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民：刘敞《先秦古器记》文献二种考论｜202411-85（总第2906期）

感谢王东民老师赐稿 

原文载《美术研究》2023年第5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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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先秦古器记》文献二种考论

文 / 王东民

浙大城市学院

宋代金石学兴起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学界一般认为，北宋嘉祐年间，刘敞为私人所藏古器撰著了一卷名为《先秦古器记》的图录。 后世学者多将《图录》视为为金石学的发轫之作，基于此，也将刘敞视为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 然而，《图录》久已佚失。在传世的刘敞文集《公是集》卷36载有一篇简短的文章，同样名为《先秦古器记》，长久以来被视为《图录》的序言。（后文将这篇文章简称为《记文》）

考诸史料，《图录》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描述及引用，历史上存在过一卷归于刘敞名下的《图录》文本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图录》的文本问题，容庚较早论及。他指出，《图录》为石刻本，内容“有图，有铭文，有说，有赞”。 研究者对此认识大体一致。 近期，赵学艺《刘敞<先秦古器记>考》提出新说：在石刻本之外，《图录》可能还存在过一个写本。 关于《图录》的文本，目前存在以上两种认识，即一种文本（石刻本）之说与两种文本（石刻本和写本）之说。

然而，有两种重要的北宋史料，对于刘敞是否著过《图录》提出疑问。刘敞的好友欧阳修、弟刘攽为刘敞所作墓志铭、行状等传记性的史料中，列举刘敞著作时都未提刘敞有著《图录》之事。 这一疑问，曾有程民生、赵学艺两位学者注意到，但都未予深究。 欧阳修、刘攽为刘敞作重要的传记史料时，为何都不提刘敞曾著有《图录》？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这卷流传的《图录》文本有可能出于伪托。历史上曾存在《图录》文本，并不意味着这一文本就是刘敞所著。

此外，笔者注意到其他的史料及文本问题：一是北宋文献，尤其是金石著录中虽收录刘敞旧藏的古器，但对《图录》内容未见直接的引用，南宋文献中仅见王应麟、薛尚功的著作中有引用；二是辑录王、薛二书引用《图录》的内容，可发现杂糅、拼凑及文不对题的问题。三是《记文》所透露的学术背景与刘敞嘉祐时期所处的长安难以相合，其写作时间、地点及内容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归属刘敞的《图录》和《记文》两种文献都有再探讨的必要，这对于早期金石学的重要文本、相关史实，以及发展脉络的认识都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图录》的文本久佚，宋代有哪些学者记载过《图录》一书，又有哪些学者对《图录》的内容有直接的引用，就成为考证《图录》相关史实的重要基础。许多研究者认为，《图录》在宋代多被引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马晓风认为，《图录》“在当时影响巨大”。 陈云倩推测，《图录》“很可能在宋朝古物收藏研究者中流通，激发了他们对古青铜器的兴趣。” 赵学艺也认为，“《先秦古器记》一书虽早早已散佚，但它在宋代的金石典籍中却多见引用。” 

考察文献内容可以发现，这些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情。需要指出的是，著录刘敞收藏的古器，并不意味着参阅了《图录》。刘敞收藏的古器传于后人，后来又归于内府，学者可通过寻访而著录，尚有机会得见；引述刘敞对古器的考释，也不一定通过《图录》，还有可能通过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因欧书中对刘敞的见解多有记录。所以，在考察两宋文献对《图录》的引用情况时，还需要综合辨析这些文献的整体引用情况、表达习惯等，才能较为准确地判断。

（一）北宋文献对《图录》的记载及引用

今存的北宋文献中，除了刘敞《公是集》中的同名记文，笔者仅见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对“先秦古器记”这一文献名有记载。另外，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中收录了多种刘敞所藏的古器，欧、吕通过什么途径著录刘敞藏器？他们是否见过《图录》？对《图录》的具体内容是否有引用？还需要详细地辨析。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两次提及“先秦古器记”：其一，《韩城鼎铭》跋云：“原甫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亦自为《先秦古器记》。”“自为”，一作“尝为”。 其二，《张仲器铭》跋云：“原甫在长安，得古器数十，作《先秦古器记》。” 这两处提及都较为简略，所云“先秦古器记”的文献类型难以论定，无法确认所指为一部书还是一篇文章。所以，从《集古录跋尾》的两次记载，并不能充分证实刘敞曾著有《图录》。

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收录了多种刘敞所藏的古器。有学者推测，欧阳修与刘敞“在收集、考证古器物上交往尤其频繁，常互通有无，故欧氏可能见过《先秦古器记》一书。” 这一推测很难成立。也有学者指出，“《集古录》将《先秦古器记》全部收录，且皆有说明。”  《集古录跋尾》确实收录了刘敞的藏器，以及刘敞的释文和见解，但并不意味着欧阳修见过《图录》，这是需要澄清的。

笔者以为，欧阳修并未见过《图录》,《集古录跋尾》所引刘敞藏器的铭文摹本或释文，系通过书信陆续获得。欧阳修嘉祐七年（1062）致刘敞信中云：“蒙惠以《韩城鼎铭》及汉《博山盘记》，二者实为奇物……故第于邮中粗报已受二铭之赐。篆画当徐访博识寻绎，续得附至。” 此次欧阳修得到刘敞所赠两篇古器铭文，于回信时附上礼物作为对此“二铭”的酬谢，且叮嘱刘敞“续得附至”。同年又有书信云：“自公之西，《集古》屡获异文，併来书集入录中，以为子孙之藏也。幸甚幸甚。” 这里说得非常明确，通过刘敞寄来的书信，欧阳修陆续得到古器铭文，并将铭文及刘敞书信一并收录《集古录跋尾》中。

另有一个更为坚实的证据。欧阳修题《毛伯古敦铭》云，刘敞“因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 此铭被刘敞、欧阳修视为周武王时器，乃最后所得之古器铭。得此铭时，《集古录目叙》已经刻石，刻石前所得铭文最古者为周穆王时铭文，故“叙”中言“自周穆王以来”就来不及改为更早的“自周武王以来”。可证，欧阳修得刘敞藏器铭文收入《集古录》中是陆续从刘敞书信所得，而非一次性通过《图录》而得。

