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在香港长洲岛的海边
结束了十天的南方之旅，回到南京时，工作室的院子已经被台风”贝碧嘉“破坏的惨不忍睹，雨棚的顶布全部被风撕碎，篱笆倒在地上，“起风了社区”的门头木支架被风折断。这些天一直在修复院子，在艺术节回顾的下半段之前，先分享一下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带着艺术节之后的一些关于社群营造的疑惑上路的。
在南方，我和小朱见了几个朋友，TA们几乎都围绕着社群共造/ 社区改良进行工作，也去了几个社群空间。比如我们常去留宿的广州约书亚树，空间位于一个商业住宅楼里，这是一间三室一厅的屋子，同时即是私人居所，也是约书亚树的公共空间。我心里觉得约书亚树属于“严进宽出”的空间，小区大门、楼栋门、房门有三道关卡，朋友带着朋友才能找到这里，路人进不来的。不过只要进来了，这里就好像变成“家”。空间没有严格的开放时间，主理人SK非常包容（有时让我感觉达到了自我剥削的程度），朋友要留到多晚都可以，无论朋友是否帮忙收拾整理公共空间的卫生、比如吃过饭的厨房、餐桌，他都没意见，剩下的全部他兜着，有一次社群的朋友聊天到午夜走了之后，他一个人收拾客厅卫生收拾到早上7点。
约树空间，中间是SK
约树的空间
但只要是有人来人往的空间，就有房租、水电、吃吃喝喝、哪怕是厕所的纸巾、垃圾袋等等一应杂项都是开销，还不算SK自己的人工，但这一切，SK几乎一己之力卖车卖房支持，空间仅有的咖啡和留宿的收费服务项目，定价也都不高，每周末空间都会搞活动，但不足以覆盖空间的投入。
这次我们去广州恰逢中秋，约树空间搞手工月饼的活动，客厅中间的圆桌上，摆着很多月饼磨具，地上箱子里装满各种月饼馅料，椰蓉、莲蓉、豆沙、榴莲、枣泥、黑芝麻、紫薯。。。还有蛋黄，我们去的时候SK正把一袋满满的蛋黄扔掉，因为是假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挑选这些原材料，保证它们质量过关。活动前，SK提前把月饼面皮在厨房揉好，准备好几个电子秤、一次性手套，他还通过朋友弄到一台大烤箱，一应材料和工具齐备，活动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但活动参与费用还没有确定，这个费用SK在房间里算了好长时间，最后算出三个带有小数点的参与费用，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感觉这完全没有计算任何多余人工、时间、营利的空间，只有赤裸裸的月饼材料成本，我和小朱力劝他，不管怎么样先四舍五入，当然主要是五入，把7.1元改成8元，把5.3元改成6元。我不知道SK这样如“农民”般勤恳做事不善经营、又讲求物品质量、还有空间秩序的行事风格，空间将如何持续，作为朋友大家经常为SK和约树空间感到迷茫和焦急，当然这样描述SK，我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一讲到经营经济就头大。
制作月饼
SK偶尔会讲自己的苦恼，比如在约树空间，私人和公共没有界限。朋友冲着社群或活动来，社群应当是大家共同维护的，成员在其中收获归属感、信息流动、公共交流，同时也应该担负起一些责任。但SK却总感觉是家里来了客人，SK自己这么想，也惯性这么做，结果部分朋友也就欣然接受了这样“主人—客人”的角色设定，客人只接受款待。每回我们去广州，SK都会给我们做粤菜，他做的叉烧、白切鸡比广州饭馆里的更好吃，还有起码放了十种配料、煮三四个小时的靓汤，有一回他出差路过南京，住在我家，一大早他还要起来给我们做一只白切鸡，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感到麻烦了他，总要想着办法回馈。
去年10月份在约树的场景，让我想到《老友记》
他还常帮助社群的年轻人处理问题，比如突然住院啦、情绪问题、工作问题，好像半个爹，所以“主人-客人”的结构里面，感觉还有“长辈-晚辈”的成分。SK说，来约树的这些人有些是社会边缘的年轻人，或一些跨性别者，很多社群不接纳，因为有的人没太完成社会化，比如表达能力很弱，或难以换位思考，无法顺利和其他人相处，但总要有个地方接纳这样一些人，给人成长和社交的空间。我觉得约树社群的存在，在给这个社会兜底。
SK在社群中的形象，总是默默付出、忍耐、承担、包容、引导大家，但不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仿佛是一个不会脆弱、也不需要关爱的人，有时我觉得这样甚至“宠”坏了社群成员，并不利于共创和成长。但情况似乎很难改变。去年秋天在广州，我和SK曾有过一次“辩论”，谈到我们对人和世界根本看法的分歧，试图打破SK身上的“壁”。
