西界禹臧苑麻使來賣馬蕃部薩沁等十四人。詔經略司估直給錢安慰遣之” 。“喀木”“莽約克”“薩沁”，《四庫全書》底本分别作“花麻”“蒙藥”“撒蟬” ，被朱筆圈去後旁寫以上述改譯名字，應據以回改。“禹臧苑麻”，梁太濟已指出此爲依據《宋史·蔡齊附延慶傳》回改 ，但此名字在《長編》《宋史》中僅此一見，《四庫全書》底本作“禹臧花麻”，被朱筆圈去後旁寫以“裕勒臧喀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書局本均作“裕勒藏喀木” ，則該名字當據《四庫全書》底本回改爲“禹臧花麻”，《宋史》中所載將“花”誤作“苑”，不當據以回改。

25.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九月庚午，“遣入内都知張茂則、判都水監宋昌言、權判都水監劉璯塞曹村決口” 。此處所記劉璯官職有誤。查熙寧九年四月壬寅，“同判都水監劉璯兼都大提舉制置淮南運河” ；元豐元年四月庚午，“詔贈同判都水監、司勳員外郎劉璯爲刑部郎中，官其一子，賜絹三百匹” ，期間其官職一直爲權同判都水監，故九月庚午條應據補“同”字。

26. 卷二八四：熙寧十年九月庚午提舉教習馬軍事條注文中引述《舊録·王中正傳》，其中記載他“兼都大提舉開封府界賊盜巡檢，復獻民兵互保法，且請於附近村疃建團教場，在縣置集教場，以時教習” 。“互保”置於此難以理解，《四庫全書》底本作“五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互保” 。此事在《宋史》中亦有記載，作“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閲習” 。“伍保”作用爲“以伍保之法聊比閭、察盜賊” ，故“互”應改爲“伍”。

27. 卷二八五：熙寧十年十一月辛酉王中正領果州防禦使條注文中引述“《中正傳》云：‘至福建捕賊，廖恩降，詔提舉教閲在京馬軍，遷果州防禦使’” 。所謂“中正傳”是應指舊《哲宗實録》中的《王中正附傳》，李燾在本年九月庚午條注文中曾有引用，相關文字作“福建路劇賊廖恩嘯聚剽掠，久未擒，詔中正捕戮。中正分兵水陸並進，示以恩信，恩等勢蹙，乃解甲出降。詔提舉教閲在京馬軍，中正悉以所製弓弩諸兵器及擊刺施用與步射教法上之，既試，咸可用，詔頒行之。遷防禦使” ，亦即十一月辛酉條注文所引並非原文，所標之引號應删去。另整理者於“在京馬軍”後出有校勘記云：“‘在’原作‘存’，據閣本改。” 此閣本是指文津閣本，當時尚未發現《四庫全書》底本，也見不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兩本皆作“在” ，用文津閣本校正本無可厚非，但上述九月庚午條注文却未作爲校改的依據，應予以補充。

28. 卷二八五：熙寧十年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領董氊、都首領青宜結鬼章爲廓州刺史，阿里骨爲松州刺史……特用進奉首領赴闕例也” 。如此標點則董氊與鬼章皆爲廓州刺史，但前者在即位時已經爲保順軍節度使 ，且本年十二月戊子“以西蕃邈川首領、保順軍節度使董氊爲西平軍節度使” ，則此番褒獎未將其降爲刺史，故應將上述“董氊”後的逗號删去，則意思變爲“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 ，方符合當時的情況。

29. 卷二八五：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冬至，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注文爲“赦日合删取” 。“赦日”，《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但赦日即爲此日，不當云删取。王鞏記載仁宗時宋夏之間發生戰爭，“由是寶元、慶曆，西師累年，内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霈，仁宗問張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 ，張文定即張方平，“大霈”即大赦，《宋史》記述此事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 。所謂“赦目”就是大赦詔書中所列想要寬赦對象及程度的目録或清單，故上述“赦日”應改爲“赦目” 。