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考古图》收录了包括刘敞旧藏在内的诸家藏古器数百种。有学者指出，《图录》是吕大临的参考资料。 这一说法恐怕也难以证实。吕大临《考古图》对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李公麟《古器图》（称“李氏录”），以及新旧《礼图》多有引述， 但未见对《图录》的引用。《考古图》中三次引及刘敞之说，皆明显是通过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如《晋姜鼎》中收录“集古本”时并录“刘原父释”；《邢敦》跋曰：“《集古》作毛伯敦，云刘原父考按其事谓……”；《叔高父旅簋》跋曰：“《集古》云原甫曰……”。 若《图录》在嘉祐年间已刻石传播，相距不过30余年，吕大临应当不难看到。既是引用刘敞之说，为何不直接通过《图录》，而通过欧阳修的书转引呢？因此，很难证实吕大临曾见过《图录》。吕氏在《考古图》自序中云，“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寖盈卷轴。” 吕氏收录刘敞旧藏古器，很可能是通过刘氏后人而亲见其器，摹写著录。

（二）南宋文献对《图录》的记载及引用

在南宋及稍晚的文献中，记载《图录》的文献增多，且所录名称不一，有“先秦古器记”，有“先秦古器图”，还有“先秦古器图碑”。蔡絛《铁围山丛谈》明确指出刘敞著有名为“先秦古器记”的一部书：“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  但未见描述此书的文本形态、具体内容、收录古器数量等内容。王应麟《玉海》卷56“艺文”的“图”类在《宣和博古图录》条目下提到：“刘敞得先秦古器十有一，模其文，图其象，为《先秦古器图》一卷，又为赞。” 另有对《图录》具体内容的引用。薛尚功《法帖》中多次提及《先秦古器记》，亦有具体内容的引用。 翟耆年《籀史》卷上著录有“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开头云：“讳敞，吉州人，字原父。自叙其略云：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窽识，皆科斗书……” 翟氏引述的“自叙其略”内容与刘敞《记文》中的部分内容一致。根据著录的名称“先秦古器图碑”，翟氏所见应为石刻本。《宋史·艺文志》经部小学类录有“刘敞《先秦古器图》一卷”。 著录的书名、卷数与王应麟《玉海》一致。然过于简略，不知史源为何。

南宋文献对《图录》的相关记载提供的信息较北宋文献丰富一些，至少可得出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从文本的描述、引用来看，王应麟、翟耆年、薛尚功等人很可能见过《图录》文本；二是从王应麟、翟耆年描述的元素来看，《图录》与《记文》的内容存在紧密关联，《记文》成为《图录》文本的组成部分。

此外，南宋文献如赵明诚《金石录》、董逌《广川书跋》、黄伯思《东观余论》皆收录刘敞藏器，也记录了刘敞的见解。至于这些内容是否从《图录》引用而来，也需要对文本进行详细辨析。

赵明诚《金石录》中指出，“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集录往古铭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 虽论及刘敞在古器收藏中开风气之先，但并未提及刘敞著有《图录》。赵明诚《金石录》中涉及的刘敞藏器，计有《毛伯敦铭》《簠铭》《匜铭》《商雒鼎铭》《周姜敦铭》《汾阴侯鼎铭》《谷口铜甬铭》等8种，其中偶有征引刘敞关于青铜器铭文的释读考证。在题跋中，赵氏也多处引述欧阳修、李公麟、吕大临等人的观点。为便于呈现，将赵明诚《金石录》中古器铭题跋部分引用金石文献及其称谓制成表1。

表 1赵明诚《金石录》古器铭题跋引用文献及称谓 

从行文来看，赵明诚在征引他人文献时，即便不写作者名，一般也会将书名完整地写出；而征引刘敞的观点时，则仅及作者名。赵明诚在《金石录》的序言中对自己搜集金石之勤、范围之广有详细的描述，且云“略无遗矣”。 若他见过《图录》，何不直接引用？可见，赵明诚并未见过刘敞的《图录》。赵明诚引述刘敞见解当是通过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董逌《广川书跋》中的《弡仲宝医铭》题跋记载了刘敞后人献器之事：

大观元年，刘仲冯以其家藏古器上之，适余在馆，始尽模其铭，并得原父释考之。其曰弡仲宝医，原父固以为张仲所作器也。 

大观元年（1107），刘敞之子刘奉世（字仲冯）将家藏古器献于朝廷，此时董逌正在馆中。董逌与刘奉世当有交集，故董书所记可信度高。绍圣以后，刘奉世仕途多有起落，先是贬隰州团练副使，至“徽宗立，尽还其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约1102）再夺职，责居沂、兖，以赦得归。政和三年（1114）复端明殿学士。” 刘奉世“以赦得归”，又得以复端明殿学士，时间节点上恰与大观元年的献古器相契合，二者或有直接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董逌云“始尽模其铭”，此时据传闻中刘敞上石刊刻《图录》的嘉祐八年不过40余年，为何此时刘氏家人献古器时才模其铭文？若刘敞所藏古器铭文已上石刊刻，即便外人难以得其拓本，对于重要的家藏古器的著录，刘敞家人不至于缺少。既已献器，同时提供刘敞刊刻的铭文拓本当在情理之中。即便未提供拓本，以董逌访求之勤，“传模墨本”当非难事。 或问，此处所云“始尽模其铭”，是否因《图录》之外还有藏器尚未模刻？亦不存在这种可能。因董氏这篇题跋的对象“弡仲宝医铭”在欧阳修、刘敞书中皆有著录，薛尚功《法帖》引述时也明确指出此器出自《图录》，名为“张仲簠”。（详见后文）

