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迅：备武南疆：南宋广南制置司研究｜202411-88（总第2907期）

学术 2024-11-21 18:02 河南

原文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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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武南疆：南宋广南制置司研究

文 / 由迅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由迅，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历史系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宋代军事史、历史地理学。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越南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第7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广西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在《历史文献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摘要：制置使司是南宋政权加强区域军事防御而设置的战区制度。为了应对蒙古“斡腹之谋”的进攻，南宋以李曾伯为制置大使筹建了广南制置司来措置岭南地区防御。广南制置司在军事侦察与情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城防修筑和兵力调配构建了以静江府为核心，邕州为前沿重心的防御体系，并逐步完善宾、柳、象、梧等州的内线防务。因受炎瘴气候影响，广南制置司在宋蒙两次广西战役中并未充分发挥军事效能，但其军事建设在南宋末年抗元战争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广南制置司；宋蒙战争；广西；李曾伯

宋蒙广西战役是蒙古为灭亡南宋在西南开辟的一个全新战场，也是宋代广西边疆化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军事威胁。为了应对蒙古自大理方向的进攻，南宋筹建了李曾伯领导的广南制置司（文中简称制置司），使长期疏于兵事的广西地区完成了军事防御体系构建，对抗击蒙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此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如陈志超考察了广西战役中宋、蒙、陈三朝之间的关系；李天鸣梳理了宋蒙广西战役的始末；黄宽重从军情搜集与传递的角度剖析了宋蒙广西战役，使得广西战役的宋、蒙、陈等多方面貌得以清晰呈现；石坚军系统研究了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其他如郑文豪、覃旺在后勤、筑城方面做了专门探索，扩展了对广西战役的研究。本文则从广南制置司的视角，以李曾伯《可斋杂稿》的广西战役奏报为中心，系统分析南宋末年的军事应变和战争能力，以期深化宋代西南边疆军事史研究。

一、斡腹之谋与制司筹建

“斡腹之谋”是南宋对蒙古进攻战略的一种军事认知，但对“斡腹”进攻具体方向和目标的无法预判，长期困扰着南宋西南边疆的防御重心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对蒙军“斡腹”动向的掌握逐渐从风闻变为清晰。因此，应当通过梳理南宋对“斡腹之谋”的判断困境来理解广南制置司的筹建背景及过程。

（一）南宋对“斡腹之谋”的判断困境

宝庆三年（1227），吴昌裔就曾风闻蒙古“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端平、嘉熙之际，阔端、塔海沉重打击南宋四川战区后，进攻大理路线的侧翼威胁已被扫清。嘉熙三年（1239），南宋四川制置司陈隆之具申：“敌人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南宋朝廷将其与拖雷“借道汉水”灭亡金朝的战史勘对，正式认定这是蒙古为灭亡南宋采取的重要军事战略，所谓“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则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窥我”。淳祐四年（1244），蒙古军队尝试“行吐蕃界中，初不经四川地分……直至大理之九和镇”。淳祐五年（1245），李曾伯“遣属管谢图南出边”，“始知大理告急”，“经涉两年，又得一信，始知敌与大理九和之战、公子和之死”。因消息严重滞后，又不知内情如何，理宗立即下诏京湖孟珙“调兵五千赴广西”，故桂林有《罗为荣等出戍广西题名记》：“淳祐乙巳，圣天子以鞑侵大理，豫戒不虞，诏京湖大制阃调兵戍广。诸军以十月二十六日抵桂林，边境肃清，警报不至。次年春，得旨撤戍，以三月初十日起发，全师言还。”此后，南宋对“斡腹之谋”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淳祐六年(1246)，高斯得《轮对奏劄》称：“数年以来，敌攻云南，传闻日骇，荆、蜀、广右所奏略同，闻其将帅最能行兵，批汴捣蜀，咸袭其背，则兵出奇道，盖其常能，无足怪者……命蜀帅抚结诸蛮，邀截障蔽，命广帅驻邕州控扼险阻者，陛下亦既亟从其议矣!”宝祐三年（1255），忽必烈、兀良哈率军“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此后，南宋包括川南、湖湘、广西地区的整个西南边疆弧形地带都暴露在大理蒙军的兵锋之下。

从宝祐三年（1255）至宝祐五年（1257），距离广南制置司设立尚有三年之久，为何南宋应对大理蒙军的威胁如此“迟缓”？高斯得称：“敌窥南徼，事已数载，边臣交奏，日骇听闻。夫敌之往复误我者久矣，而庙堂之上，将信将疑，应接常缓。”所以应进一步厘清宋人眼中“斡腹之谋”的进攻方向在何处？阳枋在《上宣谕余樵隐书》中曾判断蒙古“斡腹”的目标还是攻破长江上游，未必是窥探广西：“敌人知我沿江守备严固，计必斡腹。若图斡腹，必于泸、叙径攻田、杨，田、杨万一不支，则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闯朝廷之后户。宜力谕思、播，深警防度，训练甲兵，扼控险要。须日如寇至，不可以道里险隘，山林深远，肆意自安。”宝祐三年春，兀良合台果然自云南向北攻川南，配合留驻陕、蜀的帖哥火鲁赤、带答儿两部蒙军南下，约定会师于合州、重庆，对残破但仍然顽强抵抗的四川战区实行南北夹击。时李曾伯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正移司夔州进行前线指挥，称蒙军“自蛮中迫叙州汉地”，“兵势与北来之寇相期而合，则上扼嘉定援路，或循南岸而下，则下流震动”。蒙军此番“南北相合”，使四川战区“上下分哨，腹背受敌，咽喉中梗。”其后大理兀良哈台军的动向便成为南宋判断“斡腹之谋”目标的依据。

