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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碑何以至治？
文/李雪梅
接续唐碑的盛世荣光，宋碑以“载政”的务实姿态，实现了碑刻之治由王言到典章的转换。
嘉石存真，文脉依旧。凝望碑石摹拓，两宋的治理之道跃然眼前。
碑石，朝廷的治世之具
在宋代，上至天文星相，下至行政地理，乃至修堰、造桥、劝农、封神、城市布局，无不铭于碑石。绍定二年（1229）《平江图》详绘城墙、护城河、平江府、吴县衙署和街坊、寺院、桥梁等，是南宋城市规划治理的典范。而治乱之源，更为朝廷上下所关注。《帝王绍运图》追往昔3500余年“世道之理乱，王统之离合”，总括出“自古至今治不能十一，而乱常八九”，以为君王治国之戒。
官员的能力与品行是王朝稳固的根基。宋代流行职官题名碑。《开封府题名记碑》载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计146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的名录，范仲淹、蔡襄、包拯、欧阳修等北宋名臣均现身于碑石。题名碑除记任职者官秩、名籍及临莅时日，更负有“荣事任而惊位著”的功能。
碑石上常见帝王对百官的谆谆告诫。宋太宗敕令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官箴立石于衙署；宋真宗的“文武七条”圣训，被地方官“恭刻坚珉，昭示万世”。
《文臣七条》要求官员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课、革弊。其中“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对职任审判者，恤刑慎刑也被屡屡强调。晁迥于天圣六年（1028）撰《劝慎刑文》，通过历代酷吏遭恶报、良吏获福报的事例，传布慎刑箴言。高宗赵构于绍兴三年（1133）书《恤刑手诏碑》布告中外，要求司法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
党争与碑石立毁
在宋代激烈的党争中，碑石既是见证者，也是重要参与者。自崇宁元年（1102）九月文彦博、苏轼等120人被“御书刻石端礼门”而首立党人碑；到崇宁二年（1103）三月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九月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并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再到崇宁三年（1104）重定元祐、元符党人309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短短三年内，元祐党人被两次御书刻石、一次监司长吏厅刻石、一次奉诏州县刻石，隶之党籍的官员因4次刻石之举而被天下周知。崇宁五年(1106)正月因天象异常，徽宗被迫下令毁碑，朝堂刻石和各地党籍碑随之泯灭。南宋初年，被列入“元祐党籍”的官员陆续得到平反，并实施推恩其子孙的政策，也因而有了庆元四年（1198）的重刻党籍碑。
被列为元祐党人的苏轼（1037-1101）在党争风波前已辞世，但其撰书的《表忠观碑》却历经曲折。杭州知府赵抃感佩吴越王钱镠及其子孙造福一方的功德，而钱王坟祠却荒废多时，遂于熙宁十年（1077）上奏朝廷，愿将废祠“妙音院”改为观，“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皇帝恩准赵抃的奏请，并将妙音院赐名为“表忠观”。元丰元年（1078）表忠观落成之际，苏轼应邀撰写碑文，赞述钱氏家族的功绩，称“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遗憾的是，苏轼书碑在党争期间被毁，现存者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刻。
传承“忠孝”治国理念
“忠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自汉武帝始，历代王朝多将尊孔重儒立为国策。庙貌尊崇、严洁致祭乃尊孔礼制大节。宋朝初建，孔庙修缮便成为官方的自觉行动。建隆三年（962）《重修文宣王庙记》、太平兴国八年（983）《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等，均记录了朝廷修缮孔庙的盛举。而景德三年（1006）的《敕修文宣王庙碑》，则将孔庙的保护措施落实于全国。王钦若奏乞“降敕命指挥，令诸道州府军监文宣王庙摧毁处，量破仓库头子钱修葺。仍令晓示，今后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员等在庙内居住”。为此，朝廷特下敕牒，“依王钦若所奏施行”。
学校是崇儒重礼人伦教育的重要场域。大观年间（1107 -1110），宋徽宗亲倡以孝、悌、忠、和、睦、姻、任、恤的“八行”取士法。继大观元年（1107）徽宗御制《八行八刑条制》被州学刻石后，徽宗瘦金体版的八行取士诏又以《大观圣作之碑》为名于次年广布天下。碑称：“今有教养之法，而未有善俗明伦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盖设学校、置师儒，所以敦孝悌。孝悌兴，则人伦明。人伦明，则风俗厚，而人材成、刑罚措。”
在对士子强化明伦之制的同时，具有普世价值的忠孝文化也深入民间。会稽孝女曹娥故事、齐地孝妇颜文姜传说，在宋代碑石上重获新生。平民尊崇的二十四孝图像故事，除曹娥、老莱子、董永、郭巨等传承久远的孝子事迹外，宋孝宗也被纳入图版，与《皇宋中兴圣德颂》盛赞高宗、孝宗两朝“揖逊之风，孝治之美”异曲同工。
典章之治的模范
北宋科举发达，教育体制完备。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学规》以榜文形式，规范生徒入学程序、日常管理、岁时给假，教授职责、授课内容、作业要求等项，可证教学方式和管理制度已颇为完备。
宋代公文碑应用广泛，官民呈请事项或依据典章，或援引事例，层级审核程序清晰。嘉祐二年（1057）《封济民侯牒》载凤翔府请雨灵验及庆历七年（1047）河南府王屋县析城山圣水泉特封渊德侯的先例，为太白神请封爵位而获准之事。熙宁八年（1075）《灵泉庙牒》以“奉准赦书节文”及“《图经》具载”，特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并赐灵泉庙额。政和八年（1118）《应感庙敕牒碑》载山西武乡县二龙池因祈祷灵应，地方特乞奏封赐庙额而获准；宣和四年（1122）《仁泽侯碑》又载应感庙乞奏“优加封爵”，经转运司审核属实，朝廷特封应感庙东位龙神为“仁泽侯”。这些敕牒公文碑刻，见证了央地信息传递、委事责成及地方治理的实效。
碑石是“物治”的重要载体。碑石所凝聚的古代治理智慧，在宋代以后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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