董逌云“并得原父释考之”，他得到的刘敞释文是何种形态？若他见到《图录》，为何不直言书名，而曰“原父释”？此亦难证实董氏见过《图录》。《广川书跋》中还有8处涉及刘敞，皆难以找到直接引用《图录》的痕迹。 因此，董逌对刘敞藏器的描述或基于馆阁中的接触，对刘敞考释的引述则通过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黄伯思《东观余论》仅有1处提及刘敞，言其在某一器铭的释文中将“弡”字误释为“张”字，欧阳修“从而文之以数百言，盖失之矣”。 显然是从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中读到刘敞释文，无法证实黄氏见过《图录》。另外，在《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啸堂集古录》《绍兴内府古器评》《续考古图》等宋代金石著作中，皆未发现《图录》的引用痕迹。 

《图录》在两宋文献中的引用情况着实令人感到疑惑。刘敞藏器在两宋朝野影响极大，为金石学家广泛著录，如果刘敞在嘉祐年间著成《图录》并上石刊刻，理应引起金石学家搜寻及传播的兴趣。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董逌、黄伯思等人都是收集金石拓本不遗余力的学者，然而，从他们的金石著述中都难以寻觅《图录》的引用之迹。通过对两宋文献的“打捞”，仅发现了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及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有对《图录》具体内容的引用。要对《图录》的文本有确切的认识，需详细考辨王、薛二书引用的内容。

（一）《图录》流传文本的版本探讨

前面提到，关于《图录》的历史流传文本，目前存在两种认识。其一，一种文本（即石刻本）之说；其二，两种文本（石刻本与写本）之说，近期为赵学艺所提出。

石刻本的具体面貌，因清代金石学家的记录而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复原。清代金石学家对《图录》残碑、残拓本的发现和著录，容庚较早论及， 易东华、李霏等也有关注， 而以赵学艺对史料的拓展最为显著。根据清代金石学家的记载，赵学艺在《刘敞〈先秦古器记〉考》一文中描述如下：

刘敞此碑共刻石1方，于仁宗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立于永兴军路之京兆府（今西安）。碑文分四横行排列，每行高一尺七寸八分，广三尺四寸，包含同名记文1篇，以及11件古器的器型图和铭文。其中，第一行刻录记文和2件古器的器型图及铭文，余下的第二、三、四行，每行分别刻录3件古器的器型图、铭文。宋代以后，刘敞此碑久不为人所注意。清代乾隆年间，此碑被学者关注，惜当时已残失下截，仅存两行有半。嘉庆以后，剩余残石也彻底亡佚。 

赵文同时指出，在石刻本之外，《图录》可能还存在过一个写本，且写本在收录古器的范畴和数量上都远超石刻本。石刻本“除开头记文一篇外，所收的11件古器仅著录了各器器型图及铭文摹本，并不包含任何考证类内容”，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的两次提及、蔡絛的叙述，以及薛尚功《法帖》引述的内容，该文推测：“纸本《先秦古器记》应收录古器数十件，器类广泛，年代也并不以先秦为限。各器条目下，包含有各器器型图样、铭文摹本、释文、考释记文、赞文。” 笔者以为，这一推测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赵文提出纸本系统时，忽略了南宋王应麟《玉海》的记载。前文已引述《玉海》所载：“刘敞得先秦古器十有一，模其文，图其象，为《先秦古器图》一卷，又为赞。”若以《玉海》著录为石刻本，其结构中明显包含有“赞”的部分，与赵文推测的石刻本仅有铭文及图像相矛盾；若以之为纸本，其著录器物范围为先秦时期，数量为11件，与赵文推测的纸本系统收录器物范围更广、数量更大相矛盾。

其次，如果《图录》不仅有一个包含铭文、图像的石刻本，还有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纸本，无论其是否完成，欧阳修《墓志铭》和刘攽《行状》中都应将其视为一部独立的著述而提及，而不太可能遗漏。

再次，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蔡絛《铁围山丛谈》的说法难以作为纸本存在的充分证据。前文已梳理两宋文献记载，欧阳修言刘敞“为《先秦古器记》”所指的文献类型不明；蔡絛时隔久远，所据可能为传闻，无法作为纸本系统收录器物形制更多样的凭据。

另外，赵文指出，纸本《先秦古器记》收录了三代以下如汉代的器物。 很难解释，刘敞何以会撰著这样一部文不对题的书。

从南宋、清代学者描述的内容元素，大致可以判断他们所见为同一文本，即石刻本。翟耆年《籀史》著录名为《先秦古器图碑》，显然为石刻本，其中载有《记文》，收录器数为11件；王应麟《玉海》著录本与《记文》有关，收录器数为11件，当属石刻本，且有“赞”的内容；薛尚功《法帖》引述本收录器数不明，与《记文》关系不明，但有“赞”的内容。可见，石刻本的文本结构并非只有铭文、图像两个部分。清代金石学家所见的《图录》文本为石刻本无疑，《记文》是包含在文本结构中的，器物总数为11件。之所以在清代金石学家著录的石刻本中未见“考证类内容”，是因为他们仅记录了碑石或拓本的形态与残留器数，并未详细到具体的内容，因此也就未提考证类的内容。

总之，《图录》另有一个纸本系统的说法难以成立。南宋王应麟、翟耆年、薛尚功与清代金石学家所见的《图录》文本属于同一个文本。也就是说，目前所知的《图录》流传文本仅有一种石刻本。

（二）《图录》文本的器目杂糅与篇目拼凑问题

通过打捞两宋文献，仅见王应麟《玉海》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引用了《图录》的内容，可为《图录》文本考辨提供基础。先通过引用的内容来看器目的问题。