宝祐四年（1256）五月，四川制置使蒲择之申，罗氏鬼国报：“思、播州谓北兵留大理者，招养蛮人为向道，此不得不忧。”宝祐五年正月，南宋为应对蒙军“将大入边”，以“湖湘正当（川广）两邻之冲”，任命李曾伯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筹办内线防务。是年，蒙哥率军全面攻宋，各种情报纷至沓来，虚实难辨。二月，四川茶马李遇龙奏：“溪蛮为敌所有，欲为窥伺邕、宜之计。”九月，蒲择之奏：“鞑侵罗氏鬼国，不可不力之备。”不久又奏“播州乞兵，想事势颇急”。“十月以来又闻南边特磨安南之传。”可见蒙古“斡腹”入蜀、入湘还是入广成为南宋在西南防御上的判断困境。这种困境揭露了“斡腹之谋”的实质，即宋蒙战争中蒙古完全掌握了进攻主动权，不管是灭大理、攻西蜀、侵安南，还是入两广，均可按自身军事战略需要进兵。而南宋只能左支右绌地被动应对，一旦蒙军出现在防备之外的薄弱战场，便只能以“斡腹”、“捣背”、“扼吭”来描述这种战略压迫，确如知枢密事吴潜的忧虑：“此贼用兵，无不取，无必取。而无必取者，乃所以行其无不取之计。安知其目前之谋？”迟至宝祐五年十月，广西经略印应飞终于探获大理蒙军攻入安南、特磨道的准确动态：“此贼积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阐，降罗鬼，此皆蛮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请旨调拨“二万人命两大将前来，转残局为胜势”。而四川方面李遇龙回奏：“播州已半月无报”。湖南安抚大使李曾伯敏锐地察觉到大理蒙军的后续进攻意图：“臣窃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议其后，荆兵托于里，犹可以缓其入。乃若邕、广一路，蹊径杂通，备具素虚，臣正切忧之。”他认为若蒙军由播州驱黄平关攻击湖南，尚有荆蜀两阃合兵可解，惟有“斡腹”入广则深为可虑，建议理宗尽快措置防御。故宝祐五年十二月，宋廷以“广右备御及此少暇，宜立规模，合阃置屯，当行事，即可拟进”，任命李曾伯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任责边防”。至此，南宋终于提前九个月明确了蒙古“斡腹之谋”是以广西为最终突破方向并紧急筹建广南制置司备战，在西南战场主动权上扳回一局。

（二）广南制置司概况

宝祐六年（1258）正月，南宋以李曾伯为“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其（广西）经略司官属，改充制司官属”，宣告广南制置司正式成立，辖广南东、西二路。广南制置司的具体构成史料有限，只有李曾伯《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提供了部分情况：

提刑、提举兼参谋四明丰菃，制机左锦文可嗣、眉山家遇、河内李曾修，制议永嘉邹琳，制干清湘管安昌、襄阳李湜、旴江聂世坚、合沙卓右龙，制佥长沙凌炳炎、来江陈弥寿、括苍张建大、济南杨泾、九江刘烈、清湘赵龠夫、庐陵朱埴、会稽陈策，制帐都统制长沙朱焕，总管岘山彭兴、浮光余梦发、都梁丘政、浮光朱大德、寿阳王胜、金陵王达、金陵陈邦杰、浮光张，钤路统制合淝程俊、泗川周旺、都梁李庆、山阳杨俊、浮光周胜、海陵戴俊，戎司属官浮光吴起宗、清源罗万敌、古霅郑祥。”

由此可见，广南制置司基本采用南宋制置司的成熟架构，包括制司参谋官、主管机宜文字、计议官、干办公事、佥厅以及所属帐前统兵武将等。制司主要官员部分由原广西经略司转任，但更多是外调而来的李曾伯在淮、荆、蜀时期阃内旧部。如碑文中“制议永嘉邹琳”就是李曾伯任京湖制置使时的计议官。李曾伯又有《奏乞叙复朱制参元官事》称“广南制置大使司参议官朱文炳”，“自京湖宣阃辟之参幕，援夔、应襄尤竭忠力。臣度岭此来，适值斡腹告警，文炳在元幕，又能相与筹度，以济艰危。即其材略，求之前后阃幕，未见其比”。这些旧部的入职为广南制置司措置广西军事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是弥补广西边臣的大量守缺。因为南宋时期广西为烟瘴之地，现又兵凶战危，朝廷所命边臣多推脱不赴任，且新到官员不熟悉地方事务，与制司亦沟通不畅，恐贻误军机。不若以制司僚属委之，则上下皆便。例如钦州守臣出缺，朝廷新命张全赴任，李曾伯以前线防御吃紧，“遣专介往江陵授以省劄，送以路费，趣其此来。”“荆阃牒报谓其见病”，不愿赴任。又象州战后颓坏缺守，“委制机赵希哲往权”，“方赖极力整顿，已择地于置保”。又柳州“赵汝迈亦已瘴故柳”，“应接新守凌云，虽未知何如？人居在吴门，未必更历”，只得先令“本司参议官陈梦炎往彼为守”。陈梦炎为李曾伯“属吏今二十年，平时相勉以善，臣敢以身保。”这种“见任者不可致”的情况，李曾伯抨击道：“近以张全、王该皆在闲居，辄以名闻，蒙赐出命，今皆托疾不肯就道，此曹惟知择利而往。”理宗也慨叹：“今人多是辞不肯去。”姚勉更是直斥：“古人处此，则以虏侵入境为自己之辱，争驱除之，必欲洗雪其耻。今时士大夫不肯以为辱，但要谋身为避难计。臣实不晓今之士大夫是如何？”可见，“择人此于边防实为急务”的前提下，差遣敢于任事的制阃旧部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是督导地方积极落实制司下达的防务。如敦促广西城池建设，李曾伯“选委官属四人，令郑恭往邕州，郑益谦往宜州，赵龠夫往融州，章闶往钦州，各令点视城池、器械、兵戍、粮食及与守臣商确备御事宜，相与区处。”又如措置关隘守备，“委之各郡守臣，恐其不作紧，须从制司专官守待乃可。”“邕州则专委谢济及制机赵立，宜州则见差待功人新辟安远县杨泾兼本司佥厅，就往权宜州通判，钦州则见委本司准使赵崇商，融州则委元系经司机宜、见辟本州通判刘寅祖，令各任责，催趣措置矣。”

