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原来是个伪命题

近年来，“xx陷阱”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其中之一，它被认为是“新兴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最终导致战争”的理论。

然而事实上，简单地将大国博弈归结为必然的冲突，忽视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历史长河中，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用智慧和外交艺术，巧妙地避开了所谓的“陷阱”。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前40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学家，以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闻名。他深入探讨战争原因和人性，被视为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

因此，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更像是一个提醒我们警惕误解与偏见的警钟。它教会我们，在探讨大国关系时，应超越简单的权力逻辑，深入理解各国间的利益交织、文化差异与共同愿景。

不过，修昔底德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陷阱，这个陷阱的原始语境是什么？那么，系好安全带，让我们一同启程，跟随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晏绍祥老师的新作《希腊小史》，走进历史第一现场，去揭开“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其实，“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里森的“发明”，意思是一个新兴国家向一个守成的霸主挑战时，往往会引发一场战争。战争的结局大多不好，老霸主打得一塌糊涂，挑战者也破败不堪，甚至直接战败。

本来艾里森的意思也不是说每次挑战都必然引发战争，但传到中国之后，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直接把这个东西搬过来，而且称之为“铁律”。也就是说，没有例外。

要理解所谓的陷阱，恐怕还是要回到修昔底德那里才合适。修昔底德记载了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此战分三阶段：

此战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城邦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这场战争的原因据修昔底德分析，并非表面冲突，实为雅典的崛起及其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伯罗奔尼撒战争》八卷，由修昔底德撰写，由托马斯·霍布斯直接从希腊文中忠实且勤勉地翻译而成。

美国学者艾里森据此总结了修昔底德陷阱的两个含义：第一，崛起，即雅典崛起；第二，恐惧，即斯巴达人发现希腊很多城邦被雅典控制。于是，他们被迫投入战争，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艾里森进一步将这个结论引申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过程中，会对老霸主形成挑战，老霸主往往会应战，应战的结果，除非涉事双方都非常理性且灵活，否则会以战争收场。

艾利森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来源：环球时报

循着这个思路，艾里森研究了世界历史上的16个案例，发现其中有12个是以战争告终，似乎坐实了“修昔底德陷阱”之说。

这个理论实际留有一定空间，毕竟还有四分之一以和平实现交接，但传到中国之后就变成“铁律”了。这对修昔底德和艾里森来说都不公正。

斯巴达为什么要恐惧？雅典又是如何崛起的？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最初源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那么就不妨先回顾斯巴达与雅典关系的演变。

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迅速崛起为希腊世界的海上霸主，而斯巴达则是陆地上的传统霸主。雅典的强盛引发了斯巴达的警惕与不安，两者间的权力平衡开始倾斜。

雅典公民游行

希波战争后，斯巴达因领导希腊城邦抵御波斯而声望大增，雅典则通过建立提洛同盟巩固了海上霸权。尽管雅典表面上尊重斯巴达的领袖地位，但两者间的竞争暗流涌动。随着雅典野心的膨胀，它开始四处出击，挑战斯巴达的盟友和利益。

几次冲突下来，雅典人马上意识到了斯巴达的真正实力。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伯里克利仍在不断地告诫雅典人，不要扩大雅典的帝国，也就是不想跟斯巴达冲突，但问题是斯巴达那时不想要和平了。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古雅典重要的政治家，推动了雅典民主的发展，并使雅典在其领导下达到了“黄金时代”。

此后，斯巴达多次有意或实际发动了对雅典的入侵。所以，斯巴达对雅典的敌意不只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才存在，而是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都对雅典不满。大多数时候，雅典并无敌意，但斯巴达的敌意，倒是随时准备爆发。

斯巴达对雅典的敌意逐渐加深，多次以不同方式介入雅典事务，试图遏制其扩张势头。如果斯巴达只是敌视雅典，还可以说是雅典挑战了斯巴达，但有些城邦很弱小，甚至还是斯巴达的盟友，斯巴达照样入侵，比如埃利斯、菲利乌斯等。

斯巴达跟近邻阿尔戈斯也是世仇，双方为争夺伯罗奔尼撒霸权，隔个几十年就会起冲突。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双方的冲突时断时续，迁延200多年，其中相当次数的冲突原因，是斯巴达主动出兵。

如果这些地方被入侵是因为离斯巴达比较近，公元前4世纪前期对奥林托斯的用兵，斯巴达几乎没有理由。这里地处爱琴海北岸，跟斯巴达相距遥远。但斯巴达照样出兵，逼迫奥林托斯投降。

上述事实表明，斯巴达人作战，不是有没有理由的问题，而是准备去打谁的问题。

斯巴达军团，来源：纪录片《斯巴达人》截图

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雅典崛起与斯巴达恐惧，这一结论虽有其逻辑，但可能低估了斯巴达一贯的敌意和好战性。

修昔底德个人的流放经历可能影响了他的判断，使其结论带有一定偏见。

晏绍祥老师指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修昔底德给我们挖的坑。

作为海上霸主，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面对斯巴达的军事优势显得保守。雅典人知道在陆地上没有胜算，根本不想打。同时，因担心农业生产受损，农民为主的社会结构使其难以承受战争对经济的冲击。

面对斯巴达的军事优势，雅典不得不采取保守的战略。伯里克利提出避战守城，放弃乡间以消耗斯巴达的战略，虽看似高明，实则受制于财力，长期难以维系。

伯里克利葬礼演说，菲利普•福尔兹 绘，19世纪

斯巴达深信能迅速迫使雅典投降，却未料到雅典的坚韧。国王阿基达马斯率大军入侵，却遭遇雅典的坚壁清野策略。雅典海军优势无法转化为决定性胜利，斯巴达则无海军应对，双方之间的战争，犹如鲸鱼与大象之战，双方隔空叫板，但一个不敢下水，一个不敢上岸。

雅典虽占派罗斯，却遭布拉西达反击；西西里远征失败，最终羊河之战全歼雅典舰队，标志战争走向终结。这场战争无疑对希腊历史产生了非常深刻且无可挽回的影响。

第一，雅典战败，强国地位一去不返。第二，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唯一捞到好处的是波斯，波斯重返希腊。第三，小农经济崩溃，公民团体瓦解。第四，公民团体的团结丧失了，整个希腊的城邦制度，经过这样一场战争，基础也被抽掉了。

帕特农神庙是位于雅典卫城的古希腊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奉献给雅典娜女神。它是古希腊建筑和艺术的杰作，象征着雅典的荣耀和古希腊文化的辉煌。

回过头看艾里森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论，他的说法并不合理。修昔底德的判断本身就存在不合理，艾里森在此基础上，又对修昔底德的论断做了引申。

晏绍祥老师提醒我们，历史并不那么容易借鉴。客观上我们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全部历史，所谓历史真相，不是那么容易求得的。即使我们真的充分认识了历史，但做出决定时，总要受到对客观形势认识以及个人地位、修养甚至性格的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糟糕的。

把艾里森对修昔底德的归纳视为国际关系的所谓铁律，本身就是问题，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感，忽视了古代与现代、客观和主观的区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修昔底德的观点或艾里森的理论应用于现代国际关系领域，而应该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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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希腊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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