SK：人与人注定无法互相理解，人注定孤独，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不同，所以不可能互相理解，所以我拒绝期盼人互相理解。
我：如果生命是一串数据，那的确不可能有两个人完全相同，能够彻底理解，但如果朝前看，人和人对生命的愿望、志向有可能是一致的，从愿望的角度，人和人可以相互理解。
。。。
SK：你为什么不能从我的定义中读出我的感受？
我：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表达你的感受？
接着，没记错的话，我急了，说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你很孤独？！
SK说他发现我身上有个不可动摇的东西，就想故意的挑战调皮一下，我心里想不是你才不可动摇吗？！不过当时我们俩都有些相似的“我执”，也许因为都是处女座（无法解释的就交给玄学）。
小朱也能感受到SK的“壁”，但她选择尊重他，不去“戳”，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就好了，显然小朱比我更贴心一些。不过在我“戳”SK的时候，她看起来也蛮开心的，说她可能只是不敢面对戳破的后果。
后面几天，我的“坏”心思又来了，提议大家一起给他喂饭，他摆手接受不了，然后我转念，那你给我们喂吧，他笑着说那可以，接着手里一边剥个红色柚子，一边给在座的三人一人喂了一块，这个举动，让我们有些羞涩又兴奋，笑的前仰后合，也许松动了一些东西，第二天，我们要离开约树之前，SK终于开心接受了被喂食。
sk给大家喂柚子
终于接受了被喂食的开心SK
在这次小小的“冲突”和后续的行为中，我们和SK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小小变化，松动了“给予—接收”、“主动—被动”的单向度模式。社群中的结构如果始终保持着某种模式，尤其是存在上位-下位的时候，比如“主人—客人”、“长辈—晚辈”、“引导—被引导”，对于形成共造、平等的社群关系并不有益。很多时候我们想突破的，不正是这种父权制下固定模式的人际关系吗？比如“父亲-母亲”、“丈夫-妻子”、“男人-女人”、“成人-孩子”、“上司-下属”、“老师-学生”，这种模式容易阻隔了个体、以及关系成长的可能性。
我觉得结构本身没有错，在任何集体里的任何时段，总有人在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责任，处于这个位置的人，为集体付出的更多，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力，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位置还是那些位置，责任还是那些责任，只是每个人换一换位置，上位的人到下位来解放一下自己，下位的人到上位来学习一下负责，感受一下权力的重量，每个人发挥自己主体性的机会多了，“平等互助”这种人人都想追求、但难以衡量东西，或许能够以一种集体心理氛围的方式生长出来。
逗猫玩的小朱，在厨房忙碌的sk
做起风了艺术节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这个“位置”的问题，参与者姜姜第六期左右向我提出来，不知道我和她们的关系是“老师-学生”还是“朋友”，好像处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她还说有时虽然我在笑，但眼神还是很犀利，并不随和。在她提出来之前，我自己当时没意识，只是总感觉有时集体气氛有些奇怪，或者说不稳定，有时我也不知该怎么调整起来。
我想当时我的心态固化了，在一个目标为女性共创的项目里，总觉得自己背负着完成项目的所有责任，其他人都可能会掉链子，不敢放松下来，却希望在这种模式下，给大家营造出轻松的氛围，不给压力，某种程度也是把自己和集体分隔了起来，不足够相信大家，我必须重视这种“相信”的力量，这并不容易做到。
在SK身上看得清楚的问题，到自己身上就看不清了，这就是“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还好，人一辈子都是要学习的，只要不限制自己，就还是能缩短这个距离。
小朱每次去约树都会发一条朋友圈“home，sweet home”，我也会有种“回到快乐老家”的感觉。这是一个和我们出生的那个家庭不一样的“家”的存在，一个流动着的“家”。
黑塞在《德米安》中写道：人永远回不了家，但当人们携手走在志同道合的路上，整个世界看上去会暂时形同家园。