《图录》所收古器数量是11件，至于11件的具体器目，研究者复原出的数量各不相同。容庚据吕大临《考古图》与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综合，得出11器的目录，指出《集古录》的著录仅缺少《仲酉父敦》，《考古图》著录的刘敞藏器正为《图录》11器之目； 叶国良“考刘敞藏器有款识见于著录者”计有14种，其中4种为汉代器；“有明文可考，知为《先秦古器图》中物者”，计有7种，其中1种为汉代器。 可知，叶氏并未完整地确定11器的具体目录。马晓风以欧阳修收录的商周器8种加上汉代器3种为11器之目。 赵学艺根据欧阳修《集古录》、薛尚功《法帖》及刘敞《公是集》辑录了“纸本《先秦古器记》”的器目7种。 大家对《图录》器目的复原之所以各不相同，其路径基本上是循石刻本及《记文》标明的数量，参照宋人著录的刘敞藏器所作的一种推测，缺少实际的依据。要复原《图录》的具体器目，还需要借助文献中明确的引述。

仅有王应麟《玉海》及薛尚功《法帖》中的引述涉及器目及具体内容。通过《玉海》的引述，我们可以复原刘敞《图录》11器中的两种。《玉海》对《图录》的记载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材料，然而此书中还有对《图录》的具体引述，以往学者未予关注：

刘敞古器图，一刀以金错其背曰；“贞观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又有大夏龙雀刀，赫连勃勃造，百錬钢刀，为龙雀大环铭其背。

可知，《图录》11器应包括此处所描述的《贞观刀》和《龙雀刀》两种。通过薛尚功的《法帖》，还可复原《图录》的器目6种。薛尚功《法帖》标明引自于《图录》的有5段，涉及《晋姜鼎》《张伯匜》《伯冏父敦》《张仲簠》《莲勺炉》等5器。另有《毛伯敦》，《法帖》仅在器目下标注“《先秦古器记》，刘原父所藏”，无具体内容。 结合《玉海》《法帖》，可以明确《图录》11器中的8种，即：

1.晋姜鼎；2.张伯匜；3.伯冏父敦；4.张仲簠；5.毛伯敦；6.莲勺炉；7.贞观刀；8.龙雀刀

根据王、薛二书复原的8种器目与《图录》题名“先秦古器记”，以及作为“序言”的《记文》描述的内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8器中，前5种为先秦古器，符合流传《图录》文本题名；而后3种，在时代上分属汉、五胡十六国、唐三个时代。第6种《莲勺炉》为汉器,铭文中有汉代年号，刘敞已经释读其铭文，对年代有清晰的认识；对《贞观刀》《龙雀刀》的年代，刘敞亦有明确的判断。后3器铭文字体与《记文》中所云款识“皆科斗书”的描述也是矛盾的。《莲勺炉》铭文字体是在小篆基础上省改的西汉隶书；龙雀刀无铭文，仅有图案；贞观刀铭文字体当为楷书。试想，如果刘敞本人主持刊刻了一卷包含11件古器的图录，命名为“先秦古器记”，且在序言中明确地说：“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会收录这样几件时代为汉、唐之间，铭文字体为隶书、楷书，且释读并无难度的器物吗？这是绝无可能的。

《图录》所收的古器并非清一色的先秦古器，而有汉唐时代的器物杂糅其中，这与刘敞藏器规模的认识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图录》若是刘敞为他的私人藏器所作，11器的选择本就难以解释。从欧阳修、刘攽的记录可知，刘敞所藏古器有数十件。即便刘敞要撰述一卷包含11器的先秦古器图录，面临的问题也只能是如何从数十件的先秦古器收藏中取舍，而不需要以其他时代的器物来为此“先秦古器”为题名的著作“凑数”。之所以有此器目杂糅的问题，是因为文本的内容需要拼凑。

《图录》中收录的龙雀刀、贞观刀的内容可从刘敞文集中找到相关篇目。刘敞为二器所作记文《龙雀刀记》《贞观刀记》今见于《公是集》卷36。《龙雀刀记》曰：

右一刀，往年筑青涧城掘得之。其铁精利，其环为龙身而鸟喙，盖赫连勃勃所作大夏龙雀者也。勃勃使其臣作铭曰：“大夏龙雀，威服九区”。然今不见铭处，或岁久磨灭欤？将其时虽有铭，亦不皆刻之欤？ 

右一刀，以金错其背，曰：“贞观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锷，刀匠苏四等造，专当参军事王某”。物勒工名，盖古制也。其字体劲，金亦精好，足以明当时总核名实。百工所制作，后世鲜及之。 

《贞观刀记》不知作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龙雀刀为刘敞嘉祐五年赴长安之前已经收藏的器物。刘敞《公是集》卷12有五言诗《招邻几、圣俞、和叔于东斋饮，观孔雀、白鹇、及周亚夫玉印、赫连勃勃龙雀刀、辟邪宫玺数物，又使女奴奏伎行酒，圣俞首示长篇，因而报之》， 记录了与江休复、陈绎、梅尧臣等在家中的一次饮酒集会，龙雀刀已出现于这次集会中。刘敞诗为和梅诗而作，朱东润将梅诗系于嘉祐三年（1058）， 当无疑问。因此，这次集会的时间在嘉祐三年，《龙雀刀记》大约作于此前。

以“先秦古器记”为题名、序言的一卷图录，为何会有汉、唐间的器物掺杂其中？这是因为刘敞文集中有关于这些汉唐器物的记文，可挪用以充实文本的篇目。流传《图录》文本在器目上表现出的杂糅情形，是由于篇目拼凑的需求所致。

（三）《图录》内容的来源与篡改问题

关于《图录》文本的具体内容，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能够提供的信息最多。陈芳妹指出，薛尚功书中材料及考释来源于《图录》的有4段； 容庚指出，薛书引述《图录》的内容有5段，其中1段内容为汉器，当不在刘敞“十有一器”之内。 实际上，不论是明代刻本，还是近年发表的宋刻宋拓石本，薛尚功《法帖》中标明引自《图录》的器物为6件。其中，前文已述的《毛伯敦》仅有标记；其他5件器物对应的5段内容较为丰富，均包含考释文字，4种有赞词。内容辑录如下。涉及刘敞《公是集》中相近内容的一并列出。

