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科研写作研究所 的第 3535 篇原创文章
要想确认研究结论，最合理的确证者之一，应该是我们曾经访谈或观察过的那些人。无论如何，一个现场的行动者，如果他的警觉性强、观察力强，他对研究现象的了解是会超过研究者的。就此观点来看，当地的报告人可以担任判决者，帮忙评估一项研究的重要发现。Matthew B.Miles（迈尔斯）与A.Michael Huberman（休伯曼）在《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中对报告人的反馈做出如下论述：
一、将研究发现提供给报告人
这一做法颇受推崇，但目前并不是质性研究者的普遍做法。这一做法至少可上推至1920年代的Malinowski，后来许多田野工作者都这样做，Bronfenbrenner(1976)认为：向报告人寻求反馈，可产生一种“现象论上的效度(phenomenological validity) ”；而Guba(1981)认为此做法可增强研究发现的“坚定性”，他所用的是社会学的词汇“成员检验(member checks)”。另有研究者(Stake，1976)认为：报告人反馈是一种准伦理——报告人有权知道研究者发现了什么。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因为在进入现场前，现场人士就以反馈研究发现给他们，作为同意入场的一项条件，所以研究者最后会履行这项承诺。
第一种方法是邀请报告人担任读者，先对研究摘要提出评论，然后评估一项因果网络的正确性，而那一因果网络含有一些高推论的研究发现。第二种取得反馈的方法，是研究者先假定自己的研究发现是正确的，并根据它预测进一步可能出现的发展；1年之后将该预测寄给报告人，向他求证该预测是否正确。
二、反馈也可在资料搜集期间进行
当一项研究发现开始成型时，研究者可以请新报告人或主要报告人检验一下，我们常会称主要报告人为密友。如果找新报告人检验，通常会采用较间接的方式；而主要报告人往往都会被纳人研究的确认者(如：Becker，Geer，Hughes，Strauss，1961；Lofland，1984；Whyte，1943)。当然，此处可能会出现一个微妙的问题反而造成偏差。因为研究过程中提供研究发现给报告人看，可能会使得报告人的行为或观点发生改变。
即使可能出现研究者效应，我们仍然看见一些研究相当早的就请求提供反馈。Melnick & Beaudry(1990)进行一项现象学取向的研究，他们访谈了一些教师，然后在第二次访谈时，就给受访者看誊录稿，稿上写了一些有关主题的眉批，以及追踪性的问题；双方就誊录稿分享了一些反思。Warer(1991)不仅请小孩录制成人与儿童互动的录像带，请小孩加上评注；而且还将录像带给孩子看，请孩子提供更多评注。哪类的研究适合早期要求报告人的反馈？越倾向文化主位的研究，早期的反馈就越有其功效——如果我们手中已有录像带/音带这类清晰的、确定的产品可资利用。
等到完成最终的分析后，再寻求反馈，其中的优点很多。第一，我们可以对一件事物知道得更多；而且理解质量也会更好，比较不再是猜测性的，已经拥有更多支持性的证据，可用来阐释某事物。第二，我们还可以在较高推论层次上寻求反馈，例如：关于主要因素、因果关系与诠释性的结论等方面。最后，可以将期末反馈做得更为慎重，可以把研究发现清晰地且系统地展现出来，请读者仔细地检查与评论。
三、关于报告人反馈的五点注意事项
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读者是有能力对研究者给他看的材料做些连结工作的——理解这些材料，将它与所在地经验及知觉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读者是真的可以做点什么事的（就资料引出结论，删除部分资料，并加上其他材料等）。因此，我们反馈给读者的材料，其格式颇为重要。如果我们寄去一份摘要、一份执行概要或是研究结论那一章，但是却未采用当地人的语言(研究者在现场最后会学到的)，那么这样做其实价值并不高——如果真的想要做确认工作的话。由此，提供以下五点建议：
1、事前规划才可能做到请报告人反馈。如果我们要请报告人提供反馈，就需要详细规划——预留时间，将稿子转换为当地语言与格式，拨出时间，根据反馈的结果修改期中报告；如果没有预作计划，可能后来就没办法去请研究对象提供反馈了。再强调一次，研究过程中会有太多东西抢占我们的时间。
2、图表资料有助于报告人的理解。请仔细想想要怎样作资料展示，图表有助于分析，图表也比单独的文字资料更能帮助报告人了解信息。他们能从图表中很容易就得到整体的了解，并看出各个部分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
3、慎重处理推理层次的资料，然后再拿给报告人看。想由较宏观的推论层次提供资料给报告人(例如：有关主要因素与关系，以及因果的决定要素)，这一步必须很慎重地做，必须真的是一一处理各部分后，整合出来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整理出来的结果，报告人看见的资料过于笼统、抽象或非概括性，这会使他们不重视这一反馈工作；这样的报告，也可能让他们觉得这些资料是“这么的科学”，所以囫囵吞枣般地将整个宏观的发现读完。之所以出现这种行为，就如符号互动论颇有说服力的一个观点：人们乃是对情境有所反应，而不是直接对社会结构、机构或角色，有所反应；人们有可能理解后设情境语言，但这些语言必须和情境直接关起来才行。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人们，他们也可能自行绘制生活现状的图像。他们画的图像可能和研究者绘制的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能拿出我们画的图像，并且以体贴的方式反馈给报告人，这样做至少让报告人知道还有一种不一样的图像，也许双方都能由反馈中获得启发。
4、请注意是否会产生反作用。将任何具体示例拿给报告人阅读之前，都请做好缜密的思考。我们的报告会不会伤害了某人的自尊、工作机会或在组织中的地位？
5、报告人的观点会改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要期望报告人会一直都同意我们的观点，或报告人之间会彼此同意对方的观点。如果他们一直都表示同意，这表示当地的状况可能比我们以为的，出现更多冲突。人们普遍会对同一现象有前后相当不一致的知觉，诠释取向的学者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Denzin(1989b)就曾如此表示过，这派学者会认为“所有诠释都是未完成的、预备性的、不完整的”。
如果报告人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怎么办呢？进行沟通是必要的。批判理论学者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应该进行不扭曲的沟通，他们重视这种沟通具有的“解放”意义。究其实际，反馈经常并未产生成效，反而走入死胡同(King，Louth & Wasley，1993)，而且并未激发出进一步的反思，即使我们是以长明方式来进行研究也是如此。何以报告人要否定田野研究者的结论或诠释呢？Guba与Lincoln(1981，pp.110-111)所作的整理简洁精要，他们认为的原因有：报告人对那些资料并不熟悉；报告人并未理解那些资料(专有名词，讲述不清或难以理解)；报告人认为报告有偏差；那些资料与报告人的基本价值观、信念或个人形象相冲突；资料危及报告人的利益；资料建构或组合的方式，和报告人的方式不一样。如此众多的理由，使得报告人会否定研究者的报告。
我们可能以为；上述种种的反应是“报告人”才会有的独特反应，果真如此吗？Kurzman(1991)曾对研究生的作业进行探究，他将研究结果反馈给研究生，最后他以怀疑的态度提出结论：提供反馈是种不明智的举动，它无助于修正错误，无补于合作与增能，而且甚至可能引起研究者的自我设限。可见研究人员对反馈的反应不见得比一般报告人更为高明、更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