至于制司的统兵大将，李曾伯认为广西自南渡之后，素不识兵，今调江淮京湖诸军戍守，亟须一员干将专责军事行动，所谓“兵虽预办将不可不预择”。于是请借淮西总管钱万为将，因“观下流应援诸将，万为首称”。后又在贴黄求取蜀中刘整，因其“善于教练战士者”，对编练广西战区诸军有利。最后宋廷同意李曾伯的请求，但钱万、刘整皆淮、蜀急用之人，于是改派李曾伯旧部淮将刘雄飞为广南西路融宜钦三郡镇抚使，随后又兼知邕州，总领广西边面诸军归制司指挥。镇抚使为南宋初年高宗时始置，赵鼎为相皆罢之，在诸使所据地区，除茶盐由朝廷置官提举外，其余均归镇抚使便宜行事。在广南战区恢复镇抚使之职，正是为了应对广西边疆防御的严峻情况，允许统兵武将随机应变。

二、军情搜集与制司战略

军情搜集的效率及准确性是军事战略选择的关键。广南制司初建，有限的军力如何摆布，防御重点应在何方，是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淳祐九年(1249)，李曾伯任广西经略使就提出“边防所急，间谍为先”。广西“本路与淮蜀不同，盖由为蛮徭所隔，种类不一，语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碍，稽之前牍，类以为难。前者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赊而沉，黎蜀羌以西又在遥邈。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见，与边州守臣及谙历南事之人多方商确，重赏招募有能识蛮路晓蛮语之人，令其结约诸蛮，深入远探以伺动息端的。”李曾伯还进一步主张建立完整的西南情报网，所谓“虏若自沉、黎以西之诸羌透漏南诏，则蜀阃当先知；敌若自思、播一带之诸蛮透漏沅、靖，则荆阃当先知，其与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广南制置司正是在军情搜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战略部署。

（一）广南制置司的军情搜集

宝祐六年，李曾伯二度入桂，发现广西军事情报系统混乱不堪，以广西经略印应飞的桂林改筑事件尤为典型。时广西经略司正奉命修筑静江府城，谍报有蒙军南下入特磨道之警，但“应飞之守桂，去边尚数百里，一闻去秋邻警，惴然若不能以终日，骇状百出”。以至于“谓寇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摇动邻境。如泣涕以对僚属，缒行李之下城，遣家属之出境，谕士民之避兵，几欲调兵登城守御，仓卒挑石伐木，筑堡七星。自知其不可，于是改浚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万余，劳费四五月，嗟怨满路”。桂林深处广西腹地，与沿边相距甚远，是否有敌军渗透千里而兵临城下？印应飞作为广西最高长官无法辨识真伪，经略司官员也不能斧正，上下竟皆以虚传而动摇，是积弊极深矣。理宗在与李曾伯的奏谕往来中，也察觉前线情报“连递迟滞”，认为“关系非小”，指示李曾伯“契勘究治”。广南制置司遂“差人根刷”广西境内沿途铺递，并奏请自桂至潭添置六铺，便利与临安的信息通达。此后广西军情传递，自邕州至静江只需四天，五天以上的传递则已属迟滞；静江到潭州仅需三天半，潭州传送到临安，也仅需七天；若无雨水阻碍，则从临安到静江，全程只需十二天即可。至于对外情报方面也相继开始处置：

一是宜、融二州方向的军情。宝祐四年九月思、播二州告急后，理宗已令吕文德进播州驻防，但又担心蒙军从播州改道南下侵入宜、融二州。据广南制司的宜、播情报体探线路：“（宜州）差将佐李质等前去罗殿等处体探事宜，据供直至蜀中南平军路处播州探到事宜，系六月十一日复取播州，出黄平而回，至七月十一日到宜州。”可知“自播至宜，其程不过一月，委去贼境不远”，确实应当留意防备。故刘雄飞初授官职即为广南西路融宜钦三郡镇抚使，南宋“令（广南）制置大使司指定置司去处”，“向者皆以宜州为要紧，刘雄飞本欲使之兼守宜州”。但后来蒙军主力侵入安南，宜州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南边的邕州。

二是安南方向的军情。安南北部与广西永平寨相接可直抵邕州。水路则缘海而行，至钦州到岸转往广西腹地。云南蒙军是否“假道”安南转攻广西，成为广南制司战区防御判断的重要考量。因此，李曾伯在赴任途中便指示广西经略印应飞派南剑人廖扬孙“以书币遣之入交”体探，开启对安南的详细侦察，并规制“若随朝廷赐赉而往，则为有名间；寻常邕、钦峒丁商贾与之往来，却自无间”。安南军情侦察路线，在蜀人杨庆成到安南处理请援事宜中有载：“自邕往，由钦而回，以历水陆之两道”。那么安南入广南有邕、钦水陆两途，孰为重？又涉及到刘雄飞镇抚使置司何地的问题。当时宋廷虑安南附蒙，以钦州为要，欲令刘雄飞前往戍守。李曾伯认为“钦虽重，去交境惟海道则通，陆路仍自邕往”，“只是备钦州滨海一路，若以安南至邕则溪峒蹊径不一也。”所以“南边紧要，邕重于钦。虽有安南之事，海路至交，闻水程十日，交能乘海，鞑所不能也。陆路三日至邕，乃自邕往交，若邕固则钦亦有恃”。另据现任钦守丁瑶呈报“本州无城无兵无财”，也不适合大军屯驻。最后，宋廷赞同李曾伯的战略判断，加广南西路融宜钦三郡镇抚使刘雄飞兼知邕州，并于邕州开军衙，广南制司军事防御重心至此终于确立。