1.晋姜鼎

此鼎得于韩城，韩者古建国，有晋姜，有文侯，殆曲沃宗庙器也。赞曰：文侯翼周，乃锡彤弓。姜氏载德，既佑武公。并国享晋，维政之隆。师服刺仇，非议之中。 

按其铭曰：“张伯作旅匜”。张伯，不知何世人，似亦张仲昆弟矣。匜者，盥器，其形制可以挹，可以写，足以效其用。赞曰：伯也何人，不见《诗》《书》。仲友其兄，此之谓与？矫矫宝臣，龙角虎躯。礼之象类，可得求诸。 

此敦得于蓝田。敦者有虞氏之器，《周礼》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妇以事宗庙。此金敦也。其铭曰：“伯囧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祈万寿”，盖穆王大仆正，周畿内诸侯，食菜于周者，皆周家之后。然则伯囧，周之裔孙也。赞曰：穆满眊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括，实止王过。囧亦正仆，其僚遵度。铭器贻世，以续妣祖。载祀二千，示我懿矩。 

右二敦得于蓝田。敦者有虞氏之敦，周礼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妇以事宗庙。此金敦也。其铭曰：“伯冏父作周姜宝敦，子子孙孙永宝用。”伯囧盖穆王太仆正，周畿内诸侯，食采于周者，皆周公之后。然则伯冏，周公裔孙也。赞曰：穆王耄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招，实止王过。冏亦正仆，其僚遵度。铭器贻世，似续妣祖。载祀二千，示我懿矩。 

右二簠得于骊山白鹿原。簠者，稻梁器。其铭曰张仲，见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谓“张仲孝友”者矣。赞曰：宣治中兴，方虎董征。张仲孝友，秉德辅成。或外是经，或内是承。文武师师，安有不宁。 

右二簠得于骊山白鹿原。簠者，稻粱器。其铭曰张仲云云。张仲见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谓“张仲孝友”者矣。籀书、奇字不能尽识，当有能辨者。赞曰：宣治中兴，方虎董征。张仲孝友，秉德辅成。或外是经，或内是承。文武师师，安有不宁。 

右一器上为山，下为盘，世俗谓之博山炉。然按其刻曰：莲勺宫铜一斗鼎，非博山者，莲勺则宣帝居民间时尝困处也。至今栎阳界去长安七十余里，疑汉于其地亦有离宫。刻又云：五凤三年五月己丑工渭成徐安守属定昌造。

上述5段为薛尚功《法帖》中明确标注引自《图录》的内容。除了前文已讨论的《莲勺炉》涉及器目问题外，薛书引用文本的内容另有以下疑点：

首先，与刘敞文集中的内容相比较，薛书引用的文本在行文上有割裂之处。如第三段《伯冏父敦》“盖穆王大仆正”缺少主语，文集中则完整表述为“伯囧盖穆王太仆正”；“周家之后”“周之裔孙”文意不明，不若刘敞文集中“周公之后”“周公裔孙”的说法明晰。又如第四段《张仲簠》：“其铭曰张仲，张仲见于小雅……”，刘敞文集中的表述为：“其铭曰张仲云云，张仲见于小雅……”薛书所引的版本将“云云”二字径直删去，而导致了文意不完整。刘敞作为一代诗文大家，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行文表达。另外，第四段中，文集中“籀书、奇字不能尽识，当有能辨者”一句被径直删去。

其次，薛书所引的版本对刘敞原本释文有所篡改。如第二段《张伯匜》的铭文中，刘敞原本将 字释为“煮”字，铭文原本为“张伯作煮 ”，薛书引用的释文则为“张伯作旅匜”。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对刘敞的释文有忠实的记录，如在治平元年（1064）的题跋中还是将 字释为“煮”字。 此时刘敞已经谢世，欧阳修引用的是刘敞最终的释文版本，当不存在刘敞对释文后来进行修改的可能。而南宋的金石学家一般将此字释为“旅”字，如《宣和博古图录》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都将此字释为“旅”字。 

再次，薛氏所引述的5段内容在文体上并不一致。与前面4段不同的是，第五段《莲勺炉》无赞词。结合前文对器目问题的讨论，这种文体不统一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篇目拼凑所致。我们推测，《法帖》引用的第五段《莲勺炉》之所以没有赞词，是因为其内容原本在刘敞文集中为一篇记文，名为《莲勺炉记》，《公是集》编纂时已经佚失。第一、二段的内容原本也当属于《公是集》中的篇目，为包含序言的赞文，题名应分别为《晋姜鼎赞（并序）》《张伯匜赞（并序）》。

鉴于《图录》文本与刘敞《公是集》中的部分篇目重复，有研究者认为，《图录》原本的内容散佚，后来被编入《公是集》中，“《公是集》中《伯冏敦赞》《张仲簠赞》《骊山十钟赞》《林华观行镫记》《龙雀刀记》《贞观刀记》等文，以及《永乐大典》卷二二五四的《方壶圆壶记》为《先秦古器记》中内容当无疑。” 这种推测很难成立。且不论各文文体不一——有记文，有赞文，如果内容系刘敞为一部系统的图录所作的篇章，文体应当是统一的，写作时间也当相近；更为重要的是，各器时代亦不皆属于先秦，难以解释为何被刘敞编入以“先秦”为时代范畴的著录中，其铭文字体更不符合“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有款识，皆科斗书”的描述。

综上，器目杂糅情形、篇目拼凑痕迹，以及内容篡改现象提醒我们，历史上流传的这一卷《图录》文本并非刘敞的作品，而是后人伪托刘敞之名、拼凑刘敞文集中的文章而制作的文本。从文献记载及引用的情况来看，这卷伪托的图录当产生于南宋时期。伪托者根据《记文》所述的器物数量“十有一物”来组构具体内容。内容来源则是刘敞文集中的古器相关篇目。刘敞文集中的古器相关篇目，“诗”、“赋”一类文体难于适用，只能使用“记”、“赞”一类的文体。记文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考证内容，“赞”一类文体一般有序言，序言中也往往涉及考证的内容。因“记”“赞”类文体在篇目上难以凑足11之数，所以，不同时期的器物才杂糅于一卷中。实际上，不仅《图录》的内容显示出杂糅、拼凑痕迹，且明显据刘敞的文集中相关内容篡改而来，作为“序言”的《记文》的写作背景及内容与现有的认识也存在较多的矛盾。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识，皆科斗书，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时，于今盖二千有余岁矣。嗟乎！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