30.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甲申，“又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條上利害事，内有可行者，宜先行下，庶於田事未興，可及時經畫，以助邊費。’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度支供億，於是命入内都知李憲領經制財用司” 。此處所記李憲官職有誤。本年八月癸未，神宗詔“入内副都知李憲、權發遣秦鳳等路轉運副使趙濟同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 ，次年閏正月癸卯記“入内副都知、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等事李憲” ，期間他的官職都爲入内副都知。《宋史》本傳亦記載李憲“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 ，故十二月甲申條中李憲官職應爲“入内副都知”。《宋會要輯稿》所記亦爲“時以熙河用度不足，仰度支供億，於是命入内都知李憲置領經制財用司” ，則是兩者所依據的文獻已經出現了脱文。

31.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丁亥，“以秦鳳等路提點刑獄、駕部員外郎霍翔兼同管勾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事，其提舉官莊及營田弓箭手公事並罷，悉歸本司”，注文爲“《時政記》載經制司奏請條目甚詳，今但依《實録》八月六日” 。其中注文末句標點有誤，應改爲“今但依《實録》。八月六日”。前半句意思爲李燾編纂該條並未採用《時政記》所載，而是用了《實録》所記；“八月六日”是指本書該日所記有與此相關的内容，兩者應斷開。

32.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戊子，神宗批示：“河北緣邊米價騰貴，轉運使、糴司尚增錢召人入中，不惟使逐熟細民艱食，又縻公錢，以資豪右。可速指揮：如軍糧可支二年，卽權住收糴。” “糴司”不可解，但《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同 。查《宋會要輯稿》所記爲“十年十二月十日，詔：‘河北沿邊米價騰貴，轉運使、糴便司尚增錢召人入中，不惟使逐熟細民艱食，又縻公錢以資豪右。可速指揮，如軍糧可支二年，即權住收糴’” 。“糴便司”即“提舉河北糴便司”，其職責爲“糴便芻糧以供邊儲之用” ，故戊子條應據補“便”字。另該月丁丑朔，戊子爲十二日，《長編》該條繫日與《宋會要輯稿》不同。

33.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癸卯，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州、軍、城、寨各有蕃部弓箭手官莊，營田水利等事務繁多” 。此處經制司所言前半句能標盡標，後半句點斷却與之不同。“蕃部”“弓箭手”“官莊”“營田”“水利”屬於不同的事務，不當有的不斷開，有的標逗號，此句標點應作“蕃部、弓箭手、官莊、營田、水利等事務繁多”爲宜。

34.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癸卯，詔：“彭汝礪所言俞充事，訪聞係虞部員外郎宋均國説與臺官，令均國分析聞奏。”注文爲“《時政記》十二月二十七日事，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均國分析到訖，無行遣” 。本月丁丑朔，二十七日爲癸卯日，故該條注文中“《時政記》十二月二十七日事”意在説明材料出處，後應標句號。後半部分意爲元豐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宋均國上奏説明相關情況，但最終並無處分措施，故該部分標點應爲“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均國分析到，訖無行遣”，“訖”爲最終之意，應斷屬後半句。

35. 卷二八六：熙寧十年末載録有司馬光與吴充書，其中説：“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信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 《四庫全書》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字同 。查司馬光文集中收録有此書信，題作《與吴相書》，其中“市易之”後有“法”字，相應標點爲“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 ，《宋史》亦載有該文節略本，相應内容作“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 ；《與吴相書》無“信”字，則“聖主”與“賢相”對仗，“睿明”與“公忠”對仗，兩句字數相等。兩處《宋文鑑》所載皆同於《司馬光集》 ，則應據兩書補、删。

以上所論共計35條，除1條爲未見到相關資料無法將四庫館臣改譯的地名回改外，若將涉及不止一種問題者按主要論述統計，則編寫錯誤1條，所依據材料即已存在問題者2條，誤字者12條，脱文6條，倒誤者1條，標點校勘問題者12條。除問題類型較多外，出現的時間也貫穿了從李燾編寫該書到標點校勘的多個階段。當然，經過此次考校，該本此部分中應當還存在着一定數量的問題，仍需要相關研究者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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