三是大理方向的军情。广南制置司既以邕州为前沿中心，望其能控扼两江庇护边面。但检视邕州至大理沿线情报体系则更为混乱，南宋自孝、光朝之后买马渐绝，两江内外蛮心渐失，蒙古又向东不断蚕食边境溪洞蛮部，广南制司要获取情报更为困难，诚如理宗质问“邕州去大理本不远”，但“间探不明，虏报不的”。李曾伯回奏道：“自邕至特磨达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程，共计三千九百二十里。前后广西遣间多是能至特磨，少能至大理者，盖沿途诸蛮隔绝，不易通也。”宝祐六年七月，邕州刘雄飞措置防务时也发现“两江诸峒习于往时南边单弱，犹有负固强梗者。如近日李维藩之恶，不去之必致通敌为患，此不容一切姑息”。又前邕守云拱曾言“上安州许忠义之患”，刘雄飞复言“其罪恶滔天，此为江右之患者”。刘雄飞又奏左江“思明州黄炳通交已久，诸女皆嫁交国，左右多受交官，此却虽不致劫杀为患，而阴谋尤为难测”。两江地区“此等奸宄，人面兽心，平时犹梗吾化，有急必为贼用”。因此作为沿边镇抚使的刘雄飞力主征剿，彻底掌控两江。但两江地区恶化至此，非一日之寒，黄震曾言：“今左江四寨二提举，右江四寨一提举，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寨官则民官也。比年诸洞不供，财赋无粮以养提举之兵，寨官亦与洞官为伍，而邕之边备弛矣。”李曾伯进一步分析：“近年以来，上下狃于循习，事势日以陵夷，诸寨兵戍既发旧屯，提举四员祗存虚阙。盖有以身而犯难，未闻有功而见知，既无俸可以养廉，且终满艰于得代，遂致无人愿注，类畀摄官。贪婪小人，损失大体，取轻纳侮，习久成风。以此永平之被焚往见于交人，横山之夺印复见于溪峒。向也输纳税米及钱以供提举官请俸，今皆失陷，无复有之。向也首领至寨庭参，今率相抗礼，甚者反加慢骂矣。载思祖宗成规百年，羁縻以相安，比岁废坏之若此，积轻之势有自来矣。”因此战前仓促初置两江溪洞问题并不可取，广南制司最终决定“抚循以示柔服，强其本以折之”，改弦更张制定了一套新的边疆防御战略。

（二）广南制置司的防御战略

广南制司基于左右两江蛮情的变化和对大理军事情报的混乱，在防御战略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即后撤两江传统藩篱，建立以邕州为中心的前沿防御。这个决策不仅大异于历代分守广西的军事地理认知，也是李曾伯的自我否定。淳祐九年，李曾伯初入广西之时，其《帅广条陈五事奏》中的战略十分清晰：“广右之藩篱在邕，邕之藩篱又在两江，习南方形势者素有此论。盖以右江通大理来路，左江与安南接境，两江羁縻州峒险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赖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图经》，两江如横山、永平等处皆自庆历、景祐间祖宗盛时朝旨措置城筑，见得以其地为重如此。”但宝祐六年李曾伯再回广西，见两江如此光景，则不能不变，其《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则云：“言南边备御者必曰永平、横山，以其正在左江、右江也。左江邻交址，右江接特磨，虏若南侵，必由之路。议者欲屯兵置隘，似起人意。至勤庙谟为之督趣，阃画勉而膺承，见诸文移，姑曰图备。近据云拱诸将之所相度，今复据林开先之所点视，其两隘之不足恃，亦可睹矣”。正是两江诸峒混沌不清的状况，若使广西宋军主力再前出横山、永平防守则如孤竦群蛮之中的扁舟，随时可能倾覆。所谓“刘尚去吴汉营才二十里，光武犹忧之；今两隘去邕皆数百里，皆十日程，又介诸蛮之中，曾谓以千余人处一小寨，而气力可以自保乎？声势可以相应乎？”因此，左右江地区目前只能“择险立堡，自为家基，临急添屯，使有驻足”而已。

武将刘雄飞实地勘察后也认为：“南边溪傜错处，蹊径杂出，所备不止一处。如横山、永平两隘，若欲如前议屯重兵，则实所难行。”加之沿边“溪峒蹊径不一，贼与我军相持在前，或以潜师绕出我后”，则广西腹地有累卵之危。现今“当遍谕诸峒，分地作寨，首尾相贯，使如连珠。两堡却屯官军，为之纠合，此为利便。”其实质是宋军不在横山、永平两处聚兵作前沿防御，只以两堡做纠合两江峒蛮之用，“总而率之”者不过“官兵头目”而已，令其建立寨堡体系，一则以蛮制蒙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是判定敌军的动向。而宋军主力在邕州以逸待劳，根据军情回报再行狙击，实行内线的机动防御。所谓“可以置堠望，不可以立戍隘……恐蕞尔墙堡，介在溪蛮，徒立此的，以为敌饵，缓急决难抗敌，一有疏失，坚者亦瑕。昔晋欲以三万人城邾，陶侃所不敢为，庾亮城之则败。侃意盖欲空荒其接壤之地，不为无见。”“空荒”两江的战略还可以借蒙古之手来整顿混乱复杂的峒蛮之情。大理经特磨至邕州共三千九百二十里，蒙军长途跋涉而来必补给困难，若循忽必烈“大理故事”以收沿途溪峒之心则徒增后勤压力，若尊蒙古传统奔袭战法则必因粮于蛮引发冲突而南宋坐取渔翁之利。而且后撤以邕州为防守中心，能减少前沿防御战线，缩短后方补给距离，能有效集中广南有限兵力加强防御力量。

