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研究者测量时，他会从一个概念、想法或构想下手，发展一种能从经验上观察到的测量方法（例如，技术、过程和程序等）。定性研究者主要遵循归纳过程。当定性研究者收集资料时，他利用一些事先已存在的想法来帮助收集资料，然后将旧的想法与从资料中发展出的新想法混合起来。但是，大部分作者并不清楚定性研究的概念化过程和操作化过程。学者劳伦斯·纽曼在《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一书中，给出了详细解释。
一、概念化
定性研究在收集数据和分析过程中创立并定义“研究想法”，而不是在研究过程的早期阶段把抽象的想法定义为理论概念。概念化是形成清晰的理论定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要努力“寻找感觉”，组织资料以及有关研究的最初的想法。
当研究者收集和分析定性资料时，他要发展新概念、形成概念的定义，并考虑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他要将概念连接起来形成理论关系，这可能是因果关系，但也可能不是。定性研究者一般是在审视定性资料（例如，田野笔记、照片和地图、历史档案等）时形成概念。通常研究者还针对资料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例如，这是一个阶级冲突的案例吗？什么是事件序列，可能有些什么不同？为什么发生在此地而不是其他地方？）。
定性研究者通过给构想发展简洁的、清楚的定义实现概念化。这些定义有一定的抽象性，并与其他想法有关联，但它们通常还紧密地与特定的资料连在一起，并且能用话语和研究对象的具体行动表示出来。在定性研究中，概念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
二、操作化
研究者除了在观察和收集资料时经常采用初步的“工作想法”外，还要形成概念定义。定义研究者操作化时，并不需要将概念化定义转换成一系列操作测量，而是通过描述如何实现对资料进行特定的观察和思考，这些资料有助于形成工作想法，而工作想法则构成了概念定义和理论定义的基础。
定性研究中的操作化就是研究者如何在观察和收集资料过程中发展工作想法的描述。这是一个将特定的观察、资料、关于资料的初步想法，以及努力将资料构想成概念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前计划技术，倒不如说是一种事后描述。几乎就是与定量研究相反的过程，资料收集是在操作化之前或同时完成的。正如定量操作化对严格演绎过程的偏离一样，定性研究者遵循的过程也是多重相互作用中的一种。研究者从特定研究场景的资料以外获取想法。定性操作化描述研究者是如何收集资料的，这包括研究者使用预先存在的技术和概念，它们总是与资料收集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和概念混在一起。
在范塔莎有关竞争劳动力行动的实地研究中，可以看到定性操作化的实例，研究中使用了团结文化概念。团结文化是与工作场所中冲突关系的概念和非管理层工人增长的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概念定义认为这是一种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内工人的文化表述。这是一个过程，工人发展了与管理层和企业主相反的共享感觉和团结意识。这是一个相互作用过程，供人们形成共同的想法、理解和行动。“与其说这是脱离现实的心理态度。倒不如说这是一套广泛的适合于经验调查的实践和技能。”
范塔莎通过描述他如何收集资料、呈现描述概念的资料、解释有关资料的思考来操作化概念。他描述自己在收集资料中的特殊行动（例如，他在具体的工厂的工作、参加记者招待会，以及访问他人等）并呈现资料的细节（例如，他描述了提供概念的特别的事件，比如几幅显示与工头冲突时人们站立位置的地图，重述工厂中事件的顺序，叙述管理人员的行动，复述个别工人表述等）。当他反映和尝试理解自己的经验时，他也提供了对自己思想的观察包括发展新想法和从其他学者那里提取想法。
在定性研究中，想法和证据是彼此依赖的。在个案研究分析中更是如此。个案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资料以外的经验单位或理论类别；它们是通过资料和理论定义的。通过分析情况，研究者组织资料同时应用想法去产生或限定个案。制作和产生个案被称为个案化，即将资料和理论组合在一起。要决定哪些被视为个案，需要平衡研究者观察到的与他自己的想法。“个案化被视为方法论的步骤，在研究过程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但特别发生在计划开始和结束时。”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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