离开广州前一晚，大家聊到西蒙娜薇依时（薇依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学思想家），SK显得激动，他说他的理想就是做薇依这样的人，以独立的姿态践行自己的信仰，永远和社会中的“弱势者”站在一起，我曾读过薇依的书，她的思想令我感到亲近，不过我并没将她视为榜样，但那天我在醉意里，感觉稍微理解了SK，他那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爱的来源。
我把“弱势者”加引号，因我很难界定哪些人是弱势者，正如艺术节过程中，大家产生的那种想要帮助本村女性的心态一样，在参与者眼里，本地女性是需要帮助的“弱势者”，这本是良好的善意，但事实上，本村女性虽然外表看起来，双手布满劳动的痕迹，相比也没有光鲜的打扮，但她们有自己的力量，我们后来在香港认识的艺术家维怡在一本书里说道：有些朋友因受不了外面的凉薄社会而需要更良性的做事空间，明白大家都有好心，但吊诡的是，在逃离残酷社会同时又声称想帮助那些“正在面对残酷社会的人”，我就疑惑自己是否真的感受到他们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除了做约树社群，SK还计划拍摄纪录片，记录他关心的跨性别和性少数群体，不过一直还拖延着，期待明年广州再见的时候，一切已经有了进展。
大家在约树聊天
这次我们去见了中山大学的柯倩婷老师，起风了艺术节期间，我曾邀请她作为嘉宾参与我们的线上讨论，关于女性和照护的话题，她那次的发言活泼又准确，收获了很多粉丝，柯老师在本职之余，长期在校外带女工、单亲妈妈的公益写作课，我曾也听过柯老师的写作课，对我帮助非常大。当时我把讨论提纲发给她后，她给我补充了好几个值得讨论的照护话题，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她给的问题都非常具体，指向行动，比如：
这些深入而实际的体察，得益于她长年做女性社群的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那天她带我和小朱导览了一遍中山大学的校园，从植物介绍到历史、到当年在中山大学发生的女性主义的活动、关于ge ming和爱情的“疯狂”事件，那样开放而多元的时期，很遗憾我没有经历过，我顶多经历了大学校园不刷门卡就可以到处蹭课的自由时期。那天我们从下午三点多聊到天黑，柯老师用她的校园卡请我们在中大食堂解决了晚饭。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女性公共写作和女性表达，依然还很缺乏，这压抑了人类一半的经验、能量和想象力，限制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但并非女性说的话就是“女性”的，女性要从“自己的身体里”找到自己的语言。这条道路并不顺畅，吃这个“苦”的人不多（苦中亦有欢乐和惊喜）。所以即便此前，我们和柯老师还并不熟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必须见面，仅仅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着、实践着女性/性别的议题而生的亲近感，觉得既然来了广州，就要见一面，拥抱一下，彼此传递力量。
在中山大学散步，右边是柯老师
见完柯老师，我们约了华南理工大学的何志森老师。9月6号晚上，我和小朱听他7月份在河南大孟社区工作坊的学员分享，标题《当田野观察变成一种残忍》。这是一次为期十天的社区花园项目，何老师带领60多位学员参与，和当地居民共建花园，通过花园重新联结社区内的居民，激活居民的公共区域。何老师做Mapping工作坊已经十年，和柯倩婷老师一样，这些工作也是本职之外的。
课堂上工作坊学生在分享（拍摄：何志森）
原本我们和何老师约在当晚课后见面，但课堂从九点一直拖到十一点多，结束后很多学生跟在何老师后面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从各地赶来广州，我们只好改约。从课堂到校门口的路很长，恰好留给大家更多时间并肩继续交流，刚下过雨的路面不时有水洼，南方植物茂盛，即便是是在晚上，也仿佛听到这些阔叶滋滋的正在生长的声音。
路上学生不断向何老师提问，问题奇怪，比如问他依据什么标准来做工作坊？怎么样才是爱自己？到底要不要去争取一些机会？有些词不达意，但这些跟建筑学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和自身总体的生命困惑有关，或许可称之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之类的，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问题，但有时候要是能够清晰描述问题的话，也意味着知道了答案。后来几天，据说工作坊的学生们依然不断找何老师，彻夜讨论，和SK一样，人到中年的何老师也来者不拒的陪着二十来岁的学生这样熬大夜。