一般认为，嘉祐年间，刘敞在长安写作了这篇《记文》，文中描述了他在长安收藏的11件古器；《记文》也被视为《图录》的序言或记略。 然而，从《记文》透露的学术背景、描述的对象及涉及的相关文本来看，《记文》创作时间、地点及内容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下文试从三个方面分析。

（一）从学术背景及条件看《记文》写作的时间与地点

刘敞写作《记文》时虽然未明言时间和地点，但内容中透露的学术背景及条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记文》云“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透露出围绕这十分新奇的“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存在一个有能力讨论古器铭文的学者群体。这样的学术背景及条件很难与嘉祐时期刘敞所处的长安相合，而更符合皇祐时期的汴京。

皇祐年间，刘敞基本上在汴京为官，正值北宋仁宗朝第二次雅乐改制——“皇祐议乐”的实践进程中。“皇祐议乐”起于皇祐二年（1050），止于嘉祐元年（1056）。 皇祐三年（1051）二月，刘敞服除后还为大理评事，召试学士院，直集贤院；由此直到至和二年（1055）八月出使契丹之前，刘敞皆在汴京为官。 刘敞在汴京任职的时间与皇祐时期的雅乐改制大致重合。

皇祐年间的雅乐改制进程中有古器观览活动，刘敞是参与者之一。在“皇祐议乐”的过程中，仁宗帝诏出秘阁、太常所藏先秦古器与近臣观览。《籀史》云：“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校齐量。” 又云：“皇祐初，仁宗皇帝召宰执观书太清楼，因阅羣国所上三代旧器，命摸窽以赐近臣。” 御府所藏的先秦古器之所以被“诏出”，即为了在雅乐改制中作为推敲音律的参照。刘敞参与此次雅乐改制，在刘攽所写的《行状》中有记载：“是时方议定大乐，天子使中贵人参其事。公谏以谓：‘王事莫重于乐，今材学满朝，辩论有余，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顾使若赵谈者居间，臣恐为袁盎笑也。’” 

皇祐三年，刘敞作有一篇《秦昭和钟赋（并序）》，亦可证当时内府的古器观览活动及刘敞的参与。 赋中有句云：“审则而仪量兮，尚毋惑于权度。推律而考钧兮，犹将谨夫韶濩。”刘敞在其中描述了“参校齐量”的相关实践，可证其参与了皇祐议乐的活动。赋中又云：“阅故府之藏器，历先秦之遗踪。……幸蒙君之厚德兮，发阴壤之秘封。去瓦石之污处兮，历君门之九重。庇高阁之虚爽兮，参众宝而见容。”在此，刘敞感念“君之厚德”，使他有机会观览御府所藏先秦古器，所观古器规模也不止一二。刘敞《秦昭和钟赋（并序）》与翟耆年《籀史》中的相关记录可相互印证。

刘敞不仅参与了皇祐时期的议乐活动，还承担了相关礼器的铭文创作。皇祐五年（1053），刘敞为朝廷制律、钟、鼎、鸾刀各作铭文1章，共4章，另有表1篇上于仁宗皇帝。刘敞创作的各铭文及表共计5篇文献，今皆可从王应麟《玉海》中辑出。 联系《秦昭和钟赋（并序）》可知，刘敞皇祐年间在汴京不仅积极参与当时朝廷的议乐、制器活动，有关器物的文学创作也甚为活跃。

在雅乐改制活动下，皇祐朝廷聚集了一众通晓音律的博雅君子，也形成了一个释读古器铭文的学术氛围。《籀史》描述当时围绕内府所藏古器铭文的释读情形：“有翰林待诏李唐卿者，以隶字释之十得二三，翰林学士王原叔又释之，始通八九。” 王原叔或作王源叔，即王洙，为刘敞舅氏。李唐卿、王洙皆为书学精湛、善篆书之人。 按《玉海》所记，王洙在至和或皇祐年间亦曾作《周礼器图》。 从李唐卿、王洙的相关史料来看，翟耆年《籀史》的描述是可信的。《籀史》云，李唐卿、王洙二人都不能顺利完整地释读这些古器铭文。杨南仲在《皇祐三馆古器图》之序中也表达了释读的困难：“今距汉且千年，（古文）其传者已譌谬不可考，不传者固宜不能通也。今一以隶写之，以俟博古者”。 刘敞亦颇觉困难，这也正是他在《记文》中所言“为古学者莫能尽通”“众不可盖”的背景。

皇祐学者对古器铭文释读困难的表达与刘敞的记录也多有近似之处，表现有二：其一，杨南仲在《皇祐三馆古器图》序言的结尾云“以俟博古者”，与刘敞《记文》结尾“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表达的意图正相近，皆有保存资料以俟将来之意；其二，李唐卿、王洙等人或能释文十之二三，或能通十之八九，与刘敞《记文》云“以他书参之，乃十得五六”正相呼应。笔者推测，皇祐初年，内府诏出先秦古器供近臣观览且赐铭文墨本的同时，也命李唐卿、王洙、杨南仲、刘敞等人释读这些古器铭文，各人才得出诸如“十之二三”“十之八九”“十得五六”的释读程度估量。因此，刘敞《记文》的写作与皇祐时期内府藏器观览及铭文释读等学术活动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记文》透露的学术氛围与刘敞嘉祐年间任职的长安难相符合。皇祐时期朝廷文化中心汴京虽然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对于释读古器铭文尚觉困难，更无论长安了。北宋时的长安与唐时已无法相比，难以想象能够聚集释读古器铭文的学者。况且，刘敞嘉祐中在长安乃军中文人官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学术条件。对比刘敞任职的皇祐和嘉祐两时、汴京和长安两地的相关背景和学术条件，刘敞的《记文》更有可能作于皇祐时期任职的汴京，而非嘉祐时期的长安。