第一次宋蒙广西战役也印证了新战略的效果。宝祐六年八月十五日，刘雄飞因横山地分警报日闻，亲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横山措置摆布防遏。李曾伯及广南制司震恐，刘雄飞私自离邕赴横山对敌，破坏了既定的防御策略，遂“以极边守臣不当轻出”，“劄雄飞如到横山摆布略定，留兵备御，亟回本州措置防守。”又“劄邕州更切精加体探，严紧堤备，并专劄雄飞，令诸将率峒兵，于横山等隘择险剿遏，仍仰雄飞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钦宜三郡一体堤防。”宝祐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敌已透入鼠隘，诸军急登粮舟，多回邕城”。此番教训到第二次广西战役之时，宋廷及广南制司严令坚守邕州地区，刘雄飞亦不敢再擅自行动。至于溪峒蛮情，确如李曾伯所料：“议者正谓连年失诸蛮之心，惧其为敌用不为我用。今此一番寇入，诸洞不能不为敌害，亦有能出力拒敌，以所获人马来解者。正当乘此结约，以羁縻之。”如右江许忠义之患，“巢穴亦为鞑所焚荡”，故许忠义“擒到鞑贼二人、鞑马一百匹，申邕州遣人取解。雄飞即与书填真命，给付元印，许补官赏，优行支犒”。广南制司遂借此重新开始团结沿边溪蛮以为耳目，“蛮长未有官者补以官资，许之世袭；已有官者与之循转，仍厚支盐锦，以结其心”，这个方针使得诸蛮夷溪洞在准确侦知蒙军第二次进攻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以城为守与军力调配

两宋时期依托城池防御是有效对抗游牧骑兵优势的主要手段。阳枋曾言：“城筑固矣，不无斡腹。”前广西经略安抚使胡颍也提出：“彼利其骑战之长技也，吾必有以制之。惟内城桂以为根本，外城邕、宜以为捍蔽。若来，进不得战，去则乘其敝击之，坐胜之策也。”因此，构建坚固城防并调配充足的兵力防守便成为落实广南制置司防御战略的首要举措，所谓“非城固不可以备敌，非兵则又不可以捍城”。

（一）备边无如守城

广南制置司成立之初，管内各城池情况极不乐观，静江府“虽有城，既褊且瑕”，又经印应飞仓促改动，“工役之浩费尚多，病弊之当整不少。”邕、钦、宜、融四个沿边防御支点问题更多：“今南边四郡，邕城粗具，钦城毁，宜旧城难恃，新城徒筑，融虽城未坚，且无濠。”最致命的是广西城池只“备蛮，非备胡也”，均达不到对抗蒙军的防御强度。故李曾伯强调：“十数年来，虚议论则多，实规模未立，犹恃烟瘴，未逼风寒。今事势既视前日不同，惟有汲汲措置修竣，乃为上策”。至第一次广西战役时，广南战区的主要城池已基本修筑完工：“邕州则城已圆备，惟旧濠高下、浅深、阔狭不等，镇抚刘雄飞见行开浚，日有规程。宜州则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旧城，增创楼橹，亦既粗备。守臣彭宋杰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带，复引官陂活水潴成夹濠，工役见此趣办。融州则新城已自毕工，惟并开濠河，工力浩大，累状申乞，科降未下。钦州则介在海滨，城壁素恶，守臣拱见随宜整葺，引水灌濠。”至于静江新城则始自宝祐六年二月增筑，至开庆元年（1259）四月而成，后又“缩城脚以开战道，展濠面以远矢石”，共费“缗钱三十六万二千七百有奇” ，可称得上广南第一坚城。

除了以上广西军事重镇建设以外，在第一次广西战役中暴露的内线防御不足问题，广南制司自宝祐六年底也开始陆续措置。当时“据探事人报，贼马大势取间道出武缘，若果如所报，则此路不经由邕州城下，径可至宾州，若不至宾州，亦径可取十路至柳州。一通柳江，则四散支路尤多，去静江已不远。中间通湖南、通广东，蹊径不一，委是事体紧急，不容不虑”。所以宾、柳二州也被纳入备御地区。柳州“创筑新城，守臣王该见行措置兴工”。“宾州则平地，无险无江，缭以土墙，今多颓圮”，见委新守“往视安城、临关等处，为措置山寨之举”。由此观之，至开庆元年五月时，广南制司管内六郡及静江城皆有措置，可谓重江坚城以为屏翰，惟宾、柳新作，尚不齐备而已。据李曾伯在第二次广西战役之前最后一次筑城奏报：“邕见加浚城濠，融、宜、钦三城皆促增修浚。钦则朝廷见科五十万，融则本司近拨十五万，宜则本司近拨十万，俾令为工役之费，柳州则已准朝廷科拨百万之请……惟宾则无力可以城筑……（遣宾守刘士龙）前往措置关隘，为保民计。静江城池，则臣增筑新城已渐就绪，惟旧城尚费工役，然随宜补葺，亦已大胜旧岁。”又“近者（桂林城外）寨屋有请，亦已再科五十万，（邕州）雄飞又以一百万助之矣”。可见，对广南制司以坚城为防御支点的战术，南宋朝廷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前后共费科拨约八百二十五万，李曾伯慨叹道：“（凡筑城）申到计料之数，并无裁减，尤见朝廷委信之笃。……今蒙朝廷如数应之，各郡自当竭力措办，更复何说！”故蒙古第二次大举来犯，除“宾、柳被贼经过，未免创残”外，“邕、宜、融、钦有城壁处，四郡皆安堵如故”。静江府城“踰年规画”，蒙军薄城下时“与民共守，未至疏虞”。由实战观之，“修浚城池之计”在广南战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调兵以戍广右

李曾伯在总结广西军事形势时称：“广右无大险阻，且无长江大河之限，若欲控扼此虏，信非重兵不可。”但广南制司开阃之前，“广中屯仅有安边一军不及二千人”，虽有峒丁六万余人，却“不足倚仗”，因此广西防务全仰仗外来戍军。“徐经略、印经略臣任内，朝廷节次调到戍军，截五月终共管七千三百六十七人，马一百九十一匹。”故李曾伯忧虑：“广西见驻戍诸军散在桂、邕、宜、融诸郡，朝廷近调见共不满万人。若以荆、淮规模，未足守一郡，今以守一道。”“驻戍实共管九千八百五十人”，具体为“静江府四千三十八人，邕州三千六百七十人，宜州一千四百五十人，融州三百七十二人，钦州三百二十人”，“分布诸边，固自不足”。为了增强广西防御，宋朝中枢极力调发全国兵力，除了受创最深的四川制置司外，京湖、两淮、沿江三大制阃都派遣部队来戍守，广东、湖南等安抚司也量力抽调兵马支持。至宝祐六年八月，广西戍军达到极盛的二万六千人，其分布如下：“邕州凑足一万人，钦州水陆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军马止有王达沿江部二千人未到。” “留静江乃是沿江部、湖南部，共五千余人。”戍军的空间分布充分体现了广南制司的防御战略意图。