是什么让这些学生围着何老师？我想这些聪明而善于思考的学生身上一团对生命、理想、世界、未来的迷茫与渴望，在学科细分、注重技能、官僚化的教育体系里无处安放，但在何老师这里找到了注视的目光。一部分仍然纯真的青年人心中的这类迷茫和渴望，游荡、流散在社会上，但却没有足够的“权威”前来倾听、回应、对话，成为无人认领的尴尬存在，因为即便石头里蹦出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曾也有菩提老祖这样的师傅。
课后一直跟着何志森的学生（拍摄：何志森）
后来听说，这些学生抱怨何志森，在课堂上不给Ta们机会回应听众提出的一些犀利批评，没有护着Ta们，但当时十二名工作坊学生分享结束后，已严重拖堂，没有时间充分回应。工作坊学员的这个抱怨，听起来像对家人可爱的撒娇，就好像他们是一体的，这种有些怪的感觉叫我感到熟悉，认识何志森两年多，我感到他和学生/学员之间常常处于这种难以形容的关系中。
虽然工作坊中也有一些社会人士，保留在何老师周围的也大部分是学生群体，或自认为是学生。在大的教育系统中，他和大家分属大学老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但在“教—学”、“引导—被引导”关系中，常多出一种情感黏性，但既不是一种比“师生”更近的“师徒”情，也到不了“朋友”间的平等友谊，只是学生们依赖着何志森，同时何志森也依赖着学生们。写到这，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我儿子刚满三岁第一天去幼儿园的场景，孩子和妈妈站在幼儿园门口难舍难分，孩子哭喊着，妈妈也心碎，不愿也不敢分离，两个人都不知怎么独立面对没有对方陪伴的外部世界。只不过，何志森和学生的关系，不是具体的两个人之间，而在他单个人和不断变换的群体之间。
迷茫的学生依赖着友善的老师，依赖的是“成熟长者”的倾听、理解、指引，可以理解。那么何志森依赖学生，依赖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的目光注视这些学生的同时，也穿越过了这些学生群体的身影，注视着人群后面一个单个的人，只不过那个人一直没有给予他回应，但他还是一直移不开目光，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总之，这些不管看向哪里的目光，让他和学生之间也形成了流动的社群集体。
我曾和小朱说过，何志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女性”，不是说生理性别的女性，只是一种性格中的阴性力量，但他客家男性和大学老师的身份认同，让这部分生命力一直被压抑着，把自己向着阳刚、理性的男性形象雕刻，但没能真的“杀“掉那个“内在的女性”，内外的冲突把他卡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之前“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学员曾说，何志森在工作坊里对学生的陪伴就像一个妈。
我想到两年前刚认识何老师的场景，在广州一个老式居民小区里的咖啡馆，当时小朱是他“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学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坊，小朱交出的行动方案，主题关于城市散步，看起来很专业，何志森觉得这个方案和她自己这个人没有关系，继而不断层层追问她不敢面对的生命课题——她自己真实的最初500米。
后来小朱的行动方案是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那次工作坊，很多人的行动方案最终指向了家庭或是亲密关系，向最亲密的人敞开或撕开心扉，面对那些自己曾经回避或逃避的东西。李安曾说：真情需要撕裂才能流露。最终那次工作坊，是一次集体的真情流露。
时隔一年后工作坊重聚，疫情封控终于结束，工作坊观察员之一项飙也终于能回国，而不仅在视频中参与。那次重聚进行了三、四天，聊天时间差不多40个小时，项飚后来反馈，在这次重聚中，感受到了一种政治性的爱。
重聚的第一天，在广州居民小区内的咖啡馆
重聚的第二天，在工作坊曼曼的“流动人口俱乐部”项目空间，位于广州市石牌村
重聚的第四天，在工作坊的parker家