（二）从古器数量及时代范畴看《记文》的描述对象

《记文》开头云：“先秦古器十有一物”，说明这篇文章描述对象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从时代范畴来看，描述的古器属于先秦时期；其二，数量为11件。《记文》描述的古器在数量和时代范畴上皆与皇祐时期御府诏出古器相合，而并不太符合刘敞嘉祐时期的私人藏器情况。

在刘敞任职集贤院的皇祐三年，他的同僚杨南仲也为御府所藏先秦古器制作了一卷《皇祐三馆古器图》，制图的对象即当时秘阁、太常寺所藏的先秦古器，数量亦为11件。翟耆年应当见过杨南仲的这卷古器图，他的《籀史》对器目有具体的记录：

所图太公缶、伯㪍父盉、秦盄和钟、宰辟父敦、仲信父圆甗、伯勲父方甗各一，钟四，皆铭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盖成王作，以祀文王器也。但既曰皇祖，而又曰文考，所未晓也。首载邢州所上瑞鼎，制作无法，两旁兽面衔环，三足作异兽负立，怪而不典，不知何从得而名三代器也。 

通过翟耆年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列出11器的目录：太公缶、伯㪍父盉、秦盄和钟、宰辟父敦、仲信父圆甗、伯勲父方甗各1件；走钟4件，皆有“走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的铭文（又称“宝和钟”）；加上“邢州所上瑞鼎”1件。共计11件先秦古器。

对于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中包含的器目，学者认识大体一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云：“宋初内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诏，以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太乐所参校剂量凡十又一器。” 容庚指出，“此书所载凡十一器。除瑞鼎外，其器皆见于《考古图》。” 张临生、陈云倩等据翟氏书列出的器物数量及目录皆一致。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其中的“走钟”，也即“宝和钟”的数量，在宋代金石书中有着不同的记录。欧阳修“知太常礼院时，尝于太常寺按乐，命工叩之”， 所指的就是宝和钟，但未明言数量。据赵明诚《金石录》的描述，宝和钟为“款识并同”的4件钟；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法帖》所言“走钟”为5件；《宣和博古图》所收为3件；黄伯思《东观余论》记载的“走钟”则为2件。 对此，容庚推测，《宣和博古图》成书时，内府器物或多有遗失，故而记录数量不同。 笔者认为，并不排除器物积累、散佚的变化；另外的一个可能性是，走钟作为太常寺藏器，欧阳修、杨南仲、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等人或得见其器，或得其墨本以著录，在时间和机缘上具有偶然性或局限性。得见的场合、机会不同，“走钟”被记录的数量或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翟耆年《籀史》的著录是依据他所见到的杨南仲的图录，杨南仲在皇祐时期为古器作图时是亲见器物者。杨南仲皇祐时期作古器图时面对的走钟数量为4件也是肯定的。因此，皇祐时期御府的某一次古器观览活动中，曾有11件先秦古器同时出现的情况。

由此来看，刘敞《记文》与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描述的古器在时代范畴和数量上皆完全相符：一是同为先秦时期的古器；二是器物的数量都是11件。结合前文所述的历史背景，这并不仅是两个特征上的符合，二人面对的很可能是同一批先秦古器。刘敞与杨南仲在皇祐年间朝廷雅乐改制的相关活动中皆为参与者，二人得见皇祐御府所藏先秦古器的时机很可能是重叠的。

以《记文》的描述来看刘敞嘉祐时期的私人藏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时代范畴上，都难以解释得通。按欧阳修和刘攽的描述，刘敞在长安得古器有数十种。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刘敞“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归长安时“所载盈车”。 刘攽《行状》亦云“在长安时，得三代时钟鼎器皿数十，皆有篆刻铭识，文字奇古。” 虽具体数字难以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仅有铭的先秦古器就远超过11种。那么，刘敞为何只为其中的11件先秦古器作记文、图录呢？这一选择基于何种因缘或考量？对此，曾有不少学者给出解释。容庚认为，刘敞所得古器中有些无铭文，如骊山十钟，汾阴侯鼎等。 张临生认为编入“十一器”的是“有长铭款识者”。 刘正推测，刘敞收藏与著述的这种不对称或由于刘氏所藏铜器“有过散佚、出售、转让、赠送等行为”。 陈芳妹推测，“石刻在当时可能属于相当昂贵的记录方式，因此，刘敞本其经学家的价值观，排除十件没有款识的钟，及另外三件虽有款识但为汉代者，只精选十一件先秦带铭器入石。” 

这些解释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无法消解与相关文献之间的抵牾之处。先从数量来看，据刘攽的描述，三代器物有铭文者已达数十件。按《记文》内容，是要为描述的器物铭文上石刊刻，并图其像。将私人所藏古器铭文上石刊刻、制作图像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文化事功。按常理而论，作为个人藏器的著录，应以齐全为重要的考虑，为何仅选择11件？再从类别来看，刘敞对古器的兴趣并不限于先秦，对秦汉之后的各类古器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几件重要的汉代器，填补了欧阳修集古活动中没有西汉文字的缺憾。 总之，在《记文》和刘敞私人藏器相关联的框架下，难以对以上的矛盾和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结合前文对写作时间、地点的判断，刘敞《记文》描述的“先秦古器十有一物”，与杨南仲作《皇祐三馆古器图》所图的皇祐御府所藏古器11件实为同一批先秦古器，即皇祐时期御府所藏的先秦古器。

（三）从文本制作看《记文》的描述对象与创作时间

《记文》云：“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描述了文本制作的方式。从字面来看，先将铭文模勒上石，再将器物作一卷手绘的图像。按字面理解，当时应产生了两种文本：一是包含11件先秦古器款识的法帖，二是描绘器物图像的绘本。