从第一次宋蒙广西战役进程又可以窥见广南战区内部的增援机制。宝祐六年九月，兀良合台帅蒙军抵达田州、奉议、上安一带扎寨，以“蚕食诸峒，驱用群蛮”。此触发了广南制司左右江防御机制，刘雄飞由邕州发兵一千至横山寨，又五百至思明州，纠合两江溪峒措置剿遏前哨，“随机进止，防敌奸计”。当蒙军透漏老鼠隘，进至武缘威胁邕州时，内地的增援机制启动。“从钦州摘戴俊五百人以往，又从宜州摘张文彬一千余人以往（邕州）”，宜州张文彬军部移动后，留守戍军俞昱等一千二百余人，又令拣择僮丁强壮添助战御。值得注意的是，张文彬部并非在宜州城中驻扎，而是在柳州东泉市屯守以为接应。柳州之东泉市者，“去桂二百余里，实在邕、宜、融三州路口”，“可以建戍隘，可以开耕屯广人”。东泉市建设后，李曾伯“以其不通水运，且无城堡为虑”，“体访得柳州形势，大江回还，且水深可恃，瘴轻可居”，北与“东泉相去止六十里”，遂在柳州屯军作寨以为掎角之势。因此，东泉张文彬部调发邕州后，仍留“鄮进一千人在柳，备武缘透漏”，并嘱咐宾守吕振龙控扼关隘。此外，李曾伯认为：“彼以大势漫山而来，故非一小路所可扼也。所谓宾、宜小路，尤更非止一途：透武缘，渡南来宾，即入柳桂一路也；由横州透贵、象，径通湘、广，一路也。实是地里平旷，杂出如麻，兵力不足以摆布此。”刘雄飞亦报：“贼既过隘，度必来邕，又恐其从武缘而入”。广南制司遂令后续入广的沿江副司二千人，三峒七甲二千人“在湖南存留，或遇紧急、却往取调”。枢密院再调四千人在长沙，“屯兵于湘，实可以为邕宜、沅靖两路之备”。最后，严令静江五千戍军不再调动，留兵于桂坚守，以免“桂若一摇，江湖四面皆耸矣”。由以上可见，宋蒙第一次广西战役虽没有激烈交战，但广南制司处置相对得宜，各路要害兼顾得当，情势稳定。

开庆元年初，广南制司在战后检讨时又进一步剖析了蒙军战法：“凡其始至，大概犹缓，向后来路既熟，兵势浸紧。所谓去岁犯邕，止是蹈路，诚如或者之议。今年之备，比之常岁固不可不加密也。”去年蒙军前出至武缘，“宾州去邕四程，象州去宾五程”，二州皆“无城无兵”。宾守吕振龙避寇于山中，象守奚必胜越境而逃，二者皆被追责惩处。横州“城壁亦不可恃”，横守刘清卿放水设隘以阻溃卒，得到褒奖。由此可见广南战区内线防御十分空虚，因此广南制司在战后积极修筑柳州城以及宾州关隘并调兵设防。理宗更是亲自关注广南内线防务：“虑其突如而来，了无拦障，惟西江如融、柳、象、浔、藤等州皆在此江之滨，直透南海，于此用人船上下，络绎其间，则可以遏其锋。更于融、柳二州辍一监司任其责，象、浔之间复用一武帅统兵在焉，如此则是邕、宜托里，一重限隔，不知其说如何？”具体而言，主要是分为两个方向三条路线：

其一是“顺流而下东广”，主要防备蒙军东入广东向粤闽沿海肆虐，这是“备水路，非备陆路也”。广南制司认为蒙古“在淮、在汉，所用战船率以索缆挽之而行，舍鞍马而事舟楫，终非其所长也”，所以西江上游“若邕城有重兵坚守，贼必不敢越之循江而下”。下游之地，因广西“众水皆会于梧，然后合而出广东”，又“梧州乃二广襟喉之会，米盐运载之所必由”，所以只需在梧州、封州界“置舟师一屯控扼，以为顺流东广之备”。正因为梧州“此实所以蔽东广”，其防务更需要广东安抚、转运等司紧密配合，所谓“须以东广事力资之可也”。其二是敌军透漏武缘后，北上直驱静江而入荆湖腹地。李曾伯曾言：“融、柳、浔、象四州以地里言之，柳则居邕、宜、融三郡陆路之会，象则乃静江至邕州旧来取马之路。寇不入则已，万一有警，自宜、融而入皆经柳之东泉，自邕而入亦经柳，又便道则经象（此路来桂地平），比之融、浔为重”。因此守备内线以柳、象二州最为关键。所以广南制置司布置戎帅一名，“领二三千人屯之柳州”，“更得千余人屯之象州”，“为邕、宜一层托里之限。”

图1：广南制置司防御体系示意图

最后，考虑到第一次战役时“诸隘冲溃之军，不由桂府小路透入湖南”，故湘桂支径也应“措置控扼”。但“广西与湖南接境，客旅私小路非止一途，若处处控扼，实难周遍。兼自邕、宜极边小路透入广西地里，已自旁蹊杂出，防托不尽，若欲又备向里一层支径，委无此气力。”故广南制司认为“备外之责当在广，托里之事则在湘，大抵外不可以应内，而内可以应外也”，建议由湖南安抚使司调兵共同负担湘桂毗邻防务，监视荆湖门户，以减轻广南制置司的军事防御压力。第二次战役结束，李曾伯鉴于蒙古军队相对顺利穿透湘桂边境的现状，进一步建议广西、湖南“融脉络实相贯通，情分岂可矛盾”，不能“妄谓桂所以蔽湘，湘不可不应桂”，“湘、岭须当作一家相应”。若两家各自为政，则“边报自南来，有已入岭境而湘不及知，岭纵关报，未必便彻，方且疑信，以戒张皇”，“若湘岭合，则动息即计日可闻矣”，“若湘岭合，则视为统部，有警则必遣援矣。”至此，南宋广南战区形成了以静江府为核心，邕州为次中心，宜、钦、融为沿边，柳、宾、象、梧为次边，左右两江为敌情侦察防遏地区，东泉市为内线机动兵团屯驻地的全新军事防御格局（参见图1）。