不过我们这次约见何志森的原因，和我们去见柯倩婷老师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何老师和我跟小朱的关系近一年多来，总是不太通畅，有时和他交流，我会急起来，在他看来有些“暴力”和“不尊重”，压迫到他，为此他已经跟我断崖式“绝交”了两三次，但是当我们见到面时，他又憨笑起来。我们的关系好像一个坏了的马桶，过一阵子不留神就会堵住，但他不主动通，只好我们主动，所以我们这次是去“通马桶”去了。
当然我有自己的问题，一种“执”。四五年前，我曾试图在离婚后，和前夫以及村里相熟的朋友一起在村子里，做社群性质的共同成长的空间，希望能够一起创造些事情，把离婚变成一个新的友爱的人际关系的创造，而不影响到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本是好事，但我一厢情愿的希望和周围的人紧密相连，却没有理解每个人现阶段真实的状态，和真正需要的东西（我想尤其是没有理解自己），观念也还没有达到共识的程度，硬往一起凑，最后还是伤了感情，变得四分五裂，非常痛苦，但经历这些我才能逐渐看清楚自己，和他人。
我母亲去世前做过一个梦，梦见她娘家所有人和我父亲家所有人手牵手在草坪上快乐的转圈，梦醒后，已经因病而瘦的脱相的她非常开心满足，神情像个孩子。这个梦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但让我理解了母亲的一生在为什么而活，我想她一生没有弄明白两家人之所以不可能平等融洽共处的根源在哪里，并非母亲帮助娘家人变得更富裕、更体面就能达到，把两家人隔开的，是大家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我父亲曾经问母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她说因为自己的孩子虽然是她生的，但又不跟她一样姓李，而舅舅家的孩子和她才是一个姓的，他们才是一家人。我感觉，在我母亲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男性”。
这篇文章我发给何老师预览时，何老师提到这句“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女性”，他对自己理解和我相反，虽然他做的项目看起来很温情，包括他声称自己喜欢的粉色，但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内心是一个非常“直男”的人，但他非常讨厌这一点，不喜欢自己身上粗暴、粗糙、不能共情他人的部分，所以一直压制着，希望自己能更柔软一些。后来我跟他又展开讨论了这个分歧，这里不可能有正确答案，但这个讨论空间的打开非常有意义。
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存在着更容易被忽略的，每个人“真实的最初500米”。
尝了两杯红酒
这次我们还短暂去了广州前台空间，前台由几位艺术家一起运营，经常做分享活动，空间的场租和维护，由朋友们共同支持捐助，当天潘赫刚开始准备在前台开启他的红酒业务，他近期都住在前台空间，他说里面的床很短，他的半个腿都在外面，不过现在已经住的非常习惯了。红酒业务是他最近刚开始尝试的谋生路子，那天我们做了他的首批客户，尝了两杯红酒。
前台空间的社群多聚集着艺术家、艺术文化从业者、自由职业者。那天刚好是子杰来分享他欧洲之行带回来的国外出版物，除此之外，每次分享活动还会有一日主厨，社群朋友各自认领当天的主厨，制作自己擅长的食物给参加活动的朋友，有一次我吃到了万青做的土豆泥。
前台空间相对更具有艺术/学术从业者之间交流功能，类似一个艺术家聚落，大家各自创作、行动、碰撞，然后在这里分享自己的阶段性成果，每次来都能遇到不少熟人，虽然它也位于居民小区里，但我在的时候，没有遇见周围居民进来参与活动的情况。
前台空间的门牌
前台空间的分享活动
雪莹和工艺的一日主厨海报
接下来分享的是维怡的空间——香港深水埗街边的半杯寮，维怡的标签是社区艺术家、文字耕作者。
半杯寮好像所有开门做生意的街边小店那样，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特别，非常狭小的空间，却有很多功能，塔罗牌、品茶、自助塔罗（菜单上写着自我倾听），均按时间收费，还有独立出版和二手书店、工作坊、钢琴课、还有空间租用，小店的玻璃门上贴满了“菜单”，和活动海报，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感觉到被充分使用着。小朱和维怡结算了放在店里的几本书，书是去年小朱参加香港艺术书展时寄售在这里的，当时就这么走了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维怡说她都不知道该跟谁结算，一年后总算找到人了。
半杯寮琳琅满目的空间