这两种文本在宋代文献中皆可找到存在之迹。关于第一种——先秦古器铭文法帖，翟耆年的《籀史》、赵明诚《金石录》等文献中皆有载。翟耆年《籀史》著录的《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皆言，皇祐年间仁宗诏秘阁太常所藏古器与近臣观览，“诏墨器窾以赐宰执”；“命模窾以赐近臣”。 赵明诚《金石录》中有一篇《周敦铭》的题跋：“右《周敦》而下器铭五，皆藏御府。初，皇祐间修大乐，有旨付有司考其声律、制度，而模其铭文以赐公卿，杨南仲为图刻石者也。然其器寻归禁中，故模本世间绝难得。余所藏公私古器款识略尽，盖独缺此，求之久而不获。有董之明子上者，家藏古今石刻甚富，适有此《铭》，因以遗余。之明云：‘即皇祐赐本也。’” 可见，皇祐时期御府制作的这卷古器铭文法帖在南宋犹有流传。

关于第二种——古器图，刘攽、董逌的记载皆可为据。刘攽《彭城集》中有《同原甫咏秘阁诏藏古器图》诗：“昔占金宝气，天瑞告成功。绘事今时绝，书文自古同，剖钩记巫锦，按刻异桓公。尘世无由覩，昆山策府中。” 此诗记录了刘敞与刘攽在秘阁品赏古器图的情形。结合二人履历，时间亦当在皇祐年间。

然而，根据前文所述，《图录》的文本实际上是包含图像、铭文、考证、赞文等几个部分的内容，这与《记文》描述的一卷法帖与一卷古器图的文本制作明显有别。这一矛盾难以解释。

另外，考虑到刘敞的身体状况，《记文》作于嘉祐时期也几无可能。欧阳修为刘敞所作《墓志铭》云，“及居永兴岁余，遂以疾闻。八年八月，召还，判三班院太常寺。”可见，刘敞赴永兴任上仅一年多就身体染疾，还朝后又有复发，后来在治平三年（1066）召还时，“以疾不能朝，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熙宁元年（1068），卒于官舍。 主持十多件古器铭文、图像的刊刻，是一件颇费精力、财力的大工程，不仅要准确地摹录铭文，还要选好的帖石、刻工以成其事，再请人为器物图像，对当时身体常有疾患的刘敞来说是颇为困难的。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再结合前文对《图录》文本的考辨可以发现，与《图录》中的篇目拼凑情况一样，《记文》也是一篇被移植、拼凑的文献。《记文》原本写于皇祐年间的汴京，而非嘉祐年间的长安；《记文》的描述对象“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是皇祐御府所藏11件古器，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刘敞私人藏器。《记文》与刘敞的私人所藏古器无关，更非《图录》的序言，而是一篇被后人移植到《图录》中的文献。

在《图录》文本的辑佚与辨伪，以及《记文》的重新探讨的基础上可以推断：历史上流传的《图录》文本是一卷伪托之作，刘敞并没有著过《图录》。伪托本《图录》的文本生成过程也可大致作一个推测：从文献记载及引用情况来看，伪托本《图录》产生于南宋时期。伪托者移植了刘敞皇祐年间所作的《记文》，以此作为构造《图录》的序言，并依据其中所言的“十有一物”“模其文，图其象”等元素，汇集了刘敞文集中以古器为主题的记文和赞文。因为需要凑“十一”之数，但刘敞文集中的先秦古器相关记、赞文不足此数，从而将汉代、十六国、唐代器物的篇目也掺杂进来，与《图录》的题名、序言“先秦古器记”形成了文不对题的局面。

通过文本考辨，北宋时期《图录》相关著录的两个问题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其一，欧阳修、刘攽在为刘敞作《墓志铭》《行状》等传记史料时皆未提刘敞作有《图录》，这是实情。其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两次提及的“先秦古器记”，所指当为刘敞在皇祐年间所作的《记文》。其中的一次提及，云“亦自为《先秦古器记》”，另有一版本作“亦尝为《先秦古器记》”。笔者推测，欧阳修在嘉祐、治平年间为集录的拓本作题跋时，述及刘敞于长安收藏古器数十种，因而简要提及刘敞曾为先秦古器作《记文》之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对刘敞提供古器铭文以成就其集古编纂之事有多次的强调，在为刘敞所作《墓志铭》中未提刘敞著有《图录》，两种叙述皆为实情，其间并无矛盾。

刘敞虽写过多篇关于古器的诗、赋、记、赞等作品，但没有著过一部系统的古器图录。这两者的差别对于我们认识金石学的早期发展特征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者指出，青铜器艺术的研究在宋代发生了从“祥瑞”之兆到学术研究资料的关键性转折。 然而，在“祥瑞”和学术研究资料之间，还应看到被视为金石学“先驱” 的士大夫们的赏玩这一过程。王国维已指出宋代金石学的两重性，宋代士大夫对于金石之兴味，如同他们对于书画一样，“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 鉴赏与研究孰先孰后？这对金石学的早期发展特征的探究来看应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刘成纪指出，“虽然补经证史、广识博闻是宋代金石学的核心目的，但审美趣味也必然会从中衍生出来。” 通过刘敞金石文本的研究，笔者认识的轨迹恰与此相反。虽然刘敞在《记文》中已提出了金石学研究的三大主旨，但从文本产生的动机来看，刘敞更多关于古器的诗文应属于文学创作，是在收藏、品赏的相关活动中产生的。早在嘉祐五年赴长安之前，刘敞与欧阳修、蔡襄、梅尧臣、江休复等人在汴京的雅集唱和中就屡屡出现古器的身影，古器的相互品赏在他们的诗酒集会中明显是助兴之物。 虽然刘敞的古器相关诗文中有文字考释、历史考证的内容，但由行文来看，感悟、好奇的意味明显多于严肃的考证。即便是有限的考证类内容，也不免招致后人的批评。如赵明诚所指出的，“惟以意推之，故不能无失尔。” 刘敞对撰述系统的古器研究著作，尚无把握。以此观之，由士大夫所主导的金石学的早期发展有从赏玩、品题而进于研究考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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