四、宋蒙广西战役的错位结局

广南制司防区建设在第一次广西战役后日趋完备，应当有能力拒止蒙古的“斡腹之谋”。但第二次广西战役，兀良合台再次进犯却相对顺利地透桂入湘，广南制司似乎并未发挥其应有的边疆守御作用。这种实际战争效果的落差，是否表明南宋精心构建的广南防御体系徒有其表呢？细考史料，左右宋蒙广西战役的关键不在人事而在气候。李曾伯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开篇有云：“极北之寇，犯炎方宅南之境，狙伺二十年，驰鹜数万里，拥众驱蛮而入，乃载籍所未有！”所谓“载籍所未有”不仅指“斡腹之谋”，也指“炎方宅南之境”的恶劣气候条件。据满志敏、张修桂的研究，南宋末年正值中世纪暖期气候波动的第三个温暖期阶段，而在低纬度热带地区的广西则更为炎热。时称广右“瘴乡风土恶弱，重以斡腹之扰，委非善地”。因此在调兵之初，李曾伯就担忧因炎瘴造成的巨大非战斗减员：“南方炎瘴，委是可畏。今见戍之兵亦自多病，或谓七八月间气候正盛，邕、宜又甚焉，深恐将士不谙水土，不待宣备御之力，而已多疾患之虞。”第一次广西战役之时，情况更加恶化：“今岁瘴疠甚于常岁，士卒病故者多，虽不住修合药饵发下，无策可救，委费区处。”刘雄飞在邕州也以此催促广南制司增援，因为“今年调兵万人在邕，苦于瘴疠，立以为可用之兵仅千余人”，李曾伯只得“辍张文彬见屯东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外，今尽数前去邕州贴助”。其实不仅宋军因炎热的气候减员，蒙军也损失颇大。据《元史·兀良合台传》载：“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军士皆病……兀良合台亦病。”所以，第一次广西战役蒙军“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广右“虚实险易”，“已习知之矣”，但却因瘴疫影响被迫折返云南，未能深入攻击空虚的广西腹地。南宋军情回报也说：“去冬鞑兵侵入横山寨，多以病死，兀郎骨解亦以病归，此则天之佑中国也。”诚所谓“虏骑北马多毙，往往亦以炎方之非利”，“自古南方用兵，上雾下潦，盖所共苦”。

第一次广西战役后，李曾伯也“宿瘴发作”，清点辖区兵马时，更不禁慨叹：“将帅远入瘴乡，委是不易，如淮东谘议李安国自横山归，一病竟不可为，见戍者能无寒心！”“池州都统鄮进戍于融、柳，一病几殒”，“知柳州赵汝迈亦已瘴故”。南来诸军“苦于烟瘴，虽给以药饵类弗能疗，邕钦之阃至有一军而毙其半者，忱为可悯” 。当是时，广西“炎方烟瘴，易至染疾，毙者相枕藉。桂林虽号清淑，今亦有气候矣，如邕、钦、宜则毒雾熏蒸，有全军而损其半者，有头目又俱亡者，亦可悯甚矣！将士在戍日久，有三两年而未归拆洗，皆有怀土畏瘴之心，特藉军国纪纲以维持之耳。”有鉴于此，李曾伯认为“毙者出于水土之恶弱，实无策以救之也。自古马援及本朝郭逵入南，盖已苦之矣。今在戍将士有三四年而未得归者，尤为可念，若今又幸而宁敉，其势只得摘令拆洗，不容弗恤也。”所以在战争间歇期，广南制司将“见戍兵内将近地人撤回一半，俾令拆洗”，以避“冒暑入瘴之患”。在第二次广西战役开始之前，广南战区兵力是严重缺员的，“见今邕、桂各不过屯戍五千余兵耳。宜、融、钦、柳四郡留戍多者千余人，少只数百。”

开庆元年六月，蒙军启动第二次广西战役，时探边正将黄成、冯龙賫从特磨道农士贵处探得蒙军欲今秋八月间分两路前来犯，钦州探事人唐宗“探到敌人动息，与邕州镇抚司前项所报事体略同。”广南制司情报官总管谢济从路城等州亦探得蒙军有“秋间行兵之说”。三状情报合勘无误，李曾伯立即缴申枢密院奏催调军马入桂，并劄沿边诸州更切精加体探，严作堤备。具体摆布为：“邕之一州自乞增兵作万五千人”，“宜、钦皆屯三千人，融、柳二千人，宾关千人，静江亦领得万兵，上下通约三万人。”七月，广南情报再申：“贼在诸蛮出没，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面对如此紧急的军情，李曾伯连发奏报催促：“深虑诸阃各自为计，或遣戍违期而不至，或者弱充强而俾来。南边僻在海角，其谁与守？天下大势犹一舟，一物不牢，同受其弊。若边角虽固，心腹弗密，患弥亟耳。”甚至期盼理宗直接“宣谕外廷，照已拨军数速赐遣发，免有更易，俾得在中秋以前俱到广右，庶几得以随宜布置”。但南宋此番调兵入桂却异常迟缓。李曾伯在《奏节次调兵自劾事》中指出：“庙堂入秋以来，节次行下，虽云调兵共一万四千余人，而湖南二千、泉州一千，元不发至，止共有一万一千人。内湖南三千人、黄州一千人、江州一千人、镇江一千人，以八月半后到司。”广南制司原本要求的是“调精锐一万五千人，凑见戍水陆兵共三万以期分布防守”，南宋只拨给了一万一千人，先行到桂更是只有五千人，而八月初八蒙军已经绕过邕州进入广西腹地。实际上，后续人马“至九月以后，黄州张文千人，建康周旺千人，池州徐德千人，淮东丘政二千人方接续至本司”，其中“张文军大半幼弱，而徐德、丘政军衣甲俱不至”。而“时寇已过宾踰柳矣”，九月二十二日蒙军“突至静江城下，径犯南门圃子”，“幸而诸将戮力用命，与之对射，毙其头目而却”。可见，广南制司精心打造的防御体系，因调兵迟缓和不足额，实际上并未充分发挥效能。