我记得当时沙发上坐着一个男生，看上去很文雅有礼貌，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在翻书，我们来了之后，他很不自在，不停变幻坐姿，过一会就起身走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当社恐。维怡后来告诉我们，那个男生有点紧张，因为他今天刚开始尝试下班后把工作服换成女装走到公共场合，我才明白过来，我让维伊跟那个男生说，我们觉得他穿女装很漂亮。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我们主动称赞他服装搭配很好，黑色连衣裙、皮靴子和耳环，我虽然并不懂得这些，但我看出他有搭配，果然他开始分享起自己的搭配心得，告诉我们黑裙子是在优衣库买的，很便宜，但靴子其实更适合搭配带扣子的衬衫裙，他还给我们推荐维怡做的茶果冻，叫我们下次一定尝试，还主动问起南京有什么书店，日常的对话一展开，气氛就松了。
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男生想要、并能够穿着女装坐在半杯寮这样的街边小店？我想象他白天上班时扮演的一个体面的员工，这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他的一些个体特质，下班之后他才能释放出来，是他认同自己是女性？希望被当做女性？还是只是想让自己从”体面“里叛逆一下？如学生逃学一样？还是单纯的喜欢女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哪怕就像半杯寮这样小的空间，把自己穿女装的那一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在相熟的店主维怡的陪伴下，先小范围的面对这个世界。SK的约树空间，也常会有这样的朋友，有一回SK给我看一张合照，让我分辨其中的哪位是扮男装的女性，我竟然根本看不出来。
SK和维怡同样是那个营造出空间，容纳多元的人，不一样的是，约书亚树的社群更同温层，可能是由于高层住宅这种空间的限制，相对封闭一些，让约树成为一个避难所、取暖处、休养中心般的存在。
半杯寮则是嵌在香港市井街边之中的多元空间，是一个空间也是一个通道，链接着主流和多元世界。和黑裙子男生聊了一阵，店里又来了位阿姨，带着她的绘画作品来准备第二天在这做展览，还带了她自己手工做的中秋兔子灯，我以为她拿来寄卖，没想到她就只是拿来给大家看而已，好像小朋友拿着自己做的东西给家人看。
街坊阿姨带来展示的兔子灯，右边是维怡
这样这个空间就会同时出现，可能我们想象不到会聚在一起的人，维怡在她的采访中也说到：“近两年的实践里，维怡一直想做到的是连结背景不尽相同的街坊，半杯寮的目标之一是提供空间让社区内的街坊互相看见对方，能够发现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也能使背景极不相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出现。”维怡说她自觉算是部分的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小朋友学业需要帮忙，她会介绍她们去附近朋友的功课辅导班，他们的妈妈在这里休息时可以认识彼此。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们被维怡“推销”了店里的品茶服务，还有邻居寄卖在这里的手工面包，我还在那里消费了人生第一次塔罗牌体验。为什么我说“推销”呢，如果我进入一家咖啡店而不买咖啡会不好意思呆在那里，但当我们去到一个社区多元空间，似乎潜意识里认定，消费不是一个必选项，而只是联结的途径。似乎在一个“家”一般存在的社群中，一把钱放在前面，就破坏了大家的亲密感，变得和其他消费场所别无二致。我也常陷入相同的情境，一方面我也很希望和参与活动的人，在活动之外建立更多更多的链接，另一方面联结也确实需要花时间陪伴和相处，但空间和人工都有成本，有些社群空间的持续，依靠申请艺术基金或公益基金，或自己另外打一份工来维系，都不是长久之计。我想SK也面临同样的情境，当我们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群空间，仿佛把经济关系完全剔除，减少金钱冲突，才能保证社群内关系的纯洁，这一点刻板印象在半杯寮得到了突破。
贴在门外的菜单
我消费了人生第一次塔罗牌，大概300左右港币
维怡那天很大方的把品茶菜单拿给我们，告诉我们可以点单，但当时我和小朱都还没吃饭，不想喝茶，就没管，把菜单放在一边，蹲在书架边上翻书，准备消费一些二手书，过了一会，维怡又走到我两面前，笑盈盈的用香港普通话说：“朗位小给（两位小姐），考虑好喝什么嚓了吗？”还顺带着一个俏皮的鞠躬，这种有些push的“推销”行为让我有些意外，我不得不重视刚刚被我放在一边的菜单，我说有点饿不想喝茶，维怡又转而给我们推荐邻居做的手工面包，仿佛有种“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消费”的决心，然后我就买了两个面包，虽然在这个满满当当的空间里，我也没看到她把面包摆在了哪里，也没有听清楚她的香港普通话描述的是什么面包，反正我肯定她会从某个地方把面包拿出来，然后加热后给我们，接着我想了想，还是点了一泡茶，维怡给我用白色茶碗泡了杯白茶，给了我和小朱一人一个小杯子，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变出来的这一套茶具。
后来我了解到维怡有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我读到她写的关于社群的采访：
半杯寮最终想做到的是证明“即使只有一个人，并且面对租金、个人生活需求、供养父母的三大压力，只要不追求最大的利润，关心和贡献社区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平等的关系建立是半杯寮的核心理念中最重要的部分。。。过去“社区中心”的模式，是人们过来中心想获取一些资源，中心就会给予，这是一种单向的“我给予—你领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你跟街坊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情景的设置限制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与想象。。。确立对等的关系后，维怡也很重视关系背后的实务经济面向，在维怡眼中，无论思考minzhu社会是什么，还是要组织一点什么，她都觉得Commons的概念必不可少，特别是经济的部分。”大家很多时候都‘讲心勿讲金’，对钱避而不谈，我是反过来想的，如果一群人在一起能够好好地‘讲金’，组织就会很坚实。如果一‘讲金’就搞不下去，那就可能不太理想了。在香港，一谈到钱银事宜，很多组织者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大脑当机，然而，如果一个集体参与式的社群组织建设没有考虑经济的实务，通常很难走得远。
截取了很长一段文章，因为维怡的这篇采访，解答了我一些困惑，关于做社区中讲金和讲心之间的冲突？还有维怡对创作者、店主、社区一员的角色之间的所做的平衡和思考。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这件事做了很久，我可以吸收养分是再感激不过的。
小朱闲聊说她更习惯喝咖啡，维怡挥了一下手：“”我家那个也喜欢咖啡。”我没反应过来，问什么“我家那个”，她说叫“男朋友”、“对象”很奇怪，就叫“我家那个”，我才明白，小朱说北方人会说“我家那口子”，维怡说“那口子”听起来就是个一起吃饭的，我们笑起来。我想维怡一直在反思、处理那种社会给我们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固定模式，所以不叫“男朋友”这种称呼，我曾经即便在婚姻中，我也叫不出“老公”这种称呼，我觉得好奇怪，但是又不知为什么。维怡对自己私人生活处理，和她在公共空间做的半杯寮的社区实验是一种合志。
与其接受社会给我们的固定命名的角色，面对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如何命名的关系和事情，是更大的挑战，亦是对个体生命可能性的释放。
某种程度上，这次南方之旅见的这些人和空间，都共处于同样的愿望中，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刺激周围社区的活力，制造一些事情和机会，令人们有机会重拾自己的生命力量。
如果一个人成长的养分、一个人一生所能获得的爱，只依赖原子化的家庭，仿佛抽奖一般，一旦抽中就无法改变，人就太脆弱了。在地的友爱互助的社群/社区，是对每个人、也是对原子化家庭的一种补充和保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相对健康正常的个体成长，在“家”与“社会”之间，需要一些小小的集体，来完善“家”本该有的职能，比如学习爱和恨、学习接纳失败和成功、探索真实的自我、学习合作互助、参与公共世界。这些正是这次我们遇到的人和社群空间在努力构建的。
最后，以香港一拳书店门口的海报结尾，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些空间、一些道路、一群朋友，让自己活的磊落真诚。