当然南宋调兵迟缓，除了畏惧气候炎热疠毙之外，还有因其诱发的逃卒问题。广西战役战期间，军队中有士兵不堪炎瘴纷纷逃归，“去岁广右逃亡计七千余人”。战歇期，广南制司又奏“近自数月以来，戍军有结连逃归元寨，本司虽已移文各处阃臣，乞令押回元戍”。但元寨却对“逃归之士往往支给钱米，不失旧籍，听其避劳就逸，罚无毫毛之伤，此大可虑也。”故李曾伯希望朝廷“岭峤以南其谁与守之”为念，“行下禁戢，俾凡有逃卒，断治发回”，否则“在边之士皆将相率而逃，虽主兵之将日加防闲，将亦末之何耳”。理宗闻奏当即下“圣旨严与戒约”。此举虽然约束了逃兵，整饬了军纪，但与调兵各阃之间造成龃龉。更重要的是，自宝祐六年四月蒙哥亲征以来，蒙古诸路大军冲击整个长江防线，蒙哥主力强攻四川，忽必烈侵入京湖，也柳干袭扰两淮，这使得广南戍军的兵源地本身就岌岌可危，抽调兵马远赴广西自然就姗姗来迟。

综上所述，两次宋蒙广西战役都是因气候产生了错位结局。第一次战役，兀良合台主要目的是攻略广西，而初置的广南制司只能勉强措置沿边防务，腹地宾、柳、象、横诸州都十分空虚。蒙军顺利突破老鼠隘到达武缘后，却因瘴疫流行无法继续进攻广西内线。第二次战役，广南制司经过一年的查漏补缺，精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内外防御体系，但却因为南方炎瘴不得不将大部戍军返回内地拆洗，后又因调兵增援迟缓导致战区诸城只能闭门自守，无法组织兵力拦截蒙军。但此时兀良合台的战略目标已不是攻占广西，而是受蒙哥谕旨穿越湘桂，约定明年正月会师长沙，以图击穿南宋长江防线。从时间上看，开庆元年夏，广西“炎方秋暑正炽，本未当兵动之时”，蒙军却在盛夏六月出师，七月犯塞，八月初八至横山，九月二十二日哨马已犯桂林城外，后“取义宁小路透入湖湘，至十月半后方绝”。所以，广南战区虽然面临“寇入早，兵调迟，彼兵已入，我戍未集，彼众我寡，彼骑我步，彼聚而强，我分而弱”的危险处境，但广西诸城反而安然泰若，并有余力追袭蒙军后队人马。至景定元年（1260）初，“虏所经过自武缘、宾、柳及桂之二三外邑，今自春后民已复业，盗贼亦已消弭，其余诸郡元自安堵”。宋朝提防二十多年之久的斡腹之谋，因南方炎瘴的“地利”影响，竟然以一种“虎头蛇尾”的错位结局落幕。

五、结语

广西战役结束之后，云南蒙军主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已北返，广南制司的边疆防御压力骤减，再加上南方调兵困难以及炎瘴侵袭等各种因素制约，使得再维系一个制阃级别的战区已无必要，所以景定元年七月李曾伯落职解官后，继任赵汝暨、朱禩孙等皆以广西经略安抚使为职守，广南制置司实际已被裁撤。广南制置司存续时间虽然不到三年，但能使广南战区从军备孱弱到初具规模，充分体现了南宋末年较强的国家战争能力。在西南边疆战略判断上，宋人在蒙古“斡腹”入蜀、入湘还是入广上均做了相应处置，并提前筹建广南制置司对抗蒙军的最终入侵。在具体防御路线判断上，宜融、钦州、邕州三路何处为守备重心？广南制置司通过细致的军情侦察准确预见了蒙军的进攻方向，并制定了“空荒”两江、以邕州为前沿中心的军事部署。在修浚城防和调遣戍军上，正是南宋财政支持和军队调动能力保障了广南防御体系顺利构筑。广南制置司建立的军事防御体系虽然在两次广西战役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但对广西军事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随着广南制司对西南边疆防御的完善，“斡腹之谋”的担忧在南宋朝堂上逐渐销声匿迹。咸淳中，“大理不敢越善阐，安南不敢入永平，诸峒皆上帐册，边陲晏然。”其次，广西在南宋末年的抗元战争中展现了较强的军事实力。景炎元年（1276），权广西经略安抚使马暨就依靠完备的静江城防体系坚持抵抗元军半年之久，“前后百余战，城中死伤相藉，讫无降意”。元将阿里海牙灭宋，常“以曹彬不杀意也”约束部队，“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广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胜计。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尝专事杀戮”。只有广西战区的抵抗令其忌惮，“以静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则广西诸州不服，因悉坑之”，方才顺利平定广西各地。景炎二年（1277），益王赵昰立，“传檄岭海，欲复其地”，广西又成为活跃的抗元地区，出现苏仲、王新立、李应辰、李福等多支义军。“横、象、宾、贵四州”皆反，“益王余众破浔州”，“静江北抵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绝”。元朝“诸戍将以江路既绝，不可北归，皆托计事还静江”。广西宣慰使史格以“弃地撤备，示敌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才使广西形势转危为安。综上所述，广南制置司的设置及相关部署是南宋对西南边疆防御认知的综合体现，对深化宋代军事史